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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1)05-0104-05
一、社会主义是扬弃资本主义的事业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具有严格而科学的理论内涵，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赞同共产主义这个口号的。对于那种伤感文学式的共产主义呻吟，他们是反感的。而从赞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立场的那个时候起，他们就始终在强调，他们的学说不同于各种反动的、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他们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历史水平上继续进步而绝不是消极退守。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理论境界和实践形态。“粗陋的共产主义”（包括两种具体形式）想直接消灭私有财产，实际上却只是导致了“私有财产固有的卑劣物欲”以及“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的嫉护和平均化欲望”。从历史上看，它的历史作用最多只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并不是真正的占有”[1](P74-75)。
还有一种共产主义，它包括两种具体形式，它们“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1](P77)。而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同上）。从此以后，马克思一直与各种“不够格的共产主义”做坚持不懈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斗争看作是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特意强调反对和警惕“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因为这种共产主义受生产力和人们历史发展阶段的严重制约，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目标，相以只能导致文明的倒退和全部旧东西的“死灰复燃”。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总结为三大类：一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类“社会主义”的共同特点是站在反对社会进步的立场上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它们用前资本主义的立场、感情、利益去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其结果必然是阻挠历史进步，导致历史的退步；第二种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其主要特点是不能脱离资产阶级的眼界和立场，不能真正促进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性变革；第三种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的主要缺点是过分迷信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历史作用[2](P273-284)。由此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来说，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这个招牌，而在于人类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继续前进，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推动社会的更高发展。十余年以后，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所产生的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同时将是炸毁资产阶级社会的地雷。这种炸毁过程一方面将必然是革命性（质变）的过程，但是在实践中，“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3](P106)。这是对“不够格的共产主义”的又一次严肃的理论批评。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再一次指出，一个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特意说明他的方法是辩证法，按照这种辩证法，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P267)。因此，假如企图用原始的共同占有来否定资本主义，那必然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待俄国革命问题上，进一步坚持俄国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必须有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机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正是吸收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所以很显然，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看来，社会主义只能是扬弃资本主义的事业，而建立在前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的各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除了招牌而外，与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事业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总之，社会主义只能是也必然是扬弃资本主义的事业，而绝不是诅咒资本主义或企图把资本主义拖回到前资本主义的事业。
二、资本主义只是现代社会的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是扬弃资本主义的事业，那么资本主义有什么积极而又基础的历史成果呢？换句话来说就是，什么是由资本主义首先获得而又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历史前提的东西呢？以笔者之见，资本主义最重要、最基本而成为社会主义积极前提的历史成果是它开创了与传统社会相对而言的“现代社会”。
所谓“现代社会”，从它所涵盖的社会阶级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形态的种类来看，它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中资本主义社会是第一个发展阶段和发展形式，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是扬弃资本主义的事业，是现代社会的高级阶段。从社会的一般特征和发展成就来看，现代社会实现了经济工业化、市场化和正在出现的高科技化，政治上实现了科层管理和民主化、法治化，精神上实现了从神权、亲缘和地缘关系以及封建迷信束缚下的解放，等等。特别应当强调的是，这些社会特征不仅是社会的一种表面形式或上层建筑的征象，而且是结晶为社会的一定生产结构、阶级和阶层结构、人口结构、行为结构以及心理、精神结构或气质特征，成为一种客观的、深刻的并内化到社会成员人格和行动中去了的社会形态特征。而传统社会实际上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人类社会，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术语来说，可以是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可以称其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或“人的依赖的社会”。其共同特征主要是经济生活上尚未摆脱自然经济；政治生活中缺乏普遍有效、民主有序的政治管理方式，政治隶属于神权或家族世袭权力之下，专制统治成为相对普遍的统治方式，社会权力结构呈典型的正金字塔形状；社会精神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血缘崇拜、传统主义倾向，科学精神和人本精神不发达。显然，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具有全面的、本质的区别，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不仅仅是发达与不发达等量的区别，而主要是社会结构的质的飞跃，称为社会转型。
从表面上来看，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社会转型这类概念的确不同于以往我们关于社会形态或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概念。以往我们熟悉的是所谓“五形态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大体上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五大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三形态理论”逐渐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根据这种理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大体上有“人的依赖的社会”、“物的依赖的社会”、“人的能力得以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社会”三大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社会学学术界引入我国的社会转型理论则提出，可以把人类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看作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但是，我国哲学学术界不少人对这种理论持消极抵触态度。他们认为，这种理论主要只属于像社会学之类的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理论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概念。这些看法貌似有理，实则难以成立。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不排斥使用“现代社会”之类概念，相反，他们常常为了把他们当时身处其中的社会及其具体存在形式如国家、制度等与那些已经被历史抛弃或即将被历史摈弃的社会及其具体存在形式如国家、制度等区别开来，而把前者称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相应地把后者称为旧国家、旧制度、旧社会等。如“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5](P207)，“可是要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颠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这只有待诸一个德国人”[6](P269)，“在现代社会关系下，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一种商品……”[6](P271)等等。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在名词上使用和系统论证社会转型概念，但是对作为历史事实而存在的社会转型，却有着非常深刻、全面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的研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观点、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特征和发展趋势的理论，都具有迄今为止任何社会转型理论都无法比拟的严谨逻辑、宽广视野、全面视角。它不仅从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以及内在逻辑等方面指出了社会转型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必然性，而且从历史发展的“五形态理论”与“三形态理论”两种相互补充的视角分析社会转型的历史效果，这种分析是我们研究社会转型历史意义的理论基础。现代社会这个概念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其内涵与外延相对而言宽泛一些，但与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概念却并不矛盾，相反是相互补充的。如果能把这种表面看似不同实则互相补充的概念有机结合起来，就会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发展线索，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发展生产力的巨大潜力，正是因为它获得了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当代社会主义要获得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争取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正在于它们都是现代社会，而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也正在于它们本质上处在现代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上，资本主义固守现代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本质上要求实现对现代社会第一阶段的历史超越或扬弃。
我们以往在领会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评价资本主义问题上的思想时，总是存在某些片面化倾向。
第一种片面化认识是看不到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深刻社会根源。我们比较多地强调资本主义是生产力的结果，比较少地分析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方式方法或内在机制。我们承认，资本主义产生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它改变了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但是，对于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关系变革和意识形态革命在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中起了什么作用这类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具体程度则相对不足，缺乏明确、系统的分析和认识。其实资本主义正因为开创了“现代社会”才能够发展生产力。早期的资本主义曾经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进而也使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得到了革命性变革，这固然是由许多复杂的、甚至是偶然的原因造成的，但是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社会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在短短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从前一切世代”造成的生产力的总和都要多都要大，绝不是偶然的，相反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以笔者浅见，正在于资本主义造就了“现代社会”。换句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造就了现代社会，而现代社会具有一种特殊的、区别于以往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当然，我们这样说很可能被某些人说成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常识，用结果解释原因。其实，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精神恰恰是支持我们的看法的，结果也可以反过来成为原因。新的生产力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适合新的生产力的新型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一旦成为现实便会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由自我调整而带来的持续发展，也促成了另一种错误认识，它把资本主义当作是现代社会本身，看不到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历史上的初级阶段性质以及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要性，从而以为争取实现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只有经由资本主义道路一种方式，甚至把社会转型看作是由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非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的转变。这种倾向虽然在国内没有成气候的公开宣示，但一方面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几乎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事实上也在国内学术界的一定范围中、一定程度上以默认的方式存在着。而按笔者的看法，资本主义决不等于现代社会本身，实际上，资本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初级阶段而已。否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社会弊端、文化弊端和历史弊端及其带给人类尤其是人类中的无产阶级的沉重灾难，就缺乏清醒的认识，也无法解释旨在批判与消灭资本主义的、源远流长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基础，进而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前途。
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定位
人类社会的结构变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存在着大体上不容改变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必须看到，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只能是扬弃资本主义的事业，因而是现代社会的事业，在低于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通过社会转型进入现代社会是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必要历史前提。
但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往往有着非常复杂的表现方式。现实中的情况一方面是，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科学的、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学说的确肇端于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其历史局限性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但是另一方面，虽然直至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上各发达国家仍然没有以社会主义的形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性否定，但是从20世纪初起，在一些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甚至完全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国家、地区、民族那里，却提出并开始了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探索实践。实际上，当中国社会被迫艰难而缓慢地启动社会转型的时候，由于世界历史已经汹涌起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洪流，历史的格局已经不允许中国再以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社会转型，而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因而也成为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也正是因此，到20世纪初期，中国人民在面临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地域式社会转向世界历史性社会的任务的同时，也面临着从追求“均贫富”理想转变为争取现代型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的任务。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里，这两个任务事实上构成为中国人民奋斗里程的两根历史红线。这两根红线相互交错，编织出现代中国历史纷纭复杂的多彩图景。
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是始终都清楚这两个历史任务、两根历史红线的历史意义。相反，因为没有正确、科学地理解和处理这两个历史任务、两根历史红线的关系，我们整个民族走了不少历史的弯路，付出了沉痛的历史代价。腐败昏庸的满清王朝为了维护他们那早已在世界面前捉襟见肘的“天堂”，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符咒自欺欺人；辛亥革命为中国争得了民主政治形式，但中国社会的深层社会结构仍然未能实现转型；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我们曾经以唯心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企图在尚未达到现代社会文明水准的历史基础上一步登天式地实行本该由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的社会制度。其结果，社会主义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搞成某种程度的“地域式的”、“粗陋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被歪曲成为关起门来搞“世外桃源”、搞平均主义、搞禁欲主义、搞个人崇拜、搞神秘主义、搞官僚主义等等。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由于这种“极左”路线和政策并不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内涵、境界和气质，它必然更加深刻地败坏社会主义的名誉，摧残真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花蕾”，歪曲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形象，锈蚀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向往。
现在，站在21世纪的历史位置反观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历史探索，我们有了一种比起我们的前辈们更加清楚的历史意识。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个半世纪多的苦苦探索中所发生的诸多历史悲剧中，有一个基本的历史教训值得汲取，那就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缺乏一种科学、及时的历史定位。事实上，满清王朝的历史错误正在于它置世界社会转型大趋势于不顾，顽固地、自欺欺人地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符咒，它事实上充当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绊脚石。当然，它之所以自愿充当这种绊脚石角色，除了积年久远的愚昧之外，另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动统治阶级共有的卑鄙利益欲望，它宁愿充当各资本主义列强的龟孙子，也不愿意把政治经济主宰权让渡给人民。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在于没有实现社会结构的深层现代化转型，其原因一是封建势力的阻挠，二是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格局已不允许中国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转型的道路，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中国社会投下巨大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社会转型对中国社会而言已经不再是最好的选择。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而类似“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悲剧的深层原因则恰恰是忽略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把历史发展的“五形态理论”教条化，就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历史错觉，以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当代中国唯一的历史任务，殊不知不实现趋向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只在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文化氛围中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恰恰最有可能曲解社会主义的科学精神。人们没有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事业，反而以为社会主义是任何社会（甚至是某些非洲部落社会）的现实历史目标。总之一句话，没有把社会主义与社会转型两大目标有机结合，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最大的理论误区。
只有改革开放才恢复并加快了中国社会把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目标有机结合的探索步伐。但是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社会转型的实质层面的时候，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任务、两根红线的关系问题也又一次现实地提到了中国人民面前。有两种极端的主张和做法值得注意，一种是用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统帅历史意识，否认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事实和历史必要性；另一种是所谓“放弃论”，认为要进行社会转型就必须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在概念上把社会转型等同于资本主义。分歧围绕的焦点问题显然是如何理解和界定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质、历史地位、历史目标、历史路线，而其中最困难的仍然是如何把两个任务、两根红线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为，一方面，中国已经是而且应当继续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中国的社会发展将在这个基本国情的指导下进行；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因而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状态和历史目标。它的特殊历史目标之一就是社会转型，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形态、精神文化各方面都“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不仅仅需要物质指标，而且必须包括社会制度指标、社会结构指标和社会精神发展指标，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就是社会转型。只有通过社会转型，我们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事业”，即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开放实际上正是把社会主义和社会转型两种任务有机统一的历史实践，所以中国必须继续进行更深入、更普遍、更全面的改革和开放。
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最重大的突破就在于，自觉意识到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而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必须以社会主义原则和目标为指导，从而把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一直面临但却常常顾此失彼的两大目标即社会主义和社会转型，有机地、科学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这个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含义，同时又根据实际的历史处境，指出了在中国进行社会转型的历史必要性，使长期困扰中国人的“两条历史线索”的关系问题得到了根本的澄清。
[收稿日期]200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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