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技术和国际人道法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论文,战争论文,国际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15(2008)03-0096-06
自从有组织的冲突伊始，战争、技术和制约战争的规范，就对彼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技术决定战争进行的方式方法。当发生的敌对行动违反了普遍的价值和利益时，法律和其他相沿成习的约束，就常常限制这些敌对行动。当实践被各国视为“普遍规则”并“接受为法律”时，这种实践就发展成为习惯国际人道法。随着制约战争的规范逐渐过时，法律被重新解释、被忽视，或被废弃。
一、法律与技术的关系
国际法院在《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中承认了国际人道法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是区分原则，规定“各国必须绝不使平民成为攻击目标，因此必须绝不使用无法区分平民和军事目标的武器”。第二个原则是不允许使用能造成战斗员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几乎所有与敌对行动有关的国际人道法的禁止性规定，无论是基于条约还是习惯，都能在这些原则中找到其渊源。
《圣彼得堡宣言》开启了对战争方法和手段限制的时代：各国在战争中应尽力实现的唯一合法目标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
为了这一目标，应满足于使最大限度数量的敌人失去战斗力；
由于武器的使用无益地加剧失去战斗力的人的痛苦或使其死亡不可避免，将会超越这一目标；
因此，这类武器的使用违反了人类的法律。
国际社会也通过无武器化的具体国际人道法原则来制约战争的手段和方法。早期的两部文件是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附件，即《海牙章程》。这些章程阐明了对敌对行动最基本的限制，“各交战方在损害敌人的手段方面，并不拥有无限的权利”。
制约战争手段和方法最全面的法律文件是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虽然一些主要国家，如以色列、印度和美国不是该议定书的缔约国，但它们认为议定书的许多条款都反映了习惯国际人道法。
除了条约法，习惯国际人道法也对战争方法和手段给予某种限制。鉴于在国际人道法条约中各条款的适用阻碍了其在众多冲突中实施的事实，习惯法规定了对战争最重要的限制。在这一点上，需要回顾马尔顿条款。《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2)条对马尔顿条款的表述是：“在本议定书或其他国际协议所未包括的情形下，平民和战斗员仍受来源于既定习惯、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要求的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支配”。
习惯法的困境在于确定它的内容。2005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出版了《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基于对广泛的国家实践和声明的总体研究，这项工作试图以成文形式来描述现在的习惯国际人道法。尽管有些争议，但是该项研究却是仅有的，以系统、国际审查的方式所做的全面尝试。
二、技术与法律的关系
在考虑战争时往往都只关注武器。但是武器只是“武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决定成败的武器系统所包含的技术，通常比武器自身更为复杂。
（一）具体项目
因为美国的武装部队享有比其他军队更胜一筹的技术优势，所以技术载体的最好指示器在美国的研发项目中。②在国防部内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负责监督未来的技术。③该局目前的研究以一系列的“战略推进”为中心。
1.探测、精确识别、追踪和摧毁难以找到的地面目标。如今，技术先进的军队部署在战场上的武器都是高度准确的。但是，目标探测、识别和追踪依然给装备最佳的部队带来了严重障碍。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针对伊拉克领导成员的“斩首”行动，就提供了典型的失败实例。美国空军实施了50次高准确度的袭击，然而甚至没能杀死一个作为攻击目标的个体。其问题在于一些情报的不可靠和不能足以迅速利用可靠的情报。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希望找到一些方法，以打破现在顺序式的目标确定过程，而使之成为一种能够适应战场形势且持续不断的过程。在不久的将来，各系统会在没有人员输入信息的情况下运行，换句话说，单独的一个平台会同时执行探测、识别和摧毁目标的任务。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设想，开发中的系统会“连接越来越多的传感器平台和带有各种通讯线路的武器”，然后使“计算机和指挥员利用大量可得到的数据来提高”作战部队的“速度、准确度、灵活性和能力”。如“捕食者”可以利用摄像机来追踪目标。当目标进入树叶茂密的区域时，联网的系统会自动切换到能穿透树叶的雷达上。作为对该雷达反馈的回应，三维激光探测和测距传感器会生成详尽的三维图像，准确识别该目标。技术会使射手与传感器之间达到无缝链接。
2.坚固、可靠的自我生成战术网络。虽然这种“战略推进”支持前一个“推进”，但它不限于对目标的摧毁。网络中心战“使情报优势转变为战斗力，这样一来，美国和其盟友就会有更好的情报，并能比其对手更迅速和有效地计划和实施行动”。这就高度依托被整合为一个网络的先进的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系统。其目的是有能力对敌方的信息进行快速的收集、处理和反应，以阻碍对手做出这种同样的行动。在军事术语中，这被称为“进入敌人的观察－确定方向－决策－行动(OODA)圈内”。一旦在圈内，你就控制了战斗的流动、节奏和方向。最终，使对手陷于瘫痪。
3.联网的有人和无人系统。这种系统使有人和无人系统合为一体。例如无人地面战斗车，这是一种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的系统。无人系统在高危环境或其他（如有人空中侦察）人员密集、耗资或供给不足的环境下尤为有用。④
4.城市区域行动。美军在公开的战场上享有优势，所以其对手越来越在城市区域与美军对抗。在市区，对手通过靠近平民和民用物体来隐藏其位置或掩护其活动。当前的研究包括旨在探测敌方部队的系统、爆炸物（包括自杀式炸弹和简易爆炸性装置）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分战斗员和平民，并在拥挤的区域中区分威胁和民用物体；把潜在的目标（个体或物体） “贴上标签”，使其可被监视；使用各种效能（从非致命到致命）的武器来减少附带损害；以及使单兵和无人系统得以纵向移动。未来指挥所(CPOF)就是一个例子。目前，指挥与控制(C2)系统是从一处明显的有形地点（指挥所）被运用的。未来指挥所创建了一个虚拟、机动、分散、协同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其中的主要参与者从不同的地点行动，但可进行实时有效的协同。
5.对地下建筑的探测、界定和评估。考虑到美国对地上建筑准确瞄准的能力，对手转而利用地下设施，隐藏武器、保护领导人、指挥与控制和集结部队。这种地下设施包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使用的山洞，以及在伊拉克发现的巨大的地下掩体。
该项目将开发地面和空中的地震、声学、电磁、光学以及化学传感器。这种传感器会确定地下设施的位置；分析其结构、布局和易受攻击性；以及为决定是否需要重新打击，而进行打击后的战斗损害评估等。
6.认知信息处理技术。认知信息处理技术彻底改变了处理过程。凭借它，计算机用户通过创造出适应用户的计算机来适应计算机。这种计算机从其经验中“学习”，并相应调整它们的活动。例如，通过运用过去的经验，过滤和优先处理信息，它们能够被用在行动中心来处理快节奏的复杂情况。
（二）总体趋势
1.精确度。精确度必须与准确度区分开来。准确度是武器打击具体位置的能力，称为瞄准点。⑤相反，精确度包括及时识别目标并准确打击这些目标。
许多武器都是高度准确的，其圆概率误差(CEP)现在已用英尺计算。⑥准确度降低了造成附带损害和附带损伤的风险，不只是因为武器在靠近它们拟定的瞄准点进行打击，而且还因为它们越是准确，达到预期损毁机率(Pd)⑦所需的炸药量就越少。
在精确战中一个更普遍的趋势，就是它提高了定位、识别和追踪目标的能力，即战场的透明度。当今的战斗员从大量的信息资源中受益：图像情报、人力情报、信号情报、测量与特征情报、公开情报资料、技术情报和反情报等。此外，一些飞行器还实时提供着透明度，如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和无人机。⑧
2.协同、指挥与控制。另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横向协同和纵向指挥与控制系统。网络中心战证明了，未来的高技术军队会作为一个联网的实体，而不是作为有等级的组织来进行战斗。
网络可以更快捷地搜集、融合、分析、传送关键信息（比如一个瞬间目标的位置）；可使关于各种平台的每个决策更佳——这些平台能最有效地对网络做出反应；可使对持续的行动实施更强有力的控制；可使同其他己方部队进行实时协同作战的能力得以加强；可使行动展开时，对发生不可预期事件的反应度得以提高；可使己方军事行动之间相互干扰的风险更小；以及可使应对敌方威胁的能力更强。综合起来看，网络是在敌方的观察－确定方向－决策－行动圈中行动的两把钥匙之一。
蓝军追踪者就是一个例子。它是一个基于卫星的追踪和通讯系统，该系统可使计算机化的数据整合起来，并向战地部队传送。有了蓝军追踪者，所有指挥和参谋层都可以密切注视战斗，并为作战提供支持。目前，蓝军追踪者已部署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场上。
3.透明度。透明度是进入敌人观察－确定方向－决策－行动圈中的第二把钥匙。太空不只是作为观察敌方的终极“高地”，而且还会作为一个媒介。可以利用它传递信息（例如通过通讯和导航卫星），由此体现了太空在美国开发项目中的重要性。
4.无人操作系统。无人操作系统在现代战场上已很常见。无人机正逐步发展成为武器平台。由“捕食者”演变而来的MQ-1无人机，装备了两枚地狱火导弹，可直接攻击由其定位的目标。如200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在也门控制袭击了载有“基地”组织主要成员阿布·哈里斯的汽车。
5.各种不同的致命性和破坏性系统。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正评估在市区使用各种不同的致命武器。迄今为止，这个努力建立在对大量非致命系统的研究上。⑨在伊拉克的城市战斗中，甚至在相对激烈的战斗中，已经证明了具有不同破坏性和致命性武器的效用。这在平民和民用物体被用于盾牌时尤其有效。因此，在限制附带损害和附带损伤的同时，战地指挥员正积极寻求在城市环境下有效打击敌人的方式。
三、技术对法律的影响
（一）不对称
已出现在战场上的战争技术和上面所描述的开发项目，会在高技术和低端部队之间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对称，在常规战斗中，甚至在数量上占优势，具有潜在有利条件的低端部队，都不能战胜这种部队。在最近冲突的一开始，伊拉克部署了近400,000人的地面部队，却被一个少于其一半规模的部队，在6周的时间内打败。伊拉克空军竟未能离开过地面。这些事实又进一步证明了不对称的影响力。同时，盟军出动20,733架次的战斗机／轰炸机，在带有按当时标准很坚固的防空系统的领土上空飞行，却只有一架固定机翼飞机A-102“疣猪”，被敌方的火力击落。在其他大多数无遮蔽的环境里（如城市战场），技术占了上风。例如，在费卢杰战斗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杀死了近1,200名叛乱者，但只有50名士兵伤亡。
然而武器的进步不久又成为有效反措施的受害者。比如，伊拉克叛乱分子用移动电话和激光器来迅速协调对盟军的攻击并引爆路边的炸弹。同样，错综复杂的国防部系统经常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但在近期看来，不利的一方应对其高技术的对手而能够转弱为强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微小的。
面对装备有先进的C4ISR系统和精确武器的对手，最佳的生存选择就是避免起初就被发现。实际上，低端部队一直使用有形的地势来隐藏其存在，比如丛林遮荫处、山区、洞穴、地下掩体和隧道、市区，以及黑暗和气候条件。
为了使盟军无法识别他们，许多伊拉克士兵丢弃了军装。这种战术与禁止攻击平民没有法律关系，但是在此意义上，它却危及了平民，因为盟军不太确定是谁构成了威胁，从而就提高了针对无辜者错误使用武器的风险。
另一种避免被识别的技巧是假装具有受特殊保护的身份。例如，伊拉克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通过滥用保护性标志来避免被识别。一种惯用的战术就是拦截救护车并将其用做侦察车。伊拉克民兵部队还给巴士拉的复兴党大楼标上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标志。复兴党大楼经常被用作军事补给库和据点。国际人道法明确禁止不按其本来的用途展示医疗机构和宗教人员、运输工具和单位的特殊标志，或者利用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人员、财产以及活动。
当发生无法避免被敌人识别的情况时，越来越普遍的生存战术就是“反瞄准”，就是使平民和民用物体充当盾牌。⑩在伊拉克的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伊军，尤其是准军事的阿拉伯突击队员(Fedayeen)，经常强迫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来掩护他们的行动。
民用物体在反瞄准中也是有用的。伊军经常将军事设备和部队设在民用建筑里面或其附近，包括被特殊保护的地点。例如，当盟军北上时，阿拉伯突击队员把如纳西里耶外科医院、巴格达红新月妇女医院、纳杰夫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和发布哈尼发清真寺等被保护的地点作为军事行动的据点。
虽然在国际人道法中不存在禁止将民用物体用作盾牌的明确规定，但是这种行为还是违反了依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8条的规定，即“努力将其控制下的平民居民、平民个人和民用物体迁离军事目标的附近地方；避免将军事目标设在人口稠密区内或其附近；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保护在其控制下的平民居民、平民个人和民用物体不受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危害。”
另一个战术就是自杀式爆炸。正在不断上升的爆炸次数证实了该战术是成功的。这种战术针对的是占优势的部队或相对缺乏这种优势的其他部队。(11)尽管如果被瞄准的战斗员和军事目标是合法的，但是当非法放置炸弹的人伪装成受保护的身份靠近目标时，按照规定，这种攻击就是背信弃义的。尽管平民（非法战斗员）通常实施了自杀式攻击，然而他们的犯罪意图决定了这是否构成背信弃义。如果仅仅是攻击，那么他们的行为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另一方面，如果身着平民服装形成其攻击战术的基本一环，那他们就犯有背信弃义罪。
除了非法的方法，技术较弱的一方可能会诉诸现代战争手段：计算机网络攻击(CNA)(12)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算机网络攻击对其他缺乏技术的交战一方来说，代表了“廉价的战争”。此外，对手的技术含量越高，就越容易受到这种攻击。恐怖分子集团正有效利用网络进行信息战。
网络攻击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合法。恰恰相反，当计算机网络攻击资源可以方便得到时，国际人道法攻击时预防措施的必备条件有时可能会授权它的使用，因为计算机网络攻击通常比动能武器所造成的附带损害和附带损伤的危害要小。
攻击民用网络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已经引发了一番讨论。一些专家认为所有对民用网络的计算机攻击行动都违反了区分原则。更为恰当的观点是，国际人道法只禁止那些上升到“攻击”程度的计算机网络攻击。尽管《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8条要求，各缔约方的“军事行动仅应该以军事目标为对象”，但是其他相关的禁止性规定都引用了“攻击”作为它的执行标准。
到目前为止，每一个被描述的不对称动态都围绕着一方所拥有的技术进行，它正迫使其装备较少的对手超越国际人道法的界限。然而，技术不对称的影响是较微小的，它导致的是对国际人道法解释的转变，而不是对其彻底的违反。
（二）妨碍区分
适用区分原则的一个障碍，就是军事目标越来越靠近平民和民用物体，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现象是由技术引起的。也许更重要的是，武器的射程和精确度、先进的ISR系统带来的战场透明度，以及运用联网的C4系统迅速发起攻击的能力，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战场。目前的技术已经使传统的线性战场彻底转变为一个作战空间，战斗通常在地面和公海、空中和太空，以及通过网络空间同时进行。距离不再是一个障碍。
现代武器的其他方面增加了在作战行动附近平民或民用物体的出现。例如，在现代战场上有越来越多的平民雇员和承包商。此外，由于难以承受的高技术系统开发费用，武装部队正转向“准军事”（民用）设备。军队为了其军事需要，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民用设施（飞机场、发电厂、民用交通、通讯资源）。按“使用”这个标准，所有这种物体和两用地点都是军事目标。到了这些物体被计划使用的程度，由于其“目的”，它们就成为军事目标。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按照解释，攻击会造成附带损害，并在许多情况下，造成对平民的附带损伤。
（三）促进区分
与此同时，技术经常促进区分。透明度会提供关于目标及其周围地区更大的信息量，并且会越来越可靠。同样，打击后的战斗损害评估会给指挥员一个更完整的，关于何时以及是否需要重新打击一个目标的态势图，从而就避免了不必要的，使平民居民处于危险之中的额外攻击。准确度的提高会逐渐减少圆概率误差，并且能使用更少的火力（炸药量）实现想要的损害程度。
此外，技术进步正使非动能（非致命）代替毁灭性的动能攻击成为可能。例如，现在的攻击不是去摧毁输电网的组成部分（这种电网可能位于平民附近或为其供电），而是将碳纤维丝撒在电线上来中断一个特定军事目标的供电，如一处指挥所或控制设施。计算机网络攻击甚至提供着更大可能的手段。使用计算机网络攻击，给目标的供电会轻易地被切断。甚至可能通过改变、添加或删除在系统中特别选定的信息来对敌人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实施控制（而不仅仅是干扰）。很显然，在获得同样或更大军事利益的同时，计算机网络攻击和其他用来实施具有动能摧毁性质攻击的技术手段，表现了大大限制附带损害和附带损伤的可能性。
最后，技术能够弥补作战中数量上的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B-17投放的重力炸弹的圆概率误差大约是3,300英尺。这就需要1,500架次的飞行，投放9,000枚炸弹来实现对一个点目标的高损害概率。相反，装备有激光制导弹药的一架F-117的圆概率误差却接近10英尺。此外，因为技术减少了实施作战行动所需的部队数量，所以与平民居民同时存在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产生附带损伤和附带损害的机会就更少。
技术对国际人道法最大的影响在于攻击时预防措施方面。回顾到，那些计划或决定攻击的人，必须尽可能查明目标是军事目标；必须选择试图减少附带损害和附带损伤的作战方法和手段；如果情况允许，必须发出警告，并且选择那种能够产生同样的军事利益，而实现这个军事利益又能造成最小附带损害和附带损伤的目标。技术正扩大装备有先进设备的军队避免附带损害和附带损伤的机会，而这正是通过遵守这些规定实现的。
随着技术差距的扩大，攻击时预防措施的各项规定以一种愈加迥然不同的方式控制着交战各方。毕竟标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交战一方只是被要求采取可行的措施，并且可行性取决于可得到的技术。其结果是标准相对主义——与其对手相比，高技术交战方在攻击时预防措施方面要求遵守更高的标准。当然，是通过选择的标准相对主义，因为各国没有法定义务去获取使其更好地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居民的技术手段。
标准相对主义的问题就是，各国遵守国际人道法部分是由于互惠原则，即他们同意被约束是因为其对手承担同样的义务。实际上，义务可能不会施以同等的负担，但至少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各方是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但是，以一种完全中立的方式被解释的攻击时预防措施，却施加了不同的义务。这种现实引发了不满情绪；悬殊越大，承担着较大法律义务的交战方的不满就越强烈。
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关于技术、战争和国际人道法之间关系的消息都是好消息。人们可能期望技术会持续限制战争对平民居民造成的影响。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而且，上述大量技术都会进一步使战争远离平民。
然而技术也有消极的一面。虽然几乎从来都不是出于技术目的，但是战争的武器，正不断使构成国际人道法的原则处于危险的境地。某种程度上，是技术上的“富人”与“穷人”之间日趋扩大的差异的结果。面对战败的可能，当“穷人”弥补其不对称的地位时，就会抵制国际人道法。
技术自身，削弱了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平民居民和其他受保护的个人和实体的能力。无论是因为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冲突空间局限，还是仅仅使更多的平民置于战场，都表明了技术并不是灵丹妙药。
技术已经使战争的观察者迷惑不解，致使许多人接受了不现实的预期。而军队，必然会对这样的趋势作出消极的反应，因为这种趋势限制了其行动，但却不是慎重平衡军事需要和人道考虑的结果，而国际人道法的形成，正是以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为基本特征的。这样的分歧，无论对于军队还是那些谋求限制其使用的人们来说，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遗憾的是，我们经历着这样的时期，即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都遭到蔑视却免受惩罚。蓄意攻击平民、忽视战争规则、在法律框架外拘禁和关押人员，约170,000,000人避难，约240,000,000人被迫离开家园。人道、人权和难民人员苦思不得其解，究竟如何才能恢复对这些法律的遵守。
收稿日期：2008-05-06
注释：
①哈佛大学“人道主义政策与冲突研究”项目系列论文，2005年夏。本论文的翻译及出版已经作者授权，原文有删节。
②美国2003年国防预算是4,099亿美元。与其相比：德国，351亿美元；英国，420亿美元；法国，457亿美元；中国559亿美元；俄罗斯，652亿美元。国际战略研究所，《2004-2005战略平衡》。美国在投资（研究、开发、收购）上花费了此项预算的26.2%。而德国和英国分别是18.5%和24.4%。《北约出版物》，第146页(2003)。
③起初是回应1957年苏联Sputnik的发射。该局在系统的概念和开发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F-117隐形战机，以及“全球鹰”和“捕食者”无人机。最为显著的是，该局创造了ARPA网络及其网络协议结构，即今天因特网的前身。
④机器人也正在开发中，有的已经部署到伊拉克，负责处理路边炸弹。
⑤瞄准点是指，“与目标相联系的，指派一个具体的武器以实现对意图打击的目标和摧毁程度产生影响的一个精确点。可以通过地图上的坐标或地质位置清晰描绘出瞄准点（例如屋顶的出口）”，参谋长联席会议，“目标确定联合条令”，《联合出版物》第3-60页，2002.1.17。
⑥圆概率误差是指50%的武器会落入的那个圆的半径。
⑦损毁机率(pd)表示，将损毁标准具体化的静止机率（比如百分率或小数），能够满足假定的到达机率。美国空军，“情报目标制导”，《空军手册》第14-210页，1998.2.1。
⑧如E-3哨兵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AWACS)，在空中环境中，提供着监视、指挥、武器操纵、战斗管理，以及通讯勤务。防御上，AWACS探测敌方飞机或导弹，并且引导飞行员将其拦截。进攻上，它们能够给战术、作战以及战略级的使用者，提供监视战斗空间，提供敌方和己方飞机和海军舰队的实时位置及识别。E-8C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是空中作战管理指挥和控制、情报、监视和侦察飞机，为地面和空中指挥官提供支持，攻击敌人的地面部队。无人机是没有机组成员的飞机，它（依托系统）具有监视、侦察、目标获取以及攻击功能。
⑨非致命武器是指，“旨在使人员或物质失能，而降低对人员的致命性、永久性伤害，并且不欲对财产及环境造成损害的武器”，《国防部字典》。
⑩“反瞄准”是指，防止或削弱侦察、锁定、摧毁以及战后评估的能力。
(11)见罗伯特·A·佩普，“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兰登书屋，2005）。他目睹过315次自杀式爆炸，结论是，自杀式爆炸者很少是宗教的狂热分子。相反，大多数爆炸都是作为政治或军事运动的一部分所实施的，通常的意图是要促使民主国家离开爆炸者认为是其自己国家的领土。
(12)计算机网络攻击是指，“为扰乱、破坏、削弱或摧毁存储在计算机中的信息和计算机网络或计算机和网络自身的行动……计算机网络攻击依托数据流执行攻击”。比如“通过给中心处理单元发送电码或指令，使计算机缺少电力供应”，《国防部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