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月宫兔神的分化与发展论文

中国月宫兔神的分化与发展论文

中国月宫兔神的分化与发展

刘 婷 周友谊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 在我国民俗文化中,兔神被视为民间信仰对象的现象不常见。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与出土文物的佐证可以看出,兔最早与月宫相联系开始拥有神格。同时,在世俗生活的发展中,月宫兔神的某方面内涵还与其他文化元素相结合,使兔神拥有生肖神、生育神和保护神的品质。月宫兔神内涵的每一个分化、发展过程,都体现人们不同的精神需求,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几种文化内涵多样并存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月宫兔神;发展历程;精神需求

兔形象在我国民俗生活中有诸多运用,如剪纸、器具纹饰、玩偶等。然而在民间崇拜中,兔却占位不多,没有被当作动物神[1],动物崇拜中没有它的身影[2],也不作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动植物出现[3]。兔神地位不突出,很少被视为神灵崇拜,却因为月亮而广为人知。月兔神话是国际性的想象母题,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月亮上画兔子的图像。西天取经的唐玄奘归来著《大唐西域记》,记录了恒河畔的传说[4],说明月中有兔的由来。近年来民俗学中对兔的研究不少,有与中秋节相结合的,如韩养民《中秋节祭月活动的变迁》[5];有与神话相结合论月中灵兽的,如刘瑶《论中国神话中月中灵兽形象的产生、兴盛与流变》[6],张剑《月亮神话中蛙兔之变动因考》[7];有从考古文物解释兔形象的,如尹钊等《古铜镜汉画像石赏兔》[8],刘志国《磁州窑的兔崇拜和兔纹样》[9]等等。这些成果多局限在探究解释月中有兔的现象,没有注意到月宫兔神内涵的分化。兔常作为月的象征,但月宫玉兔及玉兔捣药是中国独有。月宫玉兔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除本身文化不断丰富之外,随着时代的发展,还形成生肖神、生育神和保护神三个内涵分支,并各自得到发展。

杨头村:主要出露花岗岩及火山岩,植被类型多为针叶、阔叶混杂林,植被季节性常年变化不大,具有稳定的庇荫效果,可为茶园生长提供漫射光,利于茶叶化合物转化。另外在松树林区有野生兰草分布,茶叶采摘期与兰草开放时间相当,茶叶在山间兰花的熏陶下,饱含兰花香,且兰花香越浓的茶汤所冲泡茶叶的滋味和香气越持久。

一、月宫玉兔:月亮象征与长生追求的融合

兔与月相联系,有白兔与月亮的颜色相近、民间传说月亮上有兔形阴影等原因,其中兔长寿的特征与月亮不死的力量相吻合是主因。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虎及鹿兔,能寿千岁。寿满五百者,其毛色白。能寿五百岁者,则能变化。”对兔神的信仰,殷商时期出现兔形玉器象征月亮,两汉时期出现大量体现长生追求的捣药玉兔与月中兔画像,兔神成为月神。

中国书画在古代是没有什么正式的学校教育的,宋代有皇家画院,但它主要职能是创作,还不是教育机构,中国第一所国立的美术院校成立至今还不到一百年,此后,中国的书画教育才是西式院校规范教育。传统中国文人的艺术教育是私人传授,基本是师徒制。

周代有“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郑司农曰:‘六兽,麋、鹿、熊、□、野豕、兔’。”[10]《博物汇编·禽虫典》第一卷禽虫总部,六三〇〇七《礼记》:“凡祭宗庙之礼兔曰明视。”[10]《博物汇编·禽虫典》第七十八卷兔部,六三七七一兔成为六兽之一为庖人所掌,成为祭祀牺牲,说明此时人们对其特性已有掌握。现在流传于世的刻有玉兔捣药的画作、诗赋、石刻、铜镜铭和玉兔形的器具等,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

“人的崇拜对象,包括动物在内,所表现的价值,正是人加于自己、加于自己的生命的那个价值。”[23]人们对生育的渴求,使玉兔成为生育神,因为兔具有很强的生育能力。兔因其每月一孕,且孕育周期二十九天与月的盈亏圆缺周期相对应。这种玉兔与月亮的能力重合,使月宫玉兔具有绝对强大的繁殖力,导致人们对其的生育信仰更甚。蟾蜍最早也象征月亮,后被兔取代,体现了人们精神诉求的转变,也反映民众从生殖数量到质量要求的转变。“人类的发展决不能取决于单纯数量上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内涵的有效性和连续性,或者说,决不取决于一大批子孙的行动者,而是取决于他们具备的力量。”[24]这种心理诉求的产生是人类自我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汉代古墓出土了大量画像砖,其中呈现的兔形象主要有两种。一种画于月中,代表月亮,为“月中兔”。“月中灵兽的神话形象最晚到先秦时代已经出现”[6],至西汉时期又出现大量绘有月中兔、月中蟾蜍的画像石、画像砖。屈原《天问》中对月亮的发问,展现了楚地已有“月兔”的传说,这也是最早提及“月兔”的文字。汉画像石伏義女娲图中,伏羲女娲上方两个圆圈里有金乌、天狗、玉兔、蟾蜍,其中金乌、天狗代表日精,玉兔、蟾蜍象征月精。另一种形象常出现于西王母画像中,即“捣药玉兔”。捣药玉兔最早出现在西王母身边,见于新莽时期偃师辛村汉墓的一幅壁画。画中玉兔在西王母右侧双腿直立,手拿一根药杵在臼中捣药。山东滕州马王石椁画像上也有相同的形象。同时,山东滕州西户口出土的东汉画像中有四只玉兔,正在承担过滤的工作;陕西绥德四十里铺出土的汉墓画像石中,有两只玉兔,一只正在捣药,另一只则举着杵准备替换或帮忙捣药。

根据汉画像石,玉兔捣药的形象可能产生于两汉时期[13],而月中兔则在西汉时期大量出现。“捣药玉兔”捣的药为不死药,表现出人们追求长生的愿望。同时,人们相信月亮能死而复生,“月中兔”自然也具有月亮一般强盛的生命力与繁殖力。汉人追求长生,注重的是玉兔捣的不死药,而非玉兔本身。不死药与“月中兔”具有相同的意义,又因为捣药的是兔,所以“捣药玉兔”被暗中替换为“月中兔”,并且与“月中兔”共同承担起月亮象征的职责。这种潜移默化的置换在民间信仰流传过程中多有发生,故此处不足为奇。“捣药玉兔”搬到月亮上,晋傅玄《拟天问》云:“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山东枣庄的日月画像石里,月中之兔就是捣药玉兔,与此相对的是日中神鸟。后来民间也附会出多种传说,如传说嫦娥奔月后,王母惩罚她盗药之罪,变成玉兔形象,责她每天不停地捣不死药;还传说西王母是主宰西方的神,象征着阴,月亮也属阴,所以玉兔被派往月宫转动着月轮前进,为西王母准备仙药。

由于在ANSYS中计算材料非线性问题时,用混凝土材料较难收敛,所以本例中采用了悬臂钢箱梁模型,本小节分析的均为固端截面,由解析解知该截面存在的是正剪力滞,主要比较受压区钢材屈服时的剪力滞系数与弹性阶段的变化。钢材的弹塑性曲线的屈服应力为235 MPa,切线模量为790 MPa。采用双线性随动强化模型BKIN。荷载形式为加在翼缘板上的面均布荷载。由于截面几何特性,得到中性轴距离翼缘板更近,因而底板比翼缘板先达到屈服压应力。

尽可能简化用药方案,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病人依从性[17]。在不影响疗效的情况下,医生应根据病人自身经济状况,尽可能减少病人每天服药次数或减少每次服药量;医生也应根据病人生活习惯安排病人服药时间。病人可通过设置闹钟,提醒自己在固定时间服药;护士可通过配置顿服小药盒,保证病人用药次数和剂量。此外,电子发药盒的使用[18],也会提高服药依从性。

在探索和发展裁执分离模式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碰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其合法性如何认定、行为性质如何认识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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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肖神:月中玉兔不死神力的延伸

“瑞,以玉为信也。”[14]用玉制成的物体成为人与上天沟通的信物,以此获得天降“神瑞”。月亮崇拜中,玉兔不仅沟通人与月亮,使兔在生活中作为祥瑞之兽受到喜爱,而且成为月神象征,给人带来不死神力的延伸。这是兔神成为生肖神的关键因素。

生肖动物最早出现在先秦典籍中。从出土文物和文字记载来看,殷商甲骨卜辞、《易经》《诗经》都有关于生肖动物的记述,其中殷商甲骨文还出现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战国后期的《日书》出现了十二地支和生肖动物相搭配的符号。两汉时期,与十二生肖相配的动物、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相配的顺序固定下来[15]7-16。此外,十二生肖镜最早见于洛阳庞家沟北朝墓出土的铜镜[16]。隋唐时期的生肖铜镜尤其具有代表性,如隋代的四兽生肖铭文镜、五代的十二生肖八卦镜等。十二生肖俑作为冥器也兴于此时,但在东汉末年就已出现“后来明器中十二生肖支神所本”[17]。此后,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出土动物形象的十二生肖俑,五代、北宋墓有在人物的头顶部堆塑鼠、牛、虎、兔等生肖形象的十二时神陶俑。之所以将生肖神偶像作为冥器陪葬,是因为相信其具有不死的神力,能保佑死者不死往生。

生肖文化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多种多样的民俗形式。首先,以动物代表人的属性,并在世俗生活中运用,显示出人的主体地位。其次,用生肖纪年,使生肖文化增加实用价值,还寄托了美好祝愿。例如,人们选择在兔年结婚,希望子孙后代多子多福;某些地区战争的战旗用丁卯兔神旗,意在保佑属兔战士平安;在兔年,属兔的人有各种禁忌事项;等等。再次,兔与天文现象结合。十二生肖中的兔与东方青龙七宿中的第四宿——房宿对应,称房日兔。早在南阳汉石画像中,兔子不仅进入月轮中,而且还是二十八星宿中毕宿的标志。

总之,两汉时玉兔捣药的传说逐渐成为对月亮的想象与喻指。唐代玉兔成为月亮的代词,如贾岛的诗中“玉兔潭底没”的描述。唐代的铜镜上多出现嫦娥、玉兔、桂树、蟾蜍等形象,互相搭配,一同构建了月宫图。至此,玉兔即月亮的月神形象更加深入人心,甚至流传至今。

周口店山顶洞人曾使用兔骨作为装饰品[18]。盛行于两汉的祥瑞崇拜,除传说中的动物,白兔也被视为祥瑞之物。因此,白兔被作为供品,《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日南檄外蛮夷献白雉白兔。”“白为正色,兔实仁兽,来皆有为,出必以时,是故太阴情魂降以为瑞。”[19]261人们认为瑞兽的出现,象征着太平盛世。南朝沈约《宋书·符瑞志》记载祥瑞之物的同时,还赋予它们独特的政治内涵,认为白兔是“王者敬耆老则见”[20]卷29《符瑞志》下卷。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白狼、赤兔为上瑞。”[19]343其中赤兔即为红色的兔。瑞兽兔的出现,不仅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感受,吉祥的寓意,甚至还能代表天下太平。可见,人们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寄托在瑞兽身上,对兔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在人们的生活中,常将十二生肖的兔子与光明挂钩。苗族人民认为,兔子不仅温顺干净,而且代表光明。因为兔对应的时辰卯时,是凌晨五到七点,正值破晓,旭日东升,由暗转亮,由黑转白。在苗寨,婴儿诞生于卯时,或老人去世于卯时,均被视为幸事:来得干净,去得明白,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人[21]。兔神作为十二生肖神之一被运用到世俗生活中,给人们带来的是祥瑞的心理感受,表现了人们趋吉求祥的心理。

中国民间婚俗讲究“蛇盘兔,必定富”及“狗撵兔,不到头”,意思是属兔的人与属蛇的人相配,生活会吉样如意,而与属狗的人婚配就相处不好,不得善果。民间剪纸中的蛇盘兔,大多蛇头与兔首相对,蛇环绕兔身。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载,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人们把面兔头或面蛇,用竹筒盛雪水和年幡、面具同挂在门额上,以示镇邪禳灾。正月十五元宵节,用面或纸制成兔形灯,称“扎兔灯”[15]61

三、生育神:月中玉兔生育力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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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五册)》收录的殷墟卜辞甲骨拓片中提到两位女神,被称为“东母”和“西母”,丁山先生认为,甲骨文所谓“东母”即日母羲和,是日神的别名。“西母”是“月精”,即月神[11]。殷商时期具有具体且独立的月神。玉是月亮的最早象征,可能因为玉器是祭祀月亮的媒介,二者都洁白通透,散发温柔的光辉。用玉象征月亮源自玉石信仰,玉石象征不死永生,故用玉石雕刻的动物形象自然也象征着月亮。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末期玉雕兔,兔目圆大,卧姿安然,质朴而有灵气;河南安阳王裕口、山东滕州前掌大墓等地出土的商代玉兔,宝鸡鱼国墓地出土的西周玉兔,形状上表现出商周时代玉雕兔子的造型艺术传统。因此,圆形或半圆形的玉兔形象,是其作为月亮象征的最早体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经发展出月兔和玉兔的神话想象观念。”[12]作为天体的月亮被人格化,成为月神[5],意味着象征月亮的玉兔拥有了月神的品格。

随后,作为生育神的兔文化与民俗生活相结合,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婚礼中最能体现。谐音“百子”的民间窗花剪纸《玉兔白菜》,常被贴在新婚夫妇的婚房;喻阴多子的兔形,同喻阳动物形象组合而成的蛇盘兔、鹰抓兔等喜花,常被用来布置洞房[8];还有将兔绣制在女子婚服上以期早生贵子,都将兔多子的信仰发挥到极致。同时,祈子心理在民间艺术中也有诸多体现。磁州窑作为我国最大的民间窑场,其采用的图案纹饰反映了民间的审美和精神需求。例如,宋代有磁州窑白地黑剔花兔纹罐,三彩兔子纹样;元代有磁州窑白地黑花鹞鹰击兔纹方形枕;金代有磁州窑白地黑花兔纹八角枕、白地黑花兔纹如意形枕。这些兔纹除去兔温顺可爱受人喜爱的原因,更多的是被寄予后代昌盛、多子多福的寓意。生育神除了是求子的对象,也伴随着幼儿的成长,因此有时也转化为幼儿的保护神,如民间赠兔画的育儿风俗。

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到唐代已逐渐完备,并衍生出相应的民俗活动,如民间流行的拜新月习俗。李端“开帘见新月,便即下阶拜”[22]卷二八《拜新月》35,常浩“佳人惜颜色,恐逐芳菲歇。日暮出画堂,下阶拜新月”[22]卷八〇二《赠卢夫人》8,都是对唐代妇女拜新月之风的生动描述。这些传说与风俗主要以月亮信仰崇拜为基础[19]287。妇女拜月,是祈子活动。月亮因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引申出生育力,沐月怀子的信仰至今在我国一些地域流传。

磁州窑陶瓷绘画有一个特定的图像——“兔衔草”纹样,即一只兔子口衔仙草。“衔草的兔子是繁育后代的生命繁衍之神的象征;不衔草的兔子则是子孙后代的象征。”[9]此时的兔被明确指出为“生命繁衍之神”的象征,虽然需要“仙草”的配合,但已经具有生育神的神格。神兔为人们衔来仙草,与送子娘娘画中为人们送来一个胖娃娃的寓意相同,都是使人怀孕。那么,神兔与送子娘娘的作用也就基本一致。不衔草的兔子象征子孙后代,体现了对兔强大生育力的崇拜。人们希望这种神奇的力量能转移到自己身上,实质上也是将兔放在生育神的位置。在民俗生活中,相对于不容亵渎的神灵,具有生育神力的动物形象更容易被加以运用。此时,兔虽然没有明确作为生育神受人崇拜,但已初具生育神的神格,确实担任生育神的某些职能,表现了人们多子的精神追求。

四、保护神:捣药玉兔之不死药的转变

明清时期产生和流传的兔儿爷传说,促成了兔神的独立神格——保护神的形成。人们在遭受侵害又无力反抗时,往往将希望寄托于神灵,希望得到庇佑与保护。兔神流变为保护神,原因可能有几方面。一是其作为月神时,具有长寿与强盛生命力的特性,受人崇拜。二是人们相信捣药玉兔捣的药具有神力,可以祛除疾病。三是某些地区曾爆发过大范围的流行性疾病,无药可医,只能烧香拜月求助神灵,并发挥想象,认为月亮的替代物月神玉兔飞身下凡,用药为人们治好疾病。月宫玉兔捣的不死药转变为治愈疾病的药,兔神逐渐从月神独立出来,成为保护神。

明代中秋节,祭月用圆形饼,并陈设瓜果,供有专门的月光纸。据明陆启泓《北京岁华记》述: “中秋,人家各置月宫符像,陈供瓜果于庭,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符上兔如人立。”[25]清代也有相似记载。我国的信仰形态错综复杂,发展到后期已经是儒、佛、道三家混为一体。当时人们祭拜的月神形态可能有不同的发展。月光纸上诸神不一,但是玉兔已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形象。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来只印一人身兔脸、官戴而坐的兔神形象的月光码逐渐出现,有的印着桂树下玉兔执杵、人立捣药的形象。民间将此画纸糊在四根秫秸杆上,横批为“太阴星君”或“广寒宮”,其左右各角插上用彩纸粘成的小三角旗[15]71。月光码上玉兔形象的单独出现,说明玉兔逐渐作为单独的月亮神受人崇拜。

在京津地区广泛流传的兔儿爷,是在危难之际拯救人们的保护神。这反映在人们观念中,兔儿爷能带来健康平安,甚至认为人们能存活到现在,是因为兔儿爷的救治。所以,月亮被当作玉兔和仙女的化身敬仰[26]。这也说明此时人们对兔儿爷的敬仰已占据主导地位,甚至超越月亮崇拜本身,且兔儿爷也取得了独立地位,不再是月光纸上月神的配属。自明代起,京津地区在中秋节流行兔儿爷或“彩兔”。兔儿爷泥塑的出现和流行,标志着兔神信仰由神圣逐渐走入世俗,说明了兔儿爷作为保护神与月亮神相区分,取得了独立地位。

明代北京出现月光码,之后又出现兔儿爷。玉兔不仅在月光码上独立承担月亮神,并且人形化,具有了自主意识。同时,民间社会兔儿爷传说的丰富、兔儿爷戏剧的创作、兔儿爷兽形座椅的出现以及兔儿爷配偶“兔儿奶奶”的创造,都进一步抬高兔的地位,表现兔儿爷融入世俗生活。在地域化发展中,兔儿爷成为京津地区中秋节必不可少的元素。近年来,兔儿爷作为文化产品,具有作为礼品相赠的商业价值,成为旅游业和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地方特色。现代,兔儿爷向娱乐化发展,变成儿童玩具、旅游纪念品,成为兔神信仰的演变归宿。

“月亮崇拜从庄严神秘的坛场走到了百姓身边,融入了百姓的生活。一向视为神圣的祭品,在近代百姓那里已经可触、可摸甚至可以把玩。虽然人们依然会供奉,但其已失去了神圣的品性,而成为一种世俗观念的表达。”[27]这里所指“可把玩”的“神圣的祭品”即兔儿爷。实际上,此时的兔儿爷已经不是月亮崇拜的祭品,而是成为崇拜对象。这是月宫兔神信仰世俗化的最终体现。虽然兔儿爷的文化内涵愈加丰富多彩,但是兔儿爷保护神的形象仍是主要的。

五、结语:月宫兔神内涵的多样发展道路

“兽神的实质,归结为一点,就是人周围的环境。”[28]兔神神格的升位与独立化,尤其是月宫兔神的发展,实际上反映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精神需求的变化。远古时期,人们对日月天体的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观念与长生的追求,使兔与月联系,兔成为月神。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出现了神灵伴随自身生活的观念,使兔作为生肖神被运用到民俗生活中。在人类自身发展得到保障后,繁衍子嗣成为头等大事,使兔的生育力被放大,并以生育神的性质介入祈子民俗中。此后,人们借用玉兔捣的药抵御疾病,玉兔变身保护神。最后,作为保护神的兔儿爷失去神性,成为供人玩乐的泥偶。月宫玉兔发展至此,从其延伸出的多方面内涵也各自得到长足的发展。

神明获得单独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神灵崇拜的最高形式。神灵的独立与升位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期间常常不断吸收其他文化事象。最开始的兔神信仰,是把兔当成月亮的象征,基于月亮信仰。后来兔作为生肖神出现,带来吉祥寓意,并与其他生肖动物一同被广泛运用到民俗生活中。此时的兔形象以生肖文化为主体,且经常被综合运用,兔神的神性并不突出。而兔作为生育神,除了兔本身繁育多子的特点,还与月亮崇拜即祈月求子相联系。这时,兔“吐子”的寓意被放大,并被运用到民俗生活中,表现求子的寓意,具有生育神的性质,但没有被当作专门的生育神受人崇拜。到明代出现月光码,兔神渐渐独立出来,独自出现在月光码神像中,被塑成偶像。最后,兔神取得独立自主地位,作为保护神出现,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即拯救人们于疾病侵扰中的形象,形成现在仍然广为流传的兔儿爷。现代,“兔儿爷兼具神圣与世俗的品性,融祭祀与游乐的功能于一体,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29]

在中国文化中,玉兔是祥瑞的象征,代表中国人吉祥如意的追求。月宫兔神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剥离愚昧迷信,成为兼具神话色彩和世俗心理的双重文化符号。兔神的出现使人得到愉悦的审美感受,满足人们多样的精神需求。兔神作为单纯健康的民间信仰,应在民间文化中得到有效保护,其多面的文化特性也应该被文化产业予以更多的重视和开发,而不应在娱乐化发展中失去本来特色。因此,兔作为月宫兔神、生肖神、生育神和保护神,在今后既可以独立发展,也可以根据时代需求继续与其他文化事象相结合,开拓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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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unar Rabbit Divinity

LIU Ting ZHOU Youyi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Hubei 430000,China)

Abstract: It is unusual to regard the rabbit god as a folk belief.Evidenced by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artifacts,the rabbit was first associated with the moon palace and began to have divinity.It is also discovered tha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 life,the connotative meaning of the lunar rabbit god is associated with other cultural elements,making the rabbit god have the quality of zodiac god,fertility god and patron god.Each differenti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onnotation of moon palace rabbit god reflects people’s various spiritual needs,and forms several development paths with diverse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Keywords: moon palace rabbit god;development course;spiritual needs

中图分类号: B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135(2019)06-0079-07

作者简介: 刘婷(1979—),女,湖北建始人,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博物馆副教授,主要研究民族文化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周友谊(1995—),女,湖北来凤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主要研 究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武陵地区土家族‘文化空间’的利用与保护研究” (15BMZ066)。

(责任编辑:李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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