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正义迈向生态正义： 社会工作的理论拓展与范式转移 *
严骏夫 徐选国
内容提要 传统社会工作“人在环境中”的“环境”概念常常指服务对象所处的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重视。本文认为，在恶化的自然环境不断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应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学科品质，将“生态环境”之维带回社会工作，重新解读和修正主流社会工作关于“人在环境中”这一核心理论与实践议题的认知及其实践范式。进而，本文结合当前的生态发展议题，尝试从理论的生态转向、教育体系的重构、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能力提升，以及社会工作社会属性的专业本质重塑等方面提出社会工作积极回应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绿色社会工作理论范式的初步探索。
关键词 生态文明 绿色发展 社会正义 生态正义 绿色社会工作
世界工业化革命给人类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人类与自然社会本是融为一体、互为均衡的，却因为人类对于自然的攫取而导致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的失衡，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自然灾难，例如全球变暖、地震、泥石流、海啸，以及广为国人所知的雾霾天等，它们并非只是自然运动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根源。①在上述过程中，城乡社会日益难逃工业化带来的问题，空气、水资源等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要素都日益被污染和侵蚀。这警示人类应该重拾对于生态环境与自然社会的尊重，重构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在国际上，许多国际环保NGO已与政府形成了密切合作共同助推生态可持续发展议题，例如，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SSSW)等国际社工组织较早就将“生态与环境可持续”列为其参与全球行动的核心议程之一，同时，“生态与环境可持续”连续多年成为国际社工日的宣传主题。
在中国，我们也遭遇了全球范围内出现过的各种自然灾害。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之中，十九大进一步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战略构成，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构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发展体系。十九大进一步论述了构建生态文明的紧迫性。本文正是在上述问题生成与制度回应的双重逻辑下进行思考的。
问题提出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Barnett已经意识到社会环境对穷人的影响。其建立的汤恩比馆(Toynbee Hall)，尝试为贫民打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并让他们在与知识分子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寻求解决贫穷问题的方法。受此观念的影响，Jane Addams在美国兴建霍尔馆(Hull House)。相较于汤恩比馆，她更加明确社会环境是贫穷的根源，重视社会改变带来的效果。Marry Richmond在1917年的《社会诊断》中强调将个人及其行为置于社会环境中加以理解并策划干预方案。以上诸种努力，为传统社会工作的环境视角奠定了基础。之后，生态系统观的导入扩展了社会工作先前仅聚焦到个体与社区关系的不足，其分析范式不仅包括个体周遭的微观环境，也包括影响个体发展的中观、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还将整个生态视作一个整体系统，考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发展出涉及多个层面的综合干预策略。
百余年来，社会工作专业不断觉察到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在不断延伸和深化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环境内涵。但是长期以来，社会工作专业所指的“环境”仅仅指向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生态系统观也仅从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和互动出发，社会工作与自然环境之间看似并不存在直接关联。但是，伴随着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严峻，人类社会生活备受生存环境恶化与自然灾害频发之苦。生态环境危机给不同社会群体造成了程度各异的影响，并由此加剧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因而，生态已成为近年来社会大众关注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社会不公的重要组成，环境不公、各类环境风险事件及其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频发均受到学术界的较多关注，进而倡导环境公正/正义、生态福利与社会化，以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正义，成为当前环境社会学的关注焦点。②社会工作专业致力消除社会不公，以实现社会公正和人民福祉。从国际经验来看，社会工作共同体业已开始省思在此方面的可能作为，而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深度转型的中国，社会工作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议题该当何为，是本文试图破解的核心问题。
生态危机、新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工作的介入限度
根据国际社会工作者联会(IFSW)和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在2014年世界社会工作大会上发布的全球社会工作的最新定义，社会工作是一个以实践为本的职业及学科，它推动社会变迁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赋权并促进人的解放；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等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基于社会工作、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本土知识的理论，社会工作使个人和组织去应对人生挑战并增进福祉。③这一定义突出了社会工作应该更加注重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连接性。④如今，社会工作已涵盖三代权利，包括第一代的政治权利、第二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以及第三代的“自然世界、物种多样性和跨代公平的权利”。其中，第三代权利可视为社会工作对于全球生态问题的因应，既是联合国所倡导的“为平衡今世后代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需求，必须促进普遍尊重地球系统及其物种，并对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承担我们的责任”的体现，也揭示了社会工作所追求的正义应包含自然资源在代内、代际与种际之间的分配正义。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世界社工日的宣传主题都定为“促进社区与环境可持续”，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社会工作介入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认识自身限制并超越传统的学科藩篱，对于社会工作而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理论和实务：传统社会工作有限的生态认知
因此，笔者认为，要将生态正义融入社会工作学科，就必须对相关价值伦理以及教学体系进行系统检验和重新建构，有机导入生态正义、生态福利以及绿色发展、绿色权利等核心理念，以学生的知识需求分析为前提，以跨学科合作为辅助，以新的能力培养要求建构专业能力培养体系，并通过多元的培训过程进行强化，促使受训者的相关能力与人才需求趋势相匹配，进而从知识谱系、价值伦理、专业能力等多个层面实现对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培育与形塑，以满足新时代下社会治理创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新要求。
(二)弱势群体再生产：社会—生态环境的双重受害者
如果基本生活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弱势群体便可能不得不加剧对自然环境中资源的野蛮掠夺。生活资料的匮乏和技术水平的落后，造成很多弱势者只能依赖于最直接的手段，即通过破坏生态的途径获取生活所需，又或因环保意识淡薄而破坏环境。由此，在因环境危机、社会困境所形成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新常态”之下，社会工作何以践行对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功能，促进个体、社会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等问题亟待考究。
社会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为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常具有社会经济水平低、健康状况不良、住房条件差、行动不便、不了解气候变化等特征，其预防环境风险、应对环境危机和恢复重建的能力也相对弱化。弱势群体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灾害、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的侵袭；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力感和失权失能状态，又使低收入者等成为弱势，或者更加弱势，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此种情况不一而足，其深层次原因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此外，工业生产方式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但其所孳生的环境代价，又常常被强势群体以各种手段迫使弱势群体承担。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对环境危害既缺乏认识又不具备抵抗能力，所以强势者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资源，亦可恣意无视环境破坏给弱势者带来的危害。
进一步,根据未知目标位置和速度的初始估计值可知 估计值 的正负性,以此正负性为判断,可获得其他隐含约束:当时,在不等式约束‖x-s0‖≤r0两端同时乘上得到将 乘入范数内得到:其等价于:
比较两组患者Hb水平,术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d、7d时,研究组均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2:
从倡导生态正义到建设生态文明： 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空间拓展
(一)生态正义：社会工作的“环境”意涵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预见了工业时代出现的普遍祛魅(Disenchantment)。祛魅是科学和技术演变的结果，自然在其中已沦为人类进步和物质发展的工具。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沿袭了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范式，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自然界是纯粹客观存在的，仅是人类有权使用和开发的大量的、无限的资源的集合体。⑤甚至从语义学角度考察，相较于古老的、复杂的“自然”概念，“环境”概念产生仅可追溯到19世纪初，它是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出现，并以功利方式看待自然及其提供的资源，被视为人类所用的原材料。这也可能是本文对于传统社会工作坚持的“人在环境中”理论意涵的深化和拓展，在“环境”内涵和外延上只有同时包括了人类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才是社会工作对于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实现对人类社会保护功能的体现。
3.感染和传播途径：经性接触（包括不安全的同性、异性和双性性接触），经血液及血制品（包括共用针具静脉注射毒品、不安全规范的介入性医疗操作、文身等），经母婴传播（包括宫内感染、分娩时和哺乳传播）。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的生态正义运动(Ecological Justice Movement)表现出人类的反思与尝试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试图为未来构思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正义论不仅聚焦于自然环境受到的危机、风险和需求的影响，也意识到人类并非自然世界的绝对主宰，不能独立于自然世界运作，质疑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的人的优越性思维。自然主义哲学家Arne Naess曾把全球兴起的形式多样的生态运动归为两类：一类主要涉及污染，即自然资源和地球对人类有用性的耗减(人类中心说)；一类涉及所有自然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内在价值——也就是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⑥深层生态学认为，每一种生物(动物/植物)都有存活和茁壮成长的平等权利，并倡导一种以生态为中心的正义理念。正如阿里耶·奈尔所言，在三种人权历史演进模型中，其中的绿色权利代表着诸如和平权、后代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发展绿色权利，不仅关乎所有人的生活质量，还要考虑到人之外的其他生物的生存，实现绿色权利之平等性。这既是对生态正义的一种急切呼唤，也呈现出一种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思维模式。⑦
(二)生态文明：社会工作专业使命的本土叙事
生态正义饱含了对非人化的自然的情感关怀，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强烈的指引作用。但是，如果仅从“万物平等”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绝对立场出发，则有可能忽略人的中心作用和核心价值，朝向一种“为了保护而保护”的绝对化的吊诡立场。因此，理解生态正义，首先要承认并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其次强调并促进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并且客观认识生态问题并不是抽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人的问题。也就是要实现生态正义，必须跳脱“人类”与“自然”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向强调“人—社会—自然”是有机整体的生态思维方式转变。这不仅要深刻体认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性，也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并在生活实践中践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及其行动。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生态文明乃是对工业文明的拯救与超越，其本质指的是自然环境生态、社会环境生态、人际环境生态和个人环境生态的生境化。⑧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必须培育和发展一种尊重自然、充满正义的生态文明体系。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生态文明既要建立起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规范，也要确保公民/政府的认知与行为契合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这体现出当前中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绿色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世界性和时代性。⑨
聚焦生态与生活：社会工作回应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逻辑
传统的社会工作从本质上讲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发现环境危机受到了政治、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及文化因素的驱使，社会工作的角色与功能也没有超越促进人类适应环境、免受环境危害的有限目标，未发展出对于“非人化”的自然世界的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社会工作所追求的正义，在本体论上忽视了对于人以外的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属性的承认，导致社会工作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相关作为也流于浅表。
在当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程中，需要人们在实践中自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信念，并强调社会组织、公众对于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那么，社会工作又如何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学科品质，积极回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命题呢？笔者认为，关键之举在于推动社会工作对于生态与生活的双重关注，使得社会工作能够将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生活连接在一起，实现社会工作的整合性发展。
(一)从社会公正转向社会—生态公正：社会工作理论的扩展
近十余年来，西方学者不断反思社会工作与自然环境的议题，并对已有理论进行了重新阐述与延展，也进行了一些实践探索。比如，Gray和Coates借鉴Arne Naess的深层生态论，尝试引导人们重新认识自身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重视物种的平等地位。⑩Ferreira提出生态灵性社会工作(Eco-spiritual Social Work)，认为可以通过培养个体的灵性，以及个体对自我和自然的认同来改变个体已有的生活方式，从而关注并改良生态环境。
这些理论的共性在于均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紧密联系，强调人类需要重新认识自身、自然以及两者的关系，而不再自觉凌驾于自然环境之上。
物流企业十分重视财务风险管控，风险管控主要是掌握企业决策的起点和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和控制。要想做好掌握财务风险管控中的每一个环节，就必须掌握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各项环节，并实施有效跟踪审核和科学决策，企业管理者从风险管控系统掌握信息后，有利于高效处理信息，有效控制资金流向，潜在的财务决策风险处理必须做到及时和准确。
对传统的生态系统理论进行相应的修订和重新表述是必要的。事实上，社会工作者早已熟稔“人在环境中”的视角，因此在原有的认知基础上进行内涵深化，更容易被接纳、被理解；另一方面，导入生态正义与生态文明的内涵，可以为社会工作的理解和干预提供一个更为综合性的整合视角，而不是走向一个与原有知识体系截然不同的方向。同时，也可以尝试在已有的诸多分析框架中引入生态要素，不仅关注自然环境对服务对象的影响、自然环境可以给予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资源，还要关注自然环境与社会、物理环境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自然环境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由此，社会工作在提供社会服务、恢复社会功能、解决并预防社会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对问题背后的权利体系及不平等议题的剖析，并通过社会倡导、社会行动来实现对社会公正、集体责任的诉求，增进社会福祉。此外，还可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世界的整体意识，关注培养社会工作者的生态觉察能力(Ecological Awareness)，并在社会工作的方法论架构下引导服务对象重新认识自己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良性共生。
(二)从以人为本到人与自然共生：社会工作教育体系的变革
⑨高世辑、李佐军：《建设生态文明 推进绿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岩鹰从他方才的位置一掠而过，强力的鹰爪抓在岩壁上，发出一声令人耳酸的尖响，在岩石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抓痕。
20世纪70年代，系统理论开始对社会工作产生深刻影响。无论是一般系统理论还是后来的生态系统理论都强调了个人与环境的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生态系统理论借用了生物学的“生态”概念，要求社会工作者介入服务对象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关注社会环境、物理环境与服务对象的关联性，无论是预防、治疗还是恢复都旨在促进服务对象的社会功能。生态系统理论中的社会环境包括了由家人、朋友等组成的非正式系统，以及社会团体、福利机构等正式系统；物理环境包括影响服务对象安全和健康的居所环境，例如住房环境、卫生环境、取暖条件等。然而，生态系统理论基本上很少涉及对于非人化的自然因素的考察。此情形导致传统社会工作对于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与服务群体之间关联性的回应能力较为有限。不过，社会工作实务工作已经开始探索生态议题的介入可能，如从事自然灾害的社区重建、居民环保意识和行为改变、社区环境治理、绿色社区建设、社区垃圾分类处理、工业污染综合治理等项目，并通过政策倡导、社会运动、社区工作等方式尝试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有所作为。但是总体而言，相较于环境保护主义组织，社会工作对于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重视程度并不充分，行动介入也不常见。
(三)积极参与生态治理：社会工作实践能力的提升
在回应生态与环境议题方面，西方社会工作者近年积累了一些经验。2002年，Besthorn等人提出社会工作可以运用野外实践方法(wildness practice)帮助服务对象与自然建立联系，通过带领其体验自然、旷野，增强其对自然世界的感官意识，从而引发个人和集体行动的改变。
Dominelli在《环境破坏与不公义世界的绿色社会工作与环境正义》一书，提出绿色社会工作的实践范式，主张在微观层面改进现有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在中、宏观层面促进相关群体行为的改变，实践绿色生活。
生态恶化事实上不仅给弱势群体带来冲击，实际上也影响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相较于弱势群体，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处于中间水平的普通民众，更为关注环境议题，且具有更为强烈的驱动力和行动力。因此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关注弱势群体，同时也需要意识到社会公众是不可忽视的生态建设的主体性力量。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广泛宣传，吸引更多居民参与社区生态文明建设，践行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合理分配、消耗资源及处置废弃物；另外，可以运用小组动力，催化参与群体的认知与行为改变，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在社区层面，不仅进行相关的宣传教育，还通过各项社区活动推广生态正义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培养居民领袖、扶持社区组织，整合及开发资源，组织参与行动并进行理性的政策倡导。此外，需加强与基层政府、环境保护组织的合作，积极构建起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治理体系，在运用专业性干预方法的同时，着力挖掘、凝练本土经验寻求回应环境问题的有效方法，并将其有机融入社会工作体系，形成一种以本土文化与智识为基础、专业服务技巧与方法为核心、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四)回归社会与生活属性：社会工作专业本质的重塑
当前，由于工业文明繁荣背后所生成的诸如生态危机、社会矛盾、制度不公等负面效应，积极探索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和谐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核心议题。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以实践为本的职业及学科，其在西方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本质性诉求：一是突出以专业化服务作为社会工作的核心内涵；二是强调个人与环境的互动是社会工作的基本逻辑。但由于激进主义社会工作、增权社会工作等兴起所引发的批判与反思，促使社会工作共同体逐步走向一种去专业化权威、去技术化理性、去病态化治疗以及去学科化规训的后专业化时代社会工作模式。
这种现状驱动着社会工作必然重拾其“社会”涵义，重构其社会性精神。
在此基础上，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向更加偏重于对“社会”因素的关注与考量，并建构出一种“社会工作的想象力”
，即在将个体或群体放置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时空背景下理解的同时，还要通过一系列“社会的”方式实现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的有机连接，以探析背后可能存在的多重结构性要素。这种对于“社会的”关注，通过强调对“社会”“生活”的聚焦，实现社会工作对于社会生活的当代使命及其功能。
⑤郑慧子：《对两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12期。
结 语
在新时代，社会工作学科的使命在于立足社会工作学科的“社会”属性，通过理论自觉与实践建构，更好地解释、反映和服务我国的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服务于提升我国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
社会工作应该积极扮演好其保护社会的角色。
从国家政策以及世界文明发展潮流来看，社会工作积极回应生态环境议题已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社会工作介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学术研究屈指可数。
从生态正义与生态文明的视角出发，重视人和社区的改变，分析个体、群体以及社区需求，探析生态议题背后可能存在的社会结构性要素，创新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倡导人和环境和谐相处的社会风尚，引导公众与自然良性互动，促进相关的结构和制度变迁，将是社会工作积极回应此命题的学科使命，也是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有效重塑。在此宏大叙事中，既要求中国社会工作者汲取国际社会工作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更要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特性出发，在“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引下，不断丰富智识空间，探索本土生态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
具体实现时,在算法模块内部需要另外开辟一块RAM,称之为暂存RAM,用于存放信号的中间运算结果。因为要对信号进行依次检测和迭代估计,所以需要有一块RAM存放不断刷新的信号值。算法模块外部的双口RAM用于存放原始的信号,称之为信号RAM。暂存RAM与信号RAM具有同样的大小,位宽为18,深度为512。
漕河渡槽位于河北省满城县西北9km处，交叉断面以上流域面积588km2，是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上的一座大型交叉建筑物。漕河渡槽全长2300m，建筑物级别为1级，地震设计烈度6°。
①张和清：《灾难的社会根源与灾害社会工作》，《开放时代》2011年第5期。
由于长江来水夹江、河口回流影响以及引河河口下游凸嘴促淤作用而造成的严重淤积，引进江水中的夹江沿内河河道逐渐沉淤，河床受水流的冲刷等，都对水流有影响。因此，要定期测流校验流量公式，确保引流量的准确无误。闸门开高频繁调节易造成启闭机刹车加速磨损，运值人员应加强巡查，确保启闭机安全运行。水位计能否准确测量水位关系自动控制系统能否安全可靠的运用，应定期检校水位计工作情况、数据传输情况，保证测量准确、传输可靠。
②樊雅丽：《生态福利的引入与社会化——一个社会政策的研究视角》，《河北学刊》2009年第6期；刘春燕：《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与行动取向：以小溪村为例》，《社会》2012年第1期；洪大用、范叶超、李佩繁：《地位差异、适应性与绩效期待——空气污染诱致的居民迁出意向分异研究》，《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这一现象在文献[18]中已有相关理论研究.这些现象必然导致光强闪烁、光束抖动，进而影响到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的传输质量.
③IFSW & IASSW, “Global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 Accessed at: http://www.iassw-aiets.org/global-definition-of-social-work-review-of-the-global-definition/.
④徐选国：《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
然而，在工业化文明下产生的传统社会工作，较大程度上忽略了对自然环境的考量，且对环境背后的社会结构缺乏细致探析。基于生态正义的绿色社会工作的提出，既是对已有“环境”意涵的有效延展与丰富，也是对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深入解析与探索，更是对社会工作社会属性的本质回归与重塑。因此，在持续推进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程中，转向社会性的社会工作，其作为一种保护社会的行动和制度安排，以社会属性为专业本质，在解决个体和群体困扰与危机、恢复社会功能的同时，突出对社会现实及其本质的关注，更注重危机背后的权利体系与制度不平等的公共性议题。
⑥钟丁茂、徐雪丽：《简朴生活、丰富人生：Stephan Bodian访问Arne Naess实录》，《生态台湾期刊》2007年第1期。
⑦[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王芳、于少青：《绿色发展：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超越》，《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
完美“人设”，是对现实的逃避和对人性的肤浅认知。作家毛姆说：“好的艺术在于理解人性。”人性有共通的一面，但其复杂之处又可以说包罗万象，每个人心路历程不同，性格选择各异，平常所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创作的魅力与乐趣所在，不只是刻画人物鲜明的性格，更在于穿透人物的精神灵魂，触及人性的幽微之处，将其复杂性深刻揭示出来。而反观当下的许多影视作品，为了迎合那些“脑残粉”的需要，将主角设定得完美无缺，近乎神人，岂不知单一完美的“人设”抹平了现实的广度与思考的深度，恰与真正的艺术创作背道而驰。
⑧唐代兴：《生境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定及社会蓝图》，《天府新论》2014年第3期。
目前，西方学者已尝试将生态和环境正义纳入社会工作学科教育体系。Jones的研究发现，将社会工作教学场域移到社区是一种生态教育良策。
在此过程中，可以尝试从一些简单的社区环境问题入手，让学生们自主检视自身、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反思，同时结合个人经验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策划介入方案并解决社区环境问题。同时，在跨学科合作方面，澳洲学者Borrell等人尝试在家庭能源审核项目中建立教学单位，组织社会工作、环境研究和经济咨询专业的学生参与机制。
Besthorn则从生物论假说出发，将自然要素，如植物和动物的积极影响引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之中。
但就总体而言，虽然已有学校将环境议题纳入社会工作教学，但未形成系统化，也没有实现与传统课程的有机衔接。尽管McKinnon的研究发现具备环保意识的社会工作者会更加关注居民环保的意识和行为改变，并运用合理的社区动员和宣传的方法取得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成效
，但是大部分与生态相关的教育培训仅停留在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工作学科中的重要性或者提出一般化的建议，相关经验研究和效果评估非常稀少。
1.3.2.1 调节饮食 ①保证每日正常早餐;②每日晨起空腹饮水200～300 mL，分2～3次饮用;③每日饮水总量不低于2 000 mL;④每日给予粗纤维蔬菜(青菜、芹菜、韭菜等)250～500 g;⑤每日给予粗粮(糙米、谷物等)1～2种;⑥每日给予水果(香蕉、苹果、橙子等)1～2种;⑦禁忌食用辛辣、生冷、油炸、油腻等食物。
⑩Gray, M. & Coates, J. Changing Gears: Shifting to 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 2015,Vol 34 (5), pp. 50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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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星、徐选国：《绿色社会工作：迈向生态环境关怀的社会工作新论述——兼论对我国社会工作介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高丽、于梦娇、赵环：《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议题与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新视野》2018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社会工作理论创新及整合行动体系构建研究”(项目号：17CSH05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差异与模式创新研究”(项目号：18CSH05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项目号：16ZDA078)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行动本土化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研究”(项目号：16ZDA0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严骏夫，华东理工社会工作学博士研究生；徐选国(通讯作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xxg870530@163.com。上海，200237
〔责任编辑：毕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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