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阳予倩是现代戏剧的开拓者之一，他写过话剧剧本43出，京剧、桂剧、歌舞剧40出，电影创作16部，翻译剧、改译剧7出， 导演过话剧、歌剧、京剧和地方戏曲70多出。任业余演员6年，职业演员16年， 前后主办戏剧学校历时13年。可以说欧阳予倩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用毕生的精力推动着现代戏剧事业的发展，他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也因此，他成为现代戏剧研究的重要对象。
一
从1926年至1966年这四十年是欧阳予倩研究的第一个时期，其特征是从单体研究进入综合研究，研究水平逐步提高。
由于欧阳予倩是戏剧领域里的多面手，在漫长的艺术生涯里，他的名字和形象经常在报刊杂志上以通报信息的形式出现，所以有较高的知名度。洪深曾把自己和欧阳予倩作为“两个实践的戏剧者”对待，并指出“他们在写剧方面固然努力，但他们更大的贡献是在演剧排剧方面。”〔1〕这对于我们认识欧阳予倩在戏剧领域里的贡献是很有帮助的。
五四时期，欧阳予倩象其他进步的剧作家一样，用笔来讨伐封建道德，男尊女卑，热情地支持爱情与婚姻的自主，为千百年来受压抑被迫害的妇女鸣不平。但他选择的独特视角是反对重婚和纳妾，揭露陈世美式的伪君子。《回家以后》被洪深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泼妇》和《屏风后》的演出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潘金莲》则追根溯源揭示了不相称的婚姻对女性的压抑，致力于为潘金莲翻案，曾引起强烈的社会争议。可以说，欧阳予倩这一阶段的创作丰富了舞台上演剧目，从而成为中国话剧的先行者之一。
《忠于李秀成》发表于1941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头，剧本的创作和演出有总结历史教训、借古鉴今的意义。欧阳予倩歌颂昔日的李秀成，乃是为了呼唤今日的李秀成，因而演出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韦昌莫和黄今在《读〈忠王李秀成〉》中谈到了这样几个问题：一、关于剧本的主题，“太平天国之败，不是败于满清和帝国主义之手，而是败于内部的分裂，败于奸臣贼子的挑拨离间，霸道当权，鱼肉民众，以至民怨兵叛。”二、关于剧本的结构，“这个剧本在结构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新鲜的采用了旧戏和电影的手法。正因为是用这样的方法处理的，便增强了整个戏的气氛。”三、关于李秀成，“作者写李秀成的忠，是很正确的，说明他忠于太平天国，忠于‘为邦之本’的老百姓，忠于整个的革命运动，而不是狭义的忠于洪秀全。”〔2〕绀弩的《拥护〈忠王李秀成〉》表示：“我说《忠王李秀成》这剧本，尤其是这剧名，无论在艺术上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足以正人心、息邪说、放淫词、距坡行的，所以我拥护《忠王李秀成》。”〔3〕这两篇文章都肯定了欧阳予倩剧作《忠王李秀成》的意义，在民族危亡关头澄清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为树正气压邪气起了重要作用。
史剧《桃花扇》系作于1937年，当时作者面对着抗日战线从北往南不断移动，怀着忧愤之情依照孔尚任原作《桃花扇》的故事轮廓，采用了其中的主要情节借以发抒感慨，至1959年才整理出版。六十年代初期曾多次演出，在一些观后感的评论中，有的从鉴赏角度谈〔4〕， 有的侧重议论侯方域、杨文聪（杨龙友）形象塑造的得失〔5〕， 还有的则从保留剧目新创造的角度予以肯定。评论中的分歧集中在结尾对侯方域的处理上面。持批评态度的以张毕来为代表，他在《从“煞风景”的侯方域说起》〔6〕中提出，一、 欧阳予倩的《桃花扇》让侯方域着清代衣冠而出，辜负了李香君“守楼”、“寄扇”一片忠贞，当然就觉得大煞风景。二、这个煞风景的侯方域，倒是历史上的侯方域。三、史剧是艺术创作，应当允许虚构，欧阳予倩《桃花扇》的结尾虽然符合历史真实，却是不可取的。持探索态度的以刘知渐为代表，他在《也谈侯方域的“出家”问题》〔7〕中认为：一、 孔尚任的《桃花扇》让侯方域与李香君出家，不合爱情戏的逻辑。欧阳予倩的《桃花扇》前后不大连贯，同样不符合艺术自身所反映的客观规律。二，设计新结尾，如变成阮大铖降清以后继续迫害东林、复社人士，因而造成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永别，就比较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和艺术自身的规律。关于《桃花扇》结尾的争议，牵涉到史剧的主旨与现实意义，论者各自阐发了有关的意见。
《黑奴恨》是欧阳予倩晚年根据美国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剧本演出后各地报刊杂志发表20余篇观后感的文章。中国剧协艺委会曾组织老一代剧作家展开讨论〔8〕。田汉认为， 在黑人遭受歧视和迫害更加严重的时代，上演这出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曹禺用“老树开红花”的比喻来形容欧阳予倩老院长的精神使人感动。曹禺对剧本提出两点意见，一、把戏结束在汤姆身上比较好。二、戏里鞭子抽来抽去的场面用得太多了。陈默认为，这个戏的感染力是很强的，拍卖奴隶这一场处理得很好。阳翰笙表示，《黑奴恨》是历史真实和时代精神结合得比较好的一出戏。
微观研究着眼于一出戏的成败得失，评论者的见解虽然对人们有所启示，但毕竟属于单体研究，对于创作数量多的剧作家来说，进行宏观概括，就显得非常必要了。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9〕中认为，《回家以后》“此剧虽是独幕，然结构谨严，剧情曲折”《泼妇》也是一篇很好的社会问题剧，写女子反抗旧式家庭男女不平等的制度，真是淋漓痛快，他的历史剧《潘金莲》是以《金瓶梅》里的女主人公为主要角色而编的剧本，有大胆特创的见解。”王哲甫是较早地把欧阳予倩写进文学史的，论述简要，概括得体，但对于《潘金莲》，仅肯定其“大胆特创的见解”，显然作了若干的保留。
在欧阳予倩研究领域里，田汉是一位有重大贡献的研究者。他与欧阳予倩是同乡、同行、战友，曾经一起搞过戏剧教育、戏剧运动，相知很深，在研究中以深厚的理论功力、历史观念与审美透视力，从宏观的综合论述与微观的单体剖析相结合方面概括了欧阳予倩的戏剧道路和成就。在论述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该肯定的不溢美，该批评的不隐瞒观点，对欧阳予倩研究有开拓性的贡献。田汉曾写过关于欧阳予倩的七篇文章和部分诗词，其中《欧阳予倩先生的道路》〔10〕、《谈欧阳予倩的话剧创作》〔11〕则是有代表性的篇章。综合田汉的观点是：一、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就较大，这是接受了党的影响和总结了前期话剧运动与创作经验的结果。二、联系其艺术思想，指出影响较大的剧作存在倾向性的问题，如《潘金莲》中的潘金莲“原是值得同情的，但她与恶霸西门庆勾搭，毒死武大就很不好了。”“这个戏在潘金莲的唱念中就有一些无原则地崇拜力与美的词句。”《荆轲》里“那位燕太子丹派去伺候荆轲的玉姬也是愿意趁年青貌美时死在英雄之手的，而荆轲就当真杀了他，那就不止写被虐待狂，也写虐待狂了。”三、肯定了欧阳予倩解放前是爱国者，民主革命家，进步戏剧运动的积极分子。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地写与民主、抗战有关的主题，是在现实中有感而发的。这保证了他在政治上的进步。”四、回顾与欧阳予倩的交往，田汉曾自称代表突击派，而欧阳予倩则自称代表磨光派。彼此虽有过不同意见，但在实践中还是更加接近了。欧阳予倩终于从旧民主主义者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党的战士，这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田汉联系着欧阳予倩的作品肯定了他的道路，他既着眼于作品总的倾向，又不回避所存在的问题，显得态度公允，褒贬得体、表现了论者的睿智。
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十年是十年动乱，欧阳予倩研究也难逃厄运。
二
进入新时期，欧阳予倩研究自然有了相当的发展，从1977年至1993年由于大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小环境的研究成果。有关方面先后出版了《欧阳予倩文集》4卷本和《欧阳予倩全集》6卷本，为深入研究欧阳予倩提供了方便。苏关鑫编的《欧阳予倩研究资料》也冲破重重困难得以出版，这本资料集立足于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真实地反映欧阳予倩的本来面目。资料集包括生产与文学活动、著译系年目录、对作家的思想和文学创作的评论等，所提供的资料是全面而扼要的。
新时期欧阳予倩研究的鲜明特色就是在加强宏观把握的同时，进行微观的理论剖析，从而显示了研究的新成果。袁泉与张健的论文可谓不谋而合，构成了对欧阳予倩戏剧研究的接力。袁泉的《论欧阳予倩五四时期的话剧创作》〔12〕是起跑线上的第一棒。论者选择了《泼妇》、《回家以后》、《潘金莲》这三出婚恋戏剧作为议论的重点。袁文认为：一、联系时代特色对欧阳予倩戏剧给予肯定。《泼妇》“否定的是以男人为主体，女人为附属的旧道德，赞扬的是妇女的反抗斗争，反封建的主题表述得很明显。”“《回家以后》的主旨在于表明传统美德在接受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可以蜕旧变新，这经过更新的传统美德可以使未经琢磨改造的西方文明相形见绌。”“欧阳予倩笔下的潘金莲对旧道德的批判，对压迫的反抗对不尊重妇女人格行为的鄙视、报复，对爱情的追求，对合理婚姻的向往，无一不浸透了五四时代精神。”二、指出欧阳予倩剧作的问题，《泼妇》中“素心征服战胜众人借以达到自己目的的基本动作是以刺杀怀中的儿子，喝住众人，挟迫他们答应自己的目的等细节，就不能做认真地推敲。”《回家以后》刘玛丽突然从国外回来，“这在事实上是否可能，也不好作穿凿的研究。”三、从艺术上概括欧阳予倩的特色。总的特色是“通俗、平易、简明、剔透”，“他注意的是把人写活，写出人的感情和具体行动。”“很看重人物关系的设置，力求把人和人的关系安排得极自然。”“多用中心事件贯穿或将剧限定在集中的时间内的办法，讲究布局结构的精巧。”袁文选题有难度，论述有深度，肯定有分寸，问题有根据，概括有水平，显示了研究人员的扎实功力和修养。
张健的《欧阳予倩和三十年代的社会型讽刺剧》〔13〕中提出，一、《屏风后》“对道德维持会的揭露，实际上必然也是对新军阀政权在思想界的倒行逆施和无耻伪善的揭露。二、《买卖》“不仅可以认清洋奴买办的丑恶，可以辨别出新军阀掩藏在假面下的反动嘴脸，更可以认识那个军阀和买办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的特殊小组。”《国粹》对于蓄妾蓄婢的封建陋习表示否定，暗示出正是贫富对立的社会现实才是产生和维系这种恶陋习俗的根本原因。张文对于欧阳予倩三十年代的喜剧作了科学归类，并联系着研究领域的实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传统的观点敢于质疑，是显示了青年研究人员的良好素质。
苏关鑫的《欧阳予倩评传》〔14〕是新时期现代作家评传研究的成果之一。论者采取寓评于传、评传结合的方法对欧阳予倩的生平事迹、创作道路作了综合性的研究和评述，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概括得体、评价准确。尤其可贵的是论者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准绳，按照历史的本来面且评述人物，显得有新意，有新面貌，这就使评传具有了客观性和稳定性。
新时期以来，改变了戏剧无史的局面。随着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5〕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16〕黄会林著的《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17〕陆续出版，欧阳予倩均被史家收入各自的著作，这里只择其要者进行评述。
《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把欧阳予倩列为专节，结合生平活动论述其重点剧作。《史稿》既注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又能开一家之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论述中既注意立足于现实，实事求是地评价剧本，又注意其所接受的外国戏剧的影响；既勇于肯定其创作的反封建的时代意义，又敏锐地指出其对传统道德的因袭；既肯定其构建人物形象系列的独特贡献，又突出其大型剧作中主人公形象的光辉；既有宏观上艺术世界的概括，又有微观上艺术创新的探索。尤其是对《忠王李秀成》的论述，显示了史家的眼光、功力和笔法。
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16〕与黄会林的《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略》均侧重于史的介绍与评述，相对来说，对于戏剧的评述稍嫌薄弱。这两本戏剧史对于欧阳予倩则是侧重于生平活动的介绍，涉及到其剧作，则是简要地勾勒轮廓后几笔带过，显得简略而不够细致。
综观半个多世纪欧阳予倩研究，可以发现这个历程虽然历史时长，但尚未成为各个时期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总的来看，成果不断，前进的线索清晰，呈现着一浪高一浪的趋势。勿庸讳言，这个领域还缺乏突破，缺少震撼全局的新成果，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二十世纪初期欧阳予倩所创作的剧本多系幕表戏，只有“本事”，没有剧本，时过境迁之后没有留下痕迹，评论者只能根据当时的演出开展评论，难于进行系统研究。第二、二十年代的创作主要是独幕剧，而独幕剧不可能独立占领舞台，更难于形成巨大反响。再加上剧作题材常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在艺术上往往用小聪明、小手段解决矛盾，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引不起观众广泛共鸣。第三、二十、三十年代的戏剧团体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剧作的排练与演出方面，不注意剧目的研究，而戏剧界的评论力量又异常薄弱，有关评论者所写的应景文章或广告宣传文章仅仅为了扩大影响，难以具有艺术生命力，各种专著和论文往往多次提到欧阳予倩，却又说不透欧阳予倩。
为了提高欧阳予倩研究的水平，就应当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欧阳予倩作为开拓者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要把欧阳予倩置于中外文化撞击的历史背景之中，来揭示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和对戏剧艺术的追求与贡献。宏观的全局的研究应当与微观的局部的研究相结合，要组织人力写出史料翔实的《欧阳予倩传》和立论公允的《欧阳予倩评传》。要探索如何把影响研究深入到作家主体的接受方面。要从深层的美学意蕴上来揭示外来影响同作家接受主体诸因素的融合，这样就可能挖掘出欧阳予倩在戏剧创作上的独创性。
注释：
〔1〕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
〔2〕韦昌英、黄今《续〈忠王李秀成〉》《文艺生活》1卷2 期.1941年10月15日
〔3〕绀弩《拥护〈忠王李秀成〉》《野草》3卷3、4期合刊.1941年12月15日
〔4〕吴赴《欣赏话剧〈桃花扇〉》、《新民晚报》1957年9月14日
〔5〕张志岳《话剧〈桃花扇〉中的侯方域》《戏剧论丛》1辑1958年2月27日
蒋敬生《话剧〈桃花扇〉中的杨文聪》《戏剧论丛》1辑1958年2月27日
王毅《由历史人物到戏剧人物》《光明日报》1961年9月8日
〔6〕张毕来《从“煞风景”的侯方域说起》《光明日报》1962 年12月29日
〔7〕刘知渐《也谈侯方域的“出家”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8月23日
〔8〕田汉、曹禺、阳翰笙等《对种族歧视的控诉》《戏剧报》11、12期合刊1961年6月30日
〔9〕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版
〔10〕田汉《欧阳予倩先生的道路》《文革》47期1946年9月12日
〔11〕田汉《谈欧阳予倩同志的话剧创作》《剧本》10、11期合刊1962年11月20日
〔12〕袁泉《论欧阳予倩五四时期的话剧创作》《北方论丛》1986年5期
〔13〕张健《欧阳予倩和三十年代的社会型讽刺剧》《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3期
〔14〕苏关鑫《欧阳予倩评传》《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第1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5〕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文化戏剧出版社
〔16〕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文化艺术出版社
〔17〕黄会林《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略》安徽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