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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4－0060－07
2001年—2010年，发表的研究辛亥革命的论文在六千篇以上①，其中不乏新视角、新观点、新资料的佳作。
一、政治史
（一）辛亥革命历史地位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2001年以前，有的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应该肯定；有的学者从辛亥革命前后全国的政治混乱局面出发，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否定了辛亥革命[1]。
2001年以来，有些学者提出，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确认必须有新的标准。如朱浤源认为应该从公共行政的原理出发，重新认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指出，评断辛亥革命的利弊得失，不能只从是否建立民主制就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而应以政治结构变动后资讯在政治结构（文官体系）中的流畅程度，以及资讯是否表达民意来作为判断标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结构中资讯传输的速度、深度、广度均有重大进展[2]。沈渭滨以中国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为例指出，辛亥革命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构架、政治规范和政治运作程序的转型，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产生，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3]。潘荣认为，辛亥革命使汉族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地位得以恢复和确立，是近代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4]。
（二）辛亥革命与现代化关系
对辛亥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是2001年来研究的热点，关注较多的是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如郑炳凯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手段，是创立新的政治组织和程序的一种方法，辛亥革命促进了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化；蔡文成认为，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践行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实现了政治形式合法化、政治结构理性化、政治行为多元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薛子奇指出，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处于一个转折点，既继承了19世纪晚期以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立宪派的事业，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王曼青等则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还体现在它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②，等等。
（三）辛亥革命性质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中国大陆学者多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说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多认为是国民革命。在这两种主流观点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其他观点。如朱宗震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度的王朝更替，没有达到国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郭双林认为，辛亥革命是平民革命；刘有源认为，辛亥革命是由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的反对腐败卖国政府的人民民主革命③，等等。
（四）辛亥革命与立宪政治关系
2001年以来，对立宪政治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亦有丰富成果。耿云志从清末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社会影响与政治影响入手分析了两次谘议局联合会召开的背景和内容，并指出在第二届联合会时，议员（主要是立宪派）即对清政府有了强烈的对抗态度，并为推倒清政府做好了思想准备，而这也是辛亥革命爆发时立宪派能马上转向革命的原因[5]。田中比吕志认为，清末立宪政治并没有因革命而中断，清末民初的地方独立和辛亥革命的产生都是立宪改革的继续。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形成以袁世凯和宋教仁为中心的两个不同的政治结构，而他们的任务都是解决清末立宪未完成的改革[6]。
（五）辛亥革命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
李振武认为，在清末第三次请愿开国会运动过程中，绝大多数督抚联衔奏请清廷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开设国会，站到立宪派一边，成为推倒清朝统治的又一力量。并指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廷大肆集权，督抚有责而无权，中央有权而无能，督抚不得不寄希望于设立内阁以救亡图存[7]。刘伟指出，1906年开始的清末地方官制改革，一方面，加深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促使地方势力与中央离心，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扫清了部分障碍；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地方势力抬头，阻挠了南京政府对全国的统一，促使了辛亥革命的失败[8]。
（六）审计制度变革、发展
冯敏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审计法规、程序与方法不断完善，审计组织的独立性、权威性逐步确立。并指出，“三权分立”、民主政治的勃兴是推动当时国家审计发展的动力，但民主政治的不彻底性导致民国时期国家审计未能实现现代化。在政治没有现代化的时代，国家审计不可能现代化[9]。
二、经济史
对辛亥革命时期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段的宏观方面，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辛亥革命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与民族经济的互动等，而对微观个体的研究则缺乏深度和广度，如对企业的具体经营状况、资本家的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等。研究的内容亦不平衡，如对辛亥革命时期金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一）综合研究
陈争平认为，在清朝末年中国民族产业的民营化有两条路线：一为张謇的白手起家式的民营路线，这是主流；二为盛宣怀的官营转民营（化“公”为私）路线，这是支流。盛宣怀的官营转民营（化“公”为私）并不成功，因为只是体制上改为民营，而文化层面的企业管理、企业精神并未根本改变，旧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经营自然难以改善[10]。张世均等指出，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落空，又在财经政策有重大失误，没有控制海关，在处理敌人财产与前清银行问题上忍让妥协，未能争取到江浙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经困难增大。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11]。
（二）财政
刘增合探讨了清末禁烟期间为了补偿禁烟所造成的财政困难而推行的印花税的实行状况。他指出，当时清政府实行印花税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补足因取消鸦片厘税所造成的巨大财政缺口；二是将新税税款用来重建海军；三是加强财政上的中央集权。但是，清政府在实行印花税的同时，废除了与地方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苛捐杂税，印花税的收入也没有与地方利益均沾，因此，遭到了地方的强力抵制。这一税法的实施过程和结果，都从侧面揭示了清末中央与地方财政上的矛盾[12]。
（三）金融
中村哲夫对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做了研究。他指出，孙中山有良好的金融知识，有意建立新的金融体系，但不少财政、金融和通货改革方案均未实行，其原因有许多，而主要原因是缺乏金融人才[13]。徐华认为，1910年发生在上海的橡皮股票风潮是清末中国金融市场紊乱的体现，其主要原因是清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失去了金融自主权，货币市场完全受制于西方列强[14]。
（四）商人和商会
朱英指出，辛亥革命后，商界对商人社团的社会地位、独立性、自治权利以及对法律的重要作用等的认识都明显提高。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使商界的组织程度明显提高。以商会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力量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制衡国家的作用[15]。马敏认为，辛亥革命后，随着商法的不断修订，商人的立法意识与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司法参与意识都有很大提高。并指出，清末民初，官方较多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法律的办法，致使商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中国习惯”和“外国条文”间一直没有达到高度融合，引进的新法律始终没有在中国生根[16]。陈来幸探讨了辛亥革命前后海外华人商会的建立及发挥的作用，并指出，海外华人商会有使用关防的特权，有与领事同等公文程式的使用权，不仅可以通过商会制度直接向各级政府表达诉求，还可以通过横向的网络动员其他海外华人商会及中国国内商会表达诉求，推动舆论。海外华人商会甚至还成为海外华侨的自治机构，解决华人的纠纷，调解华商与华商、华商与外商等矛盾[17]。
三、社会史
（一）社会心理
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团体心理的研究虽早已有之，但其他方面社会心理的研究不多。2001年以来，这一情况得到改善，对普通民众心理、精英阶层心理、国民主体意识以及社会思潮对人心理影响的研究等都有了发展。张海林对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作了探讨，他认为，“革命崇拜”排斥了一切渐进的改良立宪活动，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害大利小。并指出，孙中山晚年似乎已认识到暴力革命不能解决社会的深层问题。历史的进步有赖于循序渐进的积累，政治的改善，有赖于民众的觉悟与参与，而民众的觉悟与参与，有赖于持之以恒的教育启蒙[18]。张鸣从辛亥革命爆发后普通民众的反应入手分析了民众对清廷气数、革命和革命党、剪辫子的感觉和印象。他指出，老百姓对剪辫子很反感，视为“暴政”，剪辫政策是革命政府失掉民心的开始。革命党人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没有把老百姓的感受当回事，无法具有亲和力，老百姓自然成为革命党军事失败的旁观者[19]。李喜所则指出，剪辫子在清末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个别有远见的官吏还上奏清廷，要求解除留辫的律令。民初的剪辫风暴虽然出现过一些过激行动，但一些军政府还是呼吁剪辫自由[20]。
（二）社会思潮
1.欧化思潮和国粹主义
赵立彬认为，进入20世纪后，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欧化思潮占了主流地位，国粹主义日益边缘化。欧化思潮所推动的文化趋新的心理革命，从价值层面刷新了国人的政治理念，为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进步奠定了心理基础。欧化思潮也与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成为文化激进主义的先驱和渊源，奠定了20世纪趋新文化的主流地位[21]。喻大华分析了国粹思潮兴起的原因、内涵和历史地位，认为国粹派及其思潮虽持抑西扬中的文化取向，但对中国近代学术潮流有积极的影响：①启发了国学研究热潮的出现。②批判君学，促进了经学的衰落，并开创了客观研究经学的新路径。③批判旧史学，促进了“新史学”的产生。④启发了著名学术派别——古史辨派的产生。并认为国粹思潮也有一定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作用[22]。
2.民族主义
金冲及认为，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受到19世纪中叶德国、意大利统一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影响，由梁启超最早提出，而这面旗帜却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越举越高，成为三民主义第一项。孙中山吸取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合理因素，扬弃了其中的消极成分，突出地强调民族平等，这是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重大贡献[23]。张海林认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十分偏狭的种族主义，其认识水平没有超过朱元璋、洪秀全农民起义军的认识高度。它把革命矛头指向了国内另一个民族——满族，却忽视了中华民族与东西方侵略者的矛盾。它把国人的视线引向国内民族间的政权角逐，偏离了整个中华民族民主富强的奋斗目标。它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对中国社会的进步都是有害的[24]。
（三）社会风俗
尤玉号指出，清末资产阶级的移风易俗潮，发端于维新改良运动时期，高涨于民主革命运动勃兴之时。尽管其实际成效不彰，但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变革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并在理论、宣传乃至实践上为民国以后社会风俗的革故鼎新作了必要准备[25]。万建中指出，民国社会风俗有很大变革，其主要特征是：洋化、奢侈化、重商轻农，同时表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沿海（特别是通商口岸）地区风俗的更新快于内地，城市早于农村[26]。吴雪玲认为，还有由旧到新的过渡性、中西合璧的多样性等特征。并指出，其后中国风俗的现代意味才逐渐增浓[27]。曹欣欣指出，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在清末民初的移风易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创办刊物、著书立说、宣扬移风易俗，更以可贵的勇气身体力行。他们在移风易俗中借鉴了西方习俗，也融入爱国主义情怀，推动了西方近代社会习俗与中国传统风俗从冲突走向融合，推动了社会风俗的文明进步[28]。
（四）宗教
韦国友指出，加入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中国教徒，有不少是爱国的。他们有的以教堂为掩护，宣传革命，有的利用教会庇护革命党人，甚至把教堂、教会学校、教会书楼提供给革命者作为活动据点，有的捐献家产支持革命，有的直接参加起义，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29]。王敬平指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中有不少是基督教徒，辛亥革命后基督教在中国地位极大提高，加之《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自由，这使基督教会规模迅速扩大，教会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出版事业迅速发展，步入中国教会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30]。方祖猷记述了辛亥革命时期爱国僧人八指头陀及其弟子太虚法师并参加同盟会的弟子栖云的事迹，肯定了佛教徒为辛亥革命作出的贡献。他指出，爱教必须爱国，兴教必须兴国，是八指头陀等人的基本认识，也是中国近代佛教得以中兴的主要原因之一[31]。
（五）城市、乡村
王笛以辛亥革命前后成都的街头政治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城市下层民众、城市精英与城市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的关系，及辛亥革命对城市下层民众、城市精英的影响。他指出，社会转型极大拓展了政治空间，但却缩小了下层民众的生活空间。城市共公空间和共公生活的重建，并没有考虑民众利益，也没有让他们对此享有平等的权利，普通民众失去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32]。张宪文等指出，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城市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北洋政府也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城市现代化的政策，推动了中国工业城市崛起，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激增，城市新精英队伍涌现，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开始。但因为辛亥革命对农村的触动较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日益扩大[33]。王林茂指出，随着中国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发展，浙北地区市镇在辛亥革命前已开始近代化，市民阶层已开始形成、发展，新思想开始传播，市民自治组织、自治领域发展，市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辛亥革命时期有的市镇的光复是市民社团主持的，有的是市民武装搞的，因为已有各方面的基础，所以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自然完成了政治和社会变革[34]。王敏指出，晚清地方自治的开展，助长了城镇绅权扩张，辛亥革命后，城镇乡绅主导的自治机构成为农村社会的权力中心。城镇绅权较少受到国家权力机构的约束，因而城镇上层乡绅成为村落社会的最大压迫者与掠夺者。城镇成为农村社会的社会中心，村落文明开始急速衰落。村落社会的枯竭又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35]。戴鞍钢等指出，辛亥革命后，上海地区农村的变化是显著的，农产品商品化明显提高，经济作物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多，纯商业性农牧经营日渐扩大，农村经济越来越多地纳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城市经济和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及助力。同时，上海农村民众的思想观念、民风习俗也有明显进步，新式教育也发展起来。上海农村的很多工作，国民党人很少去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事业归之于失败是自然的[36]。
（六）禁烟
田海林等指出，清末清政府禁烟本是“善政”，反而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①引起烟农和烟商们对清政府的不满。②开征新捐税激化了民众与清政府的矛盾。③使各省财政支绌，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力。④使清朝旧法新政均失去经济支持。⑤削弱了清政府偿付外债及赔款的经济实力，丧失了对列强的经济信用。禁烟并未延缓清政府的覆亡，反而加速了清政府的覆亡[37]。徐辉琪指出，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立宪派乃至袁世凯北洋集团都采取了有力的禁烟措施，并进而向英国提出了“修约”、“废约”，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主动迈出了一步。这是相比清末禁烟的一大进展[38]。
四、文化史
（一）报刊
对辛亥革命时期报刊的研究，以论文为多，研究的领域突破了以往多研究《民报》与《新民丛报》等少数政治性报刊，开始向商务类、科技类报刊拓展。
在政治类报刊方面，杨湘容研究了辛亥革命前《申报》的舆论导向，指出《申报》对民变的报道比较客观，对平民百姓多有同情，对清政府各级官员有所针砭，对人们从思想上冲破清朝统治的藩篱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报道民变事件时常用“乱民”、“匪”、“顽民”之类字眼儿，显示了其思想与立场的局限性[39]。此外，汤黎记述了《民立报》在辛亥革命前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后宣传议会政治等方面的作用。李璟记述了《大汉报》在武昌起义后发挥的革命舆论作用和影响，也指出其制造假新闻的不当④。在商务报刊方面，杨艳萍作了探讨。她指出，清末商务报刊，大多由官方办，民办仅《工商学报》。内容大多是转载或选译西方和日本商报的商业评论、新闻和动态等，国人自撰分析中外贸易动态和趋向的文章数量很少，发行量不大，有的发行时间很短。但在沟通官商感情，介绍中外商业情报和本省商情、各省商情，以及各种新兴商业制度、章程和知识方面仍开风气之先，与此前仅载货价行情、船期广告的报刊相比，在向现代商报和商学专业期刊过渡的征程上迈进了一大步，而且对于唤醒商界、联合商人和振兴工商业作出了重要贡献[40]。在科技期刊方面，肖喜雨、张冬冬作了探讨。如肖喜雨研究了辛亥革命前后一百多种科技期刊创办的情况，并指出，科技期刊，官办民办并存，增长快，但寿命较短，大多宣传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对辛亥革命和社会进步都有一定积极影响[41]。张冬冬以《北直农话报》和《农学报》为例研究了清末民初中国农业报刊创办的情况，指出清末民初中国农业报刊在传播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传播现代西方农业教育思想，在推动中国农业政策的更新，在推广新式农具、改进良种，在促进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42]。
（二）教育
李喜所指出，教育近代化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又推进了教育的近代化转型。辛亥革命期间，更新了教育理念，将德行教育、知识教育转化为国民教育；变革了教育体制，确立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私立大学发展起来，成为民国初年高等教育的生力军；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等都迅速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新教育基本确立[43]。林家有认为，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是失败的，中国的近代化包括教育近代化不可能由清廷中一些人实行体制内的“自改革”来完成，旧时代的改革者适应不了新的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近代化教育指导思想的确立，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尽管民初政局动荡，教育受到政治的冲击，但政治变革的成功，促进了教育改革的步伐，民初教育新体系的确立为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奠定了基础。并指出，没有辛亥革命就不会有中国政治的民主化、教育的近代化，所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只有革命化，才能近代化”是一个无法否定的正确议题[44]。此外，有学者对1907年同盟会创办的松口体育传习所作了探讨；有学者以陈婉衍创办的宗孟女学堂为切入点探讨了女子学堂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有学者对民国时期中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发展作了概述⑤，等等。
（三）文学艺术
郭长海介绍了多种描写辛亥革命中南京光复的文艺作品，如诗《金陵凯歌》、《追悼中华民国诸烈士歌》等，小说《新汉演义》、《神州光复志》、《金陵秋》等，戏剧《共和万岁》等。他指出，这些作品都反映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为社会现实服务、为革命斗争服务这一基本原则[45]。吴继金记述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美术活动，并指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美术宣传活动，不仅揭开了中国美术史的全新一页，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46]。张蓓指出，中国漫画在辛亥革命前后得到大规模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画种。这一时期的漫画多是结合时事政治或重大社会事件创作的新闻漫画，这些漫画对于当时民众了解新闻信息、启迪民智、鼓舞革命斗志等发挥了文字新闻所不可替代的作用[47]。唐雪莹指出，随着“天赋人权”、民主、自由思想的广泛传播，清末艺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宣传革命、投身革命的艺人不断涌现。他们大量编写和排演反帝、反封建、鼓吹革命的新编历史戏和时事戏。有的艺人还投身武装革命。戏剧界也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48]。陈永祥记述了清末广东革命党人与粤剧艺人一起创办的粤剧“志士班”在宣传、推动革命方面的作用。他指出，“志士班”的演出等活动不仅在广东为辛亥革命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同时，革命与粤剧相互渗透，使粤剧从此契合时代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粤剧由内容到形式的改良，推动了粤剧的发展[49]。
（四）学术
李喜所指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学术界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许多学者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学术文化的一般宣传和介绍，而是身体力行，以近代的新型学术理念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并试图融合中西文化；二是中国传统学科不断创新，产生了“史学革命”、“文学改良”，同时创立了一批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军事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新学科，法学、经济学、新闻学等也开始产生，在学科分类上逐步和西方接轨；三是进一步发挥了鸦片战争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使学术研究涂上了很强的功利色彩；四是涌现了一批学术大家。但因为学术多变、多元、求新，所以较少传世的经典佳作[50]。史革新指出，辛亥革命时期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途径进一步扩大；传播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新知识多、系统性强等特点，远非洋务运动时期输入的内容可比；传播的主动权已经从过去的外国传教士转入中国知识分子手中。由此大大推动了中国人科学理念、民主思想的进步，不仅为批判封建迷信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为反清革命斗争造了舆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口号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51]。
综观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的研究，比此前十年有了很大突破与进步，出版、发表了一些有新内容、新观点的著作、论文。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的研究有长足发展，但经济史方面微观的个案研究还不多，社会史包含的方面很多，有不少方面特别是与民生相关的很多方面研究的还不多，教育、新闻出版方面的研究受关注较多，但戏剧、诗歌、音乐以及学术、自然科学等被关注还不多，人物研究还可以更广泛地拓展。因此，辛亥革命研究还是大有空间的：①辛亥革命研究不是某一单个历史事件的研究，而是一个广阔的纵横交错的涉及诸多历史领域的研究，需要大力发展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发展广泛的比较研究。②辛亥革命研究不只是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研究，而是涉及中国的多阶级、多阶层、多党派、多团体、多民族并涉及多国家，故站在历史的、人民立场上，全面展开辩证、客观学术研究，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收稿日期］2011－04－10
注释：
① 2011年1月15日在中国知网（www.cnki.net）检索，检索时间段为2001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检索词为“辛亥革命”（不包含博硕论文），题名：1463条；主题：6837条；关键词：5076条；全文：52735条。
② 详见郑炳凯《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蔡文成《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理论视野》2010年第12期）、薛子奇《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2年第11期）、王曼青等《论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等文。
③ 详见朱宗震《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马寅秋《辛亥革命乃平民革命》（《团结报》2010年11月9日）、刘有源《重新认识辛亥革命的性质》（《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文。
④ 详见汤黎《〈民立报〉与辛亥革命》（《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李璟《〈大汉报〉与辛亥革命》（《文史精华》2001年第10期）等文。
⑤ 详见程鹏《从松口体育传习所看辛亥革命先驱者的学校体育思想》（《嘉应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李益彬等《女子学堂与辛亥革命——以上海宗孟女学堂为例》（《史林》2007年第6期）、周琼《民国初期中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发展概述》（《大众文艺》2010年第19期）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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