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分析的贫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贫困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吗？
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从物质层面和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的，他们把贫困看成食不裹腹、衣不蔽体、住不能避风雨的那种不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状态。特别是在早期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发现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持有这一看法。例如，较早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朗特里(S.Rowntree)先生就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动要求，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注：这是朗特里1899年所下的定义，参见S.Rowntree,Poverty：A Study of Town Life,London,Macmillan,1901.）下面不妨列举一些比较著名的定义，尽管很不齐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当时人们对贫困的普遍看法：
(1)“贫穷是指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注：S.G.Smith,Social Pathology,pp.41.转引自屈锡华、左齐：《贫困与反贫困——定义、度量与目标》，载《社会学研究》，1997(3).）
(2)“贫穷是指相对较少（收入）的一种状态。”（注：H.P.Fairchild,Dictionary of Sociology,New York:Litter-field,Adams & Co.,1962,pp.142.）
(3)“贫穷是指收入较少而无力供养自身及家庭的一种低落的生活程度。”（注：R.C.Dexter,Social Adjustment,pp.156.转引自屈锡华、左齐：《贫困与反贫困——定义、度量与目标》，载《社会学研究》，1997(3).）
(4)“贫困是指经济收入低于当时、当地生活必需品购买力的一种失调状况。”（注：Queen & Mann,Social Pathology,pp.249.转引自屈锡华、左齐：《贫困与反贫困——定义、度量与目标》，载《社会学研究》，1997(3).）
(5)“贫困是因无适当收入或不善使用（开支），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以及改善健康条件和精神面貌去做有用工作的一种社会状况。”（注：G.L.Gilin,Poverty and Dependency,pp.24.转引自屈锡华、左齐：《贫困与反贫困——定义、度量与目标》，载《社会学研究》，1997(3)。）
(6)“所谓贫困问题，是说有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贫困最通行的定义是年收入的绝对水平。”（注：[美]劳埃德·雷诺兹(Lloyd G.Reynolds):《微观经济学》，430～4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贫困……意味着在食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要少于平均水平。”（注：Carey Oppenheim,Poverty:The Facts,CPAG,1993.）
(8)“贫困是作为某一特定社会中特定家庭的特征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状态。”“现在仍然存在的绝大部分贫穷是大量的经济不平衡之结果。”（注：西奥多·W·舒尔茨：《经济增长与农业》， 65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论人力资本投资》，65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国内的许多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贫困是缺乏生活资料，较少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或者因收入低而仅能维持相当低的生活水平（注：参见《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的研究报告，1990年；汪三贵：《贫困问题与经济发展政策》，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94；郭犹焕、蒋路安：《关于贫困地区发展态势和启动产业的探讨》，载《中国农村经济》，1990(7)等。）。
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人们最初对贫困的认识及其研究，主要是基于物质层面或经济意义上的认识，强调的是绝对贫困，贫困被视为一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不发达的状态。这种看法在早期研究中相当普遍，这些研究中不仅包括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学者也持相同的观点，如S.G.Smith、H.P.Fairchild、R.C.Dexter、 Queen和Mann等。其中社会学上就有一派思想，如互换论者强调平衡的互换原则，注重成本与报酬之间的均衡关系。贫穷现象的产生，表示一个人可能付出的成本高于其所回收的报酬。在互换经济行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成本高于报酬的一群人常是经济匮乏的一群，而报酬高于成本的一群人是经济优势的一群。当报酬与成本的互换愈不合理、不公平，贫富的差距将愈大。
尽管后来人们对贫困的概念有所发展，但主要还是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例如，Robert K.Merton和Robert A.Nisbet所提到的两种贫困概念，即贫困的绝对概念和相对概念（注：Robert A.Nisbet & Robert K.Merton,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Inc.,1961,pp.621～623.），直到目前不仅为大多数学者所赞同，也被一些世界组织和各国政府所沿用。例如，世界银行编写的《贫困与对策》一书中写道：“传统上是用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收入或支出水平测定贫困。贫困又可以从相对或绝对意义上来衡量。……相对贫困是指某人或某家庭与本国的平均收入相比，例如将贫困线划定为平均收入的一半或分配额的40%，相对贫困线随着平均收入的不同而不同。绝对贫困是指某人或某家庭的状况低于这样一个贫困线，其实际价值是固定的，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绝对贫困线是基于最低消费标准，基于必需的人体热量吸收的食品。”（注：世界银行编：《贫困与对策》，1、3～4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国内学者基本上也沿用了贫困的这种划分。国家统计局的两个课题组认为：“绝对贫困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生活不得温饱，劳动力再生产难于维持，这样的个人（或家庭）称之为贫困人口（或家庭）。……相对贫困是指相比较而言的贫困。即生活水平最低的那一部人（如占总人口的5%）为处于相对贫困的人口，有的机构和组织，曾将收入只及（或少于）总体收入的1/3的社会成员视为相对贫困人口。”（注：参见《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的研究报告，1990年。）童星和林闽钢也认为：绝对贫困是“泛指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温饱没有解决，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或难以维持”；相对贫困是“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或能力很弱。”（注：童星、林闵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3)。）其他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康晓光、郭犹焕、蒋路安、吴忠、赵冬缓、兰余民、巫宁耕等（注：参见康晓光：《中国贫困标准线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郭犹焕、蒋路安：《关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态势和启动产业的探讨》，载《中国农村经济》，1990(7)；吴忠：《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探讨》，载《开发研究》，1992(3)；赵冬缓、兰徐民：《我国测贫指标的调查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1994(3)；巫宁耕：《贫困问题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3)等。）。实际上，我国政府基本上也是采用这一划分方法，我国目前的扶贫工作对象仍是绝对贫困人口，即那些“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我国贫困人口的统计和贫困发生率的计算都是基于贫困的绝对概念而言的。即使到了20世纪末，我国农村可以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标准还很低，而且很不稳定。许多地方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产条件，一遇自然灾害，一部分人仍可能饱而复饥，温而复寒。改变这些地方长期形成的生产力不发达状况，还要进行长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这个意义上讲，扶贫开发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21世纪，扶贫开发还要继续深化，并不断向更高的水平推进”（注：江泽民：《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动员起来，夺取八七扶贫攻坚决战阶段的胜利》，1999年6月9日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只有晚近的学者才偏重于从相对意义上来研究贫困问题。如美国现代社会学辞典对贫困所下的定义即为：“贫困为个人或一群人因长时期过着低水准的生活，以致于健康、士气，或自尊遭损伤。贫困一词，与社会的一般生活水准、财富的分配、地位系统或社会期待等存在着相对的关系。”JamesW.Coleman与Donald R.Cressey谈到贫困问题时，在其文章中写道：“一般研究贫困的专家学者，除了同意在以贫困线为标准广泛缺乏生活必需品的绝对贫困概念外，穷人与富人比较下的相对位置更形重要。这些学者专家不仅藉物质、财货来探查贫困问题，同时也考虑到穷人比其周围的人有较严重的心理难题。”（注：参见林松龄：《贫穷问题》，见杨国枢、叶启政主编：《台湾的社会问题》，101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1。）或许，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Andrew Webster)的看法，反映了一种普遍的事实：“贫困仅仅是相对而言，是将一群人的境遇与另一群人的境遇相比较而得出的一种概念。……‘相对贫困’却是一个较难确定的概念。‘贫困’的定义迄今仍无法统一，政府的官方口径与学术界的意见相去甚远。”（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2、2、2、18、19、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实际上，关于贫困的两种划分以及孰是孰非的论争已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几乎在整个这一时期，定义贫困的争论似乎已经主要地集中……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间存在的区别上。……绝对贫困被认为是一个客观的定义，它建立在维持生活这个概念的基础上。维持生存就是延续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低于维持生存的水平就会遭受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是一种较为主观的标准，它直率地承认其中某些判断要素与确定贫困的标准缠绕在一起”（注：Pete Alcock,Understanding Poverty,London:Macmillan,1993.转引自唐钧：《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方法的探讨》，载《社会学研究》，1997(2)。）。其实，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都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它们的内涵或外延，随着不同学者的研究兴趣和时代的变迁而不同。英国的彼特·阿尔柯克(Pete Alcock)在《认识贫困》一书中指出，被认为是绝对贫困概念鼻祖的朗特里“在对维持生活的必需品进行度量时就将‘非必需品’茶也包括在内”，“在另一次调查中，他还将收音机、报纸和给孩子的礼品和节目礼品的开支包括进去”（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2、2、2、18、19、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另一方面，相对贫困也同样存在问题，赛恩(A.K.Sen)指出：“如果贫困线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在生活水平全面下降的经济衰退期间，贫困可能并不会增加，或者相反地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不能每年得到一辆新的小汽车，难道就可以说他们也是贫困的？！”（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2、2、2、18、19、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同时，我们也很明显地注意到，经挤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相对贫困”这个概念是迥然不同的。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主要是从经济学意义上使用它，例如“相对贫困线”的测定就是他们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他们所指的相对贫困；而社会学家则要更多地从经济以外的意义来使用“相对贫困”概念，他们强调心理、文化、社会以及政治、制度等因素对贫困的影响。如 Joseph Julian就是从经济、心理和社会等多层面来探讨贫困的本质，他认为：“贫困并非如我们想象那么容易下定义的简单名词，多数的人都把贫困看成没有足够的钱来买自认为是必需的东西或自己欲求的一些物品。然而事实并不尽然。贫困还有较为正式的许多定义。像John K.Galbraith强调穷人心理上孳生被看轻，及瞧不起的感受，因此一个人的所得即使可以维持生存，若是落后于社区中其他一般的人，还是会受到贫穷的打击。另外，S.M.Miller认为最低水准不仅指所得、资产和基本的服务，同时还包括自尊，各种社会流动的机会，以及参与各种决策的机会等。”（注：参见林松龄：《贫穷问题》，见杨国枢、叶启政主编：《台湾的社会问题》，101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1。）
可能还有人反对社会学家如此使用“相对贫困”，认为他们所提到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贫困”的范畴。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些问题事实上更为重要，甚至更接近“贫困”的内核或灵魂。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马克思所打的一个生动比喻，可能会更形象地说明问题。马克思说：一座小房子不管怎么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祥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在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地分析，他指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67～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那种从社会中抽离出来的、纯粹从经济意义上分析、研究贫困，往往是根本抓不住它的本质的。事实上，对贫困的许多经济学理解，并不完全是纯粹的经济意义上的，即使在朗特里那里，他也考虑到经济以外的东西，如收音机、报纸和礼品等。
二、“贫困”的经济学分析
尽管有许多人都是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的，但是，他们对贫困原因及其机理的解析却又大异其趣，有的从“收入—消费”进行分析，有的从物价、成本、报酬或分配以至“公平—效率”进行阐释，有的从资本、产业结构上进行剖析，有的则进而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等层面进行解析，可谓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一）家庭生命周期说
“家庭生命周期说”是俄国著名经济学家恰雅诺夫(A.V.Chayanov)依据生物学规律创立的。这个理论认为，小农经济状况主要随家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比例周期性变化而起落。恰雅诺夫用“劳动消费比率”表示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总数的比重，则劳动消费比率越小农户就越贫困，反之，农户贫困程度就越轻。在青壮年父母不需要供养老人而又没有子女时，家庭经济条件最佳，在没有劳动能力的消费者（儿童或老人）至多时最差。恰雅诺夫还认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农户间存在相对贫富差别的原因，正是这种“人口分化”的结果，而不是当时官方学派夸大的农村“阶级分化”。
孔祥智、马九杰在《中西部地区农民贫困的机理分析》中就认为：“‘劳动消费比率’指标，对于分析和解释中国农村的贫困以及农户的贫困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贫困地区，相同条件下的农户，人口越多，家庭总人口中劳动力越少，则农户的贫困程度越大。”他们认为，劳动消费比率之所以能够解释和反映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贫困及其水平，主要原因在于贫困地区农户消费压力的不断增大，以及资源禀赋的匮乏，以至农民所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成为农户经济流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注：孔祥智、马九杰：《中西部地区农民贫困的机理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 1998(2)。）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在应用“家庭生命周期说”解析贫困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即在完全封闭状态下，农户利用自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其产品的一部分用于家庭成员的消费，以完成劳动力和家庭再生产过程；其余部分用于积累，以作为家庭的延迟消费和家庭安全保障以及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投资。但是，事实上，即使在这样一个完全封闭性假设条件下，这一理论还是不能完全解释由于人们自身“质”的差别（如科技文化素质的不同、观念和价值观的区别）造成的贫富分化。
“家庭生命周期说”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时代似乎还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在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农户的贫富分化恐怕难以“劳动消费比率”来说明了。其实，即使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时代，影响农户经济变化的因素也并非主要限于“人口因素”。如马克思所言，政治特权、人身依附等超经济力量势必占有重要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西方学者沃尔夫(Eric R.Wolf)在《乡民社会》中就曾指出，乡民们经常面临一些来自大社会等外界的压力，“这些压力落在乡民社会的所有成员身上，但总是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因此这些压力是偏倚不均的(Selective)，使有些家庭比别人更能生存，造成乡民社会的阶层分化。”（注：[美]沃尔夫著：《乡民社会》，100～101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3.）然而，在恰雅诺夫的理论模式里却看不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无视或回避社会关系的矛盾，并假定所研究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完全隔绝，恰恰是恰雅诺夫“家庭生命周期说”的最大困境。
（二）“二元经济论”
还有一些人试图运用“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贫困及其经济发展。“二元经济”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在 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来的。所谓“二元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的，一是传统部门，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及简单的、零星的商业和服务业。这里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这部分过剩劳动力被称之为“零值劳动力人口”；二是现代部门，包括采用较先进技术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的商业和服务业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之所以长期陷于低水平漩涡和贫困化的主要原因是大量“零值劳动力人口”的存在以及“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阻障。因而，刘易斯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应突出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按照他的逻辑，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大和农业部门的日益萎缩。其次，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的任务就是为工业输送剩余劳动，以廉价劳动力为工业部门创造利润，累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可能是受刘易斯这一理论的影响，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的正是刘易斯式“工业化”道路，但遗憾的是，这个理论却解释不了那时中国及其以后一二十年中国长期陷入普遍贫困的命运。
重工轻农的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经济学界颇为流行，除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外，另一个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剪刀差”理论。普雷比什和辛格尔两位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工农业产品间的交换存在“剪刀差”，即工业“剥削”农业。这一理论在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特别的影响。80年代，国内一些经济学者就曾运用“剪刀差”理论来解析我国乡村的贫困以及城乡发展的差距。这一理论主要还是建立在商品的不平等交换之上。而这一点正是它的局限所在。实际上，不论是“二元经济论”还是“剪刀差”理论，都只是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不发达的个别现象的描述而已，却不能揭示这些国家或地区普遍贫困的真相。不幸的是，凡是遵循这些理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不仅农业凋敝，工业发展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三）贫穷经济学
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也是从传统小农经济来分析贫困问题的，他认为，传统农业是“贫穷”的经济.而他所说的传统农业则是“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与刘易斯不同的是，他认为农业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他说：“对于农业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台强大发动机，已不再有任何怀疑了。”（注：[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4、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欧洲、以色列、墨西哥和日本正是通过农业而使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但是，他强调只有现代化的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而使用传统要素的农业无法做到这一点。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在改造传统农业中，他尤其注重现代生产要素的引进。那么，如何才能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呢？舒尔茨认为，建立适当的制度、从供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和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最重要的三个方面。
特别是“人民的后天能力的提高，实用知识的进步，是未来的经济生产率及其对人的福利贡献的关键所在”（注：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前言”部分，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舒尔茨在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作的关于《贫穷经济学》演讲中明确指出：“提高生产的决定因素并非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素质的报高。”他列举了许多实例来证明：从欧洲看，除局部地区外原来的土壤是贫瘠的，但是在今天，欧洲的土壤变得肥沃了；芬兰原来的土壤不如邻近的俄罗斯西部土地富饶，可是今天的耕地却比其近邻要优良得多；日本的耕地原来也比印度南部差得多，而现在却要肥沃得多。所以，舒尔茨强调“不要总念念不忘土地面积，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关键在于人的素质，或者说在于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入。（注：[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4、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由此可见.舒尔茨的“贫穷经济”已远远超出一般的经济学范涛，特别是他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更是对传统经济学的超越。不可否认，舒尔茨的“贫穷经济学”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舒尔茨把改造传统农业寄托于生产要素的输入，忽视了传统农业发展的本身差异和不同特征，忽视了小农经济和社会孕育现代因素的可能（实际上，西欧特别是英、荷的农业资本主义就是源生于传统农业），这些都是应当进行修正和发展的。
“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关于传统农业的思想可能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当时盛行一世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Smelser曾说：“当我们使用发展这一名称时，我们至少想起四种不同但相关的过程：1.在技术方面，发展中的社会会由简单和传统的技术变到科学知识之使用；2.在农业方面，发展中社会会从自给自足式农业演化到农业产品的商业化；3.在工业方面，发展中社会会由使用人力、动物力转变到真正的工业化；4.在生态环境上，发展中社会会从农场与乡村变动到向都市集中。”（注：参见 Alejandro Portes著：《论发展社会学：理论与问题》，见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36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1。）他们视“传统”为反现代的，“传统”成了落后、封闭和贫困的代名词，因而应该完全抛弃；所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从落后、贫困中走出来，就必须毫无例外地踏上“现代化”之路。
现代化理论所包涵的这种“传统—现代”对立二分法，后来遭到广泛的批评。如Apter所言：“现代性与传统主义的区分，并未回答如下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有些传统体系较容易接受创新？”而且，把传统社会视为同质性实体，更抹煞了相关的实证研究的重要发现。Apter曾分析非洲传统部落文化的主要差异及其包容创新的不同；Gusfield也在印度文化中发现了类似的差别。事实上，绝没有一个唯一的和同质的“传统”存在，同时，所谓“现代性”的每一个向度，也都可以在非西方与低度发展的社会之间显示出差异；非西方的、未发展的文化，既不是同质的，也未必是静态的，或多或少每一个文化都有独特的内在发展动力。Gusfield曾清楚地指出：“假定一个传统社会总是以现有形式存在，或说其最近的过去都表现出一种不变的情境，是相当谬误的……传统在与西方碰触之前，早就能够接受变迁了。”
相反地，有些传统的东西反而对现代化有所助益，如日本“忠诚天皇”可转化为“忠于公司”。又如大家庭——一个传统主义的物质——在低度发展国家常与大规模的本土工业相结合，如印度私有的民族企业多年来与 Tata、Birla及其他家族相联合，墨西哥高度工业化城市蒙特雷也被一些彼此有亲属关系的精英集团所垄断。大家庭不仅提供了大规模工业所需的资本来源、行政人事，更主要的是提供了互信、合作与纪律，远非雇用陌生人所及。即使在最发达的美国，早期工业的发展也是凭恃家庭忠诚、宗教性及社区压力等传统主义的支持。（注：参见Alejandro Portes著：《个人现代性与发展：一个批判》，见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140～143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1。）
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恰雅诺夫、刘易斯和舒尔茨等关于传统小农经济的理论，运用到分析贫困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传统的小农并不等于现代的贫困者，传统的小农并不都是贫困的，而贫困者也并不都是小农。因此，每个理论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它所包含的真理性也是相对的。
（四）依附理论
谈到我国山区或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与贫困问题时，我们不得不介绍流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流的社会发展理论——依附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
以弗兰克(A.G.Frank)为首的拉美依附学派认为，国家之间的不发达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二者都是世界经济整合的结果：发展最重要的障碍并不是缺乏资本和科技，而是国际分工造成的，边缘地区（或卫星地区）总是将其剩余转移到中心地区（或都会地区），因而，中心地区的发展，总是意味着边缘地区的落后，除非边缘地区摆脱对中心地区的依附，否则永远都是不发达的。依附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边缘”和“中心”。
这种两极式分析未免太过于简单，不足以说明发展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东亚的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很难用依附理论来解释。而7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各国的关系是互赖而不是单一的依附关系，它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半边缘”(Semi-periphery)来完成其体系的联结：(1)边缘地区的不发达不尽是中心地区扩张的结果，而是中心扩张、边缘的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发展政策等因素共同造成的；(2)半边缘地区在世界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被中心地区所剥夺，另一方面又剥夺边缘地区，这种双重角色增加了世界体系内的异质性和多元性；(3)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变动，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实际上，以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首的世界体系理论是对依附理论的修正和发展。（注：参见周长城：《发展理论的演变》，载《国外社会科学》，1997(4)(5)；姜汝祥：《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载《学习与探索》，1997(6)。）
其实，无论是依附理论还是世界体系理论都认为：这种“都会—卫星”的关系并不仅存在于世界的层次，它能渗透到各个国家（或地区）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些国家的金融和出口中心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心都会的卫星，然而对国内人民而言，它却是中心都会。地方的首府是国家中心都会的卫星，但其本身尚有地方性的小卫星环拱之。这种都会—卫星的连锁关系使这个体系内的每一个部分都能紧密地扣连起来。也因此，透过这一层层的联系，在欧美的中心都会能够和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落后的乡村，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注：A·G·Frank著：《低度发展的发展——依赖理论的基本假设》，见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160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1。）整个体系就像一棵庞大的树，其根部散布四处，根须的末梢可能连触到地处穷乡僻壤的农民身上，从他们身上吸收“水分”或“养料”，一层一层地向上流动。
由此可见，无论是依附理论还是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所以长期陷入贫困，主要是由于市场交换的不平等和利益分配的不合理所导致的，根本原因是其“边缘”地位所决定的。如果我们稍加注意，也不难发现这个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研究的影响。对中国社会二元结构的分析，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依附理论的影子。特别是《失衡的中国》一书所提出的城市“剥削”乡村的观点，几乎与“中心”剥夺“边缘”的概念相对应。而从国内影响甚巨的小城镇理论中，也不难看出小城镇具有“半边缘”的特征。另外，对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发展研究（如梯度发展理论），也反映了相应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还有个别学者，将山区或中西部的落后、贫困归咎于平原、城市或东部沿海地区资源和利益的不对等交换以及市场对资源（包括资本、人力资源）的自发配置，使他们处于不利的“边缘”地位，甚至沦落为边际主义者。
至此，不得不承认依附理论或世界体系理论为我们看待和分析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或方法，但是，也必须同时认识到这个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上，在很大程度上却忽略了内因的根本作用。那么，是什么内因限制了一个地区的发展，阻碍了贫困者的脱贫呢？这才是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核心。
（五）技术、制度与贫困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开始尝试从技术、制度层面来解释贫困现象。例如，有学者就认为，“目前我国农村的区域性贫困，和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技术停滞紧密相关”。根据他的分析，一个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理论上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技术停滞条件下通过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张来达到产出总量的增长，二是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即投入—产出效率的不断提高来实现产出总量的持续增加。前一种形式是我们熟知的外延性增长，其前提条件是社会上尚存在有未被开发的资源。对于农业而言，这种外延性增长存在着一个自然界限，只要技术状况保持不变，它最终将会走向舒尔茨所谓的“传统农业高水平均衡陷阱”。因此，从长期和动态观点看，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只能来源于持续技术进步。所以，他认为，“我们对区域性贫困原因的研究，就可以转换成对这些地区技术停滞原因的研究”。（注：参见程厚思：《生存环境、技术进步与区域贫困》，载《中国农村观察》，1997(4)。）
但是，技术又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形态来表现，一方面它通过人的劳动，物化于劳动的手段乃至劳动的对象和劳动的产品之上，另一方面它通过人的劳动物化于劳动者自身。而后者就必须依靠人力资本投资来实现。因而，人力资本理论又认为：“人力资本是一国财富的最终基础，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都是被动的生产因素，只有人才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和经济以及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F.H.Harbison,1973)。
然而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人力投资常常不受重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领袖和主管人员，都认为物质投资才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来自外部的资金，通常是用来建造有形的建筑物，购买设备和货物仓库（舒尔茨，1961）。同时，一些社会科学家却又总是抱怨真正的“贫民们并不愿接受教育，也不愿接受先进技术，他们常常有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方式”（注：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农村贫困的社会学分析》，载《江汉论坛》，1995(40)。），“广大群众的无知已成为经济发展复杂而又严重的阻力和障碍，使之陷入贫困的境地。……他们的‘渴求教育’大都是理想化的东西，是富有的西方人倘若不得不生活在如此悲惨境地时的反抗方式的反映”。（注：[瑞典]冈纳·缪尔达尔著：《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156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由此可知，仅仅依靠教育、技术引进和知识传播，对于贫困者也很难一时奏效。很显然，还有更深层的因素制约着贫困人口或贫困地区的发展。弗朗索瓦·佩鲁在其《新发展观》中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很令人玩味，他说：“如果新的发展研究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最深处，那么，对于这种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所要求的总体调整的思考将会是肤浅的，并且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注：[法]弗朗索瓦·佩鲁著：《新发展观》，169、19、165～166、167～16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
针对欠发达社会这种长期固化的困境，速水和鲁坦（1985年）提出了一个诱致变革模式，它由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度四个要素组成。在这里，文化、技术和制度变化都被看成是一种投资过程，这四个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改变，都可能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后来，1993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则进一步肯定了制度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然而，在以往的许多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因素都被视作既定的或“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而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论曾风靡一时。诺思教授则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但包括国家的法律和各种正式的社会规章制度，还包括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的约束（如价值、观念、道德、风俗、习性以及意识形态等），及其实施机制。制度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与经济学中的土地、资本、信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一样，它也是一种短缺性资源，人类社会之所以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佳境界”，关键在于制度短缺。
实际上，在我国农村改革之前，乡村之所以陷入普遍性贫困，就是制度短缺或制度变迁受阻所致；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实质上是制度资源开发的成功范例，随着农村经济制度的变革，我国乡村的贫困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而最近十年来，在农村广泛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实际上也是农村政治制度变革的一种成功尝试，必将再次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新制度经济学还认为，与正式的制度因素相比，非正式制度更接近于特定的文化内核，集中地体现了一个社会的特有阶值，对经济行为起着潜在的决定作用（陈吉元、何梦笔，1996）。许多学者在论及贫困地区落后、贫困的原因时，把它归咎于贫困者愚昧落后的文化心理、抱残守缺的伦理道德观念、消极无力的宿命论思想等，显然他们把这种非正式制度的长期固化看作是其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
那么，造成这种非正式制度长期固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由于贫困地区地域偏远，交通阻塞，割裂了其与外界的联系，同时，由于这些地区特定的地理环境，使得其内部交流也变得十分困难。正是这种内外交流的受阻，使物质流、信息流在这一地区无法畅通。这一方面使制度创新由于不具备基本条件而变得成本极高；另一方面，也使这一地区在现行结构下，由外部事物引起的收益的潜在增加十分有限，从而使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得机会很少。”因而，这些地区“特定的封闭性使其无法内生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只能选择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及其相应的一套制度及习俗安排，因为在这种封闭的经济中，习俗已经是成本最低的制度了”。他还指出：“这种非正式制度的长期固化，不仅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的技术进步，而且，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制度本身的进一步固化，从而形成制度和技术的超稳定的均衡，形成典型的‘习俗经济’（希克斯，1987）。”最后，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只有依靠外界力量打破这一地区制度和技术的超稳定均衡”（注：参见庄晋财：《制度、技术与民族贫困地区的粮食安全》，载《农业经济问题》，1998(6)。）。很显然，这位学者注意到了技术、制度固化与贫困的关系，但是他在强调地理环境的封闭性的同时，却忽视了非正式制度本身的封闭性，而这种封闭性更带有内在性。事实上，非正式制度的固化不仅是贫困的结果，也是贫困的原因。如果不从内部改造贫困文化（包括非正式制度等），而寄希望于外部因素的引进，可能得到的结果仍是徒劳无功。我国一些贫困地区的科技扶贫的尴尬结局，便是最好的明证。
谈到这里，或许你也注意到，一些学者从技术、制度层面来分析贫困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范围，并已深入到文化、理念或意识形态领域。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学家较多关注的是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少有人注意到人力资源的开发、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至于制度层面则几乎无人提及。
除了以上几个著名的观点以外，对贫困的经济学分析，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例如，有的将地区的贫困归结于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注：参见周楠：《现阶段我国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分析》，载《江汉论坛》，1997(6)。）；有的则将贫困归咎于市场竞争中的失败或是家庭人口的特殊负担等因素的影响（注：郑功成：《论中国贫困问题的若干规律》，载《社会工作》，1997(3)。）；有的通过对宏观利益格局中贫困因素的分析，认为致贫的因素主要是市场经济中不平等竞争、投资倾斜、物价上涨、责任误区、扶贫资金及其管理的失误、劳动力转移成本和城市歧视。（注：沈红：《宏观利益格局中的贫困》，载《社会学研究》，1996(3)。）从他们列举的致贫清单中，可以进一步看出，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作用。
三、经济学分析的贫困
诚然，贫困的经济学描述、分析，能给人们提供直观的感性认知、明确的数量指标，有利于政府机构的政策行为，以及对反贫困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监测评估。但是，由于它强调贫困的经济学意义，注重贫困的经济行为的分析，往往却忽视了贫困的主体——贫困者自身的特性和其社会文化的属性。诚如佩鲁教授所言，如果这种分析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最深处，那么，这种分析本身难免会是肤浅的，并且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首先，贫困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概念，应以人为主体加以考察、研究。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认识、分析贫困，他们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即“见物不见人”，他们要么注重贫困外因的影响，往往却忽视了内因的作用；要么注意到贫困的客体，往往却忽视了贫困的主体。不可否认，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诸如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等等，而这一切最后都会沉淀到贫困的主体——“人”——的身上，因此，反贫困必须首先从人开始，并深入到他们的文化中去。
而且，经济总是和人及其社会文化相联系的。马克思认为，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背后，总是受着某种人文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支配，不存在没有文化的经济和没有经济的文化。从广义讲，经济正是人类特有的文化活动，经济行为就是人类特有文化实践的表现形式。“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注：[法]弗朗索瓦·佩鲁著：《新发展观》，169、19、165～166、167～16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诚如弗朗索瓦·佩鲁教授所言，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有最为机灵巧妙的智力技艺。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注：[法]弗朗索瓦·佩鲁著：《新发展观》，169、19、165～166、167～16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在这里，不妨以我国科技扶贫的一些经验为例，从实证层面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针对过去科技扶贫的经验教训，现在专家提出一种比较有效的科技扶贫方法：到一个贫困地区，首先发现它有哪些好的文化传统、有哪些好的传统技能，然后再输入现代技术，和它现有的传统技能相结合。比如它有花卉栽培、畜禽饲养的传统技能，如果用新技术办个与之衔接的加工厂，这个项目就容易获得成功。相反，如果经济发展项目和它那里的文化、习俗和传统技能相脱节，就容易失败。有一份研究材料表明，皖西大别山的岳西县长毛兔养殖和茉莉花种植几次失败，这个问题在皖南山区就不存在，因为这里的人民有种植花卉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因为历史上徽商引进的），所以在那个地区推广花卉种植就容易获得成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又如甘肃陇东、陇西以及宁夏的宁南山区等一些黄土地区，因地层中含有石膏造成地下和地表水均为苦咸水，当地群众历史上就有用水窖储存雨水解决生活用水的习惯，当地政府受此启发，继而发动群众大建水窖，发展“窖灌农业”，取得了很好的增产效果。（注：参见谢培秀：《论贫困地区文化、技术和制度资源开发——从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说开去》，1999年7月8日召开的“安徽省文化扶贫研讨会”会议论文。）实际上，这种科技扶贫思想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科技”范畴，因此，说它是一种新的科技扶贫方式，不如说它是一种文化扶贫方式，更为准确、恰当。
很显然，如果对贫困的经济学分析，脱离了贫困主体及其文化、观念和思想，那么，这种分析将会毫无用处，根本不能解释什么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社会学家们认为，如果人们不喜欢眼前发生的一切，或者说他们对经济发展项目的解释明显地与实施者们的看法大相径庭，那么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无论多么有价值的计划，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在社会实践中全然行不通的。所以，他们警告说：重要的是必须考虑贫民的实际想法、思想、“发展观”。（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2、2、2、18、19、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虽然有些人认为获得物质利益是主要的，但另一些人可能并不欢迎这种物质上的获得，如果这种获得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熟知的个性和独立、自在的生活为代价的话。“对穷人来说，保持和增加他们的独立、自主性，或许与他们获得物质上的利益同样宝贵呢。”（注：S·沃尔曼主编：《发展概念》，2、14页，伦敦，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沃尔曼(S.Wallman)向我们指出，穷人的想法、思想和“发展观”有时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是这便是他们真实的“灵魂表白”：“我们大多数人既想生活得好些，又希望不打破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既想发挥参与作用，又不想卷入；既想合群，又想标新立异；既想给自己的子女更多的选择自由，可是又总想让他们按自己的愿望去选择。”（注：S·沃尔曼主编：《发展概念》，2、14页，伦敦，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尽管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如此矛盾的思想正是缺乏经济理性的反映，但贫民百姓的思想确实如此，这些思想影响着他们对事物的反应，特别是对经济“机会”和社会改革的反应。（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2、2、2、18、19、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贫困者希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生活、去发展，他们总是向往着“一种与他们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注：所谓贫困者“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及“他们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实际上是他们拥有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一部分，往往人们只注意到贫困的表象而极少认清“贫困文化”的更为内在、根本的作用。）相一致的发展方式”（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2、2、2、18、19、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如果我们无视贫困者的思想、“发展观”，只是盲目地引进先进技术和现代制度；如果他们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去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将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他们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注：参见[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著：《人的现代化》，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英格尔斯的这句名言除了讥讽落后的贫民以外，恰好同时也警告了那些无视贫民文化的热情的发展经济学家或现代化改革家们。
贫困的经济学分析之所以无法认识贫困的本质及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它们在过分强调经济或技术作用的同时，忽略或低估了文化更为内在的、本质的作用。实际上，无论是哪一项经济性因素或是技术性因素都可能对发展起促进作用或是阻碍作用；而决定它们作用方向（正方向或反方向）的恰恰是经济或技术以外的因素，这些因素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正是文化和由文化价值所造成的社会等级决定着比对生产和分配的任何经济分析更为重要的角色分配。……在文化因素起着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注：[法]弗朗索瓦·佩鲁著：《新发展观》，169、19、165～166、167～16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对于长期陷入贫困的穷人来说，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即“贫困文化”，这种文化使他们害怕新的技术变革，不相信经济发展项目会对他们有利，一方面因为他们无力承担新技术应用失败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如果不首先改造他们的“文化”，任何经济性或技术性的扶持措施都很难帮助他们脱离贫困。正如一位社会学者在贫困山区所观察到的，贫困的山民们“接受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是十分困难的，甚至外来人员手把手教他们也是暂时奏效，因为一旦外来的科技人员离开了，‘拐杖’丢了，他们又会迅速地走回头路，照老样子去走”。因而，在这些地区，“搞科技扶贫，推广星火计划总是步履艰难，事倍功半。”（注：辛秋水；《纵比变化不小，横看困难不少——岳西县两个贫困村十年变化跟踪调查》，《安徽日报》，1992-02-24，头版。）同样地，对于一个地区来说，贫困地区特有的文化传统、文化体制、文化形态以及文化环境，犹如一副“沉重的翅膀”，抑制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腾飞。如果没有文化上的进步，想要摆脱贫困走上发展的捷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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