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初中教科书#183：我国历史”与顾洁刚史学思想_顾颉刚论文

《现代初中教科书#183;本国史》与顾颉刚的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史学论文,教科书论文,初中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以下简称《本国史》)，顾颉刚、王钟麒(字伯祥)编著，胡适校订，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29年春，国民政府审查《本国史》，下令禁止该书发行及学校使用。这场“历史教科书风波”很快被平息，而且此后顾颉刚也基本没有再参与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但值得注意的是，风波过后，顾颉刚仍不断提及此事，直到晚年，他对这件事情仍记忆犹新。1979年，他回忆起此事，称“教科书风波”为“文字狱”：“这是我为讨论古史在商务印书馆所撞出的祸，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①这不禁让我们困惑，为什么“历史教科书风波”在顾颉刚记忆中的分量如此之大，甚至已然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有学者注意到了这场“教科书风波”，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分析这场风波产生的原因，指出《本国史》之所以遭遇“查禁”，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对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可能危及到民众信仰的担忧和对胡适等新文化人的不满，实质上是国民政府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②。但编写《本国史》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有何关系？“教科书风波”对顾颉刚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术界则较少涉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部教材重新审视，特别是对这部教材成书的背景、被禁风波、与顾颉刚史学研究的关系等问题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同时，《本国史》的三个版本与《顾颉刚全集》等资料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一 《本国史》的三个版本

      从1923年《本国史》的初次出版至今，已有九十多载，大致有三个版本，详细版本信息见下表。

      

      第一个版本即是1923年的原版。《本国史》是教育部审定、初中新学制适用、分科编辑的现代初中教科书之一。在《本国史》每一册的最末封页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明：“新学制初中的特色，在混合教授，但师资难得，新近改组的各校，或仍有采用分科教授法者。本馆为应此需要，除采用混合方法已编《新学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全套外，另编《现代初中教科书》一套，分科较细，而仍注重于全体之联络。”④在各科书名列表中，《本国史》排在最首。该书横版排列，配有彩色地图。一经出版，《本国史》就深受社会欢迎，各册都经多版次印刷，“教科书甚畅销，已出二十五万册”⑤，“这部教科书前后共印了一百六十万部”⑥，从数字上看，《本国史》在同类教科书中属于佼佼者。

      第二个版本是1929年版的《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本国史》被查禁后，时任商务印书馆史地所编辑的王伯祥，按照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修改《本国史》。为了顺利通过审查，在作者信息中去掉了遭受“弹劾”的顾颉刚的名字，只署名王伯祥一人，并更名为《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重新送审，教育部审查通过并准予发行。

      与第一个版本相对照，王伯祥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所调整。形式上，王伯祥依据新学制将教材调整为上下两册，各二十五课，竖版排列，未收入地图。内容上，第二版的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重新改写“上古史”部分，这也是两个版本最明显的区别。王伯祥删掉了原版中的第一编“总说”和上古史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新增加的第一课“古史的光荣”，该课分别从文献资料和已出土的考古资料两方面来论述中国古史的起源，比如，“中国立国甚早，文化最古”⑦、“三皇五帝”是古代文明的创造者、黄帝是太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尧舜时代为“揖让之世”等。二是对原版内容的压缩与合并。第二版虽然在字数上减少了，但从第二课开始，除了课程标题稍有差异外，它的课程顺序、课文内容与原版基本是一致的，段落语句也是大篇幅的雷同，可看作是原版的缩略版。如第二课“封建制度与家族主义”是对原版第二编第四节“封建制度与家族主义”的缩写，第三课“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变动”是对原版第二编第五节“诸侯兼并和当时的社会”的缩写，以此类推，直到第五十课，每一课都基本上是在原版基础上的压缩；还有的是将原版中的两节合并为一课，如第十八课“方镇与乱五代”是对原版第三编最后两节“方镇的专横和朋党的倾轧”与“五代的纠纷和当时的社会”两节的合并与缩写。总体上看，第二版内容中规中矩，完全迎合了南京国民政府历史教科书的要求。

      第三个版本是21世纪版的《中国史读本》(插图珍藏版)。与前两个版本相比，该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内容与形式上，《中国史读本》的文字内容与第一版相同，但加入了数量更丰富的地图、插图。著名学者龚鹏程为此书作《推荐序》，对顾颉刚学术思想与此教科书的特点作了详细、贴切的阐述。第二，在性质上，《中国史读本》与民国时期版本已全然不同，它已不是当下的历史教科书，而是现今人们了解国史的通俗读物，“国史教科书”只是它的“历史身份”。2007年版的《中国史读本》是“大众历史经典馆”丛书之一，2013年再版时，该书的封面上醒目地标注着“民国时代最具有个性的国史教科书”。本文中凡有引用的《本国史》的语句都是以这个版本为参照的。

      九十多年中，《本国史》经历了出版、被禁、再版的曲折历程，21世纪新版的《中国史读本》的热销是新时期对该书的肯定与认同，可看作是对《本国史》“文字狱”的翻案。这说明，《本国史》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历史教科知识的普及，更深远的是它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与持续影响。

      二 “案中案”——《本国史》的编写过程及被禁风波

      1.《本国史》的编写过程

      一提到《本国史》教科书，学术界大多都会与顾颉刚相联系，例如，“1922年3月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他把该教科书编写成从体例到内容都有诸多创新的一部著述”⑧；《中国史读本》的“推荐序”中，大部分文字都是在论述顾颉刚的学术贡献和教材的编纂特点，唯一一次提及王伯祥是在序末作结论时，“故本书虽成于早岁，且系与王钟麒合作的书，却不难看作是最能代表顾氏整体史观与史学规模之作”⑨，而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原因并未进一步阐释。从常理来看，虽然顾颉刚是《本国史》第一作者，但既然是合作编著，那么，《本国史》的内容是否能代表顾颉刚的个人观点？《本国史》是否能看作顾颉刚史学思想的代表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结合顾颉刚日记、读书笔记、书信集及《王伯祥传》等资料来梳理二人在《本国史》编著上的分工与合作情况。

      顾颉刚与王伯祥友情甚笃，胜于亲兄弟情谊。在《顾颉刚日记》全11册中，各册都有提及王伯祥，共计七百余处，其书信集中收录的致王伯祥的信件21封，写信时间从1913年到1952年，时间跨度近40年。顾、王二人少年时代便已是至交。1907年，顾颉刚、王伯祥同为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同学，他们一同组织了国学研究会，创办了《学艺日刊》，在五年的读书生涯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中学毕业后，顾颉刚北上求学，王伯祥则留在了苏州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虽境遇不同，但老同学之间仍旧联络密切。1918年，顾颉刚因妻子吴徵兰病故，悲痛过度导致身体不适，便回家休学一年。休学期间，王伯祥在两件事情上对顾颉刚影响最大，一是由王伯祥作导游，引领顾颉刚参观用直保圣寺，顾颉刚发现了唐代杨惠之的塑像，这是顾颉刚研究雕塑史的开端。二是由王伯祥作媒，为顾颉刚介绍与第二任妻子殷履安相识。友好的相处、相近的志趣是二人合作编写《本国史》的前提。

      1921年7月，经胡适介绍，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本国史》⑩，“生计方面，由适之先生的介绍，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本国史教科书》，预支些酬金”(11)。20世纪20年代，胡适与商务印书馆联络较多，其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曾多次邀请胡适去商务印书馆任职，胡适推辞不过，便推荐王云五“到商务以自代”(12)。经胡适介绍后，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1930年，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与胡适在中国公学曾是师生，而此时的商务馆史地部主任朱经农与胡适曾是中国公学的同学，可见，以胡适的人脉资源介绍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谋一职位应是很容易的事情。1921年7月20日，胡适旁听商务印书馆编译会议，主要讨论教科书的编写，“今日的是中学教科书问题。他们因为教育部审定的五年之期将满，大起恐慌，故要赶紧做出许多‘新’的书来代它们”(13)。6天后，顾颉刚接到胡适来信，“接适之先生信，嘱我允任商务印书事”(14)；“适之先生转到商务馆函，编历史月支五十元，每千字四元”(15)。此外，胡适还间接地参与了《本国史》的编著与修订工作。顾颉刚在教科书一事上经常向胡适请教，胡适也帮助顾颉刚搜集材料，对教科书的格式、历史分期、课文的叙述方式、参考书的编写等方面都出谋划策。

      接编《本国史》后，顾颉刚就立即着手筹备，搜集材料、抄录材料、记录笔记、编写课文、后期修改等，忙得不亦乐乎。虽然编书是迫于生计，但顾颉刚并没有敷衍塞责，而是脚踏实地、专心致志。因为忙于编书，顾颉刚较少有时间陪伴祖母，心生愧疚，“此次归来后，虽说伺养，实在为了编书，愧疚祖母”(16)。祖母病逝后，顾颉刚又患有严重失眠症，而交稿时间又迫在眉睫，因为新学制颁布后，商务印书馆要赶在1923年春天出版教科书第一册。为了能及时交稿，顾颉刚夜以继日地工作，还让妻子殷履安帮忙抄录，“予赶做，履安赶抄，幸能做完”(17)。因担心在编辑期限内难以完成任务，顾颉刚便致信朱经农，请求将编书一事交与王伯祥代做，“我极要努力做成一部书，没奈何这不争气的身体作梗，在一个短时间内竟无作成之望，真可伤心一哭！承先生代为设法，不胜感激。伯祥作此，原是最适宜的，他已经教过四五年的中小学校历史教科，在课程上有了经验，又是曾经定出一个教科纲要，和我所拟的大略相同。我在失眠的长夜里，左想右想，觉得除他以外实在想不出一个人”(18)。当时王伯祥任商务印书馆史地所编辑，可谓是代顾颉刚接编《本国史》的最佳人选。不久，顾颉刚接到答复，同意由王伯祥接编，“昨经农先生来信，允我不编，由伯祥接编，钱不必退，盛意可感”(19)。

      在《顾颉刚日记》中，顾、王二人经常在编辑《本国史》上互相商讨，如“偕伯祥到适之先生处谈话”(20)、“与伯祥论适之先生来信”(21)、“伯祥来信，谓经农先生到苏讲演，今晨可伴游，并有编书事须面谈”(22)等。虽然顾颉刚没能在编著《本国史》上善始善终，但能转与王伯祥接编，已经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顾颉刚如释重负。

      从《顾颉刚日记》中对写作进度的记载来看，《本国史》上册(23)应是顾颉刚所写。1921年7月8日至1922年7月10日为筹备阶段。期间，顾颉刚在致李石岑的信中拟编了教科书的十条大纲，并作《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一文，拟定80个题目作为历史教科书的目录。这一阶段顾颉刚主要以抄录史料为主，时间跨度由上古至民国时期。现择其要者，征引如下。

      1921年10月16日，为璋带来任公《中国史学研究法讲义》，读之如我心中说出，盖即我要说之话，要本这意见预备编书的。快极，拟摘要抄录。

      1922年4月13日，拟历史教科目录。

      1922年5月1日，抄科举史料。

      1922年5月7日，抄《南洋旅行记》入史料，约六七千字。

      1922年5月10日，抄《中国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考》入史料，毕。

      1922年5月12日，将《井田辨》分抄入《儒家理想的政治》，《殷周的大概》，及《经书的真相》中。

      1922年5月23日，读《尚书》，辑出殷代史料。

      1922年5月26日～6月1日，抄《中国历史研究法》入史料。

      1922年7月25日，校《罪汉论》及《孔子生日纪念会演说辞》入史料。

      1922年7月26日，校《佛教之东来》，《佛教之盛兴》入史料。写伯祥信。

      1922年7月27日，校《三国至南北朝之变迁》及其《学术杂艺》入史料。

      1922年7月28日，校《三国至南北朝之学术文艺》，《隋唐之统一及开拓》入史料。

      1922年8月4日，看《清朝全史》。

      1922年8月15日～9月4日，看《民国十周年纪事本末》(24)。

      1922年7月11日至12月29日为正式编写阶段，并继续抄录材料。为了能按时交稿，1922年9月21日，顾颉刚制定了一个编书计划，将作文、修正、誊写、校勘工作精确到每一天，共计99天的时间集中精力撰写(25)。

      《本国史》下册应是王伯祥编著的，顾颉刚则负责拟定目录和搜集资料，“下册亦希望伯祥编纂，我可担任集材料，因为集材料为我体力所可任”(26)。1922年10月，顾颉刚将自己搜集到的材料册交给王伯祥，并对之前材料运用上的不恰当给予更正，“材料册上，我或随笔直书，或写了没有看，恐怕错的很多”，如“‘宗法’课用周公居东材料，似不切”、“‘民族的迷信’，原用西门豹做课文，也不对”等(27)。他还担心王伯祥改动他在“上古史”部分的观点，1922年11月30日，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历史教科交伯祥接编，他用的课目是他在集美师范中定的纲领，内容仍偏于政治方面。这也难怪他，期限这等迫促，社会方面又急切不易得完备的材料，自只能如此。惟他到底不能牺牲了神农黄帝的见解，我的心不即他的心，且商务馆又主于守常循故(我的目录经经农先生提出讨论后，许多人不以为然，把“才子与山人”、“残余的宗教”等都圈去了；连“五四运动”也不许有)，就随他罢(28)。

      对照出版后的《本国史》一书，顾颉刚的担忧并没有出现，王伯祥并没有在观点上作大的改动，“神农黄帝”的叙述还是顾颉刚的疑古观点，《本国史》第六编“最近的外交局势”一节有对五四运动爆发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影响的阐述(29)。

      1924年8月，顾颉刚收到《本国史》刊样，“商务寄来《本国史教科》五部，分赠兼士先生、隅卿先生、金城、维钧先生各一部，自留一部。此书全为伯祥，而署余名于前，甚愧也”(30)。从《顾颉刚日记》来看，自1922年12月底将教科书书稿上交完以后，他就没有再去过问《本国史》的编辑、排版等相关事务，全权由担任编辑的王伯祥一人着手处理，他为自己的中途退出而倍感惭愧，他在给胡适的信中也表露愧疚之意：“我这一次的事情，使我对于先生最为惭愧，因为我编历史教科是先生一力主持，而我竟是半途中止，无以副先生的期望。”(31)而看到书稿出版后王伯祥仍将他署名为第一作者，责任感强烈的顾颉刚有些意外，对自己没有尽到第一作者的义务而颇感自责，这也是顾颉刚“愧疚”的原因。

      综合来看，《本国史》上册是由顾颉刚编写，“总说”和上古史的部分均集中于此册，这是此书的精华；下册的目录、材料和观点也基本依照了顾颉刚的本意，因此，虽然《本国史》虽为顾、王二人合作完成，但应以顾颉刚为主，《本国史》基本上能反映顾颉刚的个人观点(32)。

      2.《本国史》被禁风波

      1927年，北洋军阀分裂割据的局面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以三民主义教育为指导来检定教科书，尤其是涉及地名、行政区划变迁的史地教科书，几乎年年要更新。教育部训令第三七三号规定：“查史地教材，倘有与现行制度不合者，自应随时加以订正……在未改编以前，应即印行订正材料，以供各学校之采用，并仰转饬各学校一体知照。”(33)政治意识形态介入史地教科书出现了一次高峰。

      1929年，由顾颉刚北大同学陈亚三执笔、山东参议员王鸿一提出议案，弹劾《本国史》，并要求政府予以查禁，原因是《本国史》的疑古内容中，否认了“三皇、五帝”历史存在的真实性，动摇了中华民族信仰的根基。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本国史》的“弊病”：“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了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又说，“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34)。1929年2月2日，王伯祥在日记中对《本国史》审查一事也有记载：“岫庐(笔者按，王云五，号岫庐)得宁信，知被议之教科书即《现代初中本国史》，指摘之点为尧、舜禅让之否认及六朝思想之反儒两项而已。果尔，则益觉可笑，岂渐成定谳之史实反不容揭发真相邪？下文如何？尚不可知，唯有听之。然在本馆当局，固着慌甚矣。”(35)为解决此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菊生亲自从上海赶到南京找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说情，结果是罚款免去，教科书禁止刊行，这才了结此案。

      此事在《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中也有记载。1929年，“民国政府教育部禁止商务印书馆发行《新时代本国史》”(36)。《河南教育》1929年第16期、《江西省政府公报》1929年第8期都刊有教育部禁令的原文：

      江西省教育厅训令(育字第八七一号)令各中学校校长为令行事。案奉教育部第三六一号训令开：案准国民政府文官处一七六五号函开：国民政府第十九次国务会议关于《蔡委员元培等审查商务印书馆发行之初级中学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上下两册及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上下两册报告》结果，应请先交教育部。即日严令禁止发行及学校之使用并附意见一案，经决议照办。等因。查此案前据山东曹州重华学院学董丛涟珠等呈请转饬重加审定，等情到府。当奉提出国民政府第十七次国务会议决议交蔡、胡、戴、王、陈、何、李各委员，古文官长，审查教育方针并案拟议在案，兹奉前因，相应录案并抄同原件函违查照办理。等因。并抄送审查意见书一份，丛涟珠原呈一份，准此。除令饬该馆即该教科书两种禁止发行并分令外，合亟令仰该厅转饬所属各学校一体遵照不得采用(37)。

      其实，能否将研究古史的心得写入教科书，顾颉刚在编写书稿时是不确定的，他也考虑到教科书的性质，曾特意向朱经农商讨：

      我一面编辑《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一面又在《读书杂志》上大力发挥推翻古史中神话传说的文章，两者不相冲突吗？唉，这个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我当时曾向编辑部里史地部主任朱经农谈过。他说：“现在的政府大概还管不到这些事罢，你只要写的隐晦些就是了。”我依他的话，不提“盘古”，对“三皇、五帝”只略叙其事，加上“所谓”二字，表示并不真实。这样做法，是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教科书里早已有过的(38)。

      “早已有过的”教科书是指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年至1906年间由商务印书馆分3册陆续出版。“这部书虽然名为教科，其实是他的一家言，他把三皇、五帝的时代总称为‘传疑时期’……那时商务印书馆邀我编《中学历史教科书》，我不能违背我的信念，所以也学了夏曾佑的办法，列了一章‘传说中的三皇、五帝’”(39)。

      顾颉刚此言非虚。的确，受夏曾佑的影响，对上古史“存疑”的历史教科书在民国时期已相当普遍，如《中学历史教科书》(章嵚编，上海文明书局1913年出版)、《开明本国史教本》(周予同编，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出版)、《本国史》(缪凤林编，南京钟山书局1932年出版)等，都对上古史的真实性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相比之下，《本国史》中上古史的论说并非标新立异，且与顾氏后来疑古辨伪的力度相比，《本国史》的观点还是相对保守的。例如，“大概古代传说的帝王，都只可说是文化史上几个重要变迁的象征”(40)，“这些理想人物，也许并无其人，只是当时社会背景里的一种精神”(41)，“我们姑认禹是传子了，但君位一定要世袭的制度，却并没有确立”(42)，对于其存疑之处，顾颉刚基本上都用“大概”、“也许”、“姑认”等词来表示观点的不确定性和可商榷性，也能看出顾颉刚“大胆怀疑”之下的细心谨慎。

      国民政府查禁《本国史》，主要是因为它的教科书性质。换言之，如果是学术著作，疑古是学者的学术观点，是允许发行的。教科书承担着知识普及、政治教育、人文教育的功能，《本国史》为初中历史教科书，教育对象为初中生，政府的目的是希望学生在古史学习中寻找中国历史发源的信息，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在国民意识中，“三皇、五帝”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符号与象征，黄帝是公认的始祖，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三皇、五帝”是民族信仰的前提，是中华民族团结的根基。所以，当“学术研究对象”与“民众信仰对象”产生冲突时，作为刚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当然会以有利于国家统一、维护政治稳定为首选。客观地说，政府对教科书的干预与控制也是合乎情理的。

      1929年5月16日，北平《新晨报》以《国府严禁反动教材发行》为题报道此事，“今日《新晨报》将‘严重反动教科’一条新闻登出，事历数月而忽然至此，其吓我耶”(43)？顾颉刚惊奇的是对于教科书查禁报道的晚出，其实，南京国民政府对教科书的查禁工作一直都没有放松。192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会议通过《组织教科书审查会章程》11条(44)。12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教科图书审查条例》16条，条例规定：“小学校及中等学校，所采用之教科图书，非经中华民国大学院审定者，不得发行或采用”，审查的标准是“以不背本党的主义，党纲及精神，并适合教育目的，学科程度，及教科体裁者，为合格”(45)，只有经审定合格的教科书才能为学生使用。1928年3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大学院教科图书审查委员会组织条例》9条，并制定《暂行教科图书审查办法》7条(46)。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12条，规定“学校所用之教科图书未经教育部审定或已失审定效力者不得发行或采用”(47)。这说明，在1929年，并不只有《本国史》被查禁，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的诸多教科书均在查禁之列，即使在为《本国史》被禁鸣不平的人也指出：“教育部禁止一种教科书的发行，这是一件极寻常的事。”(48)

      晚年，顾颉刚对此事的看法趋于平和。他对比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与《本国史》指出，之所以两种教科书命运不同，是因为囿于时代所限，“他的时代正是各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要瓜分中国的时候，谁来管这古代历史的有无问题。我的时代则正是南北纷争，人民正在渴望统一的时期，国民党北伐号称成功，建都南京，各省设参议会，也要摆出一些‘民主’的架势”(49)。这也说明，史学研究、历史教学、政治意识形态三者是高度结合的。史学研究具有相对独立性，而历史教学的独立性则较弱，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越浓，历史教学的独立性越弱，它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程度也越高。顾颉刚注意到了三者的关系，却无法预测时代意识形态的干预程度，《本国史》因此也就成为国民政府统一思想的牺牲品。

      三 “成一家之著述”——《本国史》的编纂宗旨

      “成一家之著述”是顾颉刚编著《本国史》的宗旨，“我的根性是不能为他人作事的，所以就是编纂教科书也要使得它成为一家著述”(50)。顾颉刚一直在强调让《本国史》“成一家之著述”的宗旨，如“我们要编一部较好的教科书，不能不将从前老样子改换过，深恐以不落窠臼受他们的排斥”(51)。又说，“中国史书组织上甚少研究，而又偏重政治，今欲改道而行，自觉困难，兼之时日局促，不能多聚材料以资别裁”(52)。以上的“不落窠臼”、“改道而行”、“别裁”的追求都是“成一家之著述”的体现。

      从学术渊源上看，顾颉刚的“成一家之著述”深受司马迁和夏曾佑的影响。1921年，顾颉刚正是热血青年，敢于秉承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抱负，立志在《本国史》上有所作为。1909年，中学时代的顾颉刚就被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所吸引，书中列周代以前为“传疑时代”的观点引起了他的兴趣，但囿于学力，顾颉刚还难以揭破上古史的真相。此后，顾颉刚就注意积累与上古史有关的资料。1914年秋，顾颉刚读北京大学预科，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是其计划精读的八种书之一，他欣赏夏曾佑“处处以科学眼光观察，发明精义”，“他这部书名称虽是教科书，却是他的一家言，他很有眼光，定夏以前为‘传疑时代’，说桀、纣之恶太相像，一定有后人的附会，说秦皇、汉武开疆拓土是对中国有大功的人，这些话以前的人都不敢说”(53)。顾颉刚佩服夏曾佑能将历史教科书与“成一家之言”完美结合在一起，这正是《中学历史教科书》长期吸引他的原因所在。此后，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成了顾颉刚的案头常读之书，“(1926年10月1日)看夏曾佑的《历史教科》”(54)，“(1939年2月25日)看《日知录》、夏曾佑的《古代史》(笔者按，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丛书’时，将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收入重版，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等，搜集材料”(55)。

      那么，如何才能使《本国史》“成一家之著述”呢？顾颉刚经过了反复思考。1922年3月31日，他作成《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一文，刊于《教育杂志》1922年第14卷第4期。顾颉刚是精心思考才做成此文的，“此文连做连抄，共计七天半。可算得很努力了。我做了文，一定要细改。改的时间比做的时间反多。不知别人要誉我为谨慎呢，或诋我为饾饤呢？白话要顺口，实在不容易”(56)。《商榷》一文可看作他对“成一家之著述”追求的详细阐释。

      1925年，顾颉刚对《商榷》一文的主旨进行了全面的概括(57)：

      (1)主于把人类的活动的状态，采取最精彩的部分，作亲切的描述；避去呆板的叙述。

      (2)所采取的故事必要能表现“时代精神”的：时代精神各各不同，我们应当写出它们各各不同的面貌。

      (3)用“打统帐”的眼光去作叙述，使提出任何部分时都可见出它的关联之点，都可见出它在全体中的位置；使读者对于历史有整个的认识。

      (4)从向来沉埋于史书下层的记载与器物中寻出各种社会的事实与心理，使叙述的方面不偏重于政治社会和智识阶级。

      (5)从具体的个别的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的时势。

      (6)从时势鼓荡的权力和方向中说明有名人物的产生之故。

      (7)指示进化的径路，排斥复古观念。

      (8)严密的审定史料，使不为古人所欺，成见所蒙蔽。

      (9)课文的长短，悉随顺其应有之量，不限制字数。

      (10)课文分主文与附文二种：主文为正课，叙述某一事项的活动状态；附文为参考，叙述某一事项的由来与其影响。务以一件事实为中心而推及于当时各种制度及思想。

      (11)对于学生的企求，在引起他们的历史的兴味，使他们自己高兴去寻求历史的智识。

      (12)对于教员的企求，在因学生的自己寻求而生出疑问，常有质难及讨论，使不得不为勉强的研究。

      这12条主旨与1921年7月顾颉刚给李石岑书信中所附的“拟编中学本国地理历史教科书大纲”的观点基本一致，而《商榷》一文则更为翔实，在历史教科书的重要性、历史内容的全面性、历史进化观念的体现、内容文字的叙述与剪裁、教科书在具体教学中的实践性等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

      与一般历史教科书相比较，在文笔的简练、注释的翔实、史料的搜集与运用等方面，《本国史》都略胜一筹。文笔上，《本国史》夹叙夹议，对历史上的大事以正面描述为主、小故事为辅，还配有清晰明了的图表以助理解，增强了教科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附注上，凡正文中有待阐释、补充之处都以附注说明，其中，关于君权的集中、正统僭伪的辩论等都非常详细，其重要性不亚于正文。资料搜集上，顾颉刚可谓下足了功夫，但他更注重在思想性上下功夫。他说：“《中国史纲》聚的材料颇多，可惜仍是一部材料书。我想，我这回编书，总要力避列表式的文字，宁可材料不完备，不可一处没有精神。”(58)

      结合《本国史》的内容看，它之所以能“独树一帜”，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它具有丰富的史学思想。为了改变民众“信古、迷古”的历史观念，顾颉刚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采用详今略古的写法。第一编“总说”是《本国史》史学思想最集中的展现，分别从“历史与地理”、“历史演进的各方面”、“构成中国历史的诸民族”、“史期的区分”进行论述，涉及许多史学问题，比如，历史是如何演进的？如何研究历史？史书中的中国历史是如何构成的？虽然“总说”看起来与教科书内容关系不大，似乎是可有可无(王伯祥在1929年改编《本国史》时将这部分直接删减掉了)，但这部分却是顾颉刚最用心、最下功夫之处，是集中体现他的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彰显了《本国史》的学术生命力。据此而言，《本国史》在现代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已经远超于它的教科书价值。

      四 《本国史》对顾颉刚史学研究的影响

      1.编写《本国史》是催生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重要契机

      如何编写好教科书的“上古史”部分，顾颉刚煞费苦心。

      我想了许多法子，要把这部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59)。

      顾颉刚之所以对编写“上古史”感到棘手，是因为上古史的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有冲突。一方面，文献材料中上古史的核心——“三皇、五帝”的系统已被胡适打破，这已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1917年9月，顾颉刚在北大听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时，胡适没有按照常规套路先讲“三皇五帝”，而是从周宣王开始讲起。顾颉刚曾回忆：“他们系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适，是留美归国学生，原先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这位新教授却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同学们都说这是割断中国哲学史。”(60)与别人对胡适的颇有微词不同，顾颉刚则认为胡适的古史观似乎有几分道理，颇能够解释自己在读书、看戏中积累的类似疑问。另一方面，民国初年的考古学才刚刚起步，考古资料还不多，现有的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中的“上古史”是有差异的，比如殷墟甲骨中的“商代文化”与历史记载中的商代文明就有不少出入，而关于夏文化的考古资料更是少之又少，究竟真实的上古史是什么样子？顾颉刚不得不尽力求证。

      按照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提到的时间推算，“我立了这个假设而尚未作文的时候，我的祖母去世了”(61)。其祖母于1922年7月16日去世，顾颉刚“层累观”的假设应在此日期之前，正值他紧张筹备编写《本国史》之时。出于编写“上古史”的直接需要，顾颉刚积极网罗有关中国古史的材料，在整理材料时，顾颉刚竟意外地发现了中国古史观念的一个现象并作一大胆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这一“假设”是顾颉刚“层累观”的雏形，之后他继续对这一假设进行补充、论证，直到1923年2月25日，他在与钱玄同的书信讨论中正式阐述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史学观念。可以推定，《本国史》的编著是催生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重要契机。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顾颉刚在编写《本国史》过程中的新启发、新感悟。顾颉刚用“又悲又喜”来形容自己编《本国史》的感受：“我日来为编教科事，正是又悲又喜。悲的是一着手就随处觉得有极大的范围，不容易去领略一过。喜的是随时见到新境界，屡屡感受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假使现在有容我读书的环境，照这个样子做下去，到我学问成熟时再把教科一挥而就，真是无上的快乐。现在没有进货充足，已经逼着出卖，虽是勉强开起来，终不过一家小杂货店罢了。思至此实在怅惘万分。”(62)虽然顾颉刚没有在信中详细阐述他的“新境界”指的是什么，但从时间上推算，此处应该是暗喻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假设。

      出于编《本国史》的需要，顾颉刚要梳理古史传说中有关洪水的问题。为了来印证史书的记载，顾颉刚致信北大的理科同学吴维清，让其帮忙代查地理学上有关洪水的资料(63)。信中，顾颉刚特意强调了资料查找的重要性，传说中的洪水是否可考？这是一个基本问题，由此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禹的来源在何处？禹究竟是什么身份？关于大禹治水是否只是传说？禹和夏有没有关系？可考的夏代史应该是什么样子？尧舜禹的禅让是真实的吗？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刘胡两先生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鲧禹的传说》、《夏史三论》等考辨性质的文章都是围绕这些问题而作的。

      1973年，80岁的顾颉刚回翻日记，特意在1922年第一册日记后补记了带有纪念意义的一段话：“此册为我三十岁日记，在我夫妇的多病的身体条件下，在我家庭矛盾的高度发展下，在社会各界的多方拉拢下，在迁家运书的不安定生活下，我的考辨古史的体系竟得在这时建立起来，为我一生学术工作打好基础，真实千难万难的事，览此骇痛。此值得我保存的一册，后人幸勿轻弃，是所望也。”(64)顾颉刚所指的这一时期正是他集中精力搜集历史教科书“上古史”资料的阶段，丰富的资料成为他史学灵感产生的源泉。

      2.《本国史》是顾颉刚第一次对中国历史的全盘整理，培养并发展了他的史学通识

      在接编教科书的一个月前，顾颉刚就已经有了整理中国历史的初步计划。1921年6月9日，顾颉刚致信王伯祥，讲述自己对于整理中国历史的见解，强调审定旧史书与记录新史料的重要性，后来这封信收入《古史辨》第一册，题名为《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顾颉刚提到：“我们的意思，要把中国的历史重新整理一下，现在先把从前人的怀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们的先导。辨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65)按目标层次分析，顾颉刚将整理中国历史设为一级总目标，考证、辨伪等工作则是二级分目标，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完成总目标服务的。

      1921年7月，顾颉刚接编《本国史》，这为他整理历史的设想提供了实践操作的平台，而初中历史教科书的性质也让设想更具针对性。他对《本国史》抱有很高的期待，“我抱着一腔的热诚，实望编成一部较合意的教科书，很出力地搜集材料(中国史的材料真困难，用了现在的眼光看，通常的史书所载的适用的很少，非得自己在各处搜寻不可)，依我的预计，至少须四年才可完功”(66)。如果说“迫于生计”是他编书的客观原因，那么，整理历史的学术设想则应该是他爽快答应接编一事的主观原因。

      《本国史》是顾颉刚第一次对中国历史的全盘整理，培养并发展了他的史学通识。《本国史》不依朝代更替叙述，多角度钩稽各时代历史，特别是在民族之间的关系、域外交通的发展、宗教的传入与创兴、学术文化的盛衰方面着墨颇多，体现了顾颉刚对中国史的整体看法。“我们研究历史的，一定要注意历史的各方面，而不容仅偏一隅去记诵几个朝家的隆替和几辈英雄的成败。我们应当着眼的，至少要顾及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学术的四方面。”(67)至今，《本国史》仍是难得可贵的中国通史参考书。

      1924年，顾颉刚为《新教育》作《整理国史非空言所能为》中，主要谈对历史教科书的认识。他指出，目前还没有一部适当的历史教科书，《史记》、《通鉴辑览》等书都偏重于政治方面，缺少社会文化方面的论述，编著历史教科书的人既受到时间的限制，也受到材料的约束，大都是根据以前的历史教科书拼凑而来，摆脱不了“以教科编教科”的窠臼。要想编出好的历史教科，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讨论上，应该从实践上着手去做，“我们若要有好的历史书可看，好的历史教科可以编出，非集合全国学者来做不可”(68)，为此，他还制定了一个由全国历史学者参与编著的宏大计划。可见，虽然他前不久曾费尽心血编写初中历史教科书，但显然他对《本国史》并不满意。正是由于编著《本国史》的经历，顾颉刚才更能切身体会到实际编写历史教科书的艰难。如果没有这段难忘的经历，顾颉刚对历史教科书的现状认识得不会这么深入，他对编著一部好的历史教科书和整理国史上的计划也不会如此成熟和宏大。

      3.顾颉刚因“教科书风波”而发愤，深入开展对“三皇五帝”的考辨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顾颉刚在“三皇五帝”领域的颇多建树与“教科书风波”有直接关系。《本国史》被禁对顾颉刚刺激很大。为了澄清自己的冤屈，顾颉刚发愤“考辨古史”：“在旧社会，我用了八年时间研究三皇五帝，才有了成果。我替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时候，我用了‘所谓’二字谈三皇，说五帝。戴季陶是国民党要人，知道了以后，说是这样取消了中国民族的信心。为此，他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六十万元，后来托人说情了结此案。这是民国十三年(69)(20年代)的事情，我一气之下，到了燕京大学，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详细阐发三皇、五帝的考证及结论。”(70)

      性格耿直而富有正义感的顾颉刚，治学、为人皆求实求真、磊落坦荡，国民政府查禁《本国史》并计划对商务印书馆处以巨额罚金，完全出乎了顾颉刚的意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面对结果，顾颉刚虽怒不可遏，却毫无反抗之力，那么，怎么才能为自己申冤呢？顾颉刚想到了一个“曲线救国”的好办法。既然戴季陶曾说“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那么，在学术研究上来证明自己教科书中的观点是有据的，“我要顺从‘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这一句话，所以把三皇、五帝的成分细细地加以分析，把三皇、五帝的演化的历史详详地说明。自从民国十八年，我由广州回到北平，即本此志愿，搜集材料”(71)。顾颉刚“一气之下”而发愤，要继续深入对“三皇、五帝”的考辨工作，用更多的研究成果来证明当年《本国史》的清白，为自己遭受的“文字狱”昭雪，“教科书风波”也为他“考辨古史”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的确，“教科书风波”之后，1929年9月，顾颉刚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一直到“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转到西北做教育考察，他都执教于燕京大学，这八年是顾颉刚的“高产期”，堪称他学术生涯中的黄金时段，同时，也是他苦心经营的《古史辨》出版发行的集中时段，他总结说：“越三十年，翻览此册，觉得三十年中只有刚到燕京大学时稍有安定生活，余均在焦躁、彷徨、纷乱、困苦中度过。”(72)

      此时，顾颉刚的上古史研究成果主要有：

      1930年5月10日，《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刊于《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古史辨》第5册下编。

      1930年6月2日，《洪水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刊于《史学年报》第1卷第2期。

      1931年8月，研究《尧典》的著作时代问题。

      1933年3月2日，《五德终始说残存材料表》，刊于《清华周刊》第39卷第8期，《行素杂志》第1卷第1期，《古史辨》第5册。

      1933年6月，《汉代史第三编》，1935年改名为《汉代学术史略》，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1955年改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

      1935年2月16日，《〈禹迹图〉说》，刊于《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1期。

      1935年7月26日，《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刊于《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

      1936年1月9日，《三皇考》(与杨向奎合著)，哈佛燕京社出版，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中编。

      1936年3月30日，《三统说的演变》，刊于《文澜学报》第2卷第1期。

      《三皇考》虽然大致梳理了上古帝王的世系演变过程，但顾颉刚对三皇五帝的研究仍感遗憾，囿于材料所限，三皇五帝的问题至今还有进一步商榷的空间。“三皇问题不能单独解决，有许多地方必须和五帝共同研究。”(73)“三皇问题，这本书固然没有写好，但演变的规模已大略具备，这问题可算是解决了。这问题之所以能解决，全由于这传说起得晚，让我们看清楚其中的机构。五帝问题就没有这样容易……我以前作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也只说秦、汉间的五帝而没有说殷、周间的五帝……将来如能有大批的新材料出现，解决了二十八篇的问题，还解决了五帝的问题，那才是史学界的大快事呢！”(74)

      1945年至1946年间，顾颉刚、童书业、方诗铭合作撰写《当代中国史学》，评述1845年至1945年这一百年间的史学，特别注意到了古史研究的成果。该书在总结断代史研究的成绩时，这样写道：“中国历史的断代，普通都分为：古代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民国史。本书除古代与元代及民国史另有专章叙述外，其余的都在本节作一个简单的介绍。”(75)这里的“专章”所指的即是“下编”第五章——“古史的研究与《古史辨》”，顾颉刚专门用一个独立的章节来论述中国古史研究的成就，从“古史研究兴起的背景”、“古书著作年代的考订”、“古代民族史的研究”、“《古史辨》与古史传说的研究”、“《古史辨》与古书的研究”五节来论述，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现代古史研究的全面总结。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在书中隐喻地回应了“昔年”人们对他不承认“三皇、五帝”一事产生的误解，“自从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上提出了古史传说的见解以来，这十多年中关于古史传说的研究确实有了相当的成绩，紊乱如丝的古史传说，到今日确已研究出一个线索来了，这不能不算是当今史学界上一件值得欣慰的事”(76)。他还指出：“三皇的问题，经过这样的讨论，大部分可说是解决了。三皇传说出于‘太一生两仪’哲理的神话化，同时泰皇的传说又出于黄帝(即上帝)等神话的演变，也已成定论。五帝的传说虽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可是五帝的前身都是神话中的上帝，也已可断定，昔年颉刚认为五帝传说起于五色天帝的神话，到现在还坚持着这个主张。夏史传说也很多出于神话的演化，昔年颉刚认禹为社神的见解，现在已有童书业、杨宽诸先生提供了不少坚强的证据。”(77)

      1941年6月《古史辨》第七册出版发行，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是古史传说统论，中编是三皇五帝考，下编是唐虞夏史考，是古史传说批判的集大成之作。此时距《本国史》被禁已十余年，《当代中国史学》中的这段话既可看作是对昔日“三皇、五帝”的争论的总结、归纳，也可看作顾氏对自己之前的“发愤”之说的答复。

      ①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②参见何成刚、李杰：《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风波述论》，《历史教学》2005年第9期和刘超：《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

      ③笔者所指的版本是指单独出版成册的，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全集》第13册中收录的《本国史》不在笔者的版本统计之列，全集中收录的是《本国史》第一个版本的文字内容，地图未附。

      ④顾颉刚、王钟麒：《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上册)封页，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⑤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4页。

      ⑥顾颉刚：《我与古史辨》，第205页。

      ⑦王钟麒：《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页。

      ⑧洪认清：《顾颉刚的历史教学思想及其实践》，《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⑨龚鹏程：《推荐序》，《中国史读本》，第10页。

      ⑩为顾颉刚介绍编写历史教科书一事最早的是顾氏好友郭绍虞，之后是胡适。据顾颉刚1921年7月3日日记，顾颉刚提到自己毕业后朋友曾多次为他介绍工作，一共列了12个差事，最后一项便是“绍虞向李石岑说编中学教科”(《顾颉刚日记》卷一，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第138页)。《顾颉刚年谱》中说：“(1921年)7月初，李石岑来邀商务印书馆中学教科书编辑，后胡适亦来邀。”(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66页)。李石岑时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他邀请顾颉刚应是经由郭绍虞的介绍，此后顾颉刚便通过书信与李石岑讨论编辑教科书事宜。

      (11)顾颉刚：《我与古史辨》，第57页。

      (12)胡适：《高梦旦先生小传》，《东方杂志》第34卷第1期，1937年1月。

      (13)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21年7月20日，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14页。

      (14)(15)(1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第144、157、252页。

      (17)(19)(20)(21)(22)(24)(2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第285、284、211、217、274、172～270、275～303页。

      (18)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二，1922年10月顾颉刚致朱经农信，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5页。

      (23)依据中学教本国史为两年学制，顾颉刚原计划分上、下两册编写；到1922年底，新学制改为三年，《本国史》就改为上、中、下三册。

      (26)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二，1922年10月顾颉刚致朱经农信，第125页。

      (27)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22～123页。

      (28)(31)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一，1922年11月30日顾颉刚致胡适信，第386页。

      (29)顾颉刚、王钟麒：《中国史读本》，第300页。

      (30)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1924年8月26日，第525页。

      (32)顾颉刚在晚年也印证了这一点：“一九二二年夏天，我在祖母死后，暂时向北大请假，由于胡适的介绍，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员，编辑《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和《本国史》教科书两种，由叶圣陶、王伯祥两位帮助我工作”(顾颉刚：《我与古史辨》，第202页)。可见，顾颉刚是《本国史》的主要编著人，王伯祥是以朋友兼同事的身份当其助手的。

      (33)《河南教育厅令第40号》，《河南教育》1929年第16期，第9页。

      (34)顾颉刚：《我与古史辨》，第205页。

      (35)王湜华：《王伯祥传》，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1页。

      (3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

      (37)《江西省教育厅训令》，《江西省政府公报》1929年第8期，第73～74页。

      (38)顾颉刚：《我与古史辨》，第204页。

      (39)顾颉刚：《三皇考·自序》，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版，第24～25页。

      (40)(41)(42)顾颉刚、王钟麒：《中国史读本》，第20、20、25页。

      (4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1929年5月16日，第283页。

      (4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第137页。

      (45)(46)(47)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第140、151、171页。

      (48)转载自1929年4月1日胡适日记粘附的剪报，原名为《一件比蒋桂战争还要重要的事》，剪自《醒狮周报》第198期。此文为时评第一篇，主要内容是为教育部查禁历史教科书鸣不平，言辞激烈，问责戴季陶(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5册，第556页)。

      (49)(50)顾颉刚：《我与古史辨》，第204、57页。

      (51)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一，1921年7月26日顾颉刚致胡适信，第365页。

      (52)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二，1922年6月23日顾颉刚致高梦旦信，第120页。

      (53)顾颉刚：《我在北大》，《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6页。

      (5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1926年10月1日，第802页。

      (5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四，1939年2月25日，第202页。

      (5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1922年3月31日，第221～222页。

      (57)顾颉刚：《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宝树园文存》卷三，第49页。

      (58)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一，1922年5月22日顾颉刚致胡适信，第383页。

      (59)(61)顾颉刚：《我与古史辨》，第57、58页。

      (60)韩石山：《胡适在北大的哲学课堂》，《出版参考》2006年第3期。

      (62)(63)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74、122页。

      (6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1973年6月30日补记，第259～260页。

      (65)顾颉刚：《致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5～176页。

      (66)顾颉刚：《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宝树园文存》卷三，第53页。

      (67)顾颉刚、王钟麒：《中国史读本》，第5页。

      (68)顾颉刚：《整理国史非空言所能为》，《宝树园文存》卷一，第196页。

      (69)此处时间记录与事实不符，《本国史》被禁发生于1929年。此误处可能是顾颉刚一时口误说错了时间，也可能是何启君在作笔记时的笔误。

      (70)顾颉刚著，何启君整理：《当代史学入门》，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71)(73)(74)顾颉刚：《三皇考·自序》，第26、2、29页。

      (7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1953年1月补记于1922年日记第1册末，第256页。

      (75)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76)(7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128、129～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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