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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国和奥地利
18世纪，音乐的重心从欧洲南部国家转移到北部国家。音乐学研究也是一样。这一趋势中最值得一提的有两人。一个是马丁·格贝尔特（1720—93），他是圣布莱斯修道院院长，他第一个把中世纪音乐归入评论范畴。他的宗教音乐史著作《宗教音乐和朗诵》（1767）和中世纪研究论文选集《宗教音乐中的圣经》（1784）被伯尼和福克尔大量使用。另外一个人就是恩斯特·路德维希·格贝尔（1746—1819），他从修订和扩写瓦尔特的《音乐辞典》（1732）的传记词条开始，相继出版了在当时规模空前的传记参考书《音乐家历史——传记辞典》（共两卷，1790—1792）及其续篇《音乐家历史——传记新辞典》（共四卷，1812—14）。
德国在建立现代音乐学学科方面，在欧洲除法、意、英外占领先地位。德国大学体系提供了一种制度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容纳新的领域。这样19世纪的德国音乐学建立起丰富的档案，对其它任何国家也适用。评论性文章、权威性传记、书目和分类等著作大量出版，在二次大战期间也未中断。与此同时出现的学科与印刷业有着密切联系。最大的出版社莱比锡的布赖特科夫与黑泰尔公司和C·F·彼得斯乐谱出版公司及美因兹的肖特出版公司都慷慨支持学术活动，他们不仅出版和研究专著，还通过出版杂志来传播研究成果。1798年由弗里德里克·罗克利茨在莱比锡创办的《通俗音乐报》是这类杂志中最早的一种。这种杂志被《Cacilia》（由美因兹肖特公司出版，从1824—1848年由戈特弗里德·韦伯和西格弗里德·德恩继续编辑）和《柏林通俗音乐报》（从1824—1830年由A·B·马克斯编辑）当作样本。另外一种重要的评论杂志是罗伯特·舒曼的《新音乐杂志》，创刊于1834年，并延续至今。19世纪末，德国音乐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专业水平，这在《音乐学年鉴》（从1885—1894由克里桑德、施皮塔和阿德勒联合编辑），《彼得斯音乐图书年鉴》（1894—1940年，由埃米尔·福格尔创办）和《音乐史月刊》（罗伯特·艾特纳创办，1869—1905）中有很明显的反映。
约翰·尼古拉·福克尔（1749—1818）是19世纪早期崛起的新一代学院音乐家的领袖。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格廷根的乔治—奥格斯特大学，1769年第一次作为学生在那里学习法理学，后来在大学教堂作风琴手，1779年又成为音乐指挥；1787年获得一个荣誉博士学位。福克尔的许多重要著作包括第一部用于音乐研究的音乐书目（《音乐文献概论》，1792），一部音乐史著作（《音乐通史》，1788—1801）和第一次尝试编写的J·S·巴赫传记（《论J·S·巴赫的生平、艺术和作品》，1802）。18世纪末格廷根是一个活动频繁的中心。1734年由汉诺威的Elector，即英格兰乔治Ⅱ世创办的一所大学，它的英—德研究和以约翰·冯·缪勒领导的“全世界的历史学家”的学派的发展引人注目。他们提倡的观点是历史学研究要远远超出传统的以政治和军事事件为重点的范围，并为福克尔的音乐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结构。
福克尔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1779年丹尼尔·戈特洛布·蒂尔克（1750—1813）在格廷根被任命为大学音乐指导，他在哈雷大学也被授予了同样的职位，在那里他讲授音乐史、理论和美学。从那时起，浮兹堡的弗朗兹·约瑟夫·弗罗利奇、莱比锡的克里斯琴·弗德里奇·米凯利斯、吉森的弗迪南德·加斯纳、柏林的阿多尔夫·伯恩哈德·马克斯和波恩的卡尔·布赖登斯坦就努力把音乐列入德国大学和学院的课程。布赖登斯坦是第一位担任音乐教授的音乐家（1826），但直到1870年维也纳音乐评论家爱德华·汉斯利克第一个在维也纳大学的音乐史学和美学课中使用“正教授”（Professor ordinarius）的头衔。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古斯塔夫·雅各布斯塞尔于1897年在德国第一个获得了教授头衔。在1904至1960年间只有二十一所德国大学有正式的正教授职称，第一批获此头衔的学者列表如下：
1904 柏林：赫尔曼·克雷奇马尔
1909 慕尼黑：阿道尔夫·桑德贝尔格
1915 波恩：勒德威格·希德梅尔
1918 哈雷：赫尔曼·阿贝特
1920 布累斯劳：马克斯·施奈德
1920 格丁根：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
1920 莱比锡：赫尔曼·阿贝特
1921 海德尔堡：特奥多尔·克罗伊尔
1928 基尔：弗里茨·施泰因
1929 布赖斯堡：维利巴尔德·古利特
1932 科隆：特奥多尔·克罗伊尔
1935 法兰克福：约瑟夫·马勒·布拉陶
1944 前苏联加里宁格勒：汉斯·恩格尔
1946 美因兹：弗朗兹·阿尔诺德·施米茨
1946 马尔堡：汉斯·恩格尔
1946 明斯特：沃纳·科特
1947 耶拿：汉斯·约阿希姆·莫泽尔
1952 杜平根：沃尔特·格斯滕伯格
1956 汉堡：海因里·胡斯曼
1958 萨尔布吕肯：约瑟夫·马勒·布拉陶
1960 浮兹堡：乔治·赖克特
德国有大学还给其他许多杰出的为他们自己的学科领域发展作出贡献的学者授予学术头衔。胡果·里曼（1849—1919）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20世纪初德国音乐学界的杰出人物。里曼在写作和教学的范围和影响上，被人们拿来与费蒂斯作比较。这两人对知识有着广泛的爱好。在1898年里曼在写给汉斯·胡贝尔的一封信中询问在巴塞尔一所大学的职位时中肯地称他的研究领域是“彻底的音乐理论，音乐史，包括美学和音响学，键盘训练和演奏实践”。里曼除了有许多专著和手册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有关早期音乐的著作（如由曼海姆学校出版的有关音乐的《德国音乐的里程碑》和约五十卷的题为《音乐博物馆》的早期室内乐作品集，还有他的《音乐辞典》。1882年出版第一版，直到第十二版（1959—75）仍有着巨大影响。
19世纪，与维也纳古典作曲家学派同时还有一个维也纳音乐学学派，它对德语国家的音乐学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核心人物是拉斐尔·格奥尔格·基泽维特（1773—1850），他是奥地利军事部办公室的公务员（他曾在一次比赛中战胜弗蒂斯获得有关荷兰人音乐的论文奖）。他对早期非宗教歌唱音乐很有兴趣，这使后来他的研究工作扩大到对早期中世纪旋律风格产生这一时期的综合研究（非宗教的歌唱研究，1841）。他还对阿拉伯音乐、音调和律学以及中世纪乐器作研究。他是一部音乐史概要（欧洲—西洋音乐史，1834）的作者，这部著作以与过去伟大的创作音乐家的生涯相一致的值得纪念的文化事件为依据，是第一部这种类型的著作。军事办公室中基泽维特一位更年轻的同事塞尔斯·艾德勒（1792—1831）运用自己外交身份的有利条件遍游意大利，了解和记录早期音乐，并把搜集的资料寄给维也纳的基泽维特。坎德勒与罗马帕勒斯特里那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吉乌塞普·贝尼建立了相当密切联系。事实上他还准备把贝尼的著作缩译成德文版本。这类爱好音乐的政府官员还有阿洛伊斯·富克斯（1799—1853），他热衷于搜集音乐手稿，维也纳作曲家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由他搜集的。
安东·施密特（1784—1847）是奥地利图书馆音乐部的领导，是音乐印刷史方面的专家。他出版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专论《奥塔维阿诺·迪·斐特鲁契和他的16世纪的继承者》（译注：奥塔维阿诺是活字音乐印刷术的发明人，1845）并为《Cacilia》杂志撰写了一系列的目录学方面的论文，该杂志以图书馆中早期印刷的音乐藏书为基础。他还是第一部评论性的格鲁克传记的作者。
19世纪末处于领先地位的音乐史学家是从维也纳的一批音乐史学家中脱颖而出的，尽管他的出生在布拉格附近。他就是奥古斯特·威廉·安布罗斯（1816—76），是拉斐尔·基泽维特的侄子，有着广泛的文化实践。他在1862—1878年间出版了四卷本著作《音乐史》。安布罗斯的去世使他生前已上至1600年的研究中断了，但他的以原始调查为依据的早期复调音乐的研究为后来这些领域的研究确立了一种规范。
继汉斯利克之后任维也纳大学音乐教授的是奎多·阿德勒（1855—1941），他曾长期致力于奥—德音乐学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他还与克里桑德和斯皮塔共同编著了《音乐学年鉴》，他还是《奥地利音乐名作集》（1894—）的创办人和主编。阿德勒的著作总是采用历史的方法，但他认为任何一位20世纪的学者都没有能力单独完成一部综合的音乐历史学著作。他与许多同时代的杰出专家合作共同撰写了《音乐史手册》（1924；第二版1930）。
19世纪德国音乐学的任务范围广泛，并常有卓著成果，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建立了学科范围与主体。面对一大批新发现的原始资料，这一时期中的许多主要名人编制了庞大的分类、目录和主题索引体系。这些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就是罗伯特·艾特纳的十卷本著作《传记词典》（1900—04）和艾特纳与哈贝尔的《16、17世纪音乐作品目录》（1877），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的《最古老的风格和近世奥加农索引》（1910，后由盖恩里奇完成），埃米尔·福格尔的《1500—1700年意大利出版的世界声乐作品目录》（1892）和约翰尼斯·赞恩的六卷本著作《德国教会福音的旋律》（1889—93）
由诺特博姆对贝多芬作品（1868年由哈尔姆和金斯基在1955年做了全面修订）；路德维·冯·克舍尔对莫扎特作品的分类（1862，1937年第三版，1964年爱因斯坦的第六版）把主题索引提高到一个相当的水平。19世纪末在德国学术界新的研究范围中一种著作是《全集》，它是一种很全面的主要作曲家作品集，它经常是由许多编者合作完成的。从“巴赫研究会”1851年创立并尝试出版所有巴赫作品开始，这一模式就被一系列有关亨德尔（1858）、帕勒斯特里那（1862）、莫扎特（1876）、舒伯特（1883）贝多芬（1884）和拉索等作曲家的评论性著作采用。与此同时，又开始使用日臻完善的音乐学方法论来研究某一作曲家的生平和著作。这类研究效法的是菲利普·施皮塔关于J·S·巴赫（1873—80）的著名两卷本研究著作。
在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德国音乐学沿这一过程发展很快，大量的权威性著作使德国学者处于音乐学的前列。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著名的音乐学家的名单：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海因里希·贝塞勒；研究德教堂音乐的汉斯·约阿希姆·莫泽尔；研究音乐记谱法的约翰内斯·沃尔夫；研究格里哥利圣咏和弥撒历史的彼得·瓦格纳（1914）；研究神剧（oratorio）历史（1911）、莱比锡音乐史（1927，1941）和早期音乐演奏实践（1931）和研究美学与符号学（1941）的阿尔诺德·舍林。舍林还提供给人们一种新的音乐研究工具——古代音乐选集《谱例音乐史》（1931），格奥尔·金斯基编辑了有关音乐史的图片资料选集《图片音乐史》（1929）。恩斯特·比肯发展了原来由阿德勒提出的专家合作编写历史学的观点，编辑并亲自参与撰写了杰出的十卷本著作《音乐学手册》（1927—31）它的各分卷是分别由罗伯特·拉赫曼、库尔特·萨克斯、海因里希·贝塞勒、罗伯特·哈斯、汉斯·默斯曼、奥托·厄斯普朗和弗里德里希·布鲁默等一批杰出的德国音乐学家撰写的。
就在同一时期，埃里克·冯·霍恩鲍斯提尔和库尔特·萨克斯从事于乐器分类和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其卓越成果发表在萨克斯的《实用乐器词典》（1913）和《乐器学手册》（1920）上，随着一批批新的大学生完成音乐学的博士课程，随着德国出版商扩大他们对所有音乐研究的支持，德国似乎理所当然应该总是处于音乐学国际水平的支配地位。事实上，在德国建国初期，就由奥斯卡·弗莱舍和马克斯·塞弗特于1899年创办了“国际音乐协会”。它于1914年解散，但在1927年维也纳，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期间，一个新的组织“国际音乐学研究会”成立，奎多·阿德勒任名誉主席，彼得·瓦格纳任主席。
然而，由于德国和奥地利文化和生活各方面的原因，纳粹主义政治导致了德国音乐学的支配地位的削弱和结束。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的衰退是音乐学界受破坏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摆脱法西斯种族迫害，许多德国和奥地利的第一流的音乐学家被迫移居国外，这些人包括：维利·阿佩尔、曼弗雷·布科夫策尔、汉斯·大卫、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卡尔·盖林格、奥托·戈姆波希、保罗·内特尔、库尔特·萨克斯、利奥·施拉德、和伊曼纽尔·温特尼茨，有一些人逃离了欧洲。不仅仅是德国大学由于许多学者的流失而严重削弱，从总体上看，整个国家也与学科的飞速发展无缘，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美国，由于那些被迫离开德国的音乐研究家在那里定居，而使情况迥然不同。
从1945年开始，德国音乐的传统慢慢得到恢复，尽管至少对西德来说，许多战后的成果属于与国际上广泛合作的结果；在东德，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社会制度的音乐。学者们关心的是完成三十年代以前未完成的工作。许多原先完整的版本中断了，而被新的版本所代替，例如，有关许茨、巴赫、亨德尔和莫扎特的版本。使德国和奥地利重新成为音乐研究中心的原因之一就是一直得到出版商的大力支持。支持音乐研究的不仅有布赖特科夫与黑泰尔公司、肖特出版公司和宇宙公司这样有悠久传统的公司，还有象贝伦赖特出版公司和亨勒公司这样优秀的后起之秀。
随着慕尼黑的“古唱诗班”和维也纳的“音乐师”等组织对演奏术语的阐述，使对演奏实践的研究不断深入，从而好的权威性著作不断涌现。
尽管由卡尔·弗特勒创办的贝伦赖特出版公司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24），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是战后几十年中最重要的音乐研究专著出版商。在一系列新的完整版本、分类、摹真本和更小的出版物中，最卓越的成果就是《古代和当代音乐》（MGG）；第一分册出现在1949年，最后一册出现在三十年后。这部由杰出的编辑、学者弗里德里希·布卢默筹备的大型学术研究百科全书（十四卷，两个附录）可能是20世纪下半叶德国音乐研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著作。由于MGG知识量大并且细致，被看作是西方音乐史最重要的音乐研究知识的来源。不过，由于它尽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收录学者的论文，所以它也具有国际影响。它既是德国人引以自豪，也是第一部已经完成的有国际影响的音乐研究巨著。
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崩溃之前那样，音乐学重又在大多数德国大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一些具有长期影响的年长的人物（包括布鲁诺·斯特布莱因、沃尔特·威欧拉）的重要教学位置被中年一代学者占据（包括卡尔·达尔豪斯、赫尔穆特·弗德霍弗和路德维希·芬雪），新一代学者兴趣广泛，他们的知名度，随着他们著作的发展、参与国际会议以及研究项目而不断提高。当德国音乐学研究的垄断地位一去不复返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德国音乐研究学者团体重新占据了主要地位。
5、其他西欧国家
西欧较小的国家自然会在音乐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效仿邻近的大国，许多国家效仿德国。他们自己传统的发展相对滞后，而且不总是具有特色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其特色取决于一个国家以往的音乐发展。瑞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三大文化的连接点。瑞士的学者广泛进行本国音乐史（著名的新教圣歌）的研究，效力于词典、杂志的出版工作；但是撇开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不断研究，我们很难从彼得·瓦格纳、雅克·亨特欣、肯特·冯·菲舍尔（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和马丁·斯特赫林这些不同时代的杰出学者的著作中找到任何民族特色。“Basiliensis圣乐学派”的研究活动反映出学者们对音乐学的实际使用感兴趣，奥古斯特·温津格和伍尔夫·阿尔特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南部国家对演奏实践和乐器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D·F·肖伊尔勒（1855—1927）的乐器搜集和最近J·H·范·德·米尔的保护工作，古斯塔夫·伦哈特的对演奏的研究，弗里茨·克努夫的出版物和弗伦特罗普的历史上乐器的设计。在荷兰，阿尔伯特·斯米热尔斯对历史音乐学（荷兰的“荷兰音乐史学协会”创建于1868年，进行此项研究——该协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作了论述，他是荷兰一所大学（乌得勒支，1928）该学科第一位审稿人，约斯堪版的编辑和其它法语——佛兰芒语音乐的学者，也是包括爱德华·里泽在内的一代荷兰学者的导师；另外圣歌学者约瑟夫·斯米茨·范·维斯伯吉和从事17—19世纪演唱和歌剧研究并在社会音乐学研究中取得新的卓越进展的弗里茨·诺斯克也对此作了论述。把历史学、社会学和民族音乐学的传统（这些传统首先是由乐器家和印度尼西亚音乐学者贾普·孔斯特继承下来的）集中在一起就是本世纪七十年代荷兰音乐学的特征。在比利时，罗贝尔·朱利安·范·马尔德根（1810—1893）编写了二十九卷的关于早期佛兰芒音乐的著作，虽然编辑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仍为后人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埃德蒙·范德·斯特拉滕发表了八卷本著作《La musique auf Pays-Bas avent le X IXe siecle》（1867—88），论述了早期佛兰芒音乐家在其对整个欧洲最具影响力时的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欧内斯特·克洛森的积极努力，从1931年开始，大学里才有了音乐学研究课程。夏尔·方·当·博朗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在布鲁塞尔和列日指导他的学生苏珊娜·克勒克斯—勒琼、艾伯特·范德·林登和罗伯特·万格，他在他的女婿斯塔福德·凯普的协助下创建了“古代音乐乐团”。乔泽夫·罗比耶恩斯和雷内·贝尔纳论述了基督教音乐研究的传统。
通过伊吉尼·安格莱斯、乔斯·玛利亚·劳伦斯·西斯特罗和乔斯·洛佩斯—卡罗这些神父——学者在发掘他们自己国家基督教会音乐传统的杰出工作，使得类似的传统也对西班牙音乐学产生了影响。但是最主要的著作是M·H·埃斯拉瓦.Y·埃利桑多（1807—78）的十卷本著作《西班牙圣乐》和F·A·巴尔维里（1823—94）所著15、16世纪西班牙复调合唱曲的重要曲集《15、16世纪教会歌曲集》。然而，真正的现代西班牙音乐学之父是费利佩·佩德雷尔（1841—1922），他是一位作曲家、教师、作者和音乐编辑。他最著名的著作有他编辑的早期西班牙作曲家宗教音乐集《西班牙乐派圣乐》（1894—8）和卡维松的键盘乐集，特别是《维多利亚》著作全集；除安格莱斯外，研究古代民族音乐的另一位重要学者就是乔斯·苏比拉·普伊格，特别是在西班牙戏剧音乐方面是一位多产作家。
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尽管过去多从事于民族音乐研究，现在也转向研究德语国家，特别是瑞士。托拜厄斯·诺尔林德（1879—1947）是瑞典一位资深学者，他在莱比锡和慕尼黑从事研究工作；他的学生卡尔·阿伦·莫伯格（1896—1978），被认为是瑞典音乐学的创始人，在维也纳和弗里堡从事研究工作；还有莫伯格的继承人英格玛·本特森，在巴斯勒从事研究工作。莫伯格的研究包括早期瑞典音乐和民歌，而本特森在他转向社会学——音乐研究前，从事J·H·罗曼和其他瑞典作曲家的研究。本世纪三十年代从德国涌入瑞典避难的学者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丹麦音乐学产生的时间更长：安格尔·哈梅里克（1848—1931）获得最早的博士学位（1892），并在哥本哈根担任音乐讲师（1896），他是埃里克·亚伯拉罕森（于1926年成为丹麦第一位音乐学教授）和伟大的帕勒斯特里那学者克努德·耶普森（于1946年成为奥胡斯大学的第一位教授）的导师。詹斯·彼得·拉森有关古典时代的研究和一些丹麦学者有关拜占庭的研究，有助于使国家的音乐学研究达到国际水平。在挪威的奥斯陆，曾在海德尔堡和柏林从事研究的奥拉夫·格温成为第一位音乐研究的大学教授；他和奥利·桑德维克在1937—9年间编写了第一本正规的大学音乐讲义。民间音乐的研究大多以这些著作为基础；在斯堪的那维亚，包括新教教堂音乐传统在内的传统民族音乐的研究总是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芬兰音乐学创始人是伊尔马里·克罗恩（1867—1960），他在莱比锡和魏玛从事研究工作，于1916年创建了芬兰音乐研究协会；他主要从事理论、教堂音乐和芬兰民间音乐的研究。埃里克·杜瓦斯茨特杰纳的关于西贝柳斯及同时代作曲家的研究是近年来芬兰音乐界的卓越成果。
6、前苏联
前苏联音乐史的学术研究始于18世纪，特别是在彼得大帝（1689—1725）统治下与西欧国家交往频繁后。第一批有影响的著作是由在俄罗斯的外国人撰写的，如伦哈德·尤勒的《Tentament novae theoriae musicae’（1739）和乔治—沃尔夫风·克拉夫特（1701—54）的关于共鸣的演讲稿（1742年用拉丁文发表，1744年在俄罗斯出版）。这两人都是著名的数学家。雅各布·冯·斯塔林（1709—85）第一个出版了俄罗斯音乐资料的著作，黑戈尔德的《Beylagen zum neuveranderten Russland,ii》（里加和莱比锡，1770）中的“俄罗斯音乐信息”。俄罗斯的第一种音乐杂志是由德国人约翰·丹尼尔·格斯滕堡编辑的《圣彼得堡音乐杂志》（1794）。到18世纪末，俄罗斯人开始通过搜集民歌（楚托夫斯基）来研究他们的音乐遗产以及丰富的教堂音乐。埃夫菲米·博克哈维蒂诺夫（1767—1837）是第一个收集俄罗斯圣乐资料的人，他更以基辅的大主教欧根的名字而著称，他在1797年关于该学科的演讲稿在两年后出版。
一些19世纪早期的俄罗斯作家喜欢研究欧洲音乐。例如，康特·格里高利·奥洛夫（1777—1826）发表了他的《意大利音乐史论文集》（1832），和由亚历山大·乌利比谢夫（1794—1858）、威廉·冯·伦茨（1808—83）合著的关于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著作。
弗拉迪莫·奥多耶夫斯基王子（1804—69）尽管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但却在俄罗斯音乐研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俄罗斯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俄罗斯圣乐历史学的学术性研究是从19世纪六十年代才真正开始的，从事这项研究的有德米特里·雷朱莫夫斯基（1818—89），斯特帕恩·斯莫伦斯基（1848—1909），伊凡·沃兹内森斯基（1838—1910），特别是瓦思利·米塔罗夫（1862—1926）和阿纳托利·普雷奥布雷兹亨斯基（1870—1929）。
除了《访问俄罗斯》（1866）中亚历克西·维塞罗夫斯基的文章，用俄语对俄罗斯音乐史作论述的有弗拉迪莫·米什诺维奇的《俄罗斯人生活的历史研究：有关文化和社会的俄罗斯音乐史论文集》（圣彼得堡，1879）。在随后的四十年中，苏维埃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批作者致力于俄罗斯音乐史的研究。最有影响的可能就是弗塞沃劳德·切希克欣（1865—1934，俄罗斯歌剧史学家）和尼古得·芬迪曾（1868—1928，主要杂志《俄罗斯音乐报》（1893—1918）和《音乐的过去》年鉴（1903—11）的创办者和编辑）。芬迪曾毕生致力于他的著作《从最早时期到18世纪末俄罗斯音乐历史学的文集》（1928—9），仍是俄罗斯音乐最综合全面的评述。在杂志《当代音乐》（1915—17）中许多著者都在文章中举例说明19世纪及同时期音乐的分析和历史音乐学在十月革命前所达到的高水平。
在战争之间音乐学有着显著的发展。也许意义深远并得到国际承认的是由佩维尔·拉姆任编辑从1928年开始的穆索尔斯基乐谱原作的出版。这对原始资料系统评论性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最有意义的是对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的基本条件进行重新的研究，研究它的组成和对观众的影响。本世纪三十年代后，苏联人用具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观点及根据官方传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的领导人有鲍里斯·阿萨菲耶夫（也曾用笔名伊戈尔·格列博夫），他是一位博学的学者，提出了音调的观点，这个观点论述了通过对熟悉的旋律模式的联想而产生的听觉幻觉；还有博尔斯拉夫·雅伏尔斯基，在他的“听觉倾向”理论中建立了和声节奏的概念。从三十年代中期历史学领域最主要的是塔玛拉·利瓦诺瓦，他的著作特别是经典著作《关于俄罗斯音乐文化历史学的论文和文献集》（1938）以及鲍里斯·亚罗斯托夫斯基的舞台演出艺术著作是俄罗斯音乐学中最具权威性的著作。许多学者都试图综合论述世界音乐史，著名的有罗曼·格鲁拜尔。
从1945年起，多数年轻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俄罗斯音乐和其他苏联少数民族方面，著作、杂志、年鉴数量也不断增加。音乐目录不只局限于现今著作，还包括以往的论著（如利瓦诺瓦的《俄罗斯音乐历史文献》），词典学也得到发展：鲍里斯·施蒂诺雷斯和伊兹雷尔·亚波尔斯基是这一领域中的杰出人物。尤雷·凯尔第什是一部俄罗斯音乐史和18世纪俄罗斯音乐的总览的作者，一部苏联人民音乐史的主编；他还是最大的苏联音乐百科全书的编辑和第一部俄罗斯音乐名作集的编辑。有许多俄罗斯作曲家及其作品的传记研究；森扬·金兹伯格编辑了一本一直到格林卡的俄罗斯艺术音乐选集，并重新研究俄罗斯圣乐。列夫·马采尔是一位著名的理论家，而弗拉迪莫·普罗托波波夫研究西方和俄罗斯的复调音乐。艾布拉姆·高曾帕德研究俄罗斯歌剧，研究民间传统的学者包括有伊萨利·曾特索夫斯基和罗伯特·阿特阿扬。
7、东欧
和前苏联一样，过去音乐的主要领域有：教堂音乐和歌剧史、本地音乐史并发展民间音乐。近些年还用马克思主义对音乐作系统的社会学的研究，在这一地区，音乐社会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第一部波兰音乐学著作中传记词典《古代与现代斯拉夫与波兰音乐家》（1857），作者是钢琴家、业余学者沃采奇·苏文斯基（1805—80）。同年约瑟夫·西科尔斯基（1813—96）创办了著名的杂志《群众音乐》，但只出版了五年。乔泽夫·瑟齐恩斯基（1851—1919）开始撰写一部含有丰富教堂音乐遗产的选集《波兰宗教音乐集》（1885—96）。19世纪学者的许多著作是有关肖邦的，包括莫里西·卡拉索斯基，他还是第一部波兰歌剧史的作者。第一部波兰音乐史全集大概就是亚历山大·波林斯基的《Dzieje muzyki polskiei》（1907）。在20世纪头十年只有不到八位波兰人在德国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1911年，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有了第一位大学音乐学教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一批学者已撰写了有影响的不朽著作。第二代学者包括希罗尼姆·费希特、乔泽夫·乔明斯基和索菲亚·丽莎，他是东欧音乐美学和编史工作的思想领袖，也是最有影响的音乐学家之一。出版音乐专著的两个中心是华沙和克拉科夫，还必须加上拜德高斯茨，在那里从1966年起，每三年举行一次东欧音乐学者会议，会议名为“东欧古音乐研究”。最年轻的一代学者包括斯蒂芬·雅罗欣斯基、博加斯劳·谢弗、齐格蒙特·M·西韦利斯基和迈罗斯劳·玛兹。
罗马尼亚的音乐学先驱是人类学家迪米特里·坎特莫（1673—1723），他著有论罗马尼亚音乐（1716），还研究土耳其音乐并发明了一种记谱系统用来记录这种音乐。20世纪前，有一些人开始搜集教堂音乐，著名的有安东·潘（1797—1854）；约瑟比乌斯·曼迪切夫斯（1857—1929，维也纳伟大的学者和编辑，他原是罗马尼亚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康斯坦丁·布雷洛的民族音乐研究和乔治·布雷泽尔、艾奥恩·D·皮特斯库（1884—1970）的教堂音乐及其与拜占庭音乐联系的音乐研究工作的开展，标志着现代音乐学的开端。更年轻的一代学者包括：维奥雷尔·卡斯玛，他那代人着重研究罗马尼亚音乐史，重点研究埃内斯库的音乐。
在保加利亚，在伊凡·坎布罗夫与斯拉詹·布拉肖万诺夫（1946年，第一部保加利亚音乐史的作者）前，除了有一些民间音乐的研究外，并没有真正开展什么学术活动。从1945年开始，成立于1948年作为保加利亚科学研究院一部分的音乐学研究院支持了很多学术活动。纳内林·卡拉斯特夫是保加利亚一位重要的专著作者；他还负责编篡了第一部综合性保加利亚音乐百科全书。
第一位系统搜集捷克音乐家资料的似乎是博胡莫·德拉巴克，他的《艺术通史辞典》1815年完成。奥塔卡·霍斯廷斯基（1847—1910）的著作中更系统地研究了捷克和斯洛伐克音乐史，霍斯廷斯基还培养了一代学者，包括多布罗斯拉夫·奥雷尔、奥塔卡·齐奇和最著名的弗拉迪莫·赫尔弗特（1886—1945），赫尔弗特是捷克斯洛伐克1918年独立后一位成果丰硕的杰出学者。奥塔卡·索雷克（1883—1956）毕生致力于德沃夏克的研究。在布拉格，学术活动由博胡莫·斯特德恩领导，他是词典《捷克斯洛伐克手册》（1963—5）的合著者。布尔诺中心是由简·雷塞克长期领导的，他不仅撰写了一部论述到19世纪初的综合性捷克音乐史还是《波西米亚古音乐史》丛书的负责编辑，并着重研究意大利单音音乐作品。布拉迪斯拉发团体是以奥雷尔为核心的。在斯美塔那前，最优秀的捷克音乐选集是由雅罗斯拉夫·波汉卡（1924—64）编篡的。历史学研究还得益于高水平的杂志和出版物的大量发行。
匈牙利音乐学在1918年前与奥地利的联系甚密。李斯特关于吉普赛音乐的论著引起人们对传统民间音乐的兴趣，使得科达伊和巴托克后来专门进行此项研究。匈牙利第一种音乐杂志《Zeneszeti Iapok》由卡奈尔·艾布兰依创刊于1860年；而埃米尔·哈拉茨蒂（1885—1958）为了使其他国家人民了解匈牙利音乐作了很多工作。现代音乐学研究始于1918年，特别是从本斯·萨博尔克西（一位研究匈牙利音乐远古以及现代发展的杰出学者）、奥托·戈姆波希（知识渊博的中世纪研究家）和德内斯·巴萨（以关于海顿和匈牙利音乐的研究而著称）的著作中可以反映出来。拉茨罗·索姆费（生于1934年）对海顿的研究处于对当今作曲家研究的领先地位。
在南斯拉夫19世纪开始的音乐编史工作可以追根溯源到1918年前的奥地利帝国。最有影响的人物大概就是民族音乐家弗朗乔·库哈克（1834—1911），他想当然地认为克罗地亚音乐学源于海顿、塔尔蒂尼和李斯特。在斯洛文尼亚，彼得·雷迪克斯出版了《Frau Musica in Krain》，这标志着斯洛文尼亚音乐史研究的开始；然而第一位真正从事该项研究的学者是约瑟夫·曼塔尼（1860—1933），他长期在维也纳从事研究活动。德雷根·普拉莫奈克（生于1895）是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他以14—16世纪的音乐研究为重点，他的贡献是出版了一部沃克该姆作品集。从1945年开始斯洛文尼亚在音乐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Ljubljana大学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的大学教授职位设立于1945年，由德拉格廷·克维特科任职，他是南斯拉夫最博学而消息灵通的现代学者；伊沃·萨皮西克在萨格勒市建立了一个重要的音乐社会学和美学中心。在塞尔维亚，作曲家、学者米洛捷·米洛捷维克（1884—1946）、斯塔·马诺吉罗维克（1890—1949）是首先从事音乐编史工作的人。斯坦纳·杜里克—克拉伊恩（生于1908年）从事塞尔维亚音乐史的一些研究，他是一些杂志的编辑。音乐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贝尔格莱德（创立于1948年）、萨格勒布（1967）和卢布尔雅那的研究院。
8、美国
拉尔夫·沃尔多·埃纳森在一次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说（1837）中强调美国要在人文主义学科领域作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贡献，因为当时这一学科领域在欧洲已具有相当规模，而在美国还几乎没有形成，但他的这一倡议，很晚才有人响应。19世纪后期，美国学者才开始进行此项研究，并逐渐形成气候。最早有J·S·德·怀特的《音乐杂志》（1832—81）等这一类的出版物，《音乐杂志》包括音乐史资料及洛厄尔·梅松的著作，梅松是音乐教师，又是音乐精品的编辑和搜集者。A·W·塞弗（1812—97）认为地理差异越大，音乐学的研究越不一样，塞耶是撰写贝多芬传记的先驱，1865年被任命为美驻迪里雅斯德领事。
第一位真正美国派学者奥斯卡·乔治·西奥多·索内克（1873—1928），他出生在美国，学于德国，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位音乐图书部主任，任职十五年（1902—17）。索内克不仅为国会图书馆的音乐搜集做了很多工作，他还撰写了许多音乐学的研究论文，编辑了一本早期美国音乐目录和注释翔实的1800年前印刷的歌剧剧本目录》1914），他还是《音乐季刊》（由G·希尔默出版）的第一任编辑。该杂志从1915年开始登载重要的音乐论著，并一直是发行最广的美国杂志。
在两次战争期间，美国音乐学在研究院中奠定了高水平的研究基础，并逐渐使其成为一门学科。早在1915年，《音乐季刊》就在沃尔多·塞尔登·普拉特的题为《为了音乐学》的文章中就涉及到这一领域。尽管“音乐学”已经第一次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注意，直到三十年代早期，学术界才广泛接受了这一概念，并使其取得了与其他人文学科同样的地位。美国大学中对音乐学学科确立有影响的人物是奥托·金凯尔代（1878—1966）。和索内尔一样，金凯尔代也学于德国，在那里他不仅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还在1910年被任命为布莱斯劳大学皇家普鲁士音乐学教授。1914年返回美国任纽约公共图书馆音乐部主任，1930年任康奈尔大学音乐学教授，这是美国大学中第一个这类教授席，他还是美国音乐协会的第一任主席。
1934年6月3日，在纽约华盛顿广场南侧25号的私人住宅内。九人组成了美国音乐学协会（AMS），协会从1950年开始发行的刊物《杂志》到七十年代中期全国发行量超过三千份，该协会一直被认为是美国音乐学界的核心专业协会。另外还有协会的年会，协会的十五个分会每年都定期举行自己的研讨会，会上学者们宣讲自己的论文。1961年该协会在纽约主持了八个国际音乐学协会的会议，1977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主持了十二个会议。不可否认，尽管AMS的成员在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很活跃，至今美国音乐学主要还是研究西方史的传统内容。1954年民族音乐学协会成立，这成为民族音乐学及其杂志出版的一个中心。象1934年的AMS一样，民族音乐学协会在1955年被美国研究协会委员会吸收为会员组织。虽然协会之间有形式上的区分，但共同的研究主题形成共同的认识，使得传统的音乐学学科和与其相对应的民族音乐学学科联系在一起。如题为《音乐学》（1963）的重要论文集，发表了一系列的美国人文学科的论文，著者是以音乐史著作著称的弗兰克·李·哈里森（来自英国）和克劳德·V·帕利斯卡及民族音乐研究家曼特尔·胡德。最近，哈里森专门从事民族音乐学教学和研究。
自从1932年在康奈尔大学，美国第一次授予音乐学博士（授予J·里·巴伯），这一学科领域在大学中不断扩大。音乐在美国大学中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时间较晚，但在过去的七十五年中也有了很大发展。今天，没有哪所美国大学或学院没有这一课程，另外还有声乐和乐器演奏课，至少也有讲授音乐理论或从一个或多个方面讲授音乐史的基本课程。许多学校的课程更多，包括理论、分析及相关领域，还有音乐史文献的所有课程。并经常补充一些有关非欧洲音乐的课程。
从1945年开始授予了大批音乐学博士，这标志着美国自己培养的学者人数不断增多，但也意味着授予的大学职位数量比原来大大增加，尽管这一势头随着最近的经济衰退有所减弱。在某种程度上讲，美国音乐学在各研究领域和学科中的成果归因于许多创业者在大学里奠定了研究基础，归因于某些民间组织如Guggenheim基金会、美国研究协会委员会和联邦政府资助的人文学科国家捐赠基金会对美国学者研究的支持。甚至还要归因于金凯尔代以后一代学者的贡献，他们在美国以更现代的方式进行研究。在这些杰出的教师——学者中，有三位AMS的创始人：古斯塔夫·里斯、查尔斯·西格和奥立弗·斯坦克。美国培养的第一代和最近一代的学者分别在纽约大学和Princeton大学。他们是保罗·亨利·兰、格伦·海登、多纳尔·J·格劳特、查尔斯·沃伦·福克斯和阿瑟·门德尔。
纳粹时期，德国学术界陷于瘫痪状态，这使得大批杰出的音乐学者涌入美国，这些学者包括维利·阿佩尔、曼弗雷德·布科夫策尔、汉斯·大卫、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卡尔·盖林格、奥托·戈姆波希、保罗·内特尔、埃里克·哈茨曼、爱德华·洛因斯基、库尔特·萨克斯、利奥·施拉德和伊曼纽尔·温特尼茨。这些人都在一些重点学校任教，并在培养新一代学者的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另外他们还都出版了自己的英文版著作，并把欧洲的背景情况和模式引入这些研究领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复苏，学科的国际化发展以多种方式进行；美国学者又开始游历欧洲并进行研究，与外国学者和一些学术机构合作；邀请其他主要外国学者到美国讲学，最近就有尼诺·皮罗塔，他任教于哥伦比亚的Princeton大学，然后在返回祖国意大利之前在哈佛呆了许多年。这些教师成为战后一代美国学者的中坚力量。这些学者包括巴里·S·布鲁克、霍华德·梅耶·布朗、詹姆斯·哈尔、丹尼尔·哈茨、约瑟夫·克曼、简·拉吕、刘易斯·洛克伍德和克劳德·V·帕利斯卡。
美国音乐学已发展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它具有广泛的影响，可以说这种影响与大批学者运用共同的手段进行的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是研究西方音乐史，研究它的形式、领域和分学科（分类从档案工作到演奏实践，主要研究分学科本身。如“纽约专业音乐”的早期工作及哈伯德和都德的有根据的乐器设计工作）；另一方面。民族音乐学研究人员不仅研究社会和文化关系中的音乐，显然还要运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方法。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可以确定的研究外，还有一些现在或原来被忽视的领域开始得到重视，如纯理论和描述性的理论和分析（代表人物有米尔顿·巴比特和阿伦·福特），现代音乐、编史工作、民间和流行音乐以及被美国音乐历史学家长期忽视的美洲大陆音乐史（如吉尔伯特·蔡斯、罗伯特·史蒂文森和H·怀利·希契科克等作出了很多贡献）。现在有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被运用，最突出的就是计算机，它不仅用在研究上，而且在研究成果的传播及研究课题的选择和阐述上产生深远影响。这表明对某一领域的多元论的阐述才是现实的，而且这一范围很可能仍然很广。
也许，美国音乐研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音乐学已是大学的一个学科，其影响已超出了学科本身的范围，还对音乐学院、音乐会甚至商业音乐业的工作都产生了影响。现在，美国音乐学已经摆脱了长期阻碍学术发展使其与大量制作和传播音乐的手段脱节的障碍（特别是出版发行和录音）。使音乐学不断摆脱实用的音乐活动、流传的许多错误信息和从19世纪延袭下来的根深蒂固的观点。然而我们还不能太乐观地推测是否大学能真正最终成为被大众广泛接受的知识形态的先行卫士，在未来的美国社会中，人们是否比以往更深刻地感受到音乐学及相关学科的最终价值。（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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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前部分请见本专题复印资料199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