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虎禅师封号与神迹考略
罗臻辉
（闽南师范大学 历史地理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 伏虎禅师是客家农耕社会最重要且富影响力的保护神之一。伏虎禅师与定光古佛在祈雨救旱、护境安民方面的神异成为客家先民拓垦的精神支柱。宋代以来闽西北一带伏虎禅师与定光古佛被尊称为“二佛”，信仰亦随着客家先民的活动足迹向外传播。
〔关键词〕 伏虎禅师；封号；神迹；传播
闽西北一带，伏虎禅师与定光古佛自宋以来被尊称为“二佛”，为客家农耕社会最重要的保护神。“二佛”信仰绵延千年，信俗活动丰富而隆重，并随着客家移民传布海内外。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定光古佛研究日益深入，许多传世文献陆续被研究者发现并使用，而相较于伏虎禅师，或因文献零落散见各处，或缺失断载，鲜少学者涉及① 汪毅夫．定光古佛与伏虎禅师．客家民间信仰[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利用历史文献对伏虎禅师、定光古佛进行对比研究，但并未多加考释;诸如周立方．长汀县平原山伏虎祖师十乡轮祀圈[A］．劳格文,杨彦杰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4册）[Z］．1997;邓光昌,黄瑞仪,张国玉．宁化县民间信仰老佛、二佛、吉祥大佛的调查[A］．劳格文,杨彦杰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11册）[Z］．2000．等则注重利用田野调查探讨伏虎禅师信仰。邱立汉．伏虎文化的塑造与当代价值[J］．龙岩学院学报,2017(1)：36-41．宏观上把握伏虎禅师信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但我们发现，在记载定光古佛的文献中，常附记伏虎禅师的信息，成为我们了解、研究伏虎禅师重要的一手资料。同时，随着学界日益兴起的田野调查工作坊，让我们能从历史现场中获得更多的资料。2017年7月，在宁化县政府的组织与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叶明生研究员筹备指导下，对宁化伏虎禅师信俗文化进行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让伏虎禅师信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呈现在学者们面前。为了更好地研究伏虎禅师信俗文化，本文拟就相关文献进行考释，还伏虎禅师历史原貌，对伏虎禅师信俗文化有所裨益。
一、伏虎禅师封号考
从现存文献看，最早提及伏虎禅师的是南宋周必大于嘉泰三年（1203）十月作《汀州定光庵记》。我们先看看这篇记载：
1.1 基本资料 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来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科进行介入性产前诊断或宫内治疗的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的孕妇，孕妇来源包括广州市及广东省各地转诊病人。
汀州定光庵记
佛以慧日照三千大千世界，顾岂滞于一方？然日出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躔度必有所舍，其明难与他等。此定光庵所由兴也。按临汀州治子城东北隅，有卧龙山，实本朝定光圆应普通慈济大师真身所栖之地，净戒慈荫灵感威济大师附焉，殆犹日之躔度与？按定光，泉州人，姓郑，名自严。年十七为僧，以乾德二年，驻锡武平县之南安岩，禳凶产祥，乡人信服。其创精舍，赐额均庆。淳化二年，距岩十里，别立草庵居之。景德初，又迁南康郡之盘古山。祥符四年，汀守赵遂良机缘相契，即州宅创后庵，延师往来。至八年，终于旧岩。先有宁化僧慧宽，姓叶氏，能驯暴虎，号伏虎大师。居州东五十里，庵号普护。建隆二年，将入寂，定光往视之，云：后二百年当与兄同处一庵。至元祐中，守曾孝总始增葺后庵，正名定光。淳熙二年，守吕翼之遂迎定光真身于南安岩而为之主，又迎伏虎真身于广福院而为之宾。二百年之谶果验。自是，州无水旱疾疫，号为乐土。南安旧岩屡乞师还，守不能遏，百夫肩舆，屹然弗动，老稚悲泣而退。庆元二年，郡守陈郡晔增创拜亭及应梦堂。 （后略）……[1］（P273-274）
上述材料虽主要记载定光古佛，但是我们发现其中透露了两三则伏虎禅师的信息。
首先，定光庵既是定光古佛的真身之所，又有“净戒慈荫灵感威济大师”附祀。而这位附祀的大师即是伏虎禅师。
宋代，各地造神运动兴盛，官方、地方互动频繁，是历代封赐神明最多的一个时期，《宋史》载“凡祠庙赐额、封号，多在熙宁、元祐、崇宁、宣和之时。”[2］（P2562）关于封赐的意义，美国汉学家韩森如是说“民众对神祇的承认，换言之即神祇人格化的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表现，是官府向他们赐以封号。越是灵验的神祇，所得封赐的品阶也越高。……封赐不仅是对神祇的一种尊敬和承认，而且还是一种奖励，鼓励他们显现更多的灵迹”[3］（P5）。但要获得封赐，是有一套繁琐程序的① 关于清水祖师敕封的分析，可参见罗臻辉.历史文化地理视野下的清水祖师信仰研究——以庙宇为中心[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 ，如北宋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二十五日：“应天下祠庙，祈祷灵验，未有爵号者，并以名闻，当议特加礼命。内虽有爵号，而褒崇危称者，亦具以闻”[4］（P765）。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二十四日：“诸神祠所祷，累有灵应，功德及人事迹显著，宜加官爵、封庙号额者，州具事状，申转运司。本司验实，即具保奏。道释有灵应加号者，准此。”[5］（P768）南宋承续北宋之制，只是对封赐程序进行更为具体制定，建炎三年（1129）正月初六日便颁布指挥节文：“神祠，遇有灵迹，即乞赐额，次封侯，每加二字至八字止，次封王，每加二字至八字止；神仙未经封爵，如有灵迹，即初封真人，次封真君，每加二字至八字止。又诸道释有灵应，合加号者，普加大师，先二字，每加二字堪会。”[6］（P794-795）基本遵循了北宋末年太常寺博士王古的提议② “自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封。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则锡命驭神，恩礼有序。欲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脱脱.宋史（卷105）“礼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根据宋代的封赐程序，伏虎禅师的封号，是在百姓的支持推动、官方的认可下，藉由显现一系列神异灵迹而逐步获得封赐的，在开庆《临汀志》“敕赐威济灵应普惠妙显大师”条有明确详细的记载[7］（P167）。（表1）
表1 伏虎禅师宋代封赐情况表
从表格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伏虎禅师的整个封赐活动跨越了两宋，从北宋末年赐“寿圣院”到南宋初年封“大师”，到最后褒封八字大师，与前文所述的是封赐程序相符合。除伏虎禅师外，有宋一代福建地区，褒封八字封号的大师，仅有清水祖师（昭应广惠慈济善利大师）、定光古佛（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④ 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一至九）[M］。 。这既是伏虎禅师灵应的反映，又是信仰发展的表征。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实现由程序性向实质性转变。在推进预算审查监督改革前，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市级预算和部门预算的审查监督大多是程序性的，审查意见往往只涉及面上的、笼统的，难以落实到位。随着改革的推进，部门预算审查监督工作不断深化细化，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在预算编制、执行中得到了较好落实，预算编制与工作谋划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工作逐步实现了由程序性向实质性转变。
有宋一代，伏虎禅师因神迹而获得封赐，而这些神迹无不与平民百姓的生产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汀州开发较晚，一如闽中诸地多山地丘陵，“在闽而南，山樵谷汲，稻食布衣，故民之丰约不大相远；粜不出境，故谷价常贱；比屋而绩，故其布多品；地接潮、梅，率多旷野，故有虎、豹、熊、象之属。 ”[7］（P35）而且“外邑山谷之间，亦时有弄兵珥笔为里闾挠者”[7］（P20），在这样的区域环境中，伏虎禅师成为闽西北一带信众们得以寄托的对象之一，其最初的神迹仅是伏虎护民，而后随着祈雨救旱、护境安民的神迹不断示现，其形象也逐渐丰满起来，演变为客家农耕社会的保护神。
我们以周必大作《汀州定光庵记》的嘉泰三年为基准，若对伏虎禅师进行封赐，应该有“净戒、慈荫、灵感、威济、普惠”十字可供选择，我们考之清人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所载：“汀州南安岩寿圣院威济大师，孝宗乾道三年（1167）八月加灵应威济大师”[8］（P9975），断定伏虎禅师此时应被尊为“威济灵应普惠大师”。“慈荫、灵感”二字为何不用，因无更多史料以资佐证，遂无考。南宋嘉熙四年（1240）宋理崇勅为“威济灵应普惠妙显大师”。
因此，笔者认为，江西人周必大在记述时混淆了伏虎大师前后的封号，没有加以考证故而造成“不知有汉”的失载。其次，简短介绍了伏虎大师的僧号、俗姓、伏虎神迹以及道场，以及淳熙二年（1175）入驻定光庵，并为州人祈雨的史事。周必大作此文比赵与沐纂《临汀志》早56年，说明当时社会中，伏虎禅师的相关史事是相当明确的：伏虎禅师的基本信息已广为人晓，尤其其神职不仅能伏虎，而且同定光古佛一起能救旱。伏虎禅师“普惠”二字封号，即是在其入驻定光庵后的淳熙十一年祈雨救旱而受封的。我们甚至可以推断此时他们已经被尊称为“二佛”了，至开庆时赵与沐赞道：“三仙二佛之名，于汀尚矣！”[7］（P162）。
二、伏虎禅师神迹考
淳熙二年（1175），郡守吕翼之迎均庆院定光真身入州后庵（即定光庵），又迎广福院伏虎真身为宾，自是在定光庵同奉定光古佛、伏虎禅师，以便信众祈祷。那么，此时伏虎禅师的封号，若按《临汀志》载，应已达八字，即“净戒、慈应、灵应、威济”，但参照宋制封号是没有重复使用的字。定光古佛的封号易字给我们提供很好例证：乾道八年（1172），定光古佛累封为“定光圆应普通慈济大师”，到嘉熙四年（1240），定光庵赐额“定光院”，“续又乞八字封号内易一‘圣’字”[7］（P166），即为后世尊称的“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因此，可以推断淳熙二年伏虎禅师入驻定光庵时即是周必大所记的“净戒慈荫灵感威济大师”。
南宋王象之编撰的《舆地纪胜》成书于宝庆三年（1227），这样记载伏虎禅师：“伏虎大师，宁化人。汀苦旱，结坛龙潭侧，云：‘七日不雨，愿焚幻躯。 ’七日，炬将举，甘雨倾下。 有猛虎，见师来，即远遁。 ”[9］（P2997）虽是简短的记载，但伏虎禅师的祈雨、伏虎神迹更为明确了，值得注意的是祈雨神迹，有了生动的描述。
如今，文件档案管理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做好文件档案管理工作，使其更加规范化，充分发挥出文件档案的作用已成为档案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档案管理人员应对自身的文件档案管理方式进行创新，并落实各项管理制度，使文件档案管理工作向着更加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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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所述，伏虎禅师在《舆地纪胜》撰写、成书时期（嘉定至宝庆年间），此前因“救旱功”而被累封为“威济灵应普惠大师”。因此凸显祈雨神迹，应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与此同时，王象之描述的是伏虎禅师在坐化前的祈雨神迹，此时离伏虎禅师坐化（962）已过了百余年，能如此描述出伏虎禅师的话语，可以理解为时人对伏虎禅师信仰的一种文化建构。这种建构到赵与沐纂开庆《临汀志》时即完整的表现出来。
开庆《临汀志》关于伏虎禅师的生平及神迹相当之传神与丰富：
叶姓，法名惠宽，宁化县人。幼通悟，善根夙植，长得业于本郡开元寺，遍游诸方，悟旨而返。州境山谷深窈，虎豹出没为害。师以解脱慈悲力，为之训饰柔服，众异之，号伏虎禅师。南唐保大三年，憩于平原山麓，见左右有龟峰狮石，遂卓锡于此。蹑其巅，以开元钱已为开山兆。有樵者拾其一以归，诘朝复返故所，耆老欢传，咸起敬慕。程力督工，为创庵，名曰“普护”。庵侧一岭刺天，号吊军岭，道过其上，苦渴水，师于盘石上顿锡出水，至今不竭。七年，汀苦早，靡神不宁。郡将闻师道行，结坛于龙潭侧，延师致祷。师云：“此方旱气燔甚，实众生罪业自速其辜，今当普为忏悔。七日不雨，愿焚其躯。”及期旱如故，师延跌坐，命厝火于薪。众骇愕，火未及然，油云四起，甘雨倾注。师曰：“未也，水流束薪乃己。”未几，果然。见闻赞叹。宋朝建隆三年九月十三日示寂，塑其抔身于庵，凡有祈祷，应如响答。（后略）……[7］
此则记载，不仅描述了伏虎禅师的生平，而且夹杂了许多神迹，如驯服虎豹、以开元钱创庵、活泉出水、祈雨有应等，成为后世研究伏虎禅师的主要史料以及民间传说创作的蓝本。
文化传播与扩散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突出了文化现象的共时性问题，即在共时态的社会空间中文化现象有着自己深度、广度的发展。庙宇作为一种特色的文化景观，是民间信仰的一种实物载体，它源于地域社会，源于民众情感寄托，蕴含着丰富多样的内容。其中，它不仅是神灵的领地，而且还是民众获得庇佑的场所，更是民间狂欢的集聚中心，承载着神明的神迹与传说，承载着地方特色的信俗文化。
其次，我们不难发现伏虎禅师与定光古佛的神迹是极为相似的，笔者认为二者有相互借鉴的痕迹。
南宋僧惠洪《禅林僧宝记》（1124）所载《南安岩严尊者》是现知最早的定光古佛传记：“（定光古佛）密契心法。辞去，渡怀仁。江有蛟，每为行人害。公为说偈诫之，而蛟辄去。过黄杨峡，渴欲饮，会溪涸，公以杖擿（掷）之而水得。父老来聚观，合爪以为神。公遁去。武平南黄石岩多蛇虎，公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远闻之大惊，争敬事之。民以雨旸，男女祷者随其欲，应念而获。家画其像，饮食必祭。（后略）”[13］（P59）可见，定光古佛神通广大，除蛟伏虎、掷杖得水、祈雨旸等。从伏虎神迹看，定光古佛与伏虎禅师如出一辙，然而至赵与沐纂开庆《临汀志》时，定光古佛则更有削木书偈以毙虎的故事，并在毙虎处建有伏虎庵② 临汀志“寺观”：伏虎庵，在武平县七十里。旧传定光拓岩初，民有献牛助耕，师结庵亲牧，夜常有虎柔伏庵外。后师归岩，一日，忽云：“虎伤一牛矣。”暮有报如师言。师乃削木书偈云。明日，忽毙于路，因号“伏虎庵”。 。至于“活泉出水”，定光古佛的神迹更为普遍。定光古佛除了在黄杨峡出圣公泉[7］（P52）外，在汀州显神迹出“金乳泉”：“大中祥符间，郡守赵公遂良就州后创庵，延定光佛往来憩息，赵指庵前枯池曰：‘劳师出水。’师即以石书偈四句投池中：‘山矿生金乳，地官辟开门，石矿水直出，供养天心尊。’未信宿间，清泉衍出，郡人采偈语中语，名曰‘金乳’。池心甃为一井，绍兴间，郡守张公宪武字演翁，创小亭覆之，仍为之铭，曰：‘六祖卓锡，曹溪发源；定光说偈，卧龙涌泉。’见匾曰‘演翁泉’。”[13］（P37-38）此外，去游南康盘古山，“至山，观井无水，遂以杖三敲云：‘快出！快出！’至中夜，闻有落泉溅崖之声，诘旦涌出满溢。”[7］（P165）伏虎禅师虽先于定光古佛在世，但定光古佛在民间有“见世佛”（即现世佛，活菩萨也）之誉和定光佛转世的传说，获得八字褒封较早，引来诸多名公巨卿作文为之赞叹，加之方志往往略古详今，故而定光古佛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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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虎禅师信仰的播迁
首先，宋时仅简单知晓伏虎禅师自幼有慧根，于开元寺出家，得佛法“以解脱慈悲力”驯服虎豹，自此以伏虎禅师为人所称道。至明成化间，民间已有伏虎禅师更为具体的传说。据时僧日新作《螺丝庵碑记》载：招得里银屏叶岭，山水环秀。居民叶千益，妻曹氏于□年□月□日诞生圣子，天为雨花，即伏虎禅师也。髫岁从父徙居招贤都溪，躬行孝道，尽礼报终，施创佛刹，葬二亲于刹旁，即伏虎庵。后至郡，途望象牙林，乐其苍翠，策杖登临，感神让居，即今平原山也。建隆壬戌年九月十三日示灭。其银屏叶岭，又名螺丝薮，乃伏虎诞育之地。往来者，每闻金革铿锵，遥睹烟云弥布，遗迹炳然。…（后略）[11］（P67）不仅有具体的家庭地址，而且连其父母姓氏及其出生年月也很明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伏虎禅师的另一面，即作为躬行孝道的形象出现。伏虎禅师作为出家人，在宋明理学家理念中属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其孝子形象则将伏虎禅师人格形象丰满起来。后人常常补撰、描述神明的诸多生世，有关孝道的故事最普遍，诸如临水夫人、广泽尊王，尤其明代以后，老百姓致力于将敬奉的神明塑造出一个尽善尽美的形象，使其更符合儒家伦理道德。在这种推力下，伏虎禅师竟也多了祈子之灵应。史载明清时期长汀县有“抢佛子”的习俗：“长汀县向有抢佛子之俗。每年正月初七日，定光寺僧以长竹二竿悬数十小牌于杪，书伏虎佛号，无子者群奉之而行，自辰至酉，咸以长钩钩之，一坠地则纷然夺取，得者用鼓乐迎归供之，以为举子之兆，然亦有应，有不应。惟因纷夺，或至斗殴涉讼耳。咸丰癸丑，山左丁近峰知县时，禁之。”[12］（P112）应该说，这是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儒家伦理道德在民间教化中的一种影响，亦是儒释融合的一种反映① 儒释道三教融合在明代十分突出，详见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
笔者在研究同时期清水祖师信仰兴起时，指出两宋时期是我国气候寒冷期，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以水旱灾问题最为突出。同期福建的水旱灾害则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因此福建各地神明大多具有“祈雨治水”的职能① 罗臻辉．历史文化地理视野下的清水祖师信仰研究——以庙宇为中心[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 。宋代，各地祈雨方法各异，有官方、僧道、民间杂法等，宋人谢采伯即说：“祈雨，三代用巫觋，后世用僧道。”[10］（P674）可见，宋代僧道的祈雨之法在当时已较为普遍。关于祈雨与宋代社会，皮庆生在前人基础上做了相关深入研究，指出祈雨是地方官的职责所在，祈雨实践并非自上而下的朝廷诏令制度，而是地方信仰传统及代表地方传统的社会力量② 详见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第四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从伏虎禅师祈雨救旱的神迹看，与当时许多福建佛教俗神的祈雨方式相似。
伏虎禅师信仰发源与发祥地以宁化为出发点，长汀广福院为中心，自其兴起，“凡有所祷，应如响答”，以庙宇为载体逐渐传播开来。赵与沐叹当时汀州寺观情景：“僧庐十百，道宫才一二，寓内所同也。邦人信佛笃，于是自创庵尤不可殚记！”[7］（P69）我们从开庆《临汀志》辑出的供奉伏虎禅师的寺庙也只能是大致情况：（表 2）
表2 供奉伏虎禅师寺庙情况
表中给我们的信息量如下：
首先，伏虎禅师信仰以长汀广福院为中心，在长汀县周边散布。
当时的长汀县地界很广，“长汀东西一百四十五里，南北二百三十五里”。其中伏虎禅师信仰发源与发祥地宁化县离长汀最近的县。两县的分界：“（长汀）东至宁化县界八十里，以杉木堠为界，自界首至宁化县九十里。...东北至宁化县界八十五里，以黄土岭为界，自界首至宁化县七十里。”[7］（P7）从这个意义上说，广福院建在两县的交界地带。清雍正十二年（1734）一通重修碑文写道：“平原山乃伏虎出身胜境，原宁化县龙上上丰官地……”[14］或许说明在两县交界地带，人们更愿意将伏虎禅师纳入到各自的本土范围内，只是宁化县建于宋代的伏虎禅师庙宇还有待进一步搜寻。
其中,ΔCS 和ΔPS 分别表示在外生变量冲击下消费者福利和生产者福利变化量。消费者福利的变化可以分解为ΔCSd 和ΔCSm ，分别表示消费者在消费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时的福利变化。生产者福利的变化也可分解为ΔPSa 和ΔPSb ，分别代表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生产者的福利变化 和分别表示市场初始均衡时的国内市场价格、国际市场价格和目标价格分别表示市场初始均衡时国产大豆需求量、试点地区大豆供给量和非试点地区大豆供给量 表示进口大豆需求曲线的垂直移动量。
必须指出的是，神明信仰中神迹的重叠，是民间传说互为借鉴的文本展现，从中说明“二佛”信仰不分彼此，以致在闽西社会中得以俗称定光古佛为“老佛”，伏虎禅师为“二佛”，而且随着社会变迁衍生出新的民间传说与故事，虽“二佛”在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主角身份，如宁化、长汀等地伏虎禅师与定光古佛争创庵庙的故事① 长汀彭坊彭慕良口述《伏虎和定光争建庵庙》，宁化戴先良《宁化伏虎禅师信仰考》，参见叶明生编.宁化伏虎禅师信俗文化研究史料汇编（未刊稿）.2017。 ，但不妨碍“二佛”在当地百姓心中的地位，尤其是“保禾苗”“保长工”等信俗活动的出现，作为一种民众狂欢，让“二佛”信仰生生不息。因此，神迹、传说与故事、信俗活动共同构建了伏虎禅师信俗文化。
其次，伏虎禅师信仰此时已有扩散之趋势，即传播到延平一带。宋代方志散佚甚多，我们仅能从后世延平地区的方志进行查检，列出建于宋代的伏虎禅师庙宇。南平县2处：
英眼前一片漆黑，要不是丈夫及时搀扶，她可能就倒下了。丈夫左手紧紧地揽住英的腰，两个老人一步一步走出放疗室，小心翼翼地走向肿瘤中心四楼病房。
慈荫庵，开平里，旧名伏虎庵，淳化元年建，清乾隆二十四年毁，二十五年重建，规模巨丽，非复旧观。光绪十二年重修，十四年于庵右建文昌殿，层楼上祀关帝吕祖，又建游春阁，又于庵建紫琼楼。古传伏虎禅师坐化于此，有塑像，传为肉身，故称“芹山祖殿”。每年二月，各乡及沙、尤界，来请香火者，逐日不断，尤见灵应。嘉庆初虎患未息，知府广善亲祷于庵，八年患除，题额曰“丰乐仙都”。[15］（P325）
伏虎庵，云盖里鸠源，宋乾道间建。[15］（P325）尤溪县1处：
为得到不同锚固长度、不同载荷界面剪应力分布规律，由外端口向锚固底端等距离选择锚固剂单元体，提取外侧面剪应力值进行分析，得到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沿锚固长度分布曲线，如图6所示。
石门庵，十二都，宋淳熙间建，即伏虎庵。[16］（P580）慈荫庵建于伏虎禅师寂灭28年后的淳化元年（990），结合前文考述，此庵名运用了伏虎禅师“慈荫”二字封号，可以说是宋代延平地区现存最早可知的伏虎禅师信仰分灵庙宇。结合表2，“芹山祖殿”是不是就是赵与沐所说的“小芹庵”还有待进一步实地考证。南平伏虎庵、尤溪石门庵，是在伏虎禅师受封赐后建立的，成为伏虎禅师信仰向外扩展传播的表征。试想一下，作为外乡的信徒他们要到平原山广福院或是州城定光庵向伏虎禅师许愿，是需要经过许久地长途跋涉的，而且他们有时还要回来答谢。可以说这种许愿答谢式的人神对话是繁琐的。在中国传统社会，“报”的原则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更适用于人与神之间[17］（P65-97）。于是一些外乡信徒在迎请神明香火或圣像时，便有在乡里倡议为神明立庙的意愿，使其成为当地的守护神。“祠庙对于神祇的作用，就像房屋对于人类一样，因此人们认为居住条件的好坏不仅影响者神祇的福气，还影响着神祇的威灵。”[3］（P54）故而庙宇的建立，神明就有了自己的居所，像家一般，这是人对神的一种情感关怀，信徒们祈求神明能够多显灵迹来护佑乡里。从南平慈荫庵后来的发展就是一个明证，它成为了南平各乡、沙县、尤溪一带迎请香火的地点，从而演变成伏虎禅师信仰的传播亚中心。宋代伏虎禅师信仰亦是遵循这样的方式向外扩展传播开来的。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绘制出有宋一代伏虎禅师信仰的空间分布态势即在定光庵与广福院之间，呈点带状分布，并向东经宁化往南平、尤溪一带发展扩散。这样的态势是符合当时汀州向外的路线：“其趋邻郡，皆遵陆；若水路，则长汀溪达上杭，直至潮州入于海，宁化溪下清流，投南经沙县、南剑州直至福入于海。”[7］（P7）至元代亦是如此，时人刘将孙这样说道“迄今延平、临汀所载精庐，二师迭为宾主，必不相舍。”[18］（P270）从宋元以后的发展看，伏虎禅师信仰是处于一种持续的向外扩散过程中的。明清以后，伏虎禅师信仰随着客家先民不仅从陆路传播，而且渡海远播海外。
由极差R的大小可知：在各因素选定的范围内，影响铁溶出的各因素主次关系为：溶出时间>搅拌强度>液固比>溶出温度。
笔者借助现存文献对伏虎禅师封号、神迹进行考释，认为伏虎禅师的信仰建构是与其区域地理背景有着紧密关联的，并藉由神迹、封号等逐渐丰满形象，与定光古佛相互依存。同时在大致勾勒出伏虎禅师信仰最初的播迁情况下，得以认知作为客家农耕社会守护神之一的伏虎禅师信仰有着其特定的信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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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Title and Miracles of Buddhist Master Fu Hu
LUO Zhen-hui
Abstract： Buddhist Master Fu Hu (literally meaning capturing the tiger)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fluential protection gods in Hakka farming society.The miracles that he and the ancient Buddha Dingguang had shown in praying for rain and relieving drought and protecting the people became the spiritual pillar during Hakka ancestors’reclamation.Since the Song Dynasty,they have been honored as “two Buddhas” in the northwest of Fujian Province,and their beliefs have spread outward along with the activities of Hakka ancestors.
Key words: Buddhist Master Fu Hu;title;miracles;spreading
中图分类号： B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114（2019）01－0029－07
〔收稿日期〕 2018—12—21
〔作者简介〕 罗臻辉（1985～ ），男，福建省安溪县人，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助理研究员，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2018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80631）。
〔责任编辑 郑 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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