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观念溯源——《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月刊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2-0038-06
一、引言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现代化”一词出现频率之高是难以统计的。“现代化”应该是指一种过程，而在我的童年经验中，它是一个想像中的理想目标：耕田都用拖拉机，家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每天可以吃猪肉……我们焦急期待着那样的生活。岁月如水，现在面对着键盘，却毫无想像现代化的心情，已经习惯于懒散而有节奏的庸常生活。人近中年，委琐而又保守，留恋往日甚过想望未来。而童年的现代化想像，竟如此铭刻于心，令我迷惑。我不知道个人的经验究竟能够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光谱，而这样的社会光谱又是如何延续与传达着所谓“现代化”的观念与想像。
我童年的经验应非个案，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普遍的。当个别的经验也是普遍的经验时，则这种经验一定联系着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内涵。“文革”后期，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在20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设想。随着改革开放对“左”倾教条的不断破除，带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无产阶级革命史观渐受冷落，注重社会变迁的近代/现代化叙事迅即流行。受国外现代化研究理论以及台湾学者中国区域现代化研究的启发，19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发表了无数关于中国近代/现代化研究的论著。这种现象，显然并不仅仅是学术的，它不但是政治变革的产物，更具有解放思想、参与社会变革和指引未来的现实意义。而史学界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则渐有没落之势，来自各方面的对现代化叙事模式的批评方兴未艾。这对关于现代化的史学研究并非坏事，尽管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书写的体用很难具有共识，但是批评的声音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有助于修正现代化的叙事方式。
具体到眼前的问题来说，“现代化”这一流行词究竟承载着哪些涵义，寄寓着怎样的思想观念，这样的问题自然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解答，包括描述过程当中的观念连续性与变异性。不过就本文来说，立意虽高，持论则稍微具体，希图从《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来体味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叙事的同源性。
二、《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
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为创刊周年纪念特大号，刊载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此前出版的《申报月刊》第2卷第6号上即以对开两整页的版面刊登了该特辑的出版广告。它和第7号上的《编者之言》和《编辑后记》共同对这个特辑的相关情况作了说明。
首先，什么是“中国现代化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编者之言》中写道：
“中国现代化”这个问题，与其说它是一个新问题，勿宁说它是一个八九十年来的宿题。盖中国自于前清道光年间经过了鸦片战争的挫败，全国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势力进侵的重大刺戟。那时就有人认为从此开了中国三千余年来的一大变局，不能不急急巩固国防，发展交通，以图补救。于是讲究洋务，设制造局，造轮船，修铁路；兴办电报，提倡格致；……凡此种种，都是昔人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和努力。而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从前一部分人对此问题的主张。所惜这问题虽然有这样长久的历史，而事实上，中国生产以及国防方面的“现代化”，至今还是十分幼稚落后。到了现在，竟然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筹的地步；而大家对此宿题，却都好像淡焉若忘，不加深究，这决不是一种很好的现象。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官”。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现在我们特地提出这近几十年来，尚无切实有效方法去应付的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目的即是在以各家对此问题的意见为药石，刺激并救治一大部分人向来漠视中国经济危机的麻木心理。
其次，介绍了这次征求意见的经过及讨论的范围。《申报月刊》社于5月15日向若干人士发出征文信。于征文信中，将他们注重于经济方面的意思加以说明，并将此问题析为以下两项：“(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保障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甚么几个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那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为什么要划定讨论的范围，将问题集中于生产和经济方面呢？《编辑后记》中这样解释：“现代化的范围固然很广，包含着政治、文学、学术和社会制度等等方面，但其主要之点，却在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业化和生产力的提高。而工业化和生产力的提高，都是中国目前所最需要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讨论，特别注重在这一方面。”至于为什么特别提出上述两项问题，答案可见第2卷第6号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出版广告中：
中国的农村，目下已呈濒于崩溃的现象，而工商凋敝，入超统计，去年度又以达到五万五千余万关两的记录。整个国民经济破产的危机，已经迫于眉睫，为什么一时尚无法挽救？换言之，中国产业至今尚未能“现代化”，其根本的原因，究竟安在？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目下急切待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提出第一项问题，征求各家的意见。其次，晚近两世纪中，列国先后发生产业革命，经过“现代化”的历程，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目前又因全世界空前的经济恐慌，破绽百出，正在那里发生动摇。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应当姑且走他们的老路，抑另寻新路？“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我们既然提出了第一项问题，第二项问题，自然也不能不同时提出讨论了。
这次讨论共收到10篇短文和16篇专论，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虽有多种理解和主张，但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占有相当之比重。其中明确主张采取社会主义方式的约有9篇，其作者分别为张良辅、樊仲云、李圣五、陈彬和、郑学稼、戴蔼庐、杨幸之、吴觉农和亦英；主张非资本主义的3篇，作者分别是孙静生、陈高佣、董之学；主张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的2篇，作者分别是谷春帆、罗吟圃；将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终极目标的1篇，主张者陶孟和。而明确主张个人主义方式的仅1篇，作者唐庆增。另外，主张计划经济的1篇，作者郑林庄；主张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的1篇，作者张素民；主张兼采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1篇，作者诸青来。这3篇其实相对偏向个人主义。其他各篇基本未回答采取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而是提出具体主张，约有8篇。这种现象具有什么涵义呢？这次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和在此前后的中西文化论争有内在的关联吗？
三、从“西化”到“现代化”：“思想理路”论阙疑
从编者言以及应征文来看，“现代化”概念本身并不是编者和作者们关注的重点。似乎“现代化”一词此时已经开始流行，用不着像对待一个新词那样作一番特别的介绍。尽管笔者尚不能确证“现代化”概念流行的种种原因，但是对于“思想理路”论则有若干疑问。所谓“思想理路”论，乃是笔者为了陈述方便而自撰的名词，实际上是指这类观点，即认为近代中国人从主张“欧化”、“西化”到主张“现代化”，不只是名词上的改变，更是在如何看待与处理中西文化以及寻求中国出路问题上的观念转变。
阎书钦和潘光哲都以“思想理路”论将“现代化”概念的广泛应用与中西文化论争问题串联起来，惟后者的观点不如前者的显明。阎书钦认为，中国知识界于1930年代阐述的“现代化”概念，是由中西文化讨论中的“西化”概念引申而来。它被知识界广泛使用，实际上要早于《申报月刊》所组织的现代化讨论。由“西化”转变为“现代化”，意味着文化认识坐标由“中”与“西”的地域坐标向“中古”与“现代”的时代坐标的转换。三四十年代，“现代化”内涵也有一个由空泛的文化问题向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等社会经济问题的转变[1]。潘光哲指出：“就同样描述‘西力东渐’的现象与瞻望国族文化抉择前景的向度来说，它(指“现代化”——引者注)从一开始，便以蕴涵相当的正面意义的姿态进入汉语世界，而与前此流行的‘欧化’或‘西化’等词汇承载的负面意义，大异其趣。”[2] 言下之意，“现代化”较之“欧化”或“西化”更能被接受为“文化认同”的评判标准。
事实上，他们的认识并非没有依据，即如各自在文中的引证。早在1920年代的东西方文化论争中，钱玄同就斥责称谓“中国现在的新文化”为“欧化”或“西方化”，“都是不妥当的名称”，而应该是“现代的世界文化”[3]。到19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争中，张奚若已明确指出：“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4] 到抗战后期，冯友兰已经观察到从“西化”到“现代化”名词转变的观念背景：“近来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一名已渐取西洋文化之名而代之。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即专就名词说，近代化或现代化之名，比西洋化之名，实亦较不含混。”[5] (P338)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阅，笔者也相信经过1935年的“中国本位文化”与“西化”的论战，确实存在由“西化”向“现代化”观念转变的现象。
不过，阎、潘的论文均以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以下简称《文选》)作为主要征引资料。罗先生是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著名专家，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现代化思潮颇有研究。就在他为自己主编的这本书所写的代序《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中，已经提出了从“西化”到“现代化”的“思想理路”论(如下图所示)①。这本《文选》的编选次序即反映了这种从“西化”到“现代化”的“思想理路”。因此而想到潘光哲在其论文中所强调的“后设语言”对于史学研究的影响问题，是否也同样存在于这个《文选》当中呢？我不能断定罗先生的“思想理路”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历史事实，也不能肯定他的“思想理路”论就是他所主编的《文选》的“后设语言”，更不敢推断阎、潘的观点就是罗先生观点的翻版。
对于上述各位先生的“思想理路”论，笔者固然不敢轻易否定，但却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既然说由中西文化论到现代化论的思想理路的转折发生于1935年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争之后②，那么，此前两年左右《申报月刊》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又如何解释呢？换言之，如果说中国“现代化”论是由“西化”论引申而来，那么为什么要将1935年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争作为转折的标志，而不是1933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呢？阎文已经指出：“30年代初，直到1935年中国本位文化讨论之前，中国知识界所言的‘现代化’，基本与‘西化’或‘全盘西化’同义。”“基本”是否包含《申报月刊》上所言的“现代化”？如果是，当然此一“现代化”也只能视作“西化”的不同表达而已，故不是由“西化”向“现代化”转化后的那个“现代化”了。然而，阎文又指出，在由“西化”向“现代化”转换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对于文化内涵的认识，越来越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层面。《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开始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核心界定为工业化等经济问题。在此前后，蒋廷黻则从理论上初步阐释了现代化理念的内涵和大体轮廓，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全面现代化观。罗荣渠尤为明确地说，文化决定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很有影响。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出路之论争长期都是围绕东西文化之争这个题目兜圈子，而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弱点。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都把注意力吸引到文化运动的方向上，自然就冲淡了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对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不足。可见他们都将是否讨论了经济问题作为评判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文化论争以及现代化论理论程度的重要指标。然而恰恰是《申报月刊》编者在征文时将“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业化和生产力的提高”视作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之点”，那些征文也基本上围绕着这个“主要之点”展开。这反而是后来的文化论战所不及的。如果按照“思想理路”论的逻辑，则《申报月刊》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更应该成为由“西化”向“现代化”转变的标志。可是，“文化理路”论者没有将它作为转变的标志，却又引述《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知识界文化论争和现代化论内涵趋向成熟的主要证据。至此，按照我的理解，“文化理路”论不仅存在逻辑问题，还有意无意地模糊了时空的先后次序。否则，就不应该将《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与文化论争问题贯穿一线，除非将“文化”的概念放大到囊括人类活动一切的地步。要么，《申报月刊》上所讨论的“现代化”就不属于他们所说的现代化。那么，在文化论争理路之外，《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还有别的解释吗？
四、唯物史观语境下的“现代化”论说
通过对《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征文的主要内容或观点分类统计，结果显示，如果不将“文化”的概念泛化，则这场讨论基本上与中西文化之争无关，而是围绕着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或方式究竟是采用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所产生的分歧更为明显。这一点，在几个月后出版的第77号《独立评论》上同时刊登的胡适的《建国问题引论》和孟森的《现代化与先务急》两文中，即有相当直接的反映。
按照他们的说法，时人关于“现代化”之争，简直就是所谓现代国家的三种主义之争，即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他们均反对将“现代化”等同于主义之争。据孟森转述，胡适给“现代化”下的定义是：“现代化者，化其为用科学施之于一切，而以发达工艺增加生产为明效大验。无论何种主义国家，无不同向此点。吾辈所谓现代化，乃持此议。与世界之所谓某主义某主义，可以不论也。”胡适本人对此定义又有进一步的解释与补充。“主义起于问题，而迷信主义的人往往只记得主义而忘了问题。‘现代化’也只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明白说法应该是这样的：‘怎样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立脚，可以安稳过日子。’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问题在于建立中国，不在于建立某种主义。”在孟森看来，现代化问题成了主义之争，然而“内国主义为名不符实之装饰品，外国主义又为国论所悉数反对。是真如适之之言，不论主义，惟以现代化为主义以外之主义，而后可也。……然则现代化三字，未免笼统。”“国是之为国是，有超乎现代化与不现代化之上者，谓之‘先决问题’，则专言‘现代化’，似不足包括，言‘急先务’，则先决之问题亦必即为所急之先务矣。更就现代化与不现代化言之，有实系现代所行，而我国自以国情国故国俗之所限，不欲其笼统受化者；亦有不在科学管理发达生产之设为定义以后，而实为现代之所必具之信条者。”
如果将这场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义之争也视作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之争，也未尝不可，只是它不是中西文化之争而是以西化为目标的西与西争。按照“思想理路”论者的说法，“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是为了避免“西化”概念的片面性和扭转“文化一元论”的致思路向。然而此次《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时代背景和问题的出发点显然不在此。罗荣渠先生即指出：“这次征文讨论可以看作是知识界的一次小型的民意测验，它明显地反映出在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意识和朦胧的发展意识。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参加讨论者，大多数人之所以不赞成私人资本主义的取向，是出于多种不同认识，有的是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有的是受当时西方世界的国家社会主义、统制经济、自足经济的思想影响，有的甚至受到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影响，总之，这时人们对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较之20年代东西文化之争时人们为西方文明进行抽象而空洞的辩护，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世界潮流的趋向认识的进步。”[6] (P15)罗先生认为这次现代化问题讨论比起20世纪20年代东西文化之争要具体进步，整体而言，其实未必，因为正如胡适所指斥的多为空洞的主义泛论。而指出这次现代化问题讨论的背景因素如世界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及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也有进一步申说的必要。
胡适观察到：“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行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玷污了。……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7] 可以说，作为《申报月刊》关于现代化问题讨论的背景因素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是加剧了参与讨论者的社会主义倾向，而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影响更为重要。欧战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限于直接公开的政治宣传，许多情况下是在带着科学主义面目的“新社会科学运动”中进行的。
民初政制改革的挫折促使欧战后社会改造思潮和社会科学的兴起。杨贤江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学生杂志》上主张“研究社会科学去救国”。他认为：“普通的自然科学固然有救正昏浊的脑筋的功效，但是最要紧的还在提倡社会科学，从社会科学者的理论中找到改造社会的途径。”[8]《中国青年》也指示一般青年要注重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认为中国那时最迫切的需要是社会与国家的改造，那就非懂社会科学不可[9]。关于社会科学兴起的原因，瞿秋白说：“由浮泛的表面的军事技术之改进，而不得不求此技术之根源于自然科学数理科学；由模仿的急功近利的政治制度之改变，而不得不求此种制度之原理于社会科学。”“近几年来由空论的社会主义思想进于更有系统的社会科学之研究，以求确切的了解其所要改造之对象，亦即为实际行动所推演求进的结果。”[10] 托派成员王凡西也指出：“由于几年来革命与反革命所提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太迫切了，致使一切略能思想的人，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会或各省，都想了解那些与他们命运密切相关的大问题。要了解这些问题，则除了研究社会科学却别无门径了。”[11] (P177)
时人对于当时社会科学的兴盛有很多记述。如陈高佣指出：“民国十六年后，随国民革命之发展而社会科学的运动勃兴，不数年间，译著之书汗牛充栋，学校设专科，各地立学会，一时青年群趋此途，俨然成为一时风尚。”[12] 钟挺秀的描述更为具体：“我们中国，近数年来，研究社会科学的风气，也日渐发达：在出版界，有许多新出的社会科学书籍；在学术界，有许多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机关；在国内各大学里边，更有数十种社会科学课程的开设。就是在现代中国的中等学校里头，对于社会科学也非常注重：学校的课程上，既有许多社会科学课程的规定，可以使一般学生略涉社会科学的门径；而他们在课外的活动上，更有各种研究社会科学团体的组织。”[13]
新兴的社会科学运动其实是以唯物史观为思想主流的。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将甲午战争之后的近五十年的中国思想划分为三个段落，其中第三个段落自“北伐成功”至他撰写这本书时的1935年前后。他对这个阶段的思想这样概括：“这个时代的思想……是由工业资本社会自身的矛盾，所产生的社会思想。……这个时代的特征，以马克思体系的辩证唯物论为主要思潮，来反对第二个段落的思想学说。”[14] (P148-149)贺麟在《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一文中也指出：“辩证唯物论在中国萌芽于苏俄的十月革命，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实现三大政策，北伐大革命之初，盛行于‘九一八’事变后及抗战期间，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受此思潮的影响。那时的中国学术界，既没有重要的典籍出版，又没有伟大的哲学家领导，但青年求知的饥渴，不因此而稍衰；于是由日本传译过来的辩证唯物论的书籍遂充斥坊间，占据着一般青年的思想了。”[15] (P67)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和社会性质的论战，无论是论战的哪一方，所使用的话语和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16] (P127-172)。《独立评论》上一位署名“圣羽”的“旁观者”说，“近年来唯物史的研讨颇为活跃”，并“呈一面倒之势”[17]。这种影响不能说对于时人的“现代化”观念没有影响。
再者，辩证唯物论主要由日本传入③，上海便成为中国接纳辩证唯物论的桥头堡，同时也是社会科学运动的中心。193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将“有系统的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18]。“社联”团结了一大批社会科学工作者，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在北京、太原、广州等地建立了分盟，使新兴的社会科学运动向全国各地扩展。在上海“左”倾文化氛围中，《申报月刊》的编者和作者难免不受影响。事实上，《申报月刊》编辑人俞颂华对社会主义苏联一向情有独钟，当时不仅在《申报月刊》上开辟了“苏俄现状”专栏，而且就在《申报月刊》现代化问题特辑出版前不久还专门编辑了一本《苏联研究》，作为“申报月刊丛书”第二种出版发行。次年《申报月刊》发行人史量才被暗杀事件多少也与《申报月刊》的“思想进步”有关。而这次《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月刊编者事先拟定的问题的影响。正是他们事先给出的那两个问题，引导了作者们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路线之争角度来看问题。《申报月刊》编者又将经济作为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提出来要求讨论，这也是具有背景的。萨孟武即指出，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马列主义盛极一时，许多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常由经济背景说明社会之发展[19] (P189)。何干之也发现，“1928年以后社会科学(无论古典书或入门书)具体经济问题的著作流行最广，销量最大，也可表示中国思想的发展倾向”[20] (P88)。
而在征文作者中，主张和倾向社会主义者多具有留日背景或与左翼人士有联系④。吴觉农，1919-1922年留日研究茶学；1933年，在同乡王佐、胡愈之等协助下集资创办茶场；同年，与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等发起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常务理事。杨幸之是“左联”盟员韩起的朋友，与“左联”成员较多来往；张良辅(明养)与胡愈之关系密切，30年代曾应胡愈之邀请先后主持复刊后的《东方杂志》业务工作和担任《世界知识》的编委；樊仲云曾任上海复旦、暨南、光华、中国公学等校教授，著有《唯物史观的文学论》、《妇女解放史》等著作；戴蔼庐，日本庆应大学理财科学士，历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银行月刊》和《银行周报》总编辑以及多所大学教授；陈彬和，留学日本，曾发行杂志《日本研究》，不久即废刊，1932年曾被史量才起用，任上海《申报》社评主撰，同年协助邹韬奋等在上海出版《生活日报》；郑学稼，经济史家，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1929年毕业生，曾任上海商口检验局技术员，1933年赴日本东京研究日本史；亦英，原名祝伯英，曾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具体情况不详；李圣五，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国际法。主张非资本主义的作者中，董之学是共产党员；陈高佣，暨南大学教授，是1935年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十教授”之一；孙静生情况不详。主张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的谷春帆当时任职于上海邮政总局，曾著有《白银论》和《中国工业计划论》等书，提倡“混合经济”；罗吟圃时为上海名记者，曾为翁照垣记录《淞沪血战回忆录》，据说与翁照垣同为国家主义派，曾列名加入“福建人民政府”。当然不能肯定地说留学背景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主张，但是它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在另一方面，像唐庆增、张素民、郑林庄、吴泽霖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学者，他们的文章从观点到文字表达方式均相似，与“《独立评论》派”的胡适、蒋廷黻等气息相同，而在上海的左倾气氛中，则多少显得有些另类。
五、结语
如果说，“现代化”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术语在报刊上使用是在20世纪30年代，那么《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则是这个新术语被推广运用的正式开端[6] (P13-14)。这个正式开端已经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向与手段之争：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渐进改良抑或暴力革命？这个问题其实和在此前后的中西文化论争虽然不可能没有联系，但基本上不在一个思路上，问题引发的原因也不相同。《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究竟是在怎样的政治脉络中发生的，对于其幕后策划、导演以及台上演出者，其实都需要仔细研究。同一时期，北方学人在《独立评论》、《大公报》、《国闻周报》等舆论阵地上也对中国的出路、国家的近代化/现代化问题各有表述，大体上相当具有自由主义色彩，这与靠近政治中心的上海反倒成为左翼思想大本营之情形适成对照。这种对立，当然不只是政治的，也涵摄文化与学术领域。所以，胡适、孟森对于《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颇不以为然，而他们评议的焦点就在“主义”与“问题”上。在《申报月刊》上进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的主流观点，无疑更加接近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因而“革命”论和“现代化”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因果联系。如此，则19世纪以后的中国历史无论是被叙述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或是“民族革命史”还是“现代化”的历程，在固有的政治话语中，本质上都具有同样的政治逻辑。后来，当我们厌倦了政治话语而转向社会经济层面的现代化言说时，无意中也将过去的“现代化”词语从其固有的政治脉络中抽离出来，重组到1980年代以来“文化热”的相关理路中去，以致模糊了历史的本相。
注释：
①由于文字引述较繁，故这里只征引其所作的示意图。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29页。
②阎书钦的观点与上文图示的罗荣渠的观点略有差异。他认为：“在1935年所进行的中国本位文化讨论中，‘现代化’概念即完全取代了‘西化’概念。”
③朱家骅曾对萨孟武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由日本传入，行动方面由苏联传入。”萨孟武认为“此言大约不错”。见萨孟武：《学生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④本段文字实际上是想从三个方面来探究这次现代化问题讨论的相关背景。一是这次讨论有无中共因素的介入，包括思想上与组织上的；二是参与讨论者的留学背景与其在讨论中所表达的思想主张的关系；三是讨论中的语言表述方式，诸如语汇、修辞、章句结构等。但是，限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目前仅能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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