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的历史变革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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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创刊以来的60年,也是中国金融业从计划迈向市场、从传统走进现代、从探索图存到变革强盛的60年。《中国金融》以忠实的报道、正确的导向见证并助推了这一改革创新不断战胜困难挑战的伟大进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审时度势,抓住时机,科学果断决策,对金融改革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1997年以来先后三次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人民银行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与时俱进,以创新思维,坚持市场化基本取向,切实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努力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全力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主动开展国际金融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中央银行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基本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银行不断强化宏观金融调控职能,建立健全货币政策框架体系,逐步实现以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货币政策基本适应了不同时期经济体制变化和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显著增强。

近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人民银行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合理把握货币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着力提高政策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先后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走出了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的困扰,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出现了货币信贷增速明显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国际收支顺差扩大等苗头性问题,而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疫情爆发又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面对复杂形势,人民银行认真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加大基础货币回笼力度,启动直接发行央行票据收回流动性,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牢牢把握住货币信贷“闸门”。2004-2006年,针对固定资产投资较旺、煤电油运紧张、消费物价涨幅上升,特别是贸易顺差过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的矛盾继续加剧的形势,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多种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和货币信贷调控。2007年,经济运行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输入性通货膨胀与国内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叠加,通货膨胀压力明显上升。2007年6月,货币政策稳中适度从紧,明确释放收紧信号。2008年,人民银行按照“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任务,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共1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2008年下半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和加深,我国经济受到的不利影响逐渐显露,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从“双防”转向“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人民银行及时下调银行贷款利率和中小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稳定人民币汇率,积极促进经济增长。9月份,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国际金融危机迅速扩散蔓延,对我国经济影响显著加大,人民银行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把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采取一系列灵活、有力的措施,先后4次有区别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4次下调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减少央行票据发行频率,保证流动性供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2009年年中以后,随着经济逐步企稳回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货币信贷增长应逐步向正常轨道和可持续水平回归。为加强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2010年1月以来,人民银行共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各0.5个百分点。截至2010年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8.5%,增幅比2009年末低9.2个百分点。1-6月,新增人民币贷款4.63万亿元,同比少增2.74万亿元。

2003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连续达到或超过10%,增长速度比较平稳,没有出现明显通货膨胀。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作用下,我国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9%、9.1%和11.1%。实践证明,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平衡。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得到了有效传导,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着力推进金融市场创新与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投融资需求

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结构性失衡问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金融创新产品缺乏、直接融资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弱化,企业财务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过多集中于银行体系。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市场化方向,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市场多元化投融资需求,大力推动金融市场协调发展,不断健全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市场基础。

一是依托银行间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我国债券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在最初的发展过程中,主要面向散户和中小投资者,实行严格的行政管制和干预,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走了一段弯路,出现较大风险。1997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建立,在总结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遵循债券市场发展客观规律,借鉴国际经验,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债券市场发展。主要是将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主体定位于机构投资者,逐步形成了以做市商为核心、金融机构为主体、其他投资者共同参与的分层有序的投资者结构。截止2010年6月末,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达到14.3万亿元,占整个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的98.1%;投资者数量由2003年末的2895家增长到9740家。

二是稳步推进金融产品创新。人民银行在大力推动债券市场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市场化理念,充分发挥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市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作用。先后推出商业银行次级债券、混合资本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及债券远期交易、债券借贷、远期利率协议和人民币利率互换等衍生产品,既丰富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投融资工具,又增加了投资者规避市场风险的手段。截至2010年6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券20.68万亿元(不含央行票据),其中短期融资券2.02万亿元,中期票据1.15万亿元,中小企业集合票据26.6亿元。

三是不断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人民银行先后制定了银行间债券交易、商业银行柜台记账式国债交易、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证券市场股票质押贷款、货币市场基金、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等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做市商制度、结算代理制度、货币经纪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信用评级制度等,提高了市场流动性,增强了市场透明度和约束力。实现债券券款对付(DVP)结算和直通式处理,推动建立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提高清算效率。成立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

四是审慎推进银行间市场对外开放。截至2009年末,先后批准五家中资银行和两家港资银行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320亿元人民币,扩大香港人民币业务范围,拓宽香港居民及企业所持有人民币回流内地的渠道。积极推动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两家国际开发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总额30亿元,丰富了债券发行主体。引入泛亚基金和亚债中国子基金等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市场投资。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展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已经成为金融机构和企业重要的投融资平台和流动性管理场所,也是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平台。但与发达市场相比,债券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得还远远不够,加快发展仍然是我国债券市场建设的第一要务。

深入推进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全力维护金融稳定

大型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是资金的主要筹集者和提供者,也是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多年来,大型商业银行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由于长期的政企不分、产权模糊、管理低效等历史原因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风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对大型商业银行采取了包括注资、剥离不良资产等一系列举措以增强其资本实力和盈利能力,改善财务状况,但这些措施还没有触及公司治理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深层次问题,经营困难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2003年,在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商业银行各项业务稳步发展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即将结束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大型商业银行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决定按照“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成为产权清晰、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与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商业银行”的目标,对大型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革。在认真总结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化解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按照“一行一策”原则,确定了国家注资、处置不良资产、设立股份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等改革步骤。在国家注资时,成立汇金公司,由其代表国家对试点银行履行出资人职能,同时明确了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责任与措施。2003年以来,国家通过汇金公司向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大型商业银行累计注资790亿美元。在处置不良资产时,依据国家法律与政策规定,核销资产损失,采取市场化模式处置不良资产,提高了不良资产处置效率。在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明确实行整体改制,制订了公司治理与内控指引。在引进战略投资者过程中,坚持国家绝对控股原则,着重完善公司治理、技术和业务合作。在上市时,周密部署,灵活机动选择发行窗口。随着农业银行改制上市工作的完成,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全部实现了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对股改所涉及的财政税收、劳动工资、社会保障、国有土地经营管理、人事管理、工商登记注册、金融监管等方面均制订了相应的配套政策。同时,及时确立改革分阶段的达标标准,为改革工作建立定性、定量指标体系。

改革以来,大型商业银行财务状况根本好转,经营实力稳步提高,服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能力显著提升。市场地位和竞争力显著提高,国家注资获得明显收益。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正是由于改革及时启动、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与此同时,通过积极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设计和实施了资金支持的正向激励机制,把中央银行专项贷款和专项票据的兑付与农村信用社的实际改革效果挂钩,促进农村信用社在管理体制、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推动光大集团重组改革及光大银行股改上市工作。推动国家开发银行正式成立股份公司,由国家政策性银行改造成股份制商业银行,商业化转型平稳推进。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开展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处置了31家高风险证券公司,牵头重组了9家大型证券公司,为证券公司的发展和化解资本市场风险奠定了重要基础。对中国再保险集团进行了注资改制。结合金融危机经验教训继续推动存款保险制度建设,研究制定存款保险机构的具体实施方案。研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发展方案。积极推动邮政储蓄机构改革。

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明了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即“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1994年1月1日,我国摒弃了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作为重要的价格调控工具,开始逐步发挥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由此,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成为我国的既定政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周边国家实行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时候,我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收窄了汇率浮动区间,汇率稳定在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水平。作为阶段性的政策,对防止危机扩散、维护亚洲经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步减退,包括汇率制度改革在内的金融改革问题继续成为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启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为汇率改革奠定更坚实的微观基础。到2005年7月,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显著成效,金融体系稳健性明显改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具备了相当的承受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2005年7月21日,我们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实现小幅双向波动,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改革不仅没有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产生冲击,还使得企业逐渐适应了人民币汇率的有管理浮动制度。

2008年7月底,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适当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没有参与国际上的竞争性货币贬值,为稳定外需、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为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贡献。

在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的背景下,2010年6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关键:一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进一步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并主要根据经常项目收支的情况,并结合资本项目收支和本国经济主体跨境收支的币种结构,选取与本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以及经济交往中使用频繁的货币作为篮子货币。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发展战略作出的选择,是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完善进程、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符合我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实践证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国际经贸环境。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中央银行金融服务水平

提供金融服务是人民银行的重要职能,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实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的基础和保障。中央银行的金融服务工作是全社会金融服务工作的基础性环节,影响和带动着全社会金融服务的发展。

人民银行高度重视金融服务工作,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建成了一批重要的业务应用系统,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为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改善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金融法制,推动建立比较全面、系统的金融法律体系,及时制定完善履行中央银行职责的规章制度。完善金融统计,着力构建全面、统一、协调、敏锐的金融统计体系,全面实现金融统计数据集中,进一步优化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体系及分析框架。提高支付结算工作水平,建成运行大、小额支付系统,构建起以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为基础,票据、银行卡等支付系统为组成的支付清算网络。改进货币发行管理,保证现金供应。强化经理国库职能,大力推广财税库银横向联网,保证财政资金及时入库和拨付。扎实开展征信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建成全国集中统一的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大力推进反洗钱工作,依法开展银行、证券期货、保险领域反洗钱监管,反假货币工作进一步加强。

主动开展国际与港澳台金融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高,金融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1980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此后,我国积极利用多边国际组织,与各国深入交换对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形势、国际货币体系以及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的看法,探讨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发展、增强国际金融合作的途径,中国所代表的立场和政策主张越来越为世界所关注。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排名从第八位跃升至第六位,并有望继续提升;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份额大幅增加,成为第三大股东国。成功加入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执委会、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执委会、泛美开发银行等国际性组织和金融机构。我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不断扩大,使我国在推动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改善方面更加有所作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顺应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市场需求,人民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决策部署,主动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

一是主动参与经济金融政策的国际对话及一系列重大机制化活动,展现我负责任大国形象。全力做好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相关工作,研究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进国际金融组织治理、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一揽子建议,为我国参与国际社会危机救助与全球经济结构治理、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做出了积极努力。积极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多项重大机制化活动,就宏观经济政策、全球经济失衡等多项议题与重要国家进行沟通,宣传和阐释我扩大内需政策和经济发展动向,增信释疑,争取理解与支持。

二是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基金组织扩大融资,在确保资金安全、合理收益的基础上,承诺购买基金组织票据。正式加入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深度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讨论和制定。加入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高层委员会,积极推动世界银行治理改革。

三是全面深化区域金融合作,维护区域金融稳定。顺应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先后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签署总额为8035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丰富了区域金融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在“10+3”框架下,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成立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全面深化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合作,有效构建东亚地区金融稳定机制。建立与泛美开发银行合作联系机制,共同推动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之间在金融、贸易和投资等相关领域的合作。稳步推动与独联体国家和非洲国家的金融合作。

四是加强与港澳和台湾地区的金融合作。支持内地金融机构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积极配合财政部赴港发行人民币国债工作,稳步推进香港和澳门人民币业务发展。加强海峡两岸务实金融对话,推动签订《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

五是实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推动人民币境外使用。200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在上海和广东四个城市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10年6月,试点扩大到20个省(市、自治区),不再限制境外地域,并明确试点领域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试点一年多以来,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有序进行。截至2010年8月末,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1450亿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顺应了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有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发展。

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启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自觉按照经济金融规律办事。首先,金融的发展必须与经济相适应。经济决定金融,经济的规模、结构、增长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金融的规模、结构和质量。金融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立身之本。同时,金融对经济具有能动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金融发展滞后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也体现在金融如果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超前发展,最终只能导致虚假繁荣和经济泡沫。其次,必须坚守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风险是金融的本质属性,在此意义上,金融风险只能管控,无法消除。但系统性风险往往是金融风险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是经济金融安全的天敌。金融工作必须把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作为不可突破的底线,牢牢坚守。要防微杜渐,防范个别风险或局部风险演变成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也要预防金融风险在国际上的传染。再次,金融发展离不开良好的金融生态。金融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构成金融生态,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制等诸因素。只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一味地攫取和使用金融资源,而忽视甚至破坏金融生态,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为实体经济服务。要尊重金融业自身发展的规律,减少对金融业的行政干预,健全法制,完善社会信用,为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金融改革发展工作的重点

当前,全球经济正在缓慢复苏,但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国际社会正在按照G20领导人峰会达成的共识,深刻吸取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着力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切实加强金融监管。我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任务更加紧迫。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金融业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实践经验,深刻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继续推动我国金融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继续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进一步完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现代金融调控体系,不断丰富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高度重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增进与市场和公众的沟通,合理引导预期,确保货币政策及时有效传导。加强与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自觉维护宏观调控的统一性,充分发挥各项政策的整体效应。特别是在改革转轨时期,货币政策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把握好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之间的平衡点,既要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又要根据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有所侧重,以不同的权重考虑多个目标,合理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二是进一步推进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按照建立产品序列齐全、运行高效、功能完备、具有相当规模、能充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债券市场体系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推动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场外市场发展,不断强化市场约束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产品和机制创新,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

三是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要抓住当前宏观经济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的关键时期,着力推进关键领域的各项改革,为保持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打好体制基础,增强经济自主增长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当前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上下工夫。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已改制大型商业银行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转变主要依靠资产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多元化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特别是加快发展主要为“三农”和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

四是继续做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关工作。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不断提高调控水平,改进外汇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继续支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五是大力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众对中央银行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广泛,要求也越来越高。要以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加快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满足经济社会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

六是继续做好国际及港澳台金融交流与合作工作。密切关注全球金融形势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展情况,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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