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财税补贴绩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税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视角论文,绩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12)09-0034-11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运行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与此同时，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区域性生态破坏等所导致的人类居住环境恶化，也加剧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担忧。在后危机时代，各个经济主体都在竞相调整自身发展战略，将经济效益与成长战略、控制治理及社会责任加以融合，共同纳入到新形势下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框架。
政府财税补贴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其主要目标是有助于产业政策落实，维护区域发展平衡，促进企业绩效增长，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伴随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财税杠杆调节手段无论是在覆盖面还是在作用效果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然而，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并能对企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着实是财税补贴理论运用与政策实践的研究重点。本文将对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府财税补贴的绩效进行多方位探讨，以期定量揭示现阶段我国补贴政策潜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福利经济学认为，补贴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福利无谓的损失，即认可补贴兼有正面和负面双重效应：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加强研发投入，增强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企业相关利益人包括经营者与职员寻租或偷懒等低效率行为，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当配置。有鉴于此，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角度探讨财税补贴对企业的影响。
(一)关于经济绩效评价研究
财税补贴的经济效应，即指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的关系对微观主体进行利益激励，从传统的价值增加角度衡量政府使用财税杠杆所撬动的超额经济收益。文献研究侧重于以下两个层面的实证检验：(1)带动地区产业经济发展。Lee(1996)研究了投资补贴及信贷优惠政策对韩国制造业生产部门的影响，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同产出及资本增长成正相关，同时税收激励影响了韩国制造业的资源配置，但是这些激励措施与全要素生产率不相关，说明政策并未加速全局经济的增长。[1]Bergstrom(2000)通过考察瑞典制造业的政府补贴，认为没有证据支持补贴对于产出有显著的影响。[2]樊琦、韩民春(2011)基于国家和区域自主创新投入产出视角得到：我国政府创新R&D补贴政策对提高国家及区域自主创新产出影响显著，且对专利产出的R&D投入为规模报酬递减，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为规模报酬递增；另外，R&D补贴投入对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科研基础较好地区的自主创新产出影响绩效要高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3](2)促使企业经营效益提高。Tzelepis和Skuras(2004)对希腊1982-1996年的分析发现，投资补贴无助于企业效率与获利能力的提高，倒是大量自由现金流入，提高了企业的偿债能力，投资补贴对企业增长有正向影响。[4]Colombo(2011)等发现通过一种更为科学与公平的竞争机制而获取的财政研发补助，更能促使意大利新兴企业产出的提高，进而有助于其更加健康快速成长。[5]国内的陈晓、李静(2001)发现地方政府给予上市公司大面积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事实上是参与了其保牌、配股和增发等盈余管理行为，不但对公司长久绩效无益，而且损害税收利益，造成补贴资金的严重低效。[6]唐清泉、罗党论(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没有增强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7]
(二)关于社会绩效评价研究
财税补贴的社会效应亦称为被补贴企业的反哺效应，即指企业获得财税补贴后对社会的回报表现与程度，也是政府利用自身的财税调控机制所能触发的超额社会收益。实证文献主要从就业、税收、环保和捐赠等四方面对其进行检验。Harris(1991)、Jenkins et al.(2006)均从就业效应研究财政补贴，但两者的结论却截然相反。赵书新等(2009)研究了财政支持环保产业的效果与策略，发现财政补贴对其促进效果并不理想。申香华(2010)通过对河南省2003-2006年上市公司研究得出：政府补贴并没有促使受助企业在提供税收、增加捐助及改善环境方面有更多的贡献，但就企业社会反哺的首要绩效——“解决当地就业”予以忽略，故结论有失偏颇。Cato(2011)分别比较政府减排补贴与征收碳税两种调节手段对国有及私人企业的减排绩效影响，并考虑了两种手段的不同组合形式，得出最为集约高效的补贴结构源自两种手段的最优契合。[8]Koski(2012)等采用扩大化的面板数据，专门分析了芬兰财政补贴资金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在解决就业等雇佣问题中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不论其具备怎样的发展水平，财政补贴发放皆能显著地促进雇佣人数增加，但对于那些高速成长的新兴企业来说，补贴资金对其成长性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解释能力。[9]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西部地震灾区企业财税补贴政策的贯彻运用，当地大多数企业财务绩效趋于稳定，社会绩效也愈发彰显，可持续性逐渐加强。然而，在后经济危机时代，财税资金在企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助推作用，其经济与社会绩效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改善却鲜有文章涉猎。此外，由于政府干预市场的有限性和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势必要求政府提供财税补贴在保证国民收入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表征鲜明的倾向性，财税杠杆究竟如何引导微观经济主体成长与发展，其实施与运用的手段和力度要怎样把握？基于以上思路，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着力探讨现阶段财税补贴对公司经济和社会绩效的贡献程度，并试图解决上述问题。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核心竞争力理论与财税补贴的初级效应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所特有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延展性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技术或能力。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能为自己所特有，并能着力打造其在整个价值链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各国财税补贴制度设计之初即本着时效性与选择性原则，对短期国民经济运行中因历史遗留、地域优劣及竞争过度等原因造成的市场失灵、供求紊乱与资源配置失衡问题进行调节，从而帮助一定区域内、特殊行业中的个别企业加快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并能逐渐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国家运用财税杠杆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亦可称之为补贴资金产生的初级效应。
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主体接受全体公民委托，在使用和配置公共资源进行事务管理时，首先应基于利益原则，对补贴的投向与力度进行严格论证，充分考虑资金运用的机会成本与边际效用。正如匡小平、肖建华(2008)所言，从形成国家竞争战略的角度看，政府的财税优惠应是鼓励能够形成并保持长效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而绝非笼统覆盖所有高新技术企业。对于一般性的高新技术企业，如果在一定合理年限内不能形成自主创新能力，要取消其“进园”资格或终止其享受的税收优惠。[10]因为，政府可以把握补贴的时间与尺度。补贴资金在某些约束条件下给予企业使用，所产生的收益可以是直接或间接的、短期或长期的、内部与外部的、微观与宏观的，但其实施绩效将最终表现为核心竞争力的显著改善。基于此，首先提出假设1：
H1：政府财税补贴对上市公司的经济绩效(即核心竞争力)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与财税补贴的终极绩效
后危机时代，国家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在积极转换思路、调整视角，努力探寻能够将企业的经济发展与战略定位、控制治理及履行社会责任耦合在一起，旨在实现企业和社会共同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理论界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给出的定义是通过规范和调整自身生产方式和行为方式，达到兼顾环境与发展、公平与效率、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一种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在实行财税补贴、让渡公共资源使用权时，不仅要考虑被补贴企业自身的经营积累，还应兼顾本地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这正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选择很好地契合在一起。可持续发展不单纯指经济发展，而是指经济、环境、社会三种可持续性相互联系、共同组成的一个可持续发展整体。在实现企业持续盈利的同时，兼顾与企业经营活动相关的社会、经济、环境目标的持续改进和提高。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企业发展的经济持续性，即企业可持续发展要兼顾当前的经济效益和长期稳定的发展。二是企业应当有效地使用资源，把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放在企业经营的核心地位。三是企业应当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因此，可持续发展观要求对企业的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进行评价。社会绩效反映了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本文认为，企业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因此，本文把环境绩效归属于社会绩效。基于可持续发展框架的财税补贴实施绩效可见图1。
财税补贴不仅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而且壮大了资本与经营规模，因而能为本地居民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机会，并逐步更新和改善技术研发条件，以加强环保设施建设。企业财务制度运行稳健，可以有计划地履行社会捐助，带动区域经济配套产业发展而有利于增加税收，最终达到公共资源在地区经济运行中的良性循环，推动整个社会福利的不断增进。这种以公补私、以私养公的互哺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因而能产生极好的社会综合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政府财税补贴除了对上市公司的经济绩效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外，还对社会绩效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图1 可持续发展框架的财税补贴实施绩效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定
1.自变量。自2007年我国财税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以来，财税补贴资金账项被一并取消，并分散至营业外收入的明细科目，因而给数据搜集工作造成较大的不便。但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所得税返还与财税补贴资金仍是政府对企业补贴的主要形式。故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上，前者可通过对企业运行中的实际税率加以反映。本文采用王日方(1999)的方法进行核算，并针对某些计算出来的平均税率为负数的公司，假定其实际所得税税率为0，对于大于25%的公司，假定其为25%。[11]由于上市公司所得税优惠普遍实行先征后返政策，故考虑了其对企业影响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而后者则通过国泰安数据库(CSMAR)“营业外收入”中属于补贴范畴的明细科目汇总整理而来。另外，本文也考虑了前置一期的财税补贴资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2.因变量。本文分别从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成长能力四个角度对核心竞争力进行评定。其中，营运能力采用总资产周转率进行反映，盈利能力利用销售利润率作为替代变量，偿债能力使用长期偿债能力指标——资产负债率表示。但就成长能力而言，正如Guilford C.Babcock(1970)指出：上市公司的持续增长本质上是股东财富的净增长，而国内文献大都以资产增长率或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表征公司的成长性，产生这种误区的关键在于混淆了成长与增长的概念。我们认为，一个成长性的公司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股东权益报酬率高于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或社会折现率)，这样的公司才具有吸引资金长久注入，以扩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二是公司的净利润与上期同比有一定的增幅，呈现出上升态势。有鉴于此，本文采用“每股净收益增长”指标度量成长能力。另外，可持续增长是在财务资源有限性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经营目标及各种生产条件所能达到的最优生产模式，能够体现公司权衡现有能力与未来增长速度之间的多重关系。故亦将其引入作为反映财税资金运用于该公司产生的综合经济绩效。
就企业的社会绩效而言，履行各种形式的社会责任成为其反哺范围与力度的最佳体现。本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与重要性原则，主要从企业会计年度内吸纳的雇员人数，上缴的综合税费资金，内部各种环保设备与技术的更新、改造和投资支出，以及对外公益性捐赠产生的费用等四个方面加以衡量。
3.控制变量。由于公司规模不同，规模报酬差异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社会责任履行可能会有显著的影响。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由最初的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国有企业的特殊背景及社会负担会显著区别于民资与外资企业，因此，有必要将公司的股权结构予以控制，可通过国有持股比例加以综合反映。另外，不同的行业享受政府不同的财税补贴政策，有必要考虑行业因素的影响。最后，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政府通常会采取有差异的补贴政策，改变资金扶持倾向与力度，往往关系到当地所有企业的发展与兴衰，因而需要考虑地区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非均衡面板数据(Unbalanced Panel Data)，利用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模型(1)和模型(2)，各变量释义及计算或取值方法见表1。
针对假设H1，建立模型(1)：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2007年金融危机使得各国经济遭到重创。2008年为了使经济平稳发展，我国的财政政策在结构上出现很大的变化，而且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剧，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加关注。因此，本文选取A股企业于2008-2010年间曾收到政府各种形式财税补贴的公司为样本，通过逐步筛选得到如表2所示的各年度样本量。筛选方法和程序是：(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样本公司必须是2007年之前上市，从而保证样本的政府补贴具有上一年的数据，同时剔除2008-2010年期间退市的公司。(3)参考曾庆生、陈信元的处理方法，剔除样本中披露职工人数200人以下的公司。[12](4)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5)为了消除极端值对样本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使用到的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本文的数据处理采用Stata软件。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万得数据库(Wind)以及中国证监会网上发布的有关通告，个别数据项如环保支出、对外公益性捐赠系查询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及社会责任报告后用手工整理而来。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列出了模型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1)政府所补助企业的员工人数(Staff)与规模(Size)均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反映政府补助覆盖面广。(2)行业(Industry)变量均值和中位数，说明财税补贴资金不再局限于垄断性行业、国家重点支持或高度管制行业等传统领域，新兴产业也纳入补助范围。(3)在整理统计数据过程中发现，对于那些主动吸收就业、积极缴纳各项税款、大力支持环保事业并能够在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履行社会责任、具备良好公众形象的公司，政府从税收优惠和财税补贴等多方面给予其相应支持，而这些公司也表现出较快的成长性(EPS均值为26.86%)，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得到增强，基本能够实现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SGR均值与中位数接近三年来我国GDP增长率)。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这些接受补贴的公司成长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均呈现较大的波动性。
(二)多元回归分析
1.经济绩效回归结果分析
经济绩效回归结果的数据参见表4。
(1)从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上讲，财税补贴对企业核心能力的影响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由于税收优惠如采用先征后返的形式，返还的税目款项大抵直接冲减应付税费，加之财税补贴资金的如期到位，造成公司短时间聚集大量的自由现金流用于偿还借款或扩大营运规模，借助规模经营能够显著地提高销售利润率，因而可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和程度内提高其经济绩效。
(2)从税收优惠的角度来看，公司实际适用的低税率无论是在当期还是在前期，对其各项核心能力均无显著影响。这表明基于特定行业或产业部门采取的具有普惠性的财税补贴对公司经济绩效没有足够的助推作用；相反，具备一定选择性与针对性的财政直接补贴资金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扭转公司经营状况。这也印证了叶珊(2008)得出的关于现阶段我国基于所得税税基的税收优惠存在不足的结论。[13]政府直接的财税补贴和间接性的税收优惠如何因势利导，有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这是财税补贴实施绩效的研究重点。而且，由回归结果进一步可知：没有证据表明上一期的补贴资金较本期对各项指标有更加显著的影响，即财税补贴资金对公司经济绩效影响的滞后性并不明显。这一点与唐清泉等(2007)的研究结论不同。但就公司的成长性而言，前期的税率优惠与补贴资金确实表现出与EPS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可见，从长远来讲，政府基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需要而给予扶持的特殊企业，仍能呈现出较好的成长势头。
(3)从反映企业经济绩效综合指标——可持续增长率的角度看，财税补贴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可持续增长是能够兼顾企业发展速度和自身承受力的良性生产方式，由于不同企业组织文化、经营规模、治理结构与地域环境等因素迥然不同，因此，客观需要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逐步探寻和打造适合自身发展的最优平衡支点，而财税补贴的非经常性往往无法提供企业经营模式与财务策略持久运行的长久驱动力。诸如规模、股权结构、地区与行业对公司可持续增长几乎没有影响，总体的回归效果很差。因此，凭借短时间内的各项财税补贴措施来改善企业经营与财务的可持续增长性是不现实的，即财税补贴资金的运用对企业持续的经济绩效产生的助推作用不大，假设1不成立。但短期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与盈利能力，并有助于其后一段时期较好地成长和发展。
2.社会绩效回归结果分析
社会绩效回归结果的数据见表5。
(1)从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上讲，财税补贴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解决就业、环保支出、缴纳税款和公益捐赠。得到这一顺序基本上符合我国国情：政府将公共资源采用补贴的形式给予大型国有企业、垄断性行业及需要扶持的新兴产业，首先考虑的应是解决当地居民就业问题，才能为地方经济持久繁荣奠定基石，且由数据可知，该效应随着公司规模与国有持股比例的增加有递增趋势。近年来，随着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意识逐步增强，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企业保护地方环境、履行社会契约等方面的绩效进行评价。随着国家环保法规日臻完善，财税补贴对企业的环保设备技术投资、环境治理等环保项目有所倾斜，因而财税补贴对环保支出有较好的拟合优度。至于税款缴纳与公益捐赠，此两项并非补贴资金的主要意图，公司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此，回归结果并不显著。
(2)从税收优惠的角度来看，公司就业水平与缴纳税款同当期实际适用的低税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相关关系，而与前期税率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反映出政府采取的低税率与税费返还等形式的补贴手段可以产生较为迅速的经济后果，引导企业广泛吸纳就业，保障当地民生，并有助于企业自发纳税。从财税补贴资金的角度看，除“公益捐赠”外，当期补贴资金均比前期数值对社会绩效指标更具有解释力。特别是“环保支出”项目，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传统的国企及垄断性行业在以前鲜有环保的硬性指标，使得在新时期原本依靠自身固有设备折旧产生现金流周转的企业，无法立刻上马新型环保设备，且该投资对新兴高科技公司而言更是捉襟见肘，而补贴资金在短期内迅速充实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及时弥补因法律制度和社会压力造成的暂时性资金缺口。因此，补贴资金在这一时期有意识地向环保方面倾斜，选择性地对企业进行了补助。
(3)考虑到控制变量，除公司规模与国有持股比例对解决就业与环保支出绩效有一定的显著影响外，其他因素均无呈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回归结果总体表明，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例行的财税补贴政策对于企业的社会绩效而言，仅在解决就业与环保支出两方面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并不显著，从而部分地证实了假设2。
(三)稳定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假设，在稳定性测试中，本文(1)改变了变量的计算和取值方法，即将资产利润率代替销售利润率来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采用经济增加值(EVA)表征企业的成长能力，而用“政府是否绝对控股”虚拟变量代替国有股权比例。(2)取全部上市A股为样本，将是否享有财税补贴作为虚拟变量，以回归解释相应的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指标。稳定性测试结果表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没有实质性改变(限篇幅未报告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财税补贴绩效的评价，不仅要分析其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而且要考虑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1)财税补贴资金对企业持续性经济绩效的助推作用不大，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与盈利能力，对可持续成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补贴收入产生的大量自由现金流量本身可在一定程度上粉饰当期的财务报表，导致公司报告虚假盈利和资本充足的假象，催生了公司管理层依靠补贴与寻租打造账面业绩良好的不努力行为。从这个角度上讲，政府的财税补贴是低效率的。(2)财税补贴资金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产生的贡献绩效相对较大，能够很好地完成补贴资金落实于企业而提出的首要社会目标——解决就业，并能在国家环保法规制度的监管下，加强自身环保技术设施建设，以较好地兑现社会契约。但对税收缴纳与公益捐赠绩效并不明显，尚需假以时日作进一步论证。总之，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财税补贴对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1)财税补贴应以提高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由于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经济问题，又有社会问题，还有科技、环境等问题。政府财税补贴政策要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财税补贴决策之初应充分考虑提高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当地政府切不可将其作为扭转亏损、盈余操纵、保持上市资格的救命稻草，应该最大程度地利用好财税杠杆，加快技术改造和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并逐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制定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财税补贴制度。不断创新财税补贴资金的运用方式，细化补贴资金名目与落实方向。当地政府应在中央政策允许的职权范围内，充分利用补贴资金的导向性与针对性，积极探索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形势变化的有益途径，提升财税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财税补贴引导企业节能减排，进行低碳生产，履行社会责任，使其日益成为调节与引导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手段。(3)加大对受补贴企业资金使用的后续管理和监督，强化财税补贴资金的审计制度。着力构建财税补贴分配与实施的透明化运作机制，积极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资源申领监管平台，努力减少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坚决避免使公共资源处于“无人监管、无人考核”的真空状态，杜绝企业享有补贴资金权利与责任严重不对等的现实问题。逐步引入政府审计制度与补贴资金使用可持续发展绩效考评制度，促使公共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创造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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