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996年间明清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主教论文,明清论文,在华论文,年间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0～1996年间，我国大陆学者在明清天主教传华史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此期间，大陆学者先后出版了22部有关的书籍，在各级刊物上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约有150多篇。现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将这一阶段国内学界对明清天主教传华史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回顾，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有关专著和论文集
在上表中所列的专著与论文集中，孙江《十字架与龙》和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两书都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了基督教传入后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冲突与撞击。尽管二书都把讨论的重点集中在近代即鸦片战争后新教传入所引发的中西文化之争上，作者还是对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进行了简单扼要的回顾，并且对两种时间阶段的传教情况作了比较研究。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和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两书则分别从科学史和比较文化史角度讨论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后在中西方之间产生的科学、文化交流与冲突，试图在更深层面重新评估明末清初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中西文明接触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是作者1991年在北大哲学系完成的博士论文，其中部分章节已发表于《哲学研究》和《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利玛窦与徐光启》、《明末儒学与基督教》二书则是作者继续从哲学思想方面探讨基督教神学与儒家文化在明清鼎革时期在中国的融合与冲突的成果（注：上述部分专著的评论可参阅钟鸣旦博士(Nicolas standaet S.J)的评论文章：《Some Publications on Late Ming-Early Qing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by mainland china authors》载《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XV-1993 pp.70～74。）。这一时期，分别由许明龙、陈村富、朱维铮主编的三部论文集也集中了众多学者在近年来对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力作。此外，樊洪业《耶稣会士和中国科学》一书将明清入华耶稣会士的科学活动划分为几个历史时期、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介绍，是迄今为止大陆学者唯一一部比较完整地总结耶稣会士在华科技活动的专著。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描述了16世纪以来西方天主教（主要是耶稣会）传教士在西藏等地活动的历史，取材多为西方原始资料，是中国关于天主教在西藏传播史的第一部学术论著，填补了以往在此方面的空白。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集中研究了明末来华的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该书凝聚了作者十余年的心血，以其“旁征博引”、“考订细密”获得了内外同行学者的高度评价，是国内历年来研究利玛窦不可多得的著作。
二、译介的外国学者著作及相关西方文献史料
以上所列7部译著中，耿昇所译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和基督教》(Chineet Christianisme)、荣振华(Joseph Pehergne,S.J.)《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á 1800)代表了法国汉学界在此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而《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则是译者自行挑选的论文集，共收有14篇涵盖各领域的法国汉学家安田朴(R.Etiemble)、谢和耐等人的相关著述。以上3部译著已成为我国学界在研究入华耶稣会士问题上的重要参考书。
这一时期所出版的管震湖译法国学者裴化行(Henri Bernard.S.J)《利玛窦评传》（Le pèremathiew Riai et La Société Cinoise de Son temps(1522-1610)，原名《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及王遵仲等译英人G·F·赫德孙(G·F·Herdson)《欧洲与中国》(Europe & China:A surr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nes to 1800)也是研究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著作。朱静编译的《洋教士看中国朝廷》其实是译者从耶稣会士书简集中摘取部分重要篇章编成的一部译文集，该书的出版，同样为研究西方汉学发展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一定参考资料。
三、相关论文
国内学者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此领域的论文约有150多篇，几乎占1949年以来我国学者在此领域所发表论文总数的1/2强（注：王维江、廖梅曾作有《基督教文化研究中文论著索引》，载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笔者以此为基础，参以所见，整理得308篇，其中属1990年以后发表的约有156篇。）。这些论文，涵盖范围很广，涉及主题纷繁。下面就国内学者较为集中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略加评述：
1.关于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评价问题。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明清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评价大致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即如何看待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殖民扩张者的关系问题，以及耶稣会士在华科技文化活动先进与否的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在这两方面未能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注：何桂春：《十年来明清在华耶稣会士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进入90年代，一些学者仍纷纷撰文，试图以新的角度对此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如康志杰《也谈〈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93年第10期）针对何桂春《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学术月刊》1992年第11期）进行了商榷，指出用两点论评价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要避免陷入认为耶稣会士在华活动是“文化交流”与“为早期殖民侵略扩张服务”两个方面平分秋色，各占一半的误区，文章强调明清在华耶稣会士的活动，其文化交流是主流，尽管这种交流是被动式的，实用主义的。而“为早期殖民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在华耶稣会士做得十分有限。许明龙《试评18世纪末以前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则从群体研究入手，对来华耶稣会士的“背景和动机”、“活动和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分析，认为不能把初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看成是“侵略先锋”，来华耶稣会士或属于“仅为传教而来的传教士”或属于“既为传教也为国王效力而来的传教士而已”。耶稣会士在华活动“最重要的历史作用，就是为东西方相互了解传递了信息，架设了桥梁，从而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冲撞和交流”。这种历史作用，“无论对于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欧洲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文中还对以往有争议的个别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见解。强调在评价来华耶稣会士活动时要根据史实进行详细分析，避免不公平和溢美，肯定明清在华耶稣会士活动与鸦片战争后来华传教士截然不同，“基本上是正当的传教，不能斥之为文化侵略”。万明《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尝试及其成败述论》（《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则对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长达半个世纪的来华尝试进行了具体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明清入华耶稣会士评价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在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中始终贯穿着基于不同思想认识而形成的武力传教和学术传教两种不同传教方式的矛盾冲突，由此导致了早期来华传教士在华传教尝试两种截然不同的目的、结果，“一为‘一手持圣经，一手握御剑以进*
国’的西方殖民主义代表，一为‘把中国看成他们最后栖身之地’的西方宗教文化传播者”、“前者遭到惩罚以妄想破灭而告终”，而后者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至今为后人所纪念。
宝成关《明末西学东渐重评》（《学术研究》1994年第3期）、《清初西学输入的成就与局限》（《史学月刊》1995年第3期）两文分别对明末清初以耶稣会士为媒体的西学在华传播情况进行考察，前文认为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西学是“新、古学”杂糅，起了“功过参半的作用”，文章强调在评价明末西学输入的性质时，不应一概而论，仅以只言片语论定其为“古学”抑或“新学”，而应具体分析，才能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后文在肯定耶稣会士输入西学的重大贡献同时，指出清初统治者对西学传播政策是限制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并由此成为阻碍或滞迟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根源。
对于个别在华耶稣会士的活动评价，如南怀仁、徐日升、张诚等，80年代，学术界曾对他们在中俄边界交涉中扮演角色进行了探讨，90年代，一些学者继续在此问题上发表见解。如何桂春《〈中俄尼布楚条约〉与耶稣会士》（《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1期）否定了以往认为徐日升、张诚是“沙俄奸细”的论断，肯定了他们在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中的积极作用。
2.关于来华耶稣会士及其与中国统治阶层关系问题。以往我国学界在对来华耶稣会士的个案研究方面，多集中在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少数人身上。近年来，除了继续对上述几位著名耶稣会士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外，国内学者也在尝试将研究面拓宽，例如，对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卫匡国(Martino Martini)、艾儒略(Julio Aleni)及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等人的研究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注：近年来关于卫匡国的研究有徐明德：《论意籍汉学家卫匡国的历史功绩》（《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沈定平：《论卫匡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许明龙：《卫匡国在华行迹再探》（《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等；如欲了解对卫匡国的研究概况，请参阅顾卫民：《本世纪中国学者对弥蒂尼（卫匡国）的介绍与研究》（《社会科学》1994年第9期）以及徐明德《论意大利汉学家卫匡国在中意文化交流史上的卓越功绩》（陈材富主编：《宗教与文化论丛》(1994)69～88页）。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艾儒略的研究文章主要有林金水：《艾儒略与明末福州社会》（《海交史研究》1992.2）、《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的交游——东西方文化的接触与对话，兼论天学与儒学的相容与排斥》（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林金水、吴怀民：《艾儒略在华传教活动的结束——记艾氏在闽北》（陈村富主编：《宗教与文化论丛》(1994)），林金水：《试论艾儒略传播基督教的策略与方法》（《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等。近年来关于金尼阁的研究文章计有计翔翔：《金尼阁与中西文化交流》（《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明末在华天主教士金尼阁事迹考》（《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等。）
在研究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学界在1990-1996年间也涌现出了许多佳作，如林金水《试论南怀仁对康熙天主教政策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1期）、冯佐哲《试论顺康雍三朝对西方传士政策的演变》（《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安双成《康熙与西洋传教士》（《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等文都在此方向作了深入探索。
至于讨论耶稣会士与明清士大夫关系的论文则有邓建华《天主教的输入与晚明士人的价值认同》（《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该文对出身儒林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对天主教输入认同原因作了一定探究，并从天主教传入的学术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三方面论证了徐、李、杨等人奉教的历史轨迹。林金水《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的交游——东西方文化的接触与对话，兼论天文学与儒学的相容与排斥》一文也就艾儒略在福建的活动及其与福建士大夫的关系做深入研究，从中揭示明末中西方文化接触与对话的内容与特点，探索总结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规律。
3.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冲撞。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受“文化热”的影响，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形成了一个高潮，无疑，当时许多学者都以来华传教士与西学东渐为研究重点，广泛讨论16世纪以来西方思想文化输入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至于16、17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程度的研究则极为薄弱。进入90年代，这种情况有了一定改观，我国学者也逐渐注意对中学西渐的研究，林金水《明清之际朱熹理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承续了朱谦之先生《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一书中所开创的重要研究方向，对于明清之际朱熹理学通过来华耶稣会士这个特殊文化载体传入西方及在西方哲学界引发的深层影响作了积极探索（注：参见《朱子学刊》1994年第1辑，1995年第1辑；黄山书社，1994年12月；1995年12月。） 。许敏撰写的《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西传——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西方传教士对明清之际中国婚姻的论述》两文则从社会生活方面论述了来华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中国古代风情与世俗状况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注：前文见《史学集刊》1992年1期，后文见《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此外，吴孟雪近年来《文史知识》上所刊发的明清欧人对中国社会诸方面的研究系列文章也在此方面作了广泛的介绍。
从哲学思想角度来考察明清之际儒学与基督教的交融与冲撞也是这一时期国内学者较为投入的研究方向，孙尚扬等青年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此外，陈卫平《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天主教儒学化》（《文史哲》1992年第2期），郭熹微《天主教与明清实学思潮》（《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阮炜《明末清初儒耶之争的历史脉络》（《深圳大学学报》（人文）1994年第1期）等文章也对天主教与儒学的冲突及融合作了具体的考察和分析。
基于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排斥性从而导致了明清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也是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明清天主教传华史领域研究的一个视角。蒋国保《撞击·颉颃·拒斥——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之争论纳》（《浙江学刊》1991年第5期）、杨建华《明清之际浙江中西文化的冲撞》（《浙江学刊》1991年第3期）、赵世瑜《寺庙宫观与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等文章的共同特点都力图从社会层面考察两种异质文化在明清特定历史时期产生接触与发生撞击的原因，从而为更好地理解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冲突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此外，对于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华史中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的研究，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不仅投入者颇多，而且研究成果亦足圈点。如陈钦庄、黄兰英《中西文化的一次剧烈冲突：论明清明期的“中国礼仪之争”》（《浙江学刊》1992年第2期）、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阮炜《明末的“名词、礼仪之争”和士大夫基督教徒》（《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张垣《敬祖与敬主：儒教与基督教一种文化功能的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等，尤其是林文，可说是代表了我国学者近年来在专题上的研究深度。
4.从科技史角度上对耶稣会士在华科技活动。由于许多来华耶稣会士往往身兼科学家与布道者双重身份，他们在华科技活动同传播教义是紧密结合的。事实上，他们在科技活动上投入的精力某些时候甚至已经超过了传教。因此，从科学社会史角度来考察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耶稣会士在华科技活动涉及许多专门的自然科学领域，如天文地理、数学、化学、机械制造以及医学知识等。因此，自然科学史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就具有独特的重要性。遗憾的是，过去学者在评述明清天主教传华史时却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自8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自然科学史学者已在各领域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薄树人、席泽宗、曹婉如、高泳源、江晓源等在研究明清传教士的天文地理活动方面成果突出。进入90年代，众多自然科学史研究者仍孜孜不倦地在此领域勤加耕耘，如朱亚宗《科学的创造者与文化的迷失者——徐光启历史角色新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2期）、陆敬严《中德科技交流的先驱——汤若望》（《中国科技史科》1993年第2期）、江晓原《通天捷径——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欧洲天文学说及其作用与意义》（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文章都反映了国内科学社会史界学者近年来在此领域的优秀成果。
5.澳门与来华耶稣会士关系。澳门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其特殊地位，它不仅是早期耶稣会士入华的跳板，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以往学者在此方面研究不多，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史学界对澳门史研究日益重视，推动了对澳门与来华耶稣会士关系的研究。1991年，黄启臣发表《十六至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汇：兼论澳门是文化交汇的桥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一文，就澳门在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充当来华耶稣会士沟通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桥梁作用展开了广泛论证。随后，黄鸿钊撰写的《澳门开埠与基督教的传入》（《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也就1553年葡人骗租澳门后，澳门和早期来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韦庆远《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集中讨论了澳门在康熙朝“礼仪之争”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认为在礼仪之争期间，“澳门成为双方信使往来的交接点，取得情报讯息的来源地”。1993年，黄鸿钊为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澳门和天主教在远东的开端》长文可视为近年来研究澳门在明清天主教传华史上扮演重要角色较详实的著述（注：是文载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第317～342页。）。
以上5个主要研究大课题或可大致反映我国学者1990－96年间在此领域的研究倾向与进展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学者近年来对传统问题上的继承研究有了新进展，研究的视野也在不断拓宽。特别是一些学者还尝试从多角度，多方位来讨论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史，如许序雅《来华传教士对中西封建社会产生的不同影响及其原因》、李宝成《西学东渐与明代社会特征》、康志杰《论明清在华耶稣会财务经济》等文章论题都较新颖（注：上述文章分别见《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等。）。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伴随着近年来区域性宗教史研究的进步，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在明清天主教传华史领域的研究也呈现了从全国性课题向区域性课题靠进的倾向，如伍昆明前述专著以及房建昌《西藏基督教史》（上、下）（注：见《西藏研究》1990年第1-2期。）等论著对以往忽视的明清天主教在西藏地区的传播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夏瑰琦《明末天主教杭州开教活动考述》（《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对杭州地区早期天主教传播史作了论述。林金水先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艾儒略等耶稣会士在明清之际福建地区的传教活动。上述研究都在区域性天主教史研究上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四、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
9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在同国际学术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如1992年5日在德国圣奥古斯丁举行了“纪念汤若望诞辰4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国北京、西安等地学者参加或提交了学术论文（注：参见C.Von collani.wiirzburg:《J.A.schall von bell S.J.Missionarg of cologne & Astron omer of China》载《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X Ⅳ-1992.pp.59-61。）。1992年10月与1994年10月，福建师大林金水先后应邀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中国礼仪之争’国际学术讨论会”及在意大利布雷西亚(Brescia)召开的“耶稣会士艾儒略在中国(Gulio Aleni.S.J.(1582-1649),MISSIONARY IN CHINA)国际学术讨论会”，分别提交了《中国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试论艾儒略传播基督教的策略与方法》等论文。1994年11月，由澳门文化司署、耶稣会、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史研究所、澳门教区等机构联合在澳门召开了“宗教与文化国际研讨会圣保禄学院四百周年纪念”，我国学者汤一介、黄鸿钊、黄启臣、章文钦等分别与会宣读或提交了《论利玛窦汇合东西文化的尝试》、《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澳门是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清代澳门诗中关于天主教的描述》等论文。在各方面的推动下，国内学术界也在1993年8月由复旦大学、上海研究中心联合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史研究所共同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又与意大利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Instituto Italo-Chinese per gli Scambi Economici E Culturali)联合在京召开了“卫匡国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国内徐明德、许明龙、顾卫民、高咏源等14位学者与22位西方学者在研讨会上围绕学术主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交流。以上学术互访与合作反映了我国学界在此领域研究的逐渐深入化。
五、结语——未来研究之展望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的研究，无论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课题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以前有了一定进展。在肯定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对一些存在的问题加以重视，以使未来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1.关于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与出版。
史学研究往往是离不开史料的，无论是史料蒐集的多寡，考证辨伪的精粗或是分析论证的详略，均会影响研究成果的优劣。涉及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相关中文原始文献，据学者估计，现存尚有七八百种（注：见黄一农前揭文，165页。），除部分收藏在上海原徐家汇藏书楼外（现归上海图书馆），相当部分分藏在台湾辅仁大学(Fujen university)神学院图书馆（注：关于此批藏书的现状，杜鼎革博士(Adrian Pudink)曾于1995年至台北新庄辅仁大学作过调查，调查结果见：Adrian Dudink:《The ZiKawei collection in the Jesuit theologate library at Fujen unirersity(Tai Wan):Background and draft catalogue》载《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X Ⅳ Ⅱ-1996,pp.1-40。）以及欧洲各大图书馆，如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otheque Nationale Paris)、意大利国立中央图书馆(Bibloteca Nazionale Centrale-vittorio EmanueleⅡ)、梵蒂冈教廷图书馆(Bibl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以及耶稣会档案馆(Archivam Romanum Societatis Jesu)等。至于相关领域的西文书籍，国内除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有较多原北堂藏书以及原徐家汇西文藏书外（注：分别见《Catalogne de la biblotheque du pé-Tang:pekin,Imperimerie des Lazaristes》及《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书目》（上海图书馆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相当份量此类典藏仍存于上述欧洲各大图书馆。由于藏书地点分散，给大陆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大阻力，许多学者甚至未能掌握基本的原始文献，这必然影响研究成果。而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大陆学者在影印出版原始文献的工作上又做得十分不够，相比之下，台湾地区学者在这方面却投入颇多，今后，大陆学者似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大陆学者除应尽可能地掌握与天主教传华史相关的原始文献外，也应充分发挥国内优势，以长补短，根据陈垣先生《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等文的提示，努力从浩繁的明清教外典籍如宫中满汉文档案、士人诗文别集、笔记小说、地方志书中爬梳相关资料，以为研究素材。虽然以上工作是非常艰巨的，但若要进一步探讨明清天主教在华传播情况，则这项工作是有必要进行的。
翻译工作方面，据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介绍，欧美国家学者在1949-1994年间所出版的有关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的重要专著和论文集达52部之多。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学界对其加以翻译的尚不足四分之一。在撰文介绍国外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方面，近年来，除耿昇、黄谷等少数学者曾涉足外，（注：耿昇：《法国近年来对入华耶稣会士问题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3期）、《法国学者近年来对中学西渐的研究（专著部分）（上、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4-6期），黄谷：《国外近年来明清中外关系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9期）。）国内刊物上鲜见此类文章。这些都导致了相当多的学者对境外研究成果颇为陌生。因此，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定期择质择量地加以译介是很有必要的。除此之外，对于原始西文文献的翻译工作，似也应给予重视。目前国内对耶稣会士的早期汉学著作如李明《中国现状新志》(Louisle comte: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re'sent dela Chine,Paris,1701)、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J.B.Du Halde: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Paris 1735)、钱德明《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Jean-Josephmarie Amiot: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Moeurs,Les Usages,etc.des chinois:Par les Missionaires de pékin,Paris 1776-1814,Vol,16)等能亲自阅读的毕竟少数，因此，国内学者除了应加强相关语种的学习外，似也应组织专家对这部分重要著作适当加以汉译，这对研究早期来华传教士与中学西渐史将有很大帮助。
自利玛窦入华始，耶稣会士们通过在中国的活动，搜集了大量有关明清中国历史、政治民族、社会、风土人情、科技、宗教和宫廷生活的重要资料，然后以书简的形式发回本国。从1702至1843年，在法国出版了多种版本的《耶稣会士书简集》，其中收录了大量中国书简（注：如1780年重版本中第16至26卷，收载的内容即为中国书简。后微席叶父子将其编为《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国书简选》（法文本），1979年由巴黎加尔尼耶——弗拉玛利翁出版社出版。）。已故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冯承钧先生曾强调要重视对此部分资料的汉译工作，惜其最终未能措手。近年来，国内除耿昇、朱静等学者择译一小部分外，大量内容仍未见有汉译本。因此，今后国内学界似也应努力将此书简集较完整译出，这样，必定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很大裨益。
2.进一步扩大研究视角，拓展研究深度。
如前所述，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研究视角上已有所扩大，但无疑在这方面仍应继续努力，把研究面进一步放宽。除应继续对众多来华耶稣会士分别进行深入考察外，还应尝试对来华传教士在中西社会产生的影响作全面的评估。此外，近年来学者在研究中学西渐方面仍呈薄弱状态，因此，似也应在此专题增加投入。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除了耶稣会士外，尚有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定会等其他修会会士。我国学者近年来除了在论及中西礼仪之争等问题略有论及外，尚乏专文讨论。而据笔者所知，国外一些学者在这方面投入颇多（注：如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正致力于研究17、18世纪多明我会在福建福安等地区的活动。）。因此，我国学者似也应加强对这些修会在华活动的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廓清来华传教士活动的全貌。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研究传教士与奉教者之间关系时，大多注重于明清士大夫与来华西士的关系，而忽略了作为奉教者主体的下层教民，这部分人职业芜杂，奉教原因各异，对他们进行考察，将有助于比较完整地理解天主教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程度。
此外，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我国学者也应努力拓展研究深度，避免简单地重复或通俗地介绍。力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具体问题精心实施，厚积薄发，以取得更大突破。
3.加强国内各学科的学术协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活动研究，涉及到许多专门的知识领域，如果研究者不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教学与自然科学、古典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就很难对特定的某些传教士在华活动作出综合评价。因此，历史工作者除了必须了解宗教与科学文化发展史外，也应加强与国内宗教学和科学史领域乃至文化史领域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协作。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在这一领域是非常必要的。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积极参与国际间召开的本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这对于开拓眼界，及时了解国际同行的研究成果十分有利，这种趋势应继续保持。在此基础上，国内学术机构也应争取多举办相关领域的学术研讨会以活跃研究气氛，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
笔者撰写此文时，承蒙导师林金水教授大力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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