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幕揭发运动与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黑幕论文,世纪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内战后至20世纪初，经历了所谓的“镀金时代”。在这一时期，美国实现了空前绝后的历史大跨越：由一个农业国迅速转变为工业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亨利·S.康马杰所言，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1]（P63）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四位，而到了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首位。按康马杰的观点，从经济发展上来看，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已进入现代美国时期，完成了经济上的转型。然而，从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来看，离现代美国还有一段距离。在镀金时代，由于法律规范的缺失、政府的无为和腐败、资本的贪婪所带来的无序竞争和残酷剥削以及一般大众责任心的泯灭，导致美国在急剧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美国呈现出经济大跨越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大混乱二律背反的特征。这一特征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社会变迁的规律。美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可概括为：政治腐败；无序竞争和市场混乱；劳资关系紧张，社会对立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市政管理混乱，城市问题丛生；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上述问题不仅引起了全国的抗议，也促使一些有良知的、有责任感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开始关注社会，勇敢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对美国社会转型期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进而掀起了一场黑幕揭发运动。黑幕揭发运动与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变革相伴而行，对推进美国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关于黑幕揭发运动的“始”与“终”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历经1902-1912年，也有的认为终于1914年。但多数认为始于1903年1月，林肯·斯蒂芬斯、艾达·M·塔贝尔、雷·斯坦纳德·贝克三名记者在《麦克卢尔》杂志发表的三篇揭露性报道。[2]（序P4）事实上黑幕揭发文章早已见诸报端或著作，人们称之为“抗议文学”。1881年3月，亨利·乔治就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大垄断企业的故事》一文，揭露了美孚石油公司成功的内幕，认为“垄断这种形式制度就像病菌一样传播到美国整个工商业系统，腐蚀着美国的经济”。[3]（P334）1888年，爱德华·贝拉米出版了《回顾，2000—1887年》，揭露了垄断资本造成了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间“更大的悬殊”，认为“资本暴政比任何暴政更为可怕”，大公司为人们“准备了一种有史以来最下贱的奴隶的枷锁”。这本书甚有影响，爱德华·贝拉米一夜之间成了民族人物，成了新工业秩序的预言家，对有思想的读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4]（P1036）这本书激发了数百个国家主义俱乐部的诞生，这些俱乐部决心要将2000年的世界变成现实。贝拉米提供了一种希望：未来社会可以在保持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消灭社会的不平等，恢复国家与社会的和谐。[5]（P192）1894年，亨利·德雷斯·特劳埃德出版了《危害共和国的财富》，书中展示了美孚石油公司如何操纵市场，把自己的竞争对手排挤出竞争行列，以及如何向立法者行贿并通过其他方式将政治民主嘲弄得一钱不值。他认为“自由与垄断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5]（P117）在黑幕揭发运动前，揭露社会问题的作品还有政治小说《镀金时代》（1873年）、《民主》（1881年）、《美国政客》（1884年），经济小说《养家糊口的人》（1882年），社会小说《不义之财》（1892年）、《社会奋斗者》（1893年）等。
实际上，黑幕揭发运动是抗议文学的深入和发展。20世纪初，美国黑幕揭发的杂志如雨后春笋，如《柯里尔》、《人人》、《麦克卢尔》、《美国杂志》、《独立》、《芒西》、《世界主义者》、《汉普顿》、《皮尔逊》等，更多的具有进步思想的新闻记者和作家把他们手中的笔对准了政治上的腐败、大公司与政界的勾结、垄断资本的残酷剥削、劳工的悲惨生活、市场上盛行的假冒伪劣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卖淫、赌博、酗酒、城市社会犯罪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杂志坚持要求其作者们做到准确、详细全面。例如，《麦克卢尔》就给作者们足够的时间调查研究和写作，使撰写某一题材的作者对这一题材的把握，即便不具专家的权威，至少也具有告知公众并能经受专家论证的准确程度。[2]（P3）据统计，1900-1915年间，黑幕揭发者大约发表了2000篇文章，[6]（P28）在黑幕揭发年代，从事黑幕揭发的杂志月总发行量曾高达300万份。[6]（P5）
林肯·斯蒂芬斯被誉为最了不起的黑幕揭发者，“揭开地狱盖子的美国新闻人”。他于1866年4月6日生于旧金山一商人家庭，1889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到德国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等欧洲著名大学专攻心理学和伦理学。1892年回国后进入报界，先后任《纽约晚邮报》和《纽约商业告知报》记者，其间发现了商界为谋取特权而收买政界人物的大量证据。1901年应邀转入《麦克卢尔》杂志担任责任编辑，后改从记者职业，1906年转入《美国杂志》，1909年成为自由撰稿人。他以揭发城市政府黑幕起家，比较客观地揭示了造成政府腐败的原因。他先后调查了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克利夫兰、纽约、芝加哥、费城和芝加哥等城市的政治状况，发现政客和企业家结盟，控制政府，编织着政治腐败之网。《麦克卢尔》杂志1903年11月号上发表了斯蒂芬斯的《明尼阿波利斯的耻辱》一文，打响了他揭露城市政治腐败的第一枪。1904年，他将其揭露城市政治腐败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城市的耻辱》。他抓住每一个城市的主要问题，对黑幕分门别类加以报道。他认为：圣路易斯代表着贿赂，明尼阿波利斯代表着警察贪污，匹兹堡有一个政治和工业的核心小集团控制着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费城整个市民都已堕落以至他们甘愿放弃自己的投票权，显示了文化制度的彻底腐败。[7]（P43-44）随着调查的深入，斯蒂芬斯发现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与州政无法分离，腐败的州总是庇护腐败的城市，尽管有些市政府与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党掌管。于是，他把调查的重点由市转向了州。1906年他又把揭露州政治腐败的报道结集出版，名为《为自治而斗争》。他通过对密苏里州的调查发现，州和城市的黑幕与政治腐败十分相似，甚至相同，“发生在密苏里州的政治和政治腐败与发生在圣路易斯市的如出一辙——同样的方法、同样的动机与目的、同样的人、结局也同样：使州政府官员、立法机关、法院、一部分体制代表行贿者、腐败分子和罪犯的特殊利益。行贿和腐败等重案不断发生，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过程，把理论上民主的州政府和市政府改变成了不为人民服务而为特权追逐者服务的豪富统治体制。”“法官们是由政党核心集团从公司和罪犯的律师中提名的”。从州际铁路和全国性的托拉斯到教科书出版商、发酵粉生产商等，“他们买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释权”，使自己牟取暴利。他得出结论：“这是一个过程、也的确是一种体制，很显然是一个城市、一个州、一个州际商业体制，而不是政治性的政府，当然也不是民主政府。”[8]（P369）
其他一些黑幕揭发者也揭露了美国政治腐败的黑幕，如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的《参议院的叛国罪——其众人之首奥尔德里奇》、威廉·哈德的《乔大叔坎农》、马克·沙利文的《关于国会的评论》、C·P·康诺利的《蒙大拿的故事》、《这也能被粉饰吗？》、威尔·欧文的《第一选区舞会》等。这些文章的作者在调查的基础上，以大量的翔实的资料揭露了联邦参议院和众议院、州政府甚至选区的官员们是如何与工业家和金融家勾结的，他们是如何为工商界效劳的，城市多数党老板们是如何控制选票的。尤其是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的《参议院的叛国罪》为黑幕揭发者赢得了“耙粪夫”之名。《参议院的叛国罪》发表在《世界主义者》1906年3月号上，文章无情地揭露了共和党高级官员与政治腐败的瓜葛，其中包括西奥多·罗斯福的亲密战友昌西·迪皮尤参议员。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看后勃然大怒，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新闻，过于渲染。于是，在1906年4月14日众议院第一办公大楼的奠基仪式的讲话中把揭发社会问题的人戏称为“耙粪夫”：“在班扬的《天路历程》里有一个拿着粪耙的人，他手里拿着粪耙目无旁视，两眼只朝下看。他被赠予天国王冠以替换他的粪耙，但他既不朝上看也无视王冠，却继续耙那地上的秽物。”[9]（P258）但这些记者和作家们欣然接受了“耙粪夫”这一称呼。此后，“耙粪夫”即指揭露美国社会腐败的新闻记者和文学家，我国学者翻译为“黑幕揭发者”。《参议院的叛国罪》指名道姓揭露了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等20多位参议员政治腐败罪恶，称他们是财团的代言人。文章手法极其辛辣，通篇尽是“叛国”、“无耻”、“掠夺”、“强盗”、“财团”等字眼。文章说：“在过去20年中，参议院的领袖、老板一直就是奥尔德里奇！如果不是完全、不可动摇地控制了参议院，财团不会偷到经营特许权，也不会腐蚀掉州和城市的公职人员。但是，当参议院成为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掠夺变得多么有把握，多么容易，他们的赃物又是多么的丰厚！”“奥尔德里奇控制其他参议员的唯一资本就是财团——这唯一的资本，却可以使他成为长久的，无可争议的老板，许多参议员像迪皮尤和普拉特，却是不同的州和财团局部分支的直接代理人，而这些参议员占据了整个参议院的2/3席位。”[2]（P85）奥尔德里奇与工商界结盟、为工商界谋取利益的另一个有力证据就是与约翰·D·洛克菲勒联姻。1901年，他的女儿嫁给了洛克菲勒惟一的儿子、指定的继承人。“这样，美国人民的主要剥削者通过婚姻和为他们这些剥削者提供服务的主要阴谋家结成了紧密的联盟……他为奥尔德里奇和财团的联合关系盖上了最后也是最有力的印章。”[2]（P83）
一些黑幕揭发者还分析了政治腐败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或方案。斯蒂芬斯认为，“腐败出自城市上层”，[10]（P20）“企业就是政治腐败的源泉”。[11]（P16）“商人才是腐败的主要源泉”，[10]（P3）因为“商业精神就是利润精神，而非爱国精神；是信用精神而非荣誉精神；是个人收益的精神而非国家繁荣的精神；是做生意讨价还价的精神而没有任何原则可言。”[10]（P4-5）这是美国社会转型期工商业与政治结合这一特殊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这是铁律。因此，就出现了大商人“在圣路易斯收买贪赃枉法的政界人士，在明尼阿波利斯保护贪污分子，在匹兹堡制造腐败，在费城与政界人士合谋分赃，在芝加哥为改革而痛苦，在纽约以腐败资金来打击良好的政府”的看似异常而又非常正常的现象。怎样解决政治腐败问题，黑幕揭发者群体认为，其一是加强法治建设，以法律规范社会运行。斯蒂芬斯认为，美国应该制造一个法律机器以便“良好政府”能自动产生。[10]（P137）其二是完善民主机制，还权于民，唤醒人民的政治意识，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权。斯蒂芬斯指出：“只要唤醒他们的良知人民就能统治”。[10]（P16）
黑幕揭发者还把目光瞄向弱肉强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混乱的经济秩序，深刻地揭露了垄断资本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假冒伪劣商品盛行和工商企业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埃达·M·塔贝尔小姐的《美孚石油公司史》在《麦克卢尔》1902年11月号上开始连载，这一系列报道原计划定为3篇，然而整个系列报道完毕已达19篇，连续刊载了15个月，1904年又以两卷本公开出版发行。她写作态度严谨，力求客观真实，为此，在调查中她不仅利用法庭记录、议会证词，还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和见证人，包括美孚石油公司的官员与竞争对手。在采访美孚石油公司官员前，她总是明确声明“我要的是事实”。[12]（PXii）她将美孚石油公司描绘成富于效率、组织完善的经济组织，同时又揭露了美孚石油公司的种种恶行，如用不公正手段对付竞争对手、勾结铁路在石油运输上大做手脚、运用欺诈、勒索、贿赂、暴力行为等手段扩大势力以增加利润。最后她呼吁：“我们，合众国的人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对于体现这一关于美孚石油公司的成长记述中的工业环境的所有弊端，都必须予以纠正。”[12]（P292）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阿伦·内文斯教授在1940年出版的约翰·D·洛克菲勒传记中提到《美孚石油公司史》，认为它是“黑幕揭发运动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书……最持久的成就”。[2]（P274）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称塔贝尔的“报道在毁坏约翰·D·洛克菲勒的名声方面造成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他认为最好雇佣一名宣传员在公众心目中为他创造一个更好的形象”。[3]（P336）
托马斯·W·劳森的《疯狂融资》（又译为《疯狂的金融界》），描述了联合铜矿公司内部的股票运作情况。这篇报道刊登在1902年《人人》杂志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25年劳森去世时，《民族》杂志曾这样评论说：“托马斯·W·劳森取得的名誉是不同寻常的，当他在2月28日合上眼时，中年美国人忘记了他仍在起作用，年轻一代并没有意识到他曾经存在过。但载有《疯狂融资》第一篇文章的《人人杂志》却在三天内售罄。”[2]（P296）《人人》杂志的销售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发行量由20万份增加到73.5万份。[13]（P26）其后，在1911年他又在《人人》杂志上开始发表题为《治疗的药方》系列文章，提议对股市进行某些改革。雷·斯坦纳德·贝克的《铁路公司受审》的系列文章在《麦克卢尔》杂志1905年11月号开始刊登，对铁路公司所谓的免票、运费折扣、私人专列、收买参议员、众议院和法官，以及铁路意外事故和死亡等进行了曝光。
针对假冒伪劣商品盛行和工商企业欺诈消费者的罪恶行径，不少黑幕揭发者不惜笔墨。如马克·沙利文的《对抗新闻自由的专卖药阴谋》、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的《美国大骗局》、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等。《柯里尔》杂志在连载亚当斯的《美国大骗局》的预告中说：这些文章是亚当斯先生经过数月调查后写成的，不仅描述了假药生产商们通过伪造的鉴定书与报纸上的连篇谎话诱骗公众购买“专卖药”的伎俩，而且还向读者展示大量所谓“补品”不过是改头换面的鸡尾酒，许多灵丹妙药恰恰是制造酒鬼和瘾君子的罪魁祸首。[2]（P204-205）《屠场》揭露了屠宰托拉斯生产劣质肉的内幕。文中写道：从未见过有人执行过有关猪肉包装的法律，除了出口的肉需经工人检查外，其他所有的肉在离开屠场后不经任何检验，最好的肉运到了国外，所谓的罐头牛肉是长满了脓疮的残老病牛加工而成的，芳香的牛肉导致了数倍于西班牙子弹下美国士兵的死亡（指美西战争中美军士兵的死亡——笔者注），罐装鸡是含有动物内脏、猪油、牛板油及废弃的小牛肉残沫。[2]（P236-238）罐装火腿和烤火腿也是用这些材料制成的。食品卫生质量状况真是让消费者不寒而栗。辛克莱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谨，为了获得准确的证据，“我来到那里，花了整整7个星期的时间，我与那些人生活在一起……晚上我常常坐在屠宰工人家里与他们交谈。白天，他们会放下手中的活，带我四处看看……我了解了他们生活中的每一细节。我不仅与工人和他们的家人交谈，还和老板、上级主管、夜巡员、酒馆老板谈，和警察谈，和医生、律师、商人、政客、牧师以及社会福利工作者谈……《屠场》里的数据同统计册一样具有权威性。”[14]（P204）《屠场》出版后不久，引发了美国社会改革的呼声。罗斯福总统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前往调查罐头食品工厂工人及其对肉的加工情况，调查结果证实了辛克莱的作品中所述是真实的。据说这是导致西奥多·罗斯福不吃香肠的缘由。
一些新闻记者和作家关注劳工命运，深入工厂走访调查，发表了一些写实性报道。如威廉·哈德的《炼钢与杀人》、《夜间工作的孩子》，爱德温·马卡姆的《荷锄人的成长》以及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等。美国内战后至20世纪初，资本的贪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劳工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缺乏基本的安全生产措施，工时长、工资低，童工现象十分严重。威廉·哈德的《炼钢与杀人》发表在《人人》杂志1907年11月号上。据哈德调查，美国钢铁公司南芝加哥工厂1906年一年就有598人伤亡，其中死亡46人，短期（按当时德国标准至少13周——笔者）丧失劳动能力184人，永久性丧失劳动能力368人，伤亡总数等于一场菲律宾战争中的伤亡人员。这个惊人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受伤导致短期丧失劳动能力，时间少于13周的人。如果算上13周之内丧失劳动能力的，那么可能至少有高达1200人被卷入了各种各样的事故。而本厂医院的医生估计，如果算上造成轻微痛感的烫伤腿之类的小纰漏，每年至少有2000起事故。[2]（P378-379）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美国社会服务协会告诉哈德，“美国每年有536165人因工业生产而死亡或残疾”。[2]（P379）工人的工作时间超长让常人难以想象。“现在南芝加哥工厂里有一种魔鬼制度，称作24小时班。这家工厂里的1800名工人要轮流在星期天的早上开始工作，不停地工作，直到星期一上午七点为止。更有甚者连续工作72小时甚至更长。”[2]（P389）《夜间工作的孩子》、《荷锄人的成长》则严厉抨击了美国普遍存在的童工制，劳动时间冗长，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报酬极低。《荷锄人的成长》具有代表性，这篇报道发表在《世界主义者》1906年9月号上。根据作者爱德温·马卡姆的调查，认为在美国各个纺织厂里工作的童工共有8万名，其中大多数为女孩，最小的只有8-9岁，甚至有的只有4-5岁。[2]（P401）这个年龄正是他们坐在教室学习编织美丽梦想的时候，然而不幸的命运却降落在他们身上。纺织厂里的工作环境给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繁重的工作导致发育不良，飞舞的棉絮棉尘损害了呼吸系统、窒息或双目失明，精神高度紧张，工伤事故不断发生，隆隆的机器声造成他们双耳失聪。报道还列举了北卡罗莱纳州劳动委员会汇报的该州纺织厂的童工情况。该州共有261家棉纺厂，雇用了近4万名工人，其中包括近8000名儿童。这些工人的日平均工资是57美分，而妇女的平均工资是39美分，儿童则是22美分。[2]（P404）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不仅揭露了屠宰托拉斯生产劣质肉的内幕，还如实反映了工人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悲惨的命运。
美国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大滑坡，社会犯罪、酗酒、卖淫、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司空见惯。一些黑幕揭发者便把目光投向社会生活阴暗面，进行深入调查，挖掘社会腐烂根源，把公众从自我麻木的意识中唤醒，引导他们关注社会。乔治·基布·特纳是最有影响的黑幕揭发者之一，他的《芝加哥市——一项关于罪恶的调查》发表在《麦克卢尔》1907年4月号上。文章分别对芝加哥市的酗酒、卖淫、赌博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如实的报道，并揭露了这些社会问题与政治腐败的联系。这篇文章使整个美国公众振聋发聩。在揭露芝加哥市的卖淫问题时，他写道：“在1906年芝加哥市这一行业的毛利是2000万美元，甚至还多。至少有一万个职业妓女。每年每个妓女平均可赚2000美元。然而她们自身得不到这些好处，大多数的钱她们永远也拿不到。她们受着大商业集团的盘剥。剥削妓女的有四大集团，第一个是罪恶的旅馆……第二是妓院……第三是廉价舞场和酒馆……第四是男人们——那些拉皮条的人……”[2]（P432）对于酗酒、卖淫、赌博这些挥霍产业，芝加哥警署“组织起警力保护挥霍产业的利益”[2]（P438）以捞取受贿金。实际上，报道所指出的问题在当时美国很具普遍性，芝加哥市只不过是典型的代表而已。正因如此，“这篇文章的效果是难以形容的……全国的读者都能理解它并把他提出的教训和自己所在的城市联系起来。此后，卖淫开始被当作女性问题……”引起社会关注。[2]（P424）特纳又在《麦克卢尔》1909年11月号上发表了《穷人的女儿》，对白奴交易及卖淫问题进行了揭露，对贫困阶层及贫困移民年轻女子的悲惨命运给予高度的关注。在预告《穷人的女儿》时，《麦克卢尔》杂志在1909年10月23日的《柯里尔》杂志上刊登广告，称之为“几年来最惊人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关于在坦慕尼协会控制下贩卖美国女孩的白奴贸易是如何在纽约发展起来并扩散到各州大城市中去。”[2]（P425-426）
二
在探讨黑幕揭发运动与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变革的关系时，就涉及一个具体问题，那就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开端问题。有些学者认为，黑幕揭发运动是“进步主义的先声”。依笔者之见，在19世纪后半期，州、市已有零星分散的进步主义运动，到1901年汇集成全国性的进步主义运动。以此观点来看，黑幕揭发运动自始至终恰好包容在全国性的进步主义运动时间段中。所以，黑幕揭发运动“激起中产阶级的义愤，有助于促使进步运动成为一场全国的起义，而不是一系列零星的战斗”[15]（P64）他们是改革的宣扬者，并非进步主义运动的先声。
黑幕揭发运动凸现了舆论监督与舆论导向的社会功能，激活了公众舆论，唤起了公众良知和责任感，为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变革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在镀金时代早期，尽管揭露社会阴暗面，鼓吹改革之作已有之，但并未大众化，再因当时人们沉醉于金钱美梦之中，社会矛盾尚未尖锐到激化的地步，没有形成稳定的中产阶级阶层，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所以大众对镀金时代早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默默接受。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丛生，整个美国民主社会将要崩塌，同时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关心美国民主制度前途的中产阶级队伍。在这一背景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借助廉价的大众化报刊迅速发展之良机，与刊物融为一体对社会阴暗面以笔伐之，对公众责任感的缺失进行指责和引导。通过大众化的报刊媒介，美国一般民众不仅了解到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作为一般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促使了他们走向觉醒。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曾说，黑幕揭发者对人民的兴师问罪不仅没有得罪美国人民，相反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中产阶级公民“十分真诚地接受了指责”，[16]（P211）“开始在灵魂深处对过去的罪恶进行忏悔”，[16]（P207）并认识到每个人对社会弊病都负有责任，都应该为此干点什么。[16]（P211）美国另一位历史学家在评价黑幕揭发运动时说，“耻辱”一词使人们想到揭发黑幕“实在是一场世俗性的‘大觉醒’，因为那些新闻记者借用基督教福音派的比喻，力图揭发全国的罪恶意识”。[17]（P358）美国新闻界自然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作为黑幕揭发运动载体的杂志，在凸现新闻界监督和警戒功能方面大大超过了报纸，进而在动荡而复杂的社会中帮助国人形成共识，‘新闻界和文学界的男男女女的新闻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同政治家、劳工领袖、改革家、鼓动家、教授和牧师，以及社会工作和慈善工作者一道共同影响了社会改革运动的进程’。”[13]（P247）由此可见，黑幕揭发运动达到了促使美国公众觉醒的目的，唤起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从而使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改革运动中去,给进步主义改革运动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推动了这场运动全面而深入的发展。在黑幕揭发运动过程中，美国社会状况逐步有所改观：“华尔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苦难公众了，保险机制运行更为健全了，银行正在增加新的防范措施，广告基本真实，食品和约物掺假将冒更大的风险，公共运输公司更为关注人的生命安全，旧时的政治老板风光不在了，各州和城市都在致力于廉政建设，人们开始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儿童在法庭上获得美好童年，弱势群体在和赌博老手及酒馆的对抗中获得保护，我们的公共资源得到了保护。”[18]（P348）
黑幕揭发运动促成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社会、政治、经济立法。实际上，美国社会转型期大量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律规范的缺失。19世纪后半期美国几乎没有法律来调节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仅有的几部联邦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也被各级法院阉割了，同时美国人民和各级政府对疾风暴雨式的社会变迁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对出现的各种问题很难一时拿出解决的办法，立法进程滞后于社会发展进程。而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调节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秩序最有效办法莫过于法律。通过黑幕揭发运动将美国各种社会问题暴露给美国公众之时，美国公众愤怒了，要求政府实施改革，同时也为社会政治经济立法提供了依据。因此，在黑幕揭发运动的推动下，“市、州、国家的社会立法汹涌而至，几乎席卷了公众所感兴趣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一切活动方式。”[19]（P268）从这一点来看，黑幕揭发运动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因为在黑幕揭发运动推动下所通过的法律，构成了调节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法律基础，有的甚至还被列入宪法修正案。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的文章《参议院的叛国罪——其众人之首奥尔德里奇》，是美国宪法第十七条修正案通过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2]（P79）本修正案由国会于1912年5月13日提出，1913年5月31日批准生效，其主要精神是赋予人民以直接选举参议员的权利。民选参议员不失为反腐、防腐的一个好办法，体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与黑幕揭发运动也不无关系，该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征收个人所得税。南北战争开始后为筹集战争经费，联邦政府于1861年开始征收所得税，但到1878年在富人的压力下被废止。在黑幕揭发运动的推动下，在全国人民要求改革的一片呼声中，1909年国会通过了允许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宪法修正案，经各州批准于1913年2月25日生效。马克·沙利文的《对抗新闻自由的专卖药阴谋》、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的《美国大骗局》、厄普顿·辛克来的《屠场》直接催生了《纯净食品法及药品管理法》和《肉类管理法》。[2]（P205，235）这两部法律于1906年6月30日由国会通过。《纯净食品法及药品管理法》规定：任何州或哥伦比亚特区的任何人制造掺假或贴假商标的食品和药品，均为非法。任何违反本条款规定的人即犯有轻罪……可处500美元以下罚金或处一年监禁或二者并处，以后再犯的……可处不低于1000美元罚金或处一年监禁或二者并处。[20]（P543）揭露铁路公司一系列恶行的文章发表后，罗斯福总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05年12月，罗斯福政府致函国会，要求对“铁路定价进行政府监督和管制”，不久，来自爱达荷州的众议院议员赫伯恩递交了议案。1906年5月18日《赫伯恩法》获得通过。《独立》杂志认为，该法的通过主要应归功于黑幕揭发者。[2]（P336）美国学者高度评价托马斯·W·劳森的《疯狂融资》和《医疗的药方》对推动美国证券立法的作用。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阿瑟·S·林克说，“他的系列文章促成了人们要求对股市进行控制的呼声，并以1913年的普乔委员会的调查达到高潮……”对黑幕揭发运动颇有研究的路易斯·菲勒认为：“《医疗的药方》超越时代20年，在1933年证券法案之下运作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提供他文中所要求的许多保障措施。”[2]（P296）乔治·基布·特纳的《芝加哥市——一项关于罪恶的调查》和《穷人的女儿》，对曼法案通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该法案由来自芝加哥的众议员詹姆斯·R·曼于1909年12月提出，1910年6月25日国会通过，其主要内容是禁止州际贩卖妇女贸易。[2]（P427）在黑幕揭发运动的推动下，出台的全国性立法还有联邦储备法（1914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州以及各市出台的法律可谓暴风骤雨式的，进而出现了20世纪初地方立法高潮。地方出台的法律涉及到以下诸多方面：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选任官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21]（P246-247）但在黑幕揭发运动推动下的社会立法运动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个别法律国会已通过但在最高法院被判违宪。如国会于1916年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雇佣14岁以下儿童的工厂生产的货物进行州际运输，这项法律于1917年9月1日生效。但最高法院于1918年6月3日以5票对4票宣布该法违宪。后来国会虽经努力仍无效。直到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及其1949年的修正案中才最终实现了通过联邦立法对童工的控制。[2]（P398）这并不是黑幕揭发运动本身所能左右的，当然也不能因此低估这场运动对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
总括全文，黑幕揭发运动是20世纪初美国的一批新闻记者和作家以及杂志媒体集体参与的揭露社会问题，唤醒公众良知，促进社会变革的一场社会批判运动，对荡涤污泥浊水，净化社会空气，促进政治思想主流的变迁，推动美国社会全面转型和现代美国的确立起了不可低估的历史推动作用。有人把黑幕揭发运动看成是“拯救美国”的一场运动，它使美国绕过了激流险滩，避免了一场社会革命。到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变革基本完成时，工业化成就更令世人瞩目，社会政治经济运行基本步入了健康有序的轨道，基本体现了美国社会的民主自由、效率、公平公正、法制，最终完成了美国社会的转型。这些与黑幕揭发运动的历史作用密不可分，因而这是一场值得肯定的进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