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企业的一种健康生存方式——--蔡冠深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访谈录论文,诚信论文,方式论文,健康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1月6日上午，记者在北京采访了香港新华集团总裁蔡冠深先生。这位外表斯文儒雅、谈吐睿智流畅的香港青年企业家，就个人的经营理念和人生观、价值观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纵观新华集团发展史，尤其是在蔡先生担任总裁之后的近20年中，我们发现，新华前进的每一步都与共和国的前进步伐相一致，而且，每一次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请问，这种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结果？
蔡冠深：我从1977年就开始涉足新华集团的商业事务，在此过程中，我一直紧密关注大陆的发展，同时也关注国际发达国家的发展。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个大企业，要想获得稳固的进步，就必须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保持一致，它的所有决策，包括每一项投资目标，必须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我比我的父亲幸运，当我接任总裁的时候，大陆已经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气象，所以，我就一直努力使新华的脉搏与祖国母体一起跳动，协同共振。因为有了这种同步，我的企业在短短的20年中，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我始终相信“大河溢小河满”的道理，一个强大的国家才是企业真正的后盾。因此，我深切感受到，企业家只有关注国家的大命运，将自己置身其中，事业才有希望，才能处处逢凶化吉，走出险境，才可以兴旺发达。
企业也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目标理想，如果违背自己的发展规律去高喊空洞的口号，那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完全以一己之利为最高目标，不顾大局，不顾公益道德，这样获取的财富是不光彩的，更不是长久的。我希望每一个企业家，必须合情合理、合法地为股东谋利益，同时，在做各种选择时，把自己的发展融入全民族的发展，做到企业、股东和国家三赢。这是最好的境界目标。
记者：在你担任新华总裁的这些年中，曾出现过多次惊险的时刻，如1984、1989年的移民潮，1997年的金融风暴，你最后的决定总是出人意料，似乎与当时一般香港人的走势是逆向而行的，事实证明，这些决策都是正确的。那么，当初支持你作出正确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蔡冠深：1984年和1989年的港澳移民潮，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那时候，许多过去非常精明的同行都一下子失去了方向，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香港这艘不沉之船是否会因为世界局势的变化而倾覆。很多人卖掉了房地产，有的人甚至将经营多年的企业低价转让他人。当时人们信奉的只有一句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时候，我也面临着去留的抉择，我的许多亲友都办了移民，但最后我没走，不仅没走，我还大量地买进地皮。支撑我作出这个决断的，不是我的商业经验，也不是我个人的才智，惟一的原因是：我对大陆政局的走向拥有坚定的信心。
从70年代后期开始，大陆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看出了中国的大好前景，我坚信当时出现的风波只是暂时的动荡，它不会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更不会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航向。基于这样的考虑，无论在1984年中英谈判中，还是在1989年的风波后，我都一如既往地用我的商务行动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信赖。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并没有错，我作出这样的决断，结果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至于1997年的金融风暴，我认为除了对国家的信任之外，个人的责任心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一直认为，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它的管理、人才和资本实力之外，还有一点更为重要，那就是：崇尚诚信--以一种责任感、一种诚实和友善、一份真诚的爱心去对待一切人和事。我觉得，作为企业，诚信是它最健康的生存方式。这一点，在国际经济发展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影响一个企业的生存。当时，我完全可以把手头的股票全部抛掉，然后溜之大吉，这在当时是一种大势，没有人会指责我，但是，如果我这样做了的话，第一，好几家与我有关的公司会立刻破产，那么，成千上万的员工就会面临生存的危机；其次，作为一个在香港比较有影响的企业，如果我放弃坚守的话，会给刚刚成立的香港特区政府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我以为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当我用尽全力为股市添仓时，我有这样一种激情：我要用这个行动为中国政府投一张信任票，为特区政府投一张信任票，尽到一个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
记者：有人说“赚钱就是商人的道德”，你对这句话有何看法？
蔡冠深：我认为，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商人要赚钱。一个商人如果不赚钱，那么他就是一个失职的商人，如果商人不赚钱光亏本，谁还会去当商人呢？作为商人他必须谋取商业利益，为他的投资、为股东获取最好的回报，这是他的责任。但是，这里有一个模糊的前提，那就是“赚钱”两个字。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就有个“道”的问题包含其中。怎样才算有“道”？我觉得，首先，你赚来的钱一定要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如果你去开赌场、去贩卖白粉，这也是很赚钱的生意，但你的行为于法于理是不相容的，这种钱是昧心的钱。如果你靠欺骗人、靠卖假货可能也会赚大钱，但这种钱也是为人不齿的。其次，在你投资一个项目时，除了保证你可以赚钱外，还应该考虑：这个项目的投产和建成会不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你的产品会不会影响环境和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倘若是会影响，我会采取果断的放弃。总之，靠投机取巧非法经营做不出百年企业，商业欺诈变相掠夺不能使企业永远风光，假冒伪劣不讲信用则会丧失生存的基础。
对于“商人”，我有另一种看法，过去说的商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经商之人。就今天来讲，它可以分解成三个层次：一个是奸商，一个是商人，一个是企业家。如果一个人仅仅为了赚钱，不顾情理不讲法则，惟利是图，那么他充其量是一个奸商；如果这个人能在法纪的制约下做生意，合法地赚钱，他可以算一个合格的商人；企业家则属于最高层次的商人，他不仅要合情合理合法地赚钱，在商务活动中还需有高超的智慧、高尚的人格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不仅对企业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还要对国家的发展负责。当他对企业作出决策的时候，他首先会立足全局，将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
也许很多人都自称为“企业家”，实际上，企业家是靠时代来打造的精英，决不是每一个经商的人都有资格自封的，就像每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能自封为科学家一样。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应该努力使自己由商人变为真正的企业家。
记者：中国已加入WTO，这种新的游戏规则对我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蔡先生有什么建议？
蔡冠深：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很强大的规模和实力，但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的民企一定得在几个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一是人才问题。根据新华集团多年来的创业经验，企业人才对企业是至关重要的，谁重视了人才，谁就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但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德才兼备，另一种有才无德。我发现，有的企业在用人时只看才干，却忽视他的德性。不可否认，在一些特殊的商业运作阶段，用人要不拘一格，但从长远来看，德的要求是不能放松的，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给企业带来长远的利益。而那些虽具有超凡才能道德品质却不好的人，必然会成为企业潜在的灾难，他像一柄双刃剑，随时可以让操握者流血，其智商愈高，手段愈烈，危害愈大。我的主张是：德术兼修，以德为先，这样也许比较合适。第二是企业的诚信问题。恕我直言，我们不少企业在商业活动中都缺少应有的诚信，这使企业品质出现严重的失血状态。没有诚信的个人和没有诚信的企业，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导致了社会的信用危机。我经常听人对我说：“你千万别和某某地方的人做生意。”其实，并非这里所有的生意人都不好，但可以肯定，这个地方一定有很多商人都不可信，整个商业环境因此出现了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在美国，许多公共场所没有人售票，因为顾客会自觉投币，公众的诚信度很高，整个社会的信用机制健全。有些海外商人不敢和我们做生意，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这是由诚信危机引起信任危机的最典型例子。
记者：您对内地的教育、科技事业投入很多，那么您一定对这个领域有很多关注和思考，能否谈谈你的看法？
蔡冠深：我一向认为，教育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富国兴邦的基础大业。中国人口众多，所以无论从“普及”还是“提高”的层面看，教育事业都是任重道远的。
谈到教育内容，我认为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智育，指科学文化和各种专业的知识；二是德育，指培养人的高尚情操，良好的素质，对社会的公德心，对国家的责任感。以上两点都很重要，缺一不可。而在今天这个物质丰富竞争激烈的时代环境中，我以为更要强调“德育”的重要。联想到当前社会发生的不少违法问题，其根源均与人的道德素质有关。特别是当我们剖析一些高科技犯罪的案例时便可以清楚看出，假如一个人只重学业偏废德育，操守差，私心重，最终就有可能利用他较强的业务能力去做危害社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教育，特别是德育，对提高国民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人是精神和物质的混合体，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类型的人群中，对物质和精神追求的层次也是不同的。蔡先生是身价百亿的富翁，那么，你怎样理解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
蔡冠深：一个人应该首先具有解决温饱的财富基础，要可以保证自己、家人的正常生活。当你有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就要开始认真考虑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和平衡问题。在一个经济社会中，人必然会有物质欲望，有这种欲望才会有动力。当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不想，四大皆空时，这个人就不会发展，社会也不会进步。但是，追求物质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今天有500万，明天就想有1000万，为什么人类会出这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追求物质的欲望过于膨胀了，如果只有物质上的追求，没有精神的追求，人就变成了机器，变成了野兽。
我有不少朋友信奉基督，可我是无神论者，我想只有为社会做好事，多为人造福，我的精神才有寄托和安慰。财富多到一定程度，在这个数字后面加一个0或两个0都没有差别，因为无论我多么有钱，每天也只能吃三顿饭，睡一张床，怎样能使自己满足呢？就要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对于我而言，就是去干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以此丰富我的精神世界。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只崇尚金钱，价值观里只有钱，我觉得这很偏颇。这是一个财富时代，但是，我们不能只追求财富，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使我们的心灵充满人性的光辉，充满善良和仁慈。
任何社会都要有一个精神和物质的平衡点，建国初期国家贫困，产生了一大批不求回报献身祖国的人。改革开放，我们又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有些人从追求极端的精神，走向追求极端的物质。一个企业，应该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渗透精神理念，然后通过企业文化，转化为社会的精神财富。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的现代精神大厦中，有不少内容来自企业的积累和生发。
其实，一个时代的精神内容，是从小事积累起来的，从每个人每天的操行中体现出来。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如果做不好小事，那么也难得做好大事，从小事开始建立的精神基石才更加稳固。
记者：你做了很多公益事业，而且都是无偿的。但您并不想利用做公益事业来为自己和企业做广告提高知名度。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蔡冠深：我一向把企业发展和公益事业看作蔡氏家族和新华集团长期致力的两大事业。在我看来，这两项事业同样重要。我会首先把新华集团办好，这是由我父亲白手起家开创的家族事业。我们主要借鉴国际先进的现代企业经验，进行企业管理和业务开发。20年前，集团事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企业有了基础和规模之后，“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奉献”就成为我们父子两代的共同愿望。我父亲出身贫苦，事业有成后便自然想到“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最初，这是一种质朴的想法，只是一种简单的报恩愿望。以后随着形势发展，我们明显感觉到科学教育的重要。这种想法便升华为一种理念，于是，将资助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我们的一项长远的决策。我父亲在改革开放的1979年，作为到大陆投资的第一批香港同胞开始到家乡中山捐资办学，至今20多年，我们从未停止过对科学教育的资助，在全国十多所大学设立了多种教育基金，投资兴建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高等学校。在资助科教事业中，我们坚持不牟利的原则，坚持把企业发展和公益事业严格分开。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内心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满足感，这种感觉是很实在的，也很快乐。如果说无私捐助的行为可称善举的话，那么，在行善的过程中，我已经得到了奉献的愉悦，这实际上已经是对我的最高回报了。倘若我再以此抬高身价，以此进行夸耀，那么，岂不是离“善”越来越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