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普通妇女——兼谈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妇女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一书的特色之一是，它对女性研究可引用的理论和研究层次做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以适用的中国层理论来指导经验层次的女性研究的设想；特色之二是将社会各阶层女性都纳入了课题的经验研究之范围，对各类妇女做了全景式的检视，力图反映她们的想法和声音。相对于以往女性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只关注自身以及自身所属的群体，无疑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作为这种变化的一个理论体现是在该书的“代前言”中提出的社会以及人们的社会存在、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问题。由此出发，作者十分赞同西方女性主义将性别因素与各族、阶级等因素交叉起来考虑的设想，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的女性研究中存在“去社会性”的倾向。因此，“用宏大的叙事模式面对纷繁复杂的经验事实，是理论贫困的表现”。（该书第5页）
显然，对于目前中国的女性研究来说，该书提出这样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事实上，其背后也蕴藏着女性研究必须面对的方法论的问题，这就是女性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全方位的（应该包含社会各阶层的妇女），但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占妇女多数的非精英群体即普通妇女群体——城乡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妇女运动史看，她们固然被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所型塑，但一旦觉醒，必定是妇女解放的中坚力量。而她们的思想轨迹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代中国，尤其是1949年后的社会变迁的深入影响。如果说从事女性研究的知识女性是妇女解放的“先知先觉”者，或者说是女性个人自主性的有力倡导者，那么她们也并非是“后知后觉”，因为她们有着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清晰和理性的认知，知道如何在观念和行动方面达到和社会环境的协调以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空间；知道如何将自己个人的利益融入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利益以在“家本位”或“集体本位”的体制下获得“自主性”；在她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同样有着中国妇女几千年所积累的生存智慧的显现。因此，她们的生存状态才是女性研究首先所必须面对的“实际”。很明显，只有认识和理解她们。女性研究才能真正扎根于中国本土社会，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社会关怀，才能获得长久的文化意义上的生命。
该书在全景式检视的背景下将关注的目光针对这样的群体，关注她们的生存状态，关注她们的意愿、利益和要求，努力去理解她们的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意义以及她们话语和行动的意义，这就使对普通妇女的研究回到了方法论的起点：思想和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也就是说，首先要弄清客观实际“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回到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一个方法论的重要立场：必须注意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区分。显然，只有在参与式的经验研究中才能实现这样的区分，而这正是该书研究的定位。
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普通妇女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意义，理解她们话语和行动的意义并在这两者相联的基础上给出一个符合实际的解释，就与思想符合客观实际“同义”。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按普通妇女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而不是按我们研究者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这样的理解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设身处地式的“换位思考”，是“投入式”的理解和与当事人“同感”的解释。当年马克斯·韦伯在提出自己的“理解社会学”的时候，只是认为人的行动之所以可以被理解，是因为行动者所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如果站在现象学社会学的立场上来看这一问题，普通妇女与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其实是“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意义”的世界，探寻这样的意义并加以中肯准确的解释正是现象学社会学的任务。因此，理解普通妇女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这构成了观察的前提）及她们的话语（它的书面形式即为文本）同样是必需的。
等到我们真正进入普通妇女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她们生活的平凡。这种平凡就如同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一般定义：重复，单调。但是，这正是普通妇女生命历程的特点，是她们的共性。而且，只要揭开这样的表象，我们就会发现她们的生活仍然充满了意义。这样的意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她们自我或者人格的型塑与再型塑是在她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探寻这种意义的时候首先要从了解妇女的“生平情境”（注：这里的“生平情境”借用的是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的概念。舒茨认为，个体自童年时代开始起就通过自身的经验与父母、朋友、老师的言传身教获得认识、界定和适应环境，应付各种事件及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诀窍等方面的知识。这样的知识由日常语言和方言的命名而类型化。对个体来说，这样的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类型化知识自童年时代始不断积累，把这个世界既作为现存对象来接受，也作为具有过去和未来的对象来接受。这样的类型化知识和他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具体经验，共同积淀成为经验储备；后者即是他此后理解社会现象、采取相应社会行动的基础。另外，由于个体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由特定的人群哺育起来的，他因而具有特定的欲望、兴趣、动机、性格、抱负、以及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信仰，所以，由这些经验和知识构成的经验储备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舒茨称之为个体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在这里，“生平”系指个体经验储备形成的历史性。（霍桂恒：《舒茨》，载《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苏国勋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开始的原因）。因此，她们对自我的定位不可能不受这种环境的制约。这样，当她们认识自己的时候，首先把自己看作是归属于某个群体的女性，而且出于社会竞争的考虑，在可能的时候也希望自己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社会地位相对更高的群体中的成员（至少是不在最底层），这就使她们的人生目标与一定的社会价值相联系。其次，她们与他人及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是一种符号的互动，这样的符号必然承载着意义。同时，在她们能动地适应或者改变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时，她们也赋予了社会环境一定的意义。因此，对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妇女来说，她和他人交往时的行动和言语都有着很强的主观意图，而按韦伯的说法，这样的主观意图就是主观意义，是可以被理解的。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普通妇女也是社会中的人，她们的生命历程其实是与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轨迹交合的，因此，只要我们将她们的个人生命历程放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她们个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比如遭受压迫、参加革命、结婚、就业等）完全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从而使这样的理解获得一种宏观意义上的普遍性，也使得在这样的理解的基础上给出的解释可以获得社会学层面的充分的社会意义。而这样的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避免了现象学社会学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解那种“去历史化”的缺陷。
这样，从“意义的解释”这一方面去理解普通妇女，理解她们的观念和行动，理解她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就给了我们在“不失真”前提下对此作出理论概括的可能。显然，这样的理论概括必然来自“纷繁复杂的经验事实”，也必然是位于“中层理论”这一层次的，因而也是能够包容和体现现实世界中普通妇女的生活的生动和丰富的。而当进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恰恰是回到了编者在该书“代前言”中声明的研究设想和意图这一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