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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04)05-0005-06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写入决议，从而使以人为本成为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则。我们认为，只有把以人为本理解为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执政理念、一种共同价值观和一种思维方式，才能发挥其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 以人为本是一种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或社会思潮，真正开端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激烈地批判宗教神学，他们以人性代替神性，以人权代替神权，以理性代替信仰，强调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平等，宣扬人的价值、人的能力、人的解放，推崇伦理观上的个人本位，把人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这种以人为本思想便具有片面性、抽象性和理想性色彩。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首先把人本主义思想引入哲学，认为人作为有感觉、能思维的感性实体，是自然界的最高存在，只有从人的本 质出发，才能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因此，相对于 物质和意识的概念，人的概念才是最基本的世界观范畴。由于费尔巴哈所讲的人只是生 物学意义上的非历史的自然人，所以他虽然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但到了历史领域就 变成了唯心主义。至于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则完全成为宣扬非理性的唯心主义哲学了 。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从唯物史观出发对“人”作了最根本的规定和科学说明。他们认为，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前提、本质和基础，历史是人们 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真正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的的 。唯物史观所讲的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人”，既不是孤立的个人，也不是 抽象的普遍人，更不是纯粹意识，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实践活动的现实的 人，个人、群体、人类都是人的存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以人为 本”的概念，但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
以人为本是针对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而提出来的。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需要辩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1)人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其共性既指与动物相区别的人的“类”的规定性，它包括人的活动的自由和自觉特性等，也指人们之间的共同人性；其个性是指作为社会的个人与其他人相区别的比较稳定的特征，它包括人的需求差异、能力差异、社会关系差异、人格差异等。人的共性作为人的一般本性，存在于处在各种特殊矛盾关系中的、历史地变化了的个别人的本性之中。以人为本，既要尊重人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又要肯定和注重人们之间的共同人性或共同性。只有肯定和注重人们之间的共同性，尊重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才能体现人的类价值和尊严(人本价值)；只有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差异，以人为本才能落到实处。(2)个人与人民的关系。每个个人作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存在，都处在特定的群体之中，没有个人就没有群体，没有个人的积极性就没有群体的活力；离开群体的个人不仅不能存在，且个人的发展只有通过群体才能得到实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当个人与群体发生冲突时，个人暂时的、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于整体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在这里，以人为本主要应以人民为本，因此，个人不能借口以人为本来谋取个人私利；但是，以人为本并不否定个人的价值，或不能借以民为本而否定个人的 价值，以人为本也包括尊重每个个人的价值。(3)人作为手段和作为目的的关系。以人 为本既强调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同时又不否认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手段，历史就 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人类创造活动过程。人是一切活动的目的，因此，以人为本就是 要把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人又是一切活动的主 体或手段，因而，以人为本就是要求人在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首先创造社会发展成 果，强调人要凭其能力为社会多做贡献。由此，我们既要反对见物不见人，把人仅仅当 作手段，也要反对不劳而获。(4)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关系。以人为本蕴涵着社会公 正原则，它既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基本需求和独立人格的尊重，因而，它要求 公正合理地解决社会上存在的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更 重要的是要努力降低弱势群体发展的脆弱性，增强他们的发展能力，为他们提供平等竞 争的机会；以人为本又要求尊重强势群体的独创个性、创新能力和业绩贡献。如果因关 注弱势群体而否定强者或精英阶层的能力和业绩进而搞平均主义，如果社会不能形成各 尽所能、各得其所而有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那么，以人为本只能是局部地、有限地实 现，或者只能是一种片面的不彻底的以人为本。(5)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以人 为本并不是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更好更健康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经济越 发展，物质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也要求我们通过“人”的 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当今时代，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 决定性的意义，人也越来越成为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主导因素。正如马克思指出： “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1](P222)“真正的财富 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1](P218)因此，以人为本应注重通过大力开发人力资 源、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注重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方式，通过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来推动经济发展，或者应以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代 替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为特征的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人越是全面发展 ，社会的物质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要言之，推进人的发展同实现经济发展，是互为前 提和基础的。(6)经济发展水平与领导干部的作风、态度的关系。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 理念离不开经济发展水平，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来不断提高以人为本的水平。但实现以 人为本的理念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条件，当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还比较落后 或有限的时候，同样可以实行以人为本，我们不能以经济条件落后为借口来降低以人为 本的水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人为本又是一种态度，一种作风，一种精神。落 实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亲民作风，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 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 以人为本是一种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作为党的一种执政理念，是我们党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以及总结执政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我们党执 政理念的升华。
首先，社会历史发展正在走向以人为本。农业时代看重的是土地，土地是最大的生产要素和财富。工业时代看重的是资金和设备，资金和设备是最大的生产要素和财富。日益逼近的知识经济时代看重的是知识、智力、技能和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人才。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智力将爆发革命，这场革命将以开发人力资源和充分发挥人的创新能力为中心，人们将不再以拥有土地和钱财的多少论财富，而主要是以知识的多少、智力的高低和创新能力的大小论贫富。第一，知识作为人的智力的创造性产物，由于它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而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入 是现代社会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知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驱 动力；第二，知识化的生产方式使得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日趋智能化，即传统的第一、 第二产业日趋萎缩，而提供智能商品和智能服务的软件产业正成为最为夺目的朝阳产业 ；第三，知识型的劳动者将构成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如果说在传统工业时代主要是拼 资金和设备的话，那么，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则主要是拼素质和人才；最后， 知识经济时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对人的知识、智力、尤其是人的创新能力的需要，是 最迫切的：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的创新能力将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主 导力量。由此，人的创新能力价值应成为首要价值，我们应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地反映时代精神，围绕人的创新能力开展能力建设，由开发自然资源为中心走向以开发人 力资源为中心。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指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是中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进而推进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关键。
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人”的认识和态度也就达到什么程度。过去我们曾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与资本主义“对着干”，由此，我们往往把“人”的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谈人色变”；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逐渐认识到应着重从生产力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由此，我们强调解放思想，通过解放思想来解放人；尔后，我们又进一步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运动。因此，在新的时期，我们既要解决在人的主体地位、作用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如何以人的发展来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也要解决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之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问题和如何进一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根据这种认识，我们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把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最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通过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把握而得出的重要结论。执政的党与革命的党是有区别的。从目标上说，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旧制度，夺取国家政权，而执政的目标则是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并利用政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手段上讲，革命强调的是利益冲突，高扬斗争主旋律，尽力扩大、激化一切有利于夺取政权和破坏旧秩序的矛盾因素，而执政则主张和合，注重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追求各方的包容、和谐、双赢共生，强调通过协调和对话，来平衡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缓和与化解一切不利于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的矛盾因素；从党的社会基础上说，革命力量来源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革命要体现他们的意志，实现他们的理想，而执政则力求整合、平衡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反映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从主题来讲，革命的主题是强调推翻旧政权，强调高度集中和国家利益，而执政的主题则是促进发展，是注重民主和人民的利益，是整合与凝聚社会一切有效的力量。总之，作为一个执政的党，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只有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不断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把以人为本确立为党的执政理念，是党在执政理念上的与时俱进。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几千年封建集权意识的积淀和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偏差，也由于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经济以及权力控制，毛泽东也将执政的注意力放在实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上，试图主张通过实行“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毛泽东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执政理念。1978年以后，邓小平率领全党致力于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及时、果断地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执政理念，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而且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如何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为创造性地回答这一问题，江泽民同志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执政理念，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党的执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今天，党的执政条件、环境和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的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情况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党的执政理念。把以人为本作为党的执政理念，要求党把以人为本、尤其是以民为本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以人为本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各项工作的基本准则。
三 以人为本是一种共同价值观
20多年来，我国逐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这一历史性过程中，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呈现为多样化的发展状态。社会的多样化具体表现为：经济成分多样化、分配方式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社会组织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社会阶层多样化及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
社会的多样化日益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一方面唤醒了各类主体的主体意识，增强了各类主体的竞争观念，扩大了各类主体的自主选择权，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但另一方面，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与社会群体的分层化，也造成了人们在整体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高收入地区和社群与低收入地区和社群的相对贫富分化，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等现象加剧发展，再与各种意识形态理念之争相结合，就可能会进一步引发新的社会冲突与政治矛盾。这样，面对社会多样化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和矛盾冲突，中国能否在保持社会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在尽可能少地付出社会代价的条件下，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软着陆”?能否避免许多后发展国家在实现本国现代化过程中往往陷入的“现代化断裂”?如何最充分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各种利益进行协调的制度建构和对社会与经济生活进行的有效整合，而要有效地整合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首先就必须要有一种具有权威解释力与涵盖力的社会共同价值观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种价值选择的共同导向，才能有利于形成解决社会重大问题上的基本共识，达到整合各种利益要求，凝聚各种积极力量，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共处的局面，进而达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目的。
我们认为，支撑这种社会整合的基础，就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因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尤其在个人价值取向上，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关系之间，在社会结构及制度架构之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都发挥着导向功能、评价功能、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社会整合和凝聚方式的变化要求确立以人为本。所谓社会整合与凝聚就是通过协调社会系统内部各部分和各力量之间的关系来维持一定的社会和谐。它既包含社会结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又包括对这些社会结构各个部分的协调和控制。这种整合既强调不丧失被整合个体的自身特性，又强调了个体中一些要素的动态交叉与融合，从而在高度和谐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功能，最终达到整个社会和谐地动态发展。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必将使得社会的整合方式从原来的基于纵向结构、单向依赖的权力控制式，转向现在的基于内在需求、相互依赖的内在契合式。这种新的社会整合方式的形成，虽然需要建立新的制度规范协调体系，需要在个体和整体互动基础上的被整合双方的主动调节和适应，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形成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认同。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共同价值观，才能在多元价值之上建立更高的共同价值统摄，从而形成广泛的遵从动机，构建普遍的伦理秩序，支撑社会的制度建设，增进社会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协调，进而有利于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因为以人为本的共同价值观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利益、凝聚力量。从基础上说，它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从目的上来说，它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功能上说，它有利于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从思维方式上来说，它强调人们之间的共同性、共生性和包容性，强调整合和双赢共生；从价值原则上来说，它要求尊重人、依靠人、引导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因此，以人为本的共同价值观，在政治上必然要求社会的制度和社会关系在运行过程中遵循程序上的公正合理标准，坚持民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在经济上必然要求实行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要求既注重效率，又注重公平；在文化上必然尊重人权，高扬平等、公正、开放、进步的精神。这样，以人为本的共同价值观既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又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必将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拥护，也必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 政治文明的共同发展。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人为本的共同价值观的第一种表达。首先，“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价值取向。讲“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是抽象地谈“以人为本”，不是谈抽象的人权或自由，而是首先关注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注重的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现实条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表现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既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力，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更要解放和发展人本身的生产力，为人的潜能和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提供前提、基础和动力。其次，“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以人为本”价值观的丰富内涵。讲“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就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这种新人的形成既包括文化素质的提高又涵盖品德素质的养成，既有创造精神又有创造能力，这是真正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再次，“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以人为本”价值观的人民性。一方面，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另一方面，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关注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全社会的生存状况，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不断降低他们发展的脆弱性，为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创造现实条件。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把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起来，从而为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整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指 导。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共同价值观的第二种表达。这种科学发展观摆脱并超越了只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局限，突出了人自身发展的地位，显示出人类社会发展战略的人性化特征。实现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就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就要摒弃那种物欲膨胀、扭曲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做法，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因为只有坚持 以人为本，大力进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度 消耗自然资源的粗放式转到依靠知识、技能和创造的集约式的根本转变，才能推进人与 自然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包括人的需要、人的素质 和人的能力在内的各种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全面发展，注重宏观调控和统筹兼顾，才能促 进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和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只有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整合和凝聚的基础和我们党进行社会整合的共同价值观，才能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最充分地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才能整合和凝聚各种力量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 以人为本是一种思维方式
把以人为本作为思维方式，就是在价值观上和实际工作中摒弃权力本位、神本位和金钱本位的思维方式，强调要以人为目的，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关键，要求我们在制定各种政策和做各项工作时把符合客观规律同反映人性发展要求结合起来，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
首先，以人为目的。人是目的的观点来自康德。他说：“你需要这样行为，做到无论是你还是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作目的，总不把它只当作工具”[2](P43)。康德这种对人的尊崇虽然有其进步意义，但陷入了抽象的人性论窠臼。实际上，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们对这个口号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这里关键是“以人为目的”中的“人”具 体指什么人，“目的”有无客观依据。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地谈人和人的目的，认为这 里的“人”本质上是社会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是现实的人。这里的“人的目 的”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个人同集体以及整个社会的协调一致是我们 的现实目标，而个人和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我们追求的根本目的。因此，社会 的发展应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社会的活动应以是否有利于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 为标准。
其次，以人为中心。就是从人的角度确立发展的新视野和新框架，把人的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主题、目标、前提、核心。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达与否，不仅要看物质生产指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结构、政治运作和社会环境的优化，最终还要看人的发展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的发展史。马克思曾根据人发展 的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性、在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个性，把 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三个大的社会形态。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 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 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 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个阶段。”[3](P104)这表明，不同时代的人是不同社会形态的基础，人是社 会发展的中心。
再次，以人为关键。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人。社会由人组成，人是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实践者和体现者。一切形式的社会财富都不过是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化成果，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因此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人，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基于此，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4](P380)。著名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也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5](P3)很显然，如果一个国 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现代化制度的真实生命力和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运用现 代技术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手中变成一堆废纸。
贯彻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在制定各种政策和做各项工作的时候，应把符合客观规律同反映人性发展要求结合起来，把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统一起来，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行人性化服务。具体来说：在生态建设方面，要尊重自然规律，把保护自然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结合起来，使人类更加亲和自然，也使自然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从而逐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实行人才强国战略，努力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到依靠人的知识、素质和创新能力上来；在制度建设方面，要通过制度创新，充分体现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怀，使制度建设有利于发现、使用和培育人才，有利于人尽其潜和人尽其才；在文化建设方面，要通过文化建设塑造独立人格，培养合作精神，提高各种素质，塑造“四有”新人；在组织建设方面，要将人视为组织的主体、组织的最大资产和组织的最高价值，要建立能力型组织，实行人本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才能充分调动人的自觉能动性，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收稿日期：2004-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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