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革命”——西方“革命学”研究历程评介（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之二论文,视野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末)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注：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茜达·斯科克波尔、李普赛特、艾森斯塔德、詹姆斯·斯科特、约翰·杜因(John Dunn)等。）各个国家在社会结构上是不同的，因此会发生不同类型的革命。革命是国家结构功能削弱、精英与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大众起义三个因素互相结合，共同作用的产物。他们的理论从三个假设的命题出发：[3] (p13)(1)任何国家皆为能够掌握其社会中全部资源的组织；(2)任何国家与他国在领土、军事实力或贸易等方面都存在着竞争；(3)某些种类的国家在竞争中可能表现不佳并容易产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全部是围绕着“什么类型的国家最容易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在与他国的竞争中会遭遇难以抵御的外来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俄国被比它发达的德国打败；同样，18世纪法国与比它先进的英国发生战争(七年战争)后，法国丢失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于是催生了法国革命。19世纪和20世纪，日本、中国和土耳其都是在与西方强国的战争失败后才爆发革命或革命性的改革运动的。他们把军事失败视为爆发革命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很牵强。我们经常看到战争失败的国家并没有爆发革命，其国家(政府)也并未崩溃。一般而言，国家内部组织机构崩溃的可能性大小取决于其组织机构内部精英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而不论这些精英是世袭贵族、地方地主还是僧侣。斯科克波尔指出，国家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加强权力的措施以应付国际压力，通常会冒犯精英利益，因为国家这一目标会对传统的精英特权造成损害，对精英掌握的各种资源构成威胁。因此，国家是否陷入危机就取决于精英影响国家的程度和利用其自身掌握的资源对抗国家的程度。[11] (p4)例如18世纪法国君主在扩大税收问题上需要由贵族控制的国民议会的合作，而议会有权限制和否决君主颁布的敕令。而伊朗以霍梅尼为首的乌莱玛因为巴扎商人的经济支持以及在清真寺和各类学校中的巨大影响，加上国际上支持，使霍梅尼控制各种资源，才可能使礼萨汗的强大统治陷于崩溃。应该说，茜达·斯科克波尔把法国革命的根源归于七年战争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是用她的观点来理解20世纪亚洲革命史，包括中国在内的革命广泛兴起的原因，倒是十分有益的。
另外，该派理论家也注意到军队是否忠诚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军队军官大都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对平民百姓灌输军队对国家的重要意义，而且军队又与百姓互不联系，那么军队则是平抑国内动荡的可靠工具。如果军队都来自土地精英阶层，那么在土地精英与国家发生冲突时就会同情本阶层而站在土地精英一边。而且，军队倘若与平民百姓关系密切，便会削弱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没有忠诚可靠的军队，这样的国家极易爆发革命。
显然，在结构—功能主义者来看，国家结构功能的削弱或丧失是革命爆发的前提之一。那么哪种社会结构功能最容易削弱或丧失？他们认为有两种。第一是国家与精英之间的关系状况。即使政府官僚体制外没有存在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精英集团，但国家与精英冲突仍能发生。梯姆伯格(Trimmburger)认为，官僚体制内部占据行政或军队重要地位的，但又未拥有土地或与地主阶层关系疏远，而同时又接受服务国家和精英意识较浓的这类人，最容易向政府发难。或者政府给予这些人特殊地位，也可能促使他们向政府发难。一旦外国军事或经济压力出现时，如果他们认为政府不具有应付这种压力的能力，他们就会发动“精英革命”(Elite Revolution)。[12](p101～103)精英会利用他们所拥有的强大的政治或军事背景去获取国家控制权，重新提取和分配社会资源去应付国家面临的军事或经济压力。正是因为他们自身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不深，才有可能采取非常激进的措施，如土地改革、弱化传统势力的影响，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等去应付国外压力。例如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1898年中国的维新运动、1923年凯末尔建立的共和国以及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军事政变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中，首先对体制发难的也是这些国家共产党内部的精英成员。第二，有些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施惠基础上的(Basis of patronage)，这类国家行政高度个人化，政府领导人维护其政治地位的手段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高度专业的科层制度，而是依靠一套施于恩惠以获得精英或下级官员支持的制度来维持的。其科层制度发育不良，军队系统内部相对独立，为了获得行政官员或军官的有效支持，政府领导人甚至纵容或默许他们的下级官员的腐败行为。在这些国家中，经济稳定和发展给政府领导人提供可以建立广泛的施惠制度的基础。可是，一旦遇到经济上的急剧衰退或军事挫折，政府领导人没有丰富的资源来施惠时，其施惠制度就要失败，相应的，来自下级的支持范围就会大大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一次小规模的群众反抗行为便会使政府领导人惊慌失措，腐败的科层制度和军队限制政府迅速扑灭群众反抗的能力。国家功能的失败导致整个统治集团的覆灭。这类国家就是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所说的“新教会财产制式国家”(Neo-patrimonial State)。[13] (p72)实际上，这一现象在第三世界曾广泛存在，尤其是在非洲更甚。卡翁达时代的赞比亚和恩克鲁玛时代的加纳，其“经济手段成了政治动员的主要方式”。在赞比亚，联合国民独立党和“它建立的制度给高级政治家、官员、商人、职业精英，其中包括军事人员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恩克鲁玛领导的人民大会党，对“不支持党的官员予以撤换，同时在新的经济洪流中，涌现了一批幸运者，除公职人员外，还有商人与企业家。他们主要是依赖政府而不是依赖市场，其结果是他们支持政府，政府作为回报给他们实惠”。[14] (p227～229)
总之，由于精英与政府之间在税收、腐败以及对精英人物的打击迫害等问题上，使精英产生不满情绪，使冲突产生。正由于这些国家在结构上存在的冲突，使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群众反抗行为，哪怕是小范围的，都惊慌失措。恰在这一问题上表明国家功能的削弱或瘫痪。当精英的对抗行为与群众反抗行动交织在一起时，一场大规模的革命就会爆发。
作为革命洪流的一个组成部分，群众反抗行为是所有革命学者必须研究的内容之一。群众反抗行动包括暴动、起义、骚乱、哗变、暴乱、罢工等。从参与者的阶级(阶层)属性来说，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一直是群众反抗行为的主体。因此，把群众反抗行动大致分为农民起义和城市工人起义两大类。
农民作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劳动者主体，不仅意味着职业性质的落后和原始，而且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低下，一直就是作为被压迫者而存在的。他们控制土地的力量小，数量少，且必须向地主和国家承担大量税收、地租和徭役。在农业社会里，反对经济负担和土地兼并就像工业社会里的工人为了改善地位而罢工同样普遍。农民起义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农民团结程度、农民计划能力和地主阶级脆弱性等几个因素是否同时存在。农民起义直接根源于他们对地主侵占农民耕地、税收和地租加重或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馑、战祸等产生的不满情绪。换言之，当农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受到外来力量(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的破坏，就会引起强烈的迷茫感和怨恨心理。马丁·斯图亚特—福克斯(Martin Stuart-Fox)在探讨20世纪为什么农民革命多集中于亚洲地区时，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对亚洲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对农民来说是中断其生活轨迹，迷失其生活方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耻辱感，特别是对殖民主义军事失败之后。[15] (p171～173)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认为，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不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值提高而又受到挫折，而是出于维护其习惯的权利或恢复其被破坏的习惯的权利而以反抗行为作为其防守性措施。农民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对革命采取的态度，还影响精英—农民之间互相作用的性质，精英的目标只有在农民的世界观里才能有效地交流。为此，他提出了农业社会的“道德经济”说(Moral economy)。[16] (p25)
但光有农民普遍的不满心理还是不够的，还要看他们的不满是否得到同情，其不满心理是否朝同一个目标上聚集。当国家在其统治区域内大面积地加重负担或土地兼并的范围急剧扩大时，不满心理就会朝一个明显的目标上聚集。一个地区内大部分农民负担相对较轻或土地兼并份额较小，尽管有部分农民处境十分悲惨，这个地区也不会发生农民起义。
其次，农民起义能否成功还要看农民是否拥有计划和组织行动能力。传统上有自我管理机构(self-governed body)的地区，农民一般具有组织和计划能力。沙皇时代的农村公社和墨西哥的印地安农村即具有良好的自我管理机构。而生活在地主本人或者其代理人(监工)严密监视下的地区，其农民一般不具备上述能力。如16世纪的英国、17世纪的德国东部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庄园经济盛行的地区，基本上没有大的农民起义，原因即在于此。杰弗利·皮格(Jeffery Paige)认为，农业生产以佃农或租赁耕种方式为主的地区最易爆发(农民)革命。[17] (p41)
再次，地主阶级的脆弱性也是农民起义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地主阶级自身拥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各种资源，如武装、组织机构等，那么他们在不需要国家的帮助下就能镇压农民起义；即使国家暂时无能为力，地主阶级也可以维持本阶级的权力和地位。有时候，地主阶级还利用农民反抗或者出于自身利益联合农民与国家对抗。而在地主阶级几乎全部依赖国家中央军队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地区，他们就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尤其是当国家陷入战争或经济困难无暇提供帮助时，地主阶级可谓不堪一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国地主和1788～1789年法国地主面对农民起义既得不到国家的帮助，也无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结果是农民起义在整个农村地区蔓延。
但农民起义向农民革命转变则需要非农民阶级的外在中介。农民意识都是地方性(即地域局限性)的，其世界观和目标也是地方性的。如没有来自非农民阶级的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只能是散落在各地的分散行动。外来力量与农民起义结合，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全国性革命起到积极作用。其一，外来精英使农民起义分散性向全国统一性转变。通过建立农民游击队和农民组织，外来精英可以把全国性的革命目标灌输给农民。在没有自我管理传统的、分散的农民起义地区，外来的精英组织和目标，对农民起义转向农民革命具有关键作用。古巴革命、越南革命、尼加拉瓜革命就是走这样道路。而中国革命最有典型意义。其二，使农民起义与城市起义同时进行，互相配合。城市起义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分裂，首先使国家瘫痪。
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农民起义能否爆发取决于农民、地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影响城市工人起义(罢工)能否成功的因素为市民不满程度、物理因素(如城市的规模和布局)以及城市警察力量的大小和效能。[3] (p10)
在生产力发展和工业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加快，导致社会问题丛生，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利益诉求高度多元化。因此，存在大量引起城市居民产生不满的社会因素，其中有两个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并常常因之而发生城市动荡。一是食品价格上涨，二是缺少就业机会。16世纪英国、20世纪波兰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食品骚乱，而法国革命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英美都曾经历过惊人的高失业率。20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所困扰。但如果没有这两种因素，仅仅是城市数量增加或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非必然构成政治不稳定的因素。相反，如果城市经济发展并给新增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和较好的生活条件，反而能促进政治稳定。只是城市发展与人口增长不相适应时，才会产生不满心理，而埋下政治动荡的种子。当然，城市起义的结果要视危机程度以及政治反对派对现政权的削弱程度而定。另外城市警察力量大小以及城市布局如巷道宽窄，居民区集中与否等也会影响起义成功的可能性。
就城市起义的意义而言，它本身并不构成革命的全部，而只是革命的序曲，其下一步必须夺取并控制政治首都。然而，如果缺少其他地区或农村的支援，政府可用孤立封锁的办法扼杀它。如1870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以及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由于城市居民的不满和反抗行为而引发的政治革命。相对而言，这一时期农民起义的影响则不大。
五 行为主义革命理论阶段(90年代初至今)
20世纪末的最后20年，被亨廷顿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其中，苏联解体以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剧变，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西方学者为“幸遇”这样一个近乎实验室般的现场研究机会而兴奋不已。其中不少学者称之为“革命性的历史事件”。当然，苏联这样一个曾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中彻底崩溃？其兴盛—衰落—崩溃的历程，使西方学者的“革命”研究取向开始转入以具体过程为中心的理论探讨。另外，过去的革命理论只回答为什么会爆发革命，而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在特定的时间内爆发，也没有解释革命目标和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性。因此找出过程中影响和制约结果的变量，建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成为这一阶段理论家努力的目标之一。（注：其实，西方革命研究的实用主义任务就是试图把革命爆发的时间、地点和规模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给予准确的预报。20年代的社会学家如P.A.索罗金、R.E.豪杰等就已提出革命即将发生之时总有某些预兆。美国学者埃·蒂里阿基安提出革命指数：都市化程度的增长、性混乱的扩展及其社会限制的消灭以及非制度性的宗教现象的增长，而这些指数是经验指标的总和。参见郑杭生等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41页。）最后，建立在“刺激—反应”理论范式基础上的行为主义理论如社会交换理论被重新重视。因此这一时段的革命学研究初步表现出行为科学和经验主义倾向。（注：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John Foran,Jack A.Goldstone,Jeff Goodwin,Timothy Wickham-Crowley等。）
对革命过程本身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革命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施动组织”(Agency)两个特征。[18] 路径依赖指革命过程中发生的行为、事件直接影响其结果(outcome)，而施动组织的关键人物“施动者”(Agent)的决策直接影响革命能否成功以及如何发展，而不是由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因素所预定。关键人物的决策不同，战争或起义在过程中不同的时间内爆发，那么革命结果则大不相同。也就是说，革命过程中存在大量偶然的不确定的因素和主体性因素，会使革命结果千姿百态。还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例，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群众运动进行期间，霍梅尼与自由派桑贾比、民族主义派巴尔扎甘和宗教温和派领袖沙里亚特·马达里在巴黎会晤，达成反对独裁者的统一战线，提出统一口号“自由、独立和伊斯兰”[19] (p122)，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保卫伊朗的独立和民主。西方媒体当时也十分看好伊朗的民主前景。但革命胜利后的政治实践表明，民主并未实现、“沙里亚”也未彻底复兴，而是务实灵活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化和国际化、宗教与政治的有机结合”（注：冀开运：《试论伊朗现代化的过程和特点》，《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根据革命过程中不同因素和历史事件对于革命结果的不同影响，从其起源、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上来考察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古德斯通(Jack A.Goldstone)用“革命流程图”[3] (p13)(见上页)来予以归纳。
革命流程图
起 源
过 程结 果
国 1.政治效能失败(军事失败、财政/债 1.国家谋求改革/镇压
1.更加强大的、集权的官僚体制政府
家危 务危机)2.国际上支持/施压 2.国家努力发展经济/工业化
及机
2.合法性丧失(民族主义/宗教失败、 3.政府崩溃或内战
国孕 福利削弱/腐败) 4.可能发生的外来干涉或战争
际育 5.对少数民族、宗教或政治少数派进行迫害
因
6.“革命恐怖”
素 1.社会流动阻滞
疏
2.政治排他性 1.精英分化并寻求动员支持
1.依据权力和地位，实行革命性改革
精离
3.经济损失
2.反对派意识形态使精英派系和大众团体 的可能性
英和
4.国家横征暴敛 结合(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原
因分
5.独裁或过度的国家暴力 教旨主义)
素化 3.精英内部权力斗争与反革命斗争
大不
1.实际收入下降
1.地方的或精英领导下的大众动员 1.民众主义的独裁或民主(依领袖人
众满
2.失业或低度就业 2.国家采取行动使革命的支持转移或来自 物品质而定)
因心
3.土地减少/地租提高 国家的不断威胁导致激进主义行动或反
2.重建或巩固新的组织机构
素理
4.独裁或过度的国家暴力 革命
下面就“革命流程”的三个阶段即起源、过程和结果以及国家、精英、大众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予以简要评述。
任何一次革命都可以从社会、经济变化或某一项具体政策变化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变化可能对统治集团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是其政治效能失败和合法性丧失。政治效能失败以外债过多、财政紧张、经济失误(通货膨胀、经济出现低增长或负增长)或军事失败等为表现形式，“而合法性则可能因为过分依赖外国、损害民族宗教和民族利益、向腐败妥协、国家不能平衡各集团利益而造成各种不平等或滥用国家暴力而丧失。政治秩序要持续以久，除统治权力外，还需要政治合法性。而现代社会里，许多发展中国家权威政治缺乏传统政府那样的来自传统的合法性基础，也缺乏魅力型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缺乏民主制度那样的程序合法性。这时，权威体制只能在实体上多争取合法性，即通过发展经济、遏制通货膨涨来争取合法性，通过展示政府效能来解决合法性问题。其隐含的前提是政府效能效绩有助于提高政治支持，其理论则是维持权威统治的合法性又是政府效能或效绩的部分功能。而获得合法性，权威政府有两件要做的事：一是政治上保护社会使之免于内部颠覆以及(或者)外部威胁，二是经济上采取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20] (p76～77)。而合法性危机即意味着政治危机，其一旦出现，包括政府官员、非政府精英、大众团体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便会产生共同的心理需要：改变现状。
当然，政府危机可以用和平改革加以解决，只要精英不分化以及大众中大多数保持克制。但是改革一般是在原权威体制框架内进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而且，改革的作用和意义只能以对体制的突破方式才能表现出来。
随着政治合法性危机进一步加重，精英在是维持现政府现状还是要根本性变革这一问题上开始分化。分化的结果是使部分精英疏离，并产生“被排挤感”，随之即导致竞争性社会流动阻滞。更重要的是，一旦精英分化，其中部分精英为寻求根本性变革或推翻现政府统治而动员大众支持。该行为又会受到大众不满心理的支持而强化。
政府危机、精英疏离和分化以及大众心理不满三个因素一旦结合，所谓革命条件即已成熟，现政府便开始具备严重的脆弱性。这些观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都已详细论述过，而行为主义理论最关注的却是下一个阶段：革命过程对革命运动是否形成和成功以及革命任务(目标)能否完成至关重要。
政府以改革和(或)压制方式来对付变革的心理需求。政府能否扑灭日益高涨的变革呼声，不是取决于其改革能否充分解决现状中的问题还是仅仅流于形式，而是取决于其压制是有限度的还是更加表现出政府的独裁或过分行为。当然，改革反过来又会激发更加强烈的变革心理，于是政府又被迫采取更进一步的变革或压制措施。这时，政府会陷入两难境地。[3] (p14)
外来力量对革命过程也有影响。外来战争或威胁促使精英更进一步分化，大众进一步被动员。外国援助可以使政府继续维持下去，但如果附加限制条件，或者被视为进一步投靠外国势力，充当外国势力的代言人，政府合法性则更加严重地遭到削弱。外国对反对派援助可使反对派力量壮大，也可以使反对派因被视为外国势力的代言人而削弱大众支持。
反对派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大众不满心理向革命运动转变的关键环节。精英为了动员大众支持，需要一套对农民和(或)工人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反对派意识形态对建立广泛的、跨阶级的统一战线具有决定性作用。为了建立强大而有力的统一战线，精英有必要与各种精英团体和地方领袖人物打成一片，如宗教团体、劳工组织、商业机构、政府或军队等。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或宗教信仰成为不同社会阶级和精英团体内部的“粘合剂”。鼓舞人心的意识形态能够使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坚信事业的正义性，坚定他们最终必胜的信念。革命领袖通过革命的意识形态灌输使追随者获得精神力量，并且通常着意强调“罪恶的敌人无能力进行改革”、“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以及“我们的革命具有普遍意义”三条主题，尽管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不同，但这三条是任何一场革命所必需的信念。[21] (p321～325)
当政府权威开始衰弱及其内部部分精英和大众团体支持转移时，反对派力量会进一步增强。比如，菲律宾和尼加拉瓜反对派领袖被暗杀曾激起统治集团内部不少精英和广大群众迅速加入反对派阵营。古巴巴斯蒂塔政府和伊朗礼萨汗政府在妥协和严厉镇压两种方式选择上摇摆不定，反而进一步丧失其支持者。
政府行为和社会资源对革命斗争的走向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府强大有力而反对派偏居农村，游击战一触即发。而政府削弱、精英反对伴以城市积极支持，政府被推翻则指日可待。革命力量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标志着推翻旧政府的革命成功。
旧政府被推翻和新政府的建立标志革命过程本身结束，但同时又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酿造最终结果的新政府内部斗争的开始。这一阶段通常持续数年或数十年。如果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获得境外力量的支持，则新政府就面临内战的考验，而且两派斗争很可能引发国际性战争。出于对反革命力量的恐惧，新政府常采取“革命恐怖”来对待嫌疑人员，特别是对宗教、地方和民族少数派进行迫害。
就新生革命政府内部而言，权力斗争进一步发展。倘若温和派获胜，革命可能是民主的或部分民主的；[22] (p210)激进派掌握实际权力，特别是该派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对社会加以全面改造时，革命结果可能是权威主义的，血腥而残暴。
处于核心地位的革命领袖本人的意识形态通过转变为其领导的政党意识形态而使革命结果具有某种规定性。“因为在革命过程中，不止一条路径或潜在的结果出现，其中个人的重要作用在两处不可忽视：领袖独一无二的作用——组织大众，更为重要的是，向聚集在他周围的大众展示革命前景。相应地，大众对这一前景要么响应，要么不响应；如果响应的话，那么他们就决定了革命过程会走的多远，走的多快，也通常影响了革命领袖的前景能否实现。”[23] (p45)如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纳尔逊·曼德拉的种族平等意识，霍梅尼对妇女在社会中地位的态度。然而，无论是革命领袖个人意识形态还是政党意识形态，在获取政治控制权前后存在一定的差别。当执政集团内部占上风的派别在酿造革命结果的同时，新的意识形态或组织从其内部出现。如赫鲁晓夫改革就是从批判斯大林主义某些内容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从抛弃毛泽东时代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开始的。
总之，任何一次革命历程所表现的具体特征，都会因为下述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有所不同：(1)革命起源阶段的国家(政府)危机、精英疏离和分化以及大众不满心理；(2)革命过程中逐渐表现其影响的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和冲突；(3)影响革命结果的领袖集团、派系和外来势力三者间的斗争或关系。
六 余论
任何一场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之所以“巨大”，是因为它给革命进程和革命后的任何个体、社会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如果说西方“革命”学者在革命兴起的背景、条件、原因、过程的探讨中还能做到相对“客观”、“公正”的话，那么对革命造成的影响和作用进行评价则决非易事。换言之，对于任何一场革命的影响和作用都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加以肯定或否定，就其结果而言，既可能是建设性的积极作用，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消极作用。积极作用表现为革命后大都进行土地改革，推翻独裁统治和权贵阶层的种种特权，大规模提高识字率，普及教育，医疗水平大大提高；而消极作用则表现为革命通常与战争相随(国内的和国际的战争)，而战争的破坏力人所共知，它意味着人头落地，血肉横飞，意味着大量财富化为灰烬。革命过程中任何人的生命和财产都处于不安全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革命并未实现革命者所要实现的诺言：独立自由，繁荣富强，人民一律平等。在很多国家，革命反而造就了更加强大的权威主义统治，比革命前有过之而无不及。革命后的农民在工业化的浪潮中处于更加孤立无助的境地，其基本的生存权利遭遇肆意剥夺。社会财富从农村流向城市并高度集中。随着革命帏幕的徐徐落下，农民的处境有时竟会呈现恶化的趋势。
另外，“革命”也成为一些特权人物或边缘政治人物意图上升、挤入、取代旧有权力阶层从而实现改朝换代的“合法化”的工具。对普通大众而言，他们失去的是枷锁，换来的还是枷锁。因此，革命的天然合理性在炽热的浪潮退却后，受到大众的质疑就不足为奇了。总之，革命作为历史的“火车头”并不必然开进社会进步、政治发展的更高历史境界。我们必须承认革命与战争一样具有“绞肉机”的功能和特征。英国革命引起的战争使10万人丧生，法国革命期间2600万总人口中有130万人丧生，墨西哥革命期间1700万总人口有200万丧生，俄国革命中有数以千万计人丧生，尼加拉瓜革命使250万人中有5万丧生。期间共有多少物质损失更是不可估量。如此高昂的“革命成本”(revolutionary price)与有限的“革命收益”(revolutionary accomplishments)是否等值？[3] (p85)这一问题引起西方众多人文社会学者的深入思考，并出版了大量成果。
在马克思看来，革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4] (p82～83)他在考察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中确认革命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换言之，革命只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当然包括阶级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时的结果，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只是从整体上重视和强调“革命”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而没有把“革命”不加分析地加以美化和颂扬。但后来的人们不仅在理论上加以片面发挥，在实践中走的更远。（注：众所周知，马克思的革命观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把革命看成是社会变迁的两种主要方式之一，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在整个社会中分配不公，而革命是解决这种社会弊端的最为彻底、最为有效的途径。应该说，这只是马克思理论抽象的假说，很大程度上带有理想主义成分，并已经被150余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当然，在马克思主义上升为意识形态，并被全面付诸社会实践时，其命运发生了逆转，变成强势意识形态。关于强势意识形态的有关特征，请参见林毓生教授：《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附录二》，载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485～488页。）
毫无疑问，西方“革命”理论中的某些合理之处，不仅对我们理论上纠偏匡谬，做到与时俱进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我们更好地把握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社会问题发展态势具有现实意义。（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十一五计划”着手制定之际组建课题组，对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风险领域和风险程度进行了预测和分析，认为“整个中国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由于公众的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的因素存在，但形成实际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同时由于很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其危险性大增”。笔者认为该课题组的研究方法与观点已经初步表明我国社会科学正在走向成熟。参见《南京商报》，2004年9月4日第13版。）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姚大学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注释：
(1)Theory of Revolution或Study of Revolution，仅依汉语习惯译为“革命学”。显然，这一译法并不准确。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逻辑严密，深刻而精辟，但似乎同样不能译为“革命学”。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由于篇幅所限以及本文评介仅限于20世纪以来的革命研究，而未能在文中充分予以评述，但从介绍的有关理论中，我们仍然可以察知其影响。(2)西方学者从其学术传统和价值观出发提出的很多观点不仅有悖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就其学术观点和学术价值本身来看都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也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3)本文涉及的西方学者中，其中部分作者的著作已在国内翻译出版，但对于与“革命学”相关的理论和流派进行系统的归纳介绍，特别是有关其研究取向和历史流变的著述，笔者尚未见到。本文基本采用了美国政治学家Jack A.Goldstone的分期办法。谨致谢忱。参见Jack A.Goldstone( edt.) .:Revolutions:Theoretical,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Thomason-Wodsworths Press Canada 2003“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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