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幸福：建国七十年的幸福观
蔡志栋
摘 要： 建国初期社会主义中国就明确提出了奋斗幸福论。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什么是青年的幸福？”座谈会，初步塑造了社会主义幸福观的雏形。人们普遍认为，幸福是有阶级差异的，劳动创造是幸福的源泉，劳动是集体劳动。劳动展开的形式，主要有艰苦奋斗、斗争、奉献等，它们都能够带来幸福。1963—1964年，《南方日报》开展了“怎样生活才是幸福”的大讨论，幸福与享受的关系、劳动幸福论、幸福感觉论以及精神幸福和物质幸福的关系等问题得到了深入阐释。这一大讨论得出结论：无产阶级既是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统一论者，又是集体幸福第一论者；无产阶级既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统一论者，又是精神生活第一论者。人生的最大幸福就在于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劳动、斗争。这样的幸福观在20世纪80年代继续得到了贯彻、延续和强调。20世纪末21世纪初，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热播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又以生动的形象展示了新世纪的幸福观，从中仍可窥见建国初期幸福观的痕迹，主要体现为劳动是幸福的基础，并突出了精神幸福的重要性。2018年新春，习近平总书记重申“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幸福论传统。
关键词： 幸福；奋斗；精神生活；阶级立场；建国七十年
什么是幸福？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恰恰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国家的幸福观早在建国初期就得到了充分而广泛的讨论，其核心就是劳动幸福、奋斗幸福。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建国初期所形塑的幸福观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随着现实生活的日益多样化，人们对幸福观提出了和原先不一样的观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建国初期关于幸福的论断是片面的，或者至少打上了某个时代的烙印。事实上，决不能否认其间所具有的普遍性。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在对21世纪初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热评中。幸福，还是需要建筑在劳动的基础上，同时不能忽略精神的维度。奋斗的主体，还是应该落实为每个人。
一、从青年的幸福座谈会出发
建国初期，人们一再强调劳动是幸福的源泉甚至就是幸福本身，而物质条件不是必要条件。(1) 比如，朴夫：《劳动就是幸福》，《中国农垦》1964年第7期。这样的文章数量不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的“什么是青年的幸福？”座谈会，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初步塑造了社会主义幸福观的雏形。这次讨论主要是源于对当时两个典型的个人享乐主义幸福观的反思。一个典型是张文治，他的幸福观是不工作，游山玩水。(2) 刘金：《与青年朋友谈幸福》，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另一个典型是王一山，他认为幸福是在现代化的工业城市里有个美满的小家庭，劳动是轻松的，生活是安逸的。“他们的幸福观就是：享乐，享乐，享乐！”(3) 刘金：《与青年朋友谈幸福》，第3页。
在这场座谈会上，著名作家魏巍的回答最具代表性，展现了社会主义幸福观的基本雏形。魏巍认为，幸福是有阶级区分的；无产阶级的幸福的前提是集体，其基础是创造；资产阶级的幸福是为了个人，以寄生为基础。(4) 魏巍：《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幸福随谈》，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什么是青年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2页。 将幸福和享受等同起来，其实是资产阶级的幸福观；无产阶级的幸福观是和劳动联系在一起的。(5) 魏巍：《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幸福随谈》，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什么是青年的幸福》，第4页。 而劳动为什么是幸福的源泉？除去其他理由，还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劳动没有发生异化。魏巍说：“当劳动果实属于人民所有的时候，劳动就是幸福的源泉。”(6) 魏巍：《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幸福随谈》，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什么是青年的幸福》，第5页。 就包含了这层意思。其后关于幸福的各种观点中，正面的观点基本以此为格局。
蚊子依然没有想离开的意思，它们成群结队抱成团，嗡嗡嗡地开民主生活会讨论着，她手舞足蹈，不停地用手去赶，用脚去跺，可是它们越聚越多，从草丛中，树荫里，岩缝隙间，青烟一样冒出来，朝她发起冲锋，群起而攻之，它们能钻到人的头发根里、耳朵里、眼皮里、脖颈里、腋窝里、裤裆里……简直是无孔不入。她几乎要疯了！
建国初期的幸福观主要涉及以下两方面：
首先，在冯定同志看来，要想有“幸福”，“有广阔的前途”，只要“谁也不依赖谁”，经过个人的“主观努力”，似乎就可以达到。在这里，冯定同志完全抹杀了党的领导和群众的集体的斗争，而把个人的“自我奋斗”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12) 许启贤：《批判冯定同志的“幸福观”》，《前线》1965年第4期。
其次，强调精神幸福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内在构成。“这个社会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使人们获得最大的满足，而且在精神生活方面是人类历史上最美满的。”(53) 李少文：《追求享受并不能导向幸福》，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88页。 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地主、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人们互相帮助，互相友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和战争等不合理的事情。这本身就是精神幸福的表现。(54) 李少文：《追求享受并不能导向幸福》，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88页。
幸福的阶级立场问题又主要表现为幸福问题上的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在劳动人民的幸福观和剥削阶级的幸福观当中，人们区分了很多种幸福观。比如，糊涂的幸福观；渺小的幸福观；老年人儿孙绕膝的幸福观；“土改”之后在农村积极分子中间滋长起来的“退坡”思想，不愿意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不愿意再前进，而以消灭地主阶级，分得土地为满足。(9) 刘金：《与青年朋友谈幸福》，第4页。 这些幸福观的本质在于忽略了要最终消灭贫穷和落后，忽视了大集体和远大的未来。人们普遍认为幸福涉及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真正的幸福观是“以千百万人民的幸福为幸福的幸福观”。(10) 刘金：《与青年朋友谈幸福》，第8页。
我国现代药学事业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期，药学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各大知名药企也相继建立或扩充了其研发部门。进入21世纪，我国药学事业愈加蓬勃发展，各大药企对人才要求不断提升。若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培养的人才难以顺应时代的要求。因此，高校需要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才能培养符合现代药品行业要求的药学人才。
第二是幸福的源泉是劳动，具体又表现为艰苦奋斗、斗争、奉献等。
人们普遍认为，劳动创造是幸福的源泉。首先，这涉及一个问题：谁是劳动的主体？按照常识，显然劳动实践的主体可以是个体。吴运铎也认为，“一个人能够为千百万人的幸福而从事忘我的劳动，这才是真正的幸福”。(11) 吴运铎：《幸福哪里来》，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什么是青年的幸福》，第49页。 但是，劳动主体虽然可以是个体，指向却必须是集体。在吴运铎的话中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但个体劳动在建国初期只是处于次要地位，人们普遍认为，创造幸福的劳动主体是集体，劳动是集体劳动。在对冯定的批评中充分显示了这点：
冯定同志在宣扬了资产阶级幸福观的内容以后，接着在如何创造幸福的问题上，他也散布了许多错误论调。他说：“……幸福决不会从天而降的，而必须除了残废老弱以外，谁也不依赖谁，大家劳动，有时还得从事革命以至牺牲生命，才能实现。”“谁只要主动努力，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谁就都有广阔的前途，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冯定同志这些话乍一看也是不错的。因为这儿既讲了“主观努力”，又讲了“大家劳动”，既讲了“革命”，而且，还讲了“牺牲”。但是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冯定同志给青年所指的这条创造“幸福”的道路仍然是一条资产阶级的追求幸福的道路。
第一是幸福的阶级性问题。
总之，脱离集体的个人的自我奋斗不是幸福的源泉。
劳动创造了幸福，除了涉及劳动的主体，还涉及劳动的形式，主要有艰苦奋斗、斗争、奉献等形式：
一是艰苦奋斗论。在关于青年的幸福观的讨论中，涉及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人们并不否认劳动创造的财富可以为他人和后代享受从而是幸福的，但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艰苦的劳动本身是幸福的？有两种回答思路值得注意：一个回答是，在劳动的过程中，个人的能力获得了增长，工作也有了收获，(13) 冯钟燕：《和祖国一齐前进就是我们的幸福》，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什么是青年的幸福》，第29页。 所以艰苦奋斗是幸福的。另一个回答与民族主义相关。一个战士指出，在艰苦奋斗的过程中，“仿佛听见了祖国前进的步伐，而我紧紧地跟在他后面，和他一起前进着”。(14) 冯钟燕：《和祖国一齐前进就是我们的幸福》，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什么是青年的幸福》，第29页。 这里的幸福感显然和民族自豪感密切相关。对于刚刚获得独立的中国人而言，这点不可忽视。笼统地说，这也是集体的幸福，而其机制则是民族主义。现代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表明，个体可以在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过程中获得自豪感等正面情绪，这些都是与幸福密切相关的。(15) 参见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二是斗争论。人们指出，“资产阶级幸福观认为斗争与幸福、劳动与享受是绝对对立的。因为斗争和劳动不像坐享其成那样轻松愉快，而是要流汗流血，甚至不免有所牺牲。资产阶级过惯了好逸恶劳的寄生生活，自然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因此，苟且偷生，保命活命乃是资产阶级幸福观固有的特征之一。这个特征鲜明地体现在‘活着就是幸福’这个资产阶级口号中”。(16) 阳作华：《资产阶级幸福观和无产阶级幸福观的根本对立》，《江汉学报》1964年第8期。 反之，无产阶级却以斗争为幸福。
与高度肯定劳动、斗争是幸福的源泉的观点形成对比的是，较长一段时期之内，人们对将和平当作是幸福的观点予以了严厉批评。后者以冯定为代表。冯定认为：“如果幸福是指正常的生活，也就是只有和平，没有战争，吃得好，穿得美，住得宽敞干净，夫妻父母儿女亲爱和睦，这无疑是对的，也是我们大家在祈求的。”(20) 许启贤：《批判冯定同志的“幸福观”》，《前线》1965年第4期。 斗争的观念是和阶级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和平的观念则是超阶级的。批评者指出：
那么，以苦为乐，具体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斗争可以区分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这种区分又可以从某种角度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可以“以苦为乐”，或者斗争是幸福的。阶级斗争包含着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内涵。斗争之所以也是幸福的源泉，是因为它消灭不合理的制度，将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成果真正让劳动者享受。当社会上还有剥削阶级存在的时候，即使主体劳动得很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主体也得不到幸福，因为他的劳动成果被剥削阶级拿走了，“这就说明了，只有通过艰苦的阶级斗争，只有把寄生虫一样的剥削者消灭以后，劳动人民才能把劳动创造的幸福掌握在自己手里”。(19) 刘金：《与青年朋友谈幸福》，第13页。
综上所述，高龄藏族与汉族DDH患儿疾病严重程度明显大于低龄患儿，同年龄段藏族与汉族DDH患儿疾病情况总体无差异，但藏族DDH患儿的初次诊治年龄晚于汉族患儿，应加强西藏地区DDH的早期筛查与诊治，而对于不同年龄段DDH患儿应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
如上所述，这个时期，主流观点认为“劳动就是幸福”，“艰苦奋斗就是幸福”，“享受不是幸福”。有的读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劳动、艰苦奋斗是手段，享受、幸福是目的。如果偏要说劳动就是幸福，艰苦奋斗就是幸福，享受不是幸福，那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我们总是朝着不劳动或少劳动而能够得到最大收获这个方向前进的。”(36) 张知本：《消除剥削阶级享乐主义的影响》，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17页。 反对者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不劳动或少劳动。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大搞机械化、电气化和技术改革，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大家的劳动。那么，按“劳动就是幸福”这种逻辑来推论，我们不是朝着不幸福的方向走去吗？“其实，我们流血牺牲进行革命的目的，我们辛辛苦苦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如果不是为了这些，我们革命还为了什么？如果说享受不是幸福，就等于说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幸福，而是为吃苦革命，为吃苦奋斗，这不是荒谬的结论吗？”(37) 张知本：《消除剥削阶级享乐主义的影响》，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17页。 同样的质疑还有：有的人指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坚持劳动幸福论就会产生矛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成功了，再谈不上什么革命了，不再需要如火如荼的斗争了，繁重的劳动也消灭了，人们都过着安乐、美满、愉快的生活，岂不是没有幸福可言了？”(38) 陈丁：《活得好，才是幸福》，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75页。 “按照这种逻辑，岂不是说，奴隶社会是最幸福的吗？岂不是说，死去的人比活着人更幸福吗？”(39) 陈丁：《活得好，才是幸福》，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75页。
但是，也许值得发问的是，为什么斗争是幸福？原因在于：一方面，斗争能够带来幸福的结果。具体而言，这有可能是因为当下获得了物质财富，也可能是因为在未来给后代带来了幸福，这就如后果主义中的利益最大化：“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种手段本身也寓有莫大的幸福。因为当一个革命者意识到自己的斗争将会给亿万人换来千秋万代的幸福，即便是要他赴汤蹈火，也会义不容辞。”(17) 阳作华：《资产阶级幸福观和无产阶级幸福观的根本对立》。 另一方面，斗争的过程本身就是幸福的。这里也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通过斗争见证自己作为主体的力量；第二层含义是以苦为乐。但对于第二层含义，人们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反对，需要予以深入解释。因为的确很难毫无疑问说苦就是乐，那样对一般群众没有吸引力。“我们不是一味追求艰苦，不想幸福，而是通过艰苦的斗争，从斗争中求得真正的幸福。”(18) 阳作华：《资产阶级幸福观和无产阶级幸福观的根本对立》。
冯定同志把个人“吃得好，穿的美，住的宽敞干净，夫妻父母儿女亲爱和睦”也当作革命青年幸福观的主要内容，也是十分错误的。
【剧情回顾】《易筋经》是少林上乘内功秘笈，也是所有学武之人的向往。《天龙八部》中慕容复的侍女阿朱化装潜入少林寺中盗出此书，并为此身受重伤。后该书辗转被聚贤庄少庄主游坦之得到，不仅解了他身上的剧毒，还救了他一命。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最高理想就是为了在世界上最终地消灭地主、资产阶级，消灭帝国主义，彻底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发展生产，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断提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对革命青年来说，首先，就必须以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行动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谁离开了这个根本观点，而去追求个人的吃、穿、住和幸福家庭，那么，他就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资产阶级庸人。(21) 许启贤：《批判冯定同志的“幸福观”》。
三是奉献论。在青年的幸福观座谈会上，魏巍说：“幸福就是个人和集体的和谐，就是深刻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贡献。”(22) 魏巍：《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幸福随谈》，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什么是青年的幸福》，第21页。 人们经常将幸福和贡献联系在一起。“假若我不能给这个世界添一点什么，那么，我活着，还有什么乐趣？”(23) 魏巍：《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幸福随谈》，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什么是青年的幸福》，第15页。 “添一点什么”就是奉献的意思，它也成为幸福的源泉。
二、生活幸福大讨论：问题的深化
1963—1964年，《南方日报》编辑部开展了“怎样生活才是幸福”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涉及幸福的很多内容、各个侧面，既在一定程度上是对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什么是青年的幸福”座谈会的继续，又论及原先没有涉及的问题，同时，在讨论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原先对幸福观界定的内在紧张。
这次讨论的直接原因，是有的人认为《红楼梦》里贾宝玉锦衣玉食的生活才是幸福的。(24) 《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页。 《南方日报》编辑部将这个观点抛出来，吸引读者对此进行讨论。这种幸福理论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人们指出贾宝玉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阶级的立场看，“贾宝玉过的那种不劳而获的所谓幸福生活，是建筑在剥削农民阶级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筑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的”。(25) 杨二荪：《是耻辱，不是幸福》，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3页。 第二，贾宝玉受到社会制度的严重束缚，所以不会幸福。“在荣国府那道高大的围墙里，溺爱、尊崇、娇贵、家规、礼法等组成的一套封建教养，随时随地都在束缚着他的一举一动。”(26) 李鹤村：《怎能向往封建贵族的剥削生活》，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4页。 很清楚，在这个维度上，贾宝玉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他受到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这意味着真正幸福的获得需要展开阶级斗争，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这一点虽然也和精神生活有点关系，但不十分明晰，强调的重点是制度，而不是精神生活。第三，贾宝玉的精神生活一片空虚。批评者指出，“他那种生活只是吃喝玩乐的物质享受，而精神生活却是异常空虚”。(27) 李鹤村：《怎能向往封建贵族的剥削生活》，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5页。 第四，贾宝玉锦衣玉食的生活只属于他一个人，而不是全体人民。“所谓非常丰富的物质生活，只是少数剥削阶级人物所享受的”，(28) 李鹤村：《怎能向往封建贵族的剥削生活》，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5页。 不是为了丰富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第五，贾宝玉的幸福生活不是建立在自己劳动的基础上。他本人没有创造价值，所以是一个“没用的人”。(29) 李鹤村：《怎能向往封建贵族的剥削生活》，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5页。 与此相联系，批评者指出，贾宝玉的幸福观是“享乐即幸福”，(30) 文正：《享受等于幸福吗？》，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8页。 这种幸福观是错误的。
正是在幸福与享受的关系上，这场大讨论得以深化。有的人认为，即便从物质享受的角度看，贾宝玉也不是幸福的。“今天我们来谈幸福的生活，就应该以现代化的物质生活条件为标准。如果我们能生活在有现代化物质享受的城市，有一个设备美好的温暖的家庭，有一个情投意合的理想的爱人，有待遇较高的职业和能够读书研究学问的环境，那不是比贾宝玉要幸福得多吗？”(31) 刘际：《现代化的生活享受最幸福》，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9页。 这个观点一方面批评了贾宝玉的幸福观，另一方面此中也蕴含了诸多问题。事实上，其后这个观点也受到了批评，正是在深入的批评中，关于幸福的内在维度反而得以进一步展开。批评的要点如下：首先，人们指出，不能离开劳动斗争讲现代化的物质享受。(32) 梅花园一群解放军战士：《我们心目中的幸福》，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11页。 有批评者指出，根据作者的逻辑反过来看，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却“不很幸福”了，因为仍有不少的人(特别是住在偏僻山区的人)没有电灯、电话使用，很多人没有汽车、洋楼、收音机、电冰箱、沙发、弹簧床，很多人在农村或中小城市而不是在“有现代化物质享受的城市”，“家庭设备”并不“美好”，更多的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不是有“待遇较高的职业”，更多的人为了支援农业生产而离开学校，放弃了“研究学问”的良好“环境”。难道这些人都不幸福吗？批评者不同意这一看法。(33) 何杰：《与刘杰同志商榷》，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10页。 其次，人们认为，精神幸福胜过物质幸福。应该指出，在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之间，虽然人们一再强调两者之间的统一，但难免偏向于后者。“我们不提倡做苦行僧。应当承认，这些都是人们幸福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它比之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来，只不过是次要的东西，有时还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有崇高的生活目的、理想、志气和情操的人，为了理想的实现，为了人类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鹑衣百结，住的是茅棚草舍，也会感到幸福”。(34) 张知本：《消除剥削阶级享乐主义的影响》，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17页。 人们进一步提出如下观点也是顺理成章的：“幸福不仅包含物质生活的内容，更包含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内容。一个人如果精神生活很空虚，即使物质生活很好，也不会有什么幸福；反之，有了革命的精神生活，即使物质生活艰苦些，同样会感到很幸福。”(35) 朱从矩：《精神生活空虚最可悲》，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24页。
在这次大讨论中，劳动幸福论、幸福感觉论以及精神幸福和物质幸福的关系问题得到了深入阐释。
第三，强调幸福的内在化、精神化。
这就是斗争是幸福的原因和机制。
对于如上批评，不同观点的回应是这样展开的：
首先，劳动创造了未来的幸福。人们指出，将“艰苦奋斗就是幸福”这句话看作一种“精神安慰”和“鼓动语”，这是错误的。“试想，没有革命先烈的前仆后继和革命前辈的英勇奋斗，我们哪里会有今天？如果我们不继续艰苦奋斗，又怎能有美好的将来？”(40) 朱绍君：《小家庭不如大家庭》，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27页。 这里的逻辑是，现在的幸福是前人劳动创造的结果，未来的幸福则需要我们当代人去奋斗。但是这个回答还是没有说清为什么艰苦劳动本身就是幸福。应该指出，很多回应都是如上思路，并没有有效回应质疑。反对者完全可以针锋相对地回应：我们姑且承认现在的劳动可以创造未来的幸福，可是现在劳动的人的幸福何在？这个问题暗含着要将幸福的主体落实到个人，并且将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结合起来的要求。事实上，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幸福观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41)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讨论20世纪80年代的幸福观时并未展开这条线索，主要考虑是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将使得全文过于枝蔓。这个问题是需要另文探讨的。 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讨论中却付之阙如。
其次，劳动之所以还不能成为享受，这是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导致的。“劳动本身，本来就是一种享受，只是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才成为痛苦的事情，而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劳动就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42) 王子才：《劳动正日益成为一种享受》，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44页。 可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劳动就能成为享受，这也是上文所揭示的阶级斗争为什么能够创造幸福的观点的延续。但为什么如此？对此还是没有清楚说明。
再次，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是自觉自愿的，因此是幸福的。换言之，完全自觉自愿地从事劳动，劳动才能成为一种快乐。(43) 王子才：《劳动正日益成为一种享受》，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48页。 结合上面的回答，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回答真正解释了劳动本身为什么是幸福的、快乐的。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制度的束缚已经不存在了，人们真正自觉自愿地进行劳动创造。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回答是对上述回答的继续，弥补了其不足之处。
第二，人们对幸福感觉论进行了深入反思。
有人质疑美好感受就是幸福的合理性。将幸福等同于快乐，其实就是将幸福感觉化了。他们指出：“如果一个人只能像工具一样为别人的幸福活着，并把它理解为幸福，这不过是用一种思想意识去给幸福、快乐等下定义罢了，这并不是真正的幸福，不是人的感觉器官能真正感受到和愿意接受的美好感觉。比如说，你替别人锄了地、种了菜，别人得到你所种的菜，当然感到快乐；但是，这对你自己来说却是辛苦。”(44) 潘求知：《想不通的问题》，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52页。 其实，这个质疑还包含着主体-工具的矛盾。对此，人们予以了明确揭示。有的人提出，他并不反对要为人民服务，但是，“我只是想，作为一个有感觉的人，他应该有他自己独立存在的需要和美好的感受，而不能完完全全成为只为别人活着的工具，他对别人应该有所贡献，而自己又应该自由自在地生活，并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追求美好的感受，这才是幸福”。(45) 尤植华：《我就是工人阶级的“工具”》，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53页。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人们明确提出不能将自己当作工具，他们主张人要成为主体。这也与上文涉及的幸福的享受、幸福的当下性和未来性的关系等问题密切联系，但这里暂不展开。
然而，人们回应的重点不在主体-工具论上，而在幸福感觉论上。人们提出感觉也是有阶级性的，“人的感觉不仅决定于外界的事物，同时也决定于人的阶级立场。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的阶级立场不同，对于外界事物的感觉住往是有差别的”。(46) 严克柔：《“人生就是感觉”吗？》，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68页。 “一样的眼睛，一样的鼻子，一样的耳朵，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头脑，是思想感情，而这些又是由阶级立场、阶级地位、阶级意识决定的，思想感情在追求什么，寄托在什么问题上，他们就会感到什么是幸福的，什么是痛苦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生观，有不同的幸福观，超阶级的所谓‘好的感觉就是幸福’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47) 严克柔：《“人生就是感觉”吗？》，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68页。 所以，认为劳动是艰苦的，这种感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48) 余昭：《感受是有阶级烙印的》，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57页。
从其后幸福观的发展来看，人们并没有完全抛弃将幸福和感觉结合起来的做法。由于感觉显然是个体性的，幸福感觉论就为将幸福落实到个体提供了另一重论证。更加重要的是，21世纪以来幸福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在强调奋斗幸福的同时，突出了幸福也是一种感觉(49) 这充分体现在下文将讨论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 。
第三，在这场幸福观大讨论中，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话题。
有人提出：“人总要过好的物质生活的，只停留在精神安慰上是不行的。”(50) 春燕：《精神生活只是一种安慰》，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73页。 这个观点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
4月1日，水利部部长陈雷主持召开部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和温家宝总理重要讲话精神，全面部署水利系统廉政工作。水利部副部长矫勇传达温家宝总理重要讲话。水利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部纪检组组长董力，副部长周英、胡四一、李国英，总工程师汪洪等出席会议。
首先，批评者指出，从阶级分析法出发，强调物质幸福、忽略精神幸福，这是个人主义的幸福观。人们指出，有的个人主义者(如具体例子中的陈丁君)认为“生活享受好才是幸福”，“这个结论完全下错了。根据上述的道理，我倒觉得不能说活着是为了享受，或者说享受就是幸福，说来说去，万变不离其宗，陈丁君所抱的幸福观都始终越不出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幸福观的雷池半步”。(51) 李少文：《追求享受并不能导向幸福》，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88页。 大讨论的主持者《南方日报》编辑部以编者按的形式指出：“把幸福理解为只是个人的物质享受，而把精神生活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是资产阶级堕落到完全过寄生生活、醉生梦死的没落、垂死阶级的幸福观。”(52) 李鹤清：《我在旧社会所受的痛苦》，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101页。
关心下一代工作要适应形势，贴合青年的需求，采取多种方式。全国高校关工委梳理了一批各高校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品牌活动，包括特邀党建组织员、“五老”报告团、主题教育活动、青蓝工程、校园文化传承、社团指导、大学生涯导航、老少共话、帮困助学等，可谓涵盖了所有活动类型，但是大类型之下仍然有很多创新点，比如江苏大学等开展的关爱谈心屋、老教师与新生班级结对子、“墨香画浓纸间留，老少共绘诚信卷”主题书画展等活动，华中科技大学等开展的校友返校交流座谈、教工支部与学生支部共建、打造离退休党员品牌公众号等活动，这些都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学生喜闻乐见的工作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关于青年的幸福观的座谈会上，人们早已认识到幸福是与利益和阶级立场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生观，追求着不同的幸福。”(7) 钟群：《幸福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中产生——〈什么是青年的幸福〉讨论总结》，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什么是青年的幸福》，第61页。 “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只有站在先进阶级的立场上，只有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办到。如果站错了地方，那是会适得其反的。”(8) 刘金：《与青年朋友谈幸福》，第29页。
土壤累计水损失量:将干土装入烧杯中,测量其面积为s,加400 mL水,含水量为40%,称重为m1.分别在第72,96,120,144 h测定重量,分别记为mt,则
再次，从对精神生活的界定中可见精神生活不是虚幻的。所谓精神生活，其中一个内容是对精神面貌的改造。这或许是不可见的，但是，精神面貌的改变可以促进劳动实践。(55) 李少文：《追求享受并不能导向幸福》，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90页。 还有，“所谓精神生活，就是指人们的政治生活、思想生活和文化生活”。(56) 曹泽夫：《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97页。 他们本身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西北风之类的“无形的东西”。(57) 曹泽夫：《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97页。
最后，精神生活非常重要，而且起统率作用。人们指出，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因为政治是统率，对人们的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58) 曹泽夫：《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98页。 思想是灵魂，人们的思想决定人们的行动。有好的思想才能有好的行动。(59) 曹泽夫：《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98页。 而且，人之为人，决定了幸福问题尤其是精神幸福的重要性。“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就因为人是有头脑的、有思想的。人之所以觉得有幸福，正是因为他有思想的缘故，其他动物是无所谓幸福不幸福的。”(60) 曹泽夫：《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99页。 在对这场幸福观大讨论的总结中，其中一个观点是，“高举精神生活第一的旗帜”。(61) 《“怎样生活才是幸福”讨论结束语》，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158页。 精神幸福的重要性还源于对幸福的界定中。“幸福这个名词是属于思想感情的范畴，是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那么，它所要反映的，是全部的社会生活，而绝不是生活的一个片段。而人的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62) 曹泽夫：《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97页。
对于多桩基础而言，当桩顶标高位于水面以上，如水上三桩基础、高桩承台基础，嵌岩施工难度相对较小；当桩顶标高位于水面以下，如导管架基础，水下三桩基础，嵌岩施工难度相对较大，施工工序较多，需要预留一部分桩长用于临时平台搭设，待嵌岩施工完成后，还需进行水下割桩、水下灌浆等工序。整体而言，多桩基础嵌岩施工的难度相对较小，施工机具多，但施工成本相对较高，施工周期长。
这场幸福观大讨论最后得出的一个总的观点：“无产阶级是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统一论者，又是集体幸福第一论者，无产阶级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统一论者，又是精神生活第一论者。我们深知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的理想，决心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使全人类达到幸福的最高境界，这种革命理想成了我们的最崇高的精神生活。因此，我们就把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劳动、斗争，作为人生的最大幸福。”(63) 《“怎样生活才是幸福”讨论结束语》，载《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第164页。 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幸福观成为社会主义幸福观的主流。
三、 20世纪 80年代：建国初期幸福观的延续
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关于幸福的著述，不仅在数量上有很大的突破，而且从内容来看，也从原先对领袖的颂扬、对国家方针政策的肯定和论证，转为对具体学术问题的讨论。而且，有的文章显然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比如发表于1979年《读书》杂志上的《幸福在人间略谈——〈十日谈〉的社会意义》(64) 方平：《幸福在人间略谈——〈十日谈〉的社会意义》，《读书》1979年第8期。 就是有所指涉的。改革开放对于当时的中国几乎有如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这篇文章使幸福从天上落实到了人间，发出了典型而明确的信号。
在20世纪8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多讨论幸福的文献的基本格局仍然是上文所述的那种旧模式。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幸福的理解的特点可以从雷锋的幸福观中窥见端倪。雷锋在日记中写道：“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65) 转引自冒君刚：《共产主义道德问答》，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人们认为，“这样深刻、生动的语言，完整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幸福观、人生观”。(66) 冒君刚：《共产主义道德问答》，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这个判断一定程度上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对幸福的主要理解，同时也可以看到对劳动的肯定，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突出精神的维度，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关系上突出集体主义。建国初期对幸福的基本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贯彻、延续和强调。
第一，强调幸福的基础是劳动创造。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是艰苦的，不能说成幸福。(67) 陈劳志：《共产主义道德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对此人们展开了批评，认为劳动创造才是幸福的源泉。“在社会主义社会，享福和造福，享受和创造是分不开的。幸福不仅包含着享受，更重要的还在于劳动、斗争和创造。”(68) 陈劳志：《共产主义道德读本》，第116页。 人们明确指出，“幸福的生活只能通过艰苦的劳动来创造”。(69) 余心言：《人往高处走——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人们认为，“幸福就在创造和斗争之中。对幸福的感受，不仅是在创造之后，而且就在不断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的劳动和斗争中，或者说，从事创造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幸福”。(70) 陈劳志：《共产主义道德读本》，第117页。 道理就在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在建设新社会的劳动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看到自己改造客观世界和为人民服务的力量，从而认识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必然会领受到人生的美好和幸福。这是一种更丰富、更深刻、更持久的幸福感受。(71) 陈劳志：《共产主义道德读本》，第117页。 从中也可以看出，劳动创造之所以是幸福的源泉，也是因为劳动创造的成果是为集体服务，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和人们的幸福去劳动，去创造，这乃是人生的最大幸福。”(72) 乔法容：《谈无产阶级的幸福观》，《伦理学与精神文明》1983年第2期。
换言之，人生的幸福不仅在追求自己的幸福之中，而且主要在追求人民的幸福之中，以及建设富强的国家的过程中。这就将幸福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等联系起来了。对此，下文还将继续展开。
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与发展，教师的角色在人们心目中已发生变化，原初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教师定位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定位。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定位教师的角色，单纯“传道 授业 解惑”的教师角色，能否继续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面对教学对象、教学条件及教学环境的多样化，如何科学地、准确地定位教师的角色，这对全面、持续、有效地推进教师z专业发展，培养出高质量现代化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和建国初期一样，人们还是认为，奉献会带来幸福：“既然人生价值观的天平上，一头是奉献，而另一头则是索取，但索取最终只能给人带来痛苦和不幸。所以，只有奉献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能主动地劳动创造，而动物则是被动地索取。现实生活中，一味追求利益的人感到生活得空虚、寂寞，索取的愿望越大，越是感到不满足。利欲熏心的人是自私的、渺小的，更是可悲的。因为他一辈子都得不到生活的快乐，也感受不到真正的幸福。”(73) 廖振跃：《幸福本质论》，《理论与改革》1992年第4期。 更有人明确提出：在为人类的贡献中享受幸福。(74) 鲍宗豪：《在为人类贡献中享受幸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第二，将社会主义幸福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相联系。
人们明确指出，“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幸福观的核心”。(75) 《恩格斯谈幸福》，载林建初、王伟、戴杨毅编：《简明共产主义道德原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 个人的幸福是在争取集体幸福的过程中获得的。“实际上，道德基础不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是对社会整体幸福的追求，即对民族、阶级、人类幸福的寻求，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赢得个人的真正幸福。”(76) 《恩格斯谈幸福》，载林建初、王伟、戴杨毅编：《简明共产主义道德原理》，第170页。 人们指出，“幸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个人幸福依赖于社会整体的幸福，社会整体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前提，是实现和发展个人幸福的保障”。(77) 吴秀永：《谈古论今话道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社会幸福的最高表现是共产主义。“争取社会进步和全体人民的幸福，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崇高奋斗目标。同这种人生观相联系的共产主义道德的幸福观，是以集体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坚持把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结合起来，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看成是最大的幸福。”(78) 陈劳志：《共产主义道德读本》，第114页。
百米林带调查样地中种子植物共123种,分属于56科94属。植物种类较丰富的科有蔷薇科(8属10科)、豆科(6属6种)、百合科(5属6种)。其中蔷薇科和豆科中以木本植物为主,它们在本研究群落中优势明显。但这些科植物在全国均有广泛分布,并不能代表上海地区的区系植物特点。根据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植物区系的研究表明,上海地区主要乡土树种的种类包括壳斗科、樟科、榆科、大戟科、忍冬科等科[9]。本次调查中壳斗科出现1属1种,樟科出现1属3种,榆科出现3属4种,大戟科出现1属1种,无忍冬科植物,现状应用较少,这些科属植物可在林带中提高使用率。
然而，仔细辨别就可以发现主张幸福的社会性和主张幸福的内在性、精神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79) 下文会涉及幸福的精神性问题。 因为世界上存在个体的人，而不存在一般的人，或者说，对于社会而言，并不能说有幸福感。因此，所谓幸福的社会性，恐怕主要指的是实现幸福的手段是社会的。对此，“马克思曾经说过，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80) 吴秀永：《谈古论今话道德》，第115页。 不过，人们也从精神幸福的角度来解释精神幸福为什么也是社会性的。“个人也只有在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中做出贡献，得到人民的尊重和赞誉，才能在精神上感到充实，在内心真正得到幸福的感受。”(81) 吴秀永：《谈古论今话道德》，第115页。 显然，如此解释也并不意味着精神幸福由一个社会性(集体性)的主体加以感受，这种说法只是指出了精神幸福的产生离不开社会的机制。
以此为基础，人们看到了幸福的崇高性。“人们常常把为事业的奋斗和理想的实现看成是最大的幸福。”(82) 陈劳志：《共产主义道德读本》，第113页。 显然，崇高性是和劳动创造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其中，η+、η-分别为最佳个体与最差个体选择后期望数量，η++η-=2，η+∈[1.0,2.0]，i∈[1,N]，N是种群的大小，i表示个体根据适应度排序后的序位号，Pi则表示个体i被选择的概率。
第一，这期间，有的人对劳动就是幸福提出了质疑，值得重视。
显效：经治疗，患者临床症状基本消失，血压降低超过15 mmHg，心绞痛发作次数显著减少，疼痛程度明显减轻，各项生理指标明显改善；有效：经治疗，患者临床症状有所减轻，血压降低超过8 mmHg，心绞痛发作次数有所减少，各项生理指标明显好转；无效：经治疗，患者病情未好转。显效率与有效率之和为总有效率[2]。
这是20世纪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主张。人们指出，“概括起来说，所谓幸福，就是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实践中，由于感受到或理解到一定需要、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它既是对生活的愉快感受，也是对生活的肯定评价。它既可以是对全部生活而言，也可是对人生某一阶段，或生活的某一方面的感受和评价”。(83) 陈劳志：《共产主义道德读本》，第113页。
人们一再强调，“幸福，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获得满足的愉快感受”。(84) 冒君刚：《共产主义道德问答》，第28页。 “幸福是个人对自己一生全部生活的总的评价和感受。”(85) 肖雪慧：《幸福是个总体性道德范畴》，《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 这些都是将幸福内在化了。进而，人们认为，精神方面的幸福比物质方面的幸福更重要。“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精神生活的充实和高尚，也是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而且，它是比物质生活方面的幸福更高层次的幸福。……只有物质生活的满足，没有充实和高尚的精神生活，就谈不上真正的幸福。”(86) 陈劳志：《共产主义道德读本》，第115页。
以上幸福观主要延续了建国初期以来的幸福观，并无根本的变化。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幸福观总体上在延续了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情况下，还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即将劳动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相结合，将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相统一，将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相协调，并且突出了物质和个人的维度；同时，与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相一致，指出劳动固然是创造幸福的源泉，同时也不应该否定社会改革对于创造幸福的重要意义。对此的展开则需要另文了。
四、 21世纪的回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延续80年代的幸福观，另一方面，在幸福观上开始出现具有时代特色的新观点。20世纪末21世纪初，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又以生动的形象展示了新时期的幸福观，引起了社会的热议。
这部电视剧改编自作家刘恒的同名小说，讲的是北方某地区中年男子张大民少年时期便失去父亲，和母亲以及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娶妻生子，经历时代变迁的故事。他调动一切生存智慧，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困境。比如，居住条件逼仄，他想方设法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显示了处于底层的一个小人物的智慧。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从世俗的角度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幸福观。
对此的解读不一而足，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世纪转折时期人们幸福观的多样化。这部电视剧受到热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再次回归中国传统智慧式的幸福观，这种幸福观的特征就是强调幸福就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中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可以成为这种幸福观的注脚，只需将此处的“高明”置换为“幸福”即可。而“中庸”取的是日用常行义。
有的评论者指出：张大民“他先天营养不足(文化知识学习不足)，后天压力巨大(生活压力巨大)，没有雄心大志，也无英雄气概，然而定位准确，立足本职，平常人怀平常心，懂得珍惜已有，不做过高企求，寻找生活真谛，追求朴实的幸福。其幸福可概括为：家有贤妻爱子，孝敬高堂父母，兄妹和睦相处，不求奢侈，但求温饱。这种乐融融、甜蜜蜜、暖洋洋的生活观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提示了生活的‘本真’。在追求幸福生活的历程中，传统文化的积淀与卑微的社会地位使其性格中表现出既有民族文化的优根性，又有民族文化的劣根性，而以优根性为核心的这种一元为主、二元对立的矛盾特征。一方面，他勤劳、善良、憨厚、朴实、节俭，怀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重义轻利的美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另一方面，他又有家本位、夫权意识。在他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中透露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的一点消息”。(87) 曾耀农、麻德高：《从张大民的幸福观看民族文化的优根性——浅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这个解读的重点在于，一方面，突出了幸福的平凡性，这是改革开放进入纵深期之后的时代精髓，一般群众放弃崇高的英雄追求，回归普通的生活。另一方面，突出了在日用常行中获得幸福，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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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能说在张大民的幸福之中就完全没有了建国初期以来幸福观的痕迹了。这些痕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虽然张大民身处底层，有嘴巴贫的缺点，但是，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人。他的微小的幸福还是建筑在劳动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没有好吃懒做，而是通过改变现状来获取幸福的。比如，在有限的居住环境内改变家具的布置，来给每一个家庭成员自己的居住空间。他给自己在庭院里盖了一间房，甚至把一棵树包围在了房子里面。这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的创造性。换而言之，无论如何，人们是赞赏以劳动为基础的幸福观的，反对完全享乐型的幸福观。对此，电视剧的导演也指出：“张大民这个人物他总能用乐观面对困难，用现代生活的机智化解困难，这种感觉就是幸福的。”(88) 解玺璋：《张大民：群体精神的历史演化──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文化评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这里的重点是“化解”。张大民的扮演者梁冠华也说：“张大民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对生活不抱奢望，对微小的生活目标穷追不舍，不获不休的小人物，一个永远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向上精神的小人物，一个看上去不起眼儿却魅力十足的小人物！”(89) 谢伟才：《塑造粟裕将军艺术形象的体会及思考》，载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编：《新世纪电影表演论坛(下册) 第八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穷追不舍，不获不休”的说法显然是对劳动、奋斗的另一种表达。
第二，肯定精神幸福的重要性，甚至走向了幸福感觉论。张大民在物质上是极度匮乏的，他的幸福以劳动为基础，但在有限的条件下，劳动所能带给他的物质财富也是有限的。但张大民并没有因此而怨天尤人，而始终是一个乐天派。对此，从上文所引张大民的扮演者梁冠华的话中就体现了这点。在此，精神性的幸福成为张大民的幸福观的主流。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张大民的幸福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与时代对幸福的反思存在差距的。这个时代的学术界已经认为精神的幸福应该以一定的物质幸福为基础，两者之间应该匹配，否则就会陷入阿Q式的自我欺骗。从这个角度看，张大民的精神幸福难免有苦中作乐之叹。关于这点，张大民的扮演者梁冠华的反思从一个角度予以了佐证。他说：“没演之前，对幸福的感觉也是比较虚幻、茫然。戏演得好，大家都夸？涨一级工资？现在也还是说不清楚。其实幸福是自己的一种心理感觉，你觉得这样满足了你就幸福了。张大民有一些阿Q的东西，如果他不阿Q，这个家就维持不下去。得自己给自己宽心，否则他永远都得愁眉苦脸。”(90) 杨子：《焦点名流》，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然而，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人要活着，没有幸福的心理感觉又怎么行？人们究竟是要责备这种感觉，还是要责备不充裕的物质条件？何况充裕的物质条件本身也是需要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总之，劳动创造幸福，对于这点，主流意识形态也一再予以强调。在十九大报告中，“获得感后面加上了‘幸福感’和‘安全感’，意义十分重大。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角度看，这‘三感’并列相连使人民美好生活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91) 齐卫平，吴晨飞：《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行政论坛》2018年第3期。 2018年的新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春团拜会上说：“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92) 《习近平：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2月15日。 这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重申了奋斗幸福论。结合上文的论述，可见习总书记的主张一方面继承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高扬了奋斗的旗帜，引领人民群众走上幸福之路，揭开时代新篇章。
Struggling for Happiness: A Cycle of the Viewpoints on Happiness in the Past 70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Nation
CAI Zhidong
Abstract: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ur socialist countries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struggling for happiness. In 1954, the forum of “What is the happiness of youth?” sponsor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a Youth Publishing House initially shaped the embryonic form of socialist viewpoints on happines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happiness is divided by class. Labor creation is the source of happiness, and labor is collective labor. The form of labor development mainly consists of hard work, struggle, dedication, etc., and they can bring happiness. From 1963 to 1964, Nanfang Daily launched a big discussion on the question that what kind of life is happ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 enjoyment, the theory of labor happiness, the theory of feeling happine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ritual happiness and material happiness have been deeply discussed.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proletariat is the unity of collective happiness and personal happiness advocating collective happiness is the first; the proletariat is the unity of spiritual life and material life advocating spiritual life is the first. The greatest happiness in life lies in labor and struggl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st ideals. This idea of happiness continued to be implemented, extended and emphasized in the 1980s.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hot TV series “The Happy Life of Zhang Damin”, which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showed the happiness idea of the new century in a vivid image. It can be found the traces of happines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labor is the foundation of happiness an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spiritual happiness. In the spring of 2018, President Xi Jinping reiterated that “struggle is a kind of happiness” and socialist viewpoints on happiness are further developed.
Key words: happiness, struggle, spiritual life, class position, 70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图分类号： B8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19)06-0039-(12)
DOI： 10.13852/J.CNKI.JSHNU.2019.06.0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实践智慧视野下的冯契哲学研究”(批准号：19YJA72000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哲学史(1949—2009)”(批准号：11&ZD08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蔡志栋，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上海 200234)。
(责任编辑：何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