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细菌战常德民众受害记忆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德论文,细菌战论文,人类学论文,日军论文,民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54(2006)06-0022-11
1998年，笔者开始在湖南省常德地区进行关于日军细菌战受害记忆的研究。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最近已经被整理成文，即将在日本出版。在题为《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的书中，主要通过介绍和整理受害者及遗属们的受害记忆，重构细菌战对个人、家庭和地域社会的破坏，并着重探讨战争暴力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时所形成的连锁性的破坏机制，以及战争受害记忆的保存等问题①。
一 研究的起步
(一)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
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律师团邀请笔者参加赴受害地调查，促使笔者开展关于日军细菌战受害记忆的研究。
1997年夏，由来自浙江省衢州市、宁波市、义乌市、江门市、东阳市、崇山村、塔下洲村和湖南省常德市等地的180名受害者及遗属组成的原告团，以及由234名日本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以“二战”期间使用了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武器、战后长期隐瞒事实真相和赔偿立法的懈怠等理由，把日本政府告上了东京地方法院。
至诉讼提起为止，有关日军的细菌战，日本、美国和中国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中日学者之间还开展了共同研究。各国的历史学者们基于中、日、美和前苏联等国保存的各类史料，以及日本的包括作家、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细菌战研究者们对原日军细菌部队的研究人员和队员进行的访谈，从各种角度重构了细菌战的过程。这些研究涉及到日军细菌部队的建制和人员构成、生产基地的分布和规模、细菌生产的品种及数量、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等等。而且，战后美日之间进行的以日本向美国提供细菌战技术为条件而对日军细菌部队有关人员免去战犯之责的交易，以及参与细菌研究的大量医学研究者战后在日本的踪迹等等，也渐渐地水落石出了②。
其中，关于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战的研究，90年代以后也有很大的进展。特别是1993年历史学者吉见义明教授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保存的战史资料中，发现了原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后，使常德细菌战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1941年底至1944年期间，常德市内以及周围的农村地区此起彼伏地发生鼠疫，引起当地甚至邻近的湖北、四川、贵州等省数千以至上万民众的死亡。井本日志中留下了有关常德细菌作战的详细记录。比如，是谁驾驶着什么飞机，于什么时间、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在常德市区上空投放了多少数量的夹杂在谷物棉絮等杂物中的染有鼠疫的跳蚤，等等。这些记录与当时的常德县政府有关防疫的历史档案以及当地的民间记忆相吻合，而且在1941年11月4日投放鼠疫菌的7-8天之后开始出现鼠疫患者的事实，也与防疫学对鼠疫潜伏期及发病规律的解释互不相悖。当年常德的鼠疫起因于日军的细菌作战，是确定无疑的了③。
(二)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
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开始后，为了配合诉讼，也为了理清这段细菌战受害的历史，更为了恢复受害者的人的尊严，常德地区的部分细菌战受害幸存者、遗属和志愿者，大多是一些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其成员们在寻找受害者和遗属，了解受害状况及范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尤其是刚起步时，在活动经费没有固定后援的情况下，他们经常自带干粮骑着自行车奔跑于城乡间，向故老们请教，去受害者家庭走访，逐户、逐人地收集受害幸存者以及遗属们的陈述书。
1998年7月，调查委员会编出了第一本《受害者名册》，共收录了2425名遇难者以及23名幸存者的名字。之后，随着调查工作的逐步进行，尤其是当地媒体报导了诉讼的消息后，受害者和遗属们主动找上门来。2000年和2002年，他们又陆续编出了第二、第三本名册，登录的受害者增至7853人，分布于13个县中的70个乡镇、486个村落。
但是，即使是这么大的数字和范围，也未能够完全反映受害的规模。调查委员会规定了严格的登录标准，只有有姓有名、遗属健在并有邻居朋友作证的受害者才可以收录其中。至于那些死于街头或破庙的逃荒难民、来荒沼水域割芦苇的流动人口、洞庭湖上的打鱼人，以及全家疫死的“绝户”，或除1名幸存者外其余300多人全部遭难了的近乎“灭门”的宗族，集体染病而死的国民党军驻军的3000官兵，等等，虽然老人们可以清楚地回忆出，但并没有被列入其中[1]。事实上，至今为止，调查委员会已经搜集并保存了受害者以及遗属的陈述书15000份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有待确认，名册的整理工作还未结束。
二 细菌战受害研究
(一)研究的意义
常德市党史办编写的《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书，提供了部分常德地方历史档案和当地史志工作者自1993年以来调查资料，使笔者对常德细菌战的受害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书中序言讲到，促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浩如烟海的文库中大海捞针”般地搜集有关资料，将常德的这一屈辱的历史昭示于天下，是来自一些“偶然的因素”，其中一条是1993年8月新华社东京支社向国内发回的《朝日新闻》报导吉见义明教授发现井本日志的消息[2]。
如果说细菌战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与对细菌战的策划者、研究者、生产者、投放者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进展的状况相比，对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的研究，即对细菌武器的受害者以及施放之后的社会受害状态的研究，还显得非常薄弱。而这方面的研究，对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是重要的。只有将细菌战的后果以及所引起的极大破坏具体、体系性地展现出来，人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的。
研究的意义还不仅如此。中、日两国之间出现的包括两国的民间在内的对过去的战争所持看法的严重对立和龃龉，除了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的原因。于日本来说，其社会基础在于国民比较普遍地缺少反省的姿态，而其中很重要是，日本的国民包括学界都并不太了解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日本军队在所到之处到底做了些什么。由此在他们的视野里缺少了一种目光，即投向日本军队刺刀下的被侵略、被蹂躏的民众的目光。反过来说，由于缺少这种目光，所以即使有一些老兵秉着反省的良知写出了当年的真实，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们的声音④。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日本也有不少具有独立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对日本社会缺乏战争反省的社会土壤及精神结构作出了很深刻的批评⑤，但是日本国民对刺刀下的事实的近乎无知和不关心使这些深刻的认识很难在社会中得以被广泛地接受。鉴于此，作为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学者，把中国民众战争受害的具体情景，尤其是受害者们的声音传达给日本社会，是自己应该做的一件事。
笔者以为，细菌战受害研究的意义还不止于中日之间。在冷战结束并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当20世纪所发生的多次战争已经广泛地成为了学术、政治以及国际市民社会反思和理性批评的对象时，对战争受害的实证性把握和思考就成为反对和反省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毕竟，战争的最终受害者是人本身和由人所构成的社会。但是，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方法论也不甚成熟。仅就中国的战争受害研究而言，比如，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众的战争受害，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受害者们的口述史才逐步地被比较广泛地整理出来，这比之过去的只有关于受害的数字统计和一般性文字表述而不见受害者的身影和社会场景的研究，应该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基于这些个人记忆的比较系统的研究亦还不多见。
(二)实地调查所受到的触动
1998年夏，笔者随日本律师团以及支持诉讼的市民团体第一次去常德，所到之处，总是聚集着许多的受害者和遗属等着和我们交谈，每一个人都有着一段让人不流眼泪就听不完的悲惨故事。那时，诉讼刚刚开始，细菌战受害的调查未全面铺开，所以不少人是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讲述自己和家里人的辛酸经历。事实上，有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将受害体验深藏于内心，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丈夫都没有告诉过。当这些藏于心底的伤疤终于被重新揭开时，连他们本人也被震撼了。有的白发老者在笔者这个晚辈面前会泣不成声，有的老人在给笔者讲述受害体验之后的几天里，会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当然，受害者及遗属的表述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显得很“平静”。比如有一位老人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语言说了“我有五个儿，那年死了，都死了”，就再也不和笔者讲第二句话了。还有一位老人，经历了家里人近乎“死绝”的打击后，精神状态一直很忧郁，笔者去访问她时，她用茫然的目光盯着我，只重复地讲一句话，“忘了，都忘了”。
无论是什么样的表述方式，受害者们的经历都给了笔者很深的触动。这些长期以来出于各种原因被深深地藏于受害者们心底的受害记忆，在笔者面前活生生地展现了使用了生物武器的战争的受害惨景，使笔者不得不全身心地面对这些受害事实，并感到有责任在理清事实方面尽自己的所能。同时，也使笔者由衷地肃然“面对”那些死于鼠疫的受害者们。虽然他们早已消逝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时空里了，但是他们的亲人对他们死时惨景的描述，对失去他们之后的生活困境的述说和对他们的无以解脱的思念的吐露，都让笔者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领会到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根深蒂固的情感。战争破坏带来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的消失，而且暴力地切断了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纽带。
在研究战争受害时，受害者的个人记忆是不容忽略，不能舍掉的。它不应当被埋没在战争受害者的统计数字中，也不能被诸如“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之类的一般化的文字表述所代替。因为，这些记忆是一个个无可替代的生命个体的记录，是残忍地践踏生命的战争暴力的逼真的证言。而且重要的是，失掉了这些具体性，也就意味着缺少了对战争死难者们作为人的关注。
(三)个人的体验性记忆与历史认知
个人的体验性记忆的理论意义不仅仅局限在个人的范围里，一个个的故事中常常含有一般性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比如，从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样的理由而染上鼠疫的具体陈述中，分析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与战争受害的关系；从当年政府的防疫政策在老百姓中行不通的事实中，领会民俗文化与战争破坏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战争受害、家庭成员的遇难与家庭以及亲属集团的维系、个人受害记忆的保存与心理外伤；还有研究过程中怎样去理解口述史的模糊性和误差，等等。
基于自己的研究体验，笔者感到，民众的个人体验性记忆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源。导入这种记忆的历史研究是多元地、多种声音地重构历史，这多少可以避免一些只有一个角度、一种声音的偏颇和缺漏。而且，导入个人的具体经验，在作为现代与过去的对话的历史认知过程中，没有经历过过去的后来人，容易对过去抱有一种现实感，对那些逝去的受害者们产生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带感，较为容易展开对历史的想象力。
这里所讲的是通过个人、局部社会的研究去理解和逐步地构筑整体的研究视点。这种方法论被认为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文化人类学的英文是Cultural Anthropology，它是希腊语意味着“人”的anthropos和意味着“知识学问”的logos的合成。所以，人类学者常常解释说，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加上文化这一层含意，可以说人类学是通过考察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生活的人和人的群体来研究社会和文化的。作为文化人类学者去研究战争受害，首先要做的是面对受害者个人。不过，笔者以为研究战争受害不仅是学问的力量，还要有受害者们的受害体验和记忆所带来的触动，以及这些记忆长期以来被封存于个人内心而没有被导入历史认识的现状。
人类学在研究中注重实地调查，并注意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即将所研究的问题放在其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弄清其机制。笔者参照人类学的方法论和视角去研究细菌战受害问题，但人类学里面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来套在战争记忆的具体分析上。这方面，还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1998年至2004年，笔者多次去常德调查，得到了受害调查委员会和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在此期间，除了大量阅读受害陈述书，访问近百名受害幸存者和遗属外，还多方面地访问了当年参加防疫的有关人员。比如，在当时的疫区周士乡(现名周家店)，访问了当时在乡公所任民事干事的肖宋成老人。肖老已年近九旬，但十分清晰地向笔者讲述了鼠疫流行时的情景和乡公所进行的死者善后工作。在常德市内，访问了当年发现第一位鼠疫患者的常德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和检验员汪正宇的亲属(因他们本人都已过世)，从亲属那里得到了他们在后来陆续写下的回忆录手稿等珍贵资料。
在听取口述的同时，尽可能地搜集当地的文史资料。比如，湖南省市区档案馆所藏的当时常德县政府防疫会议的记录，国民政府战时联合防疫办事处发行的《疫情简报》等多种刊物⑥，以及地方志的有关记载⑦，等等。
在受害地点实地考察时，那些熟知当地民俗风情以及过去历史的老人们，教给了笔者许多知识，这对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在受害陈述书中，很多人都写明了病人去哪，做什么事被传染上鼠疫的。也就是说，鼠疫是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传播的，细菌战发生后，日常的生活格局，很不幸就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渠道。所以，把握鼠疫得以大规模传播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结构。在这方面，一些人类学家的先行研究对笔者很有启发。比如，美国人类学者Skinner关于“市场圈”与社会生活的分析⑧；费孝通先生将农村的贸易区域分为“初级市场”和“中级市场”，以及它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3]。参照这些提示，去整理人们所讲述的活动内容及范围，就渐渐地掌握了城乡间的相互关联和社会生活中的区域划分，随之也就逐步地看清了鼠疫传播的一些规律。而且，在有了一些印象和想法之后，综合自己的理解再去和老人们商榷，进一步讨教，使自己的认识得到纠正和补充。另外，与鼠疫的传播及防疫密切相关的一些民俗文化，如婚丧嫁娶的习俗、疾病的土俗疗法、传统的身体观、生命观，等等，也是向老人们请教的重点。
无论是阅读受害陈述书还是聆听人们的口述，都能够从中感到人们积攒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记忆的浑厚的份量和其中莫以言状的痛苦。如何去面对这些记忆，如何去理解受害者们的心理创伤以至精神外伤等有关心理问题，也是在研究中经常伴随的问题。为此，笔者亦学习和参考了心理学、口述史研究的一些视角和方法⑨。
(四)细菌战受害记忆研究的视点
第一，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历史学的研究往往以国家为单位，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战争的视角，笔者则更关注受害者个人，仔细探讨他们的受害经历，从微观的角度思考战争受害，在不舍弃具体性的同时去注意把握整体性的规律。
第二，与更多地利用官方的或者是正式组织的文字资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对比，战争受害研究依据的是民间的、还没有形成文字的口述，受害者们的个人经验和记忆是战争受害研究的最基础的部分。当然，也参考历史档案资料。
第三，在对战争受害作实地考察时，不仅搜集有关客观事实，还要了解事件对受害者的心理和内心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等主观体验，以及战争受害留给人内心世界的伤痕。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注重战争的直接破坏后果的话，那么后者将间接性的战争破坏，即将战争暴力与既有的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连锁性破坏，导入了研究视野，对暴力的连续性机制加以分析。
2000年底，笔者将自己研究的成果整理成一份10万字左右的证言，并走上东京地方法院为常德细菌战受害作证⑩。2004年向东京高等法院上诉时，应原告团和律师团的请求，又向东京高等法院交上了第二份证言(11)。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是在这两份证词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加工而成的。
三 细菌战的受害记忆
常德人在讲述细菌战受害时，反复引用的俗语是，“人生有三大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常用的形容词是“悲惨”、“恐怖”等。这些话语，可以说是受害者们的亲身经历和共同的内心感受。
另一方面，因受害者当时的年龄、死去亲人的人数、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状况、所属社会阶层等各有不同，人们的受害体验和记忆保存的方式也是各式各样、各有特征。
(一)杨志惠：“刻在记忆深处的恐怖”
1941年底，居住在常德城里的杨志惠染上了鼠疫，被送往隔离病院，那时她19岁。她对这段经历终身难忘。细菌战诉讼刚刚开始时，人们找到她，希望她出来作原告，她拒绝了。其中一个理由是她不愿触及那深深掩埋于心底的伤痕，细菌战受害的经历给她留下了很深的精神外伤。下文是她在陈述书中写下的一段回忆：
日寇投放谷子高粱破布的几天之后，我和弟弟开始发高烧，茶饭不进，呕吐不止。听到街坊邻居说：“不得了啦，常德发生瘟疫啦！”我母亲简直吓傻了眼。保甲长凶神恶煞般地勒令我们住进了隔离医院。
隔离医院像是一个死人坑，又像是一个焚尸炉。它是在东郊的徐家大屋仓促搭起来的，仅是在地上竖起一排排木桩，盖上茅草遮风避雨，室内地上铺遮稻草作病床。母亲请人用木板将我送到这里时，我看见患者们裹着破衣烂衫痛苦地蜷缩一团，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盏盏幽灵似的马灯，映照着一张张憔悴恐怖的面孔，使人感到凄惨阴森，更感到死神正一步步地逼近。
进隔离医院的头天，我的神志还有点清醒，时不时地看到有人被抬了进来。这里面有七八岁的小孩，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还有六七十岁的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耳边经常听到哪个哪个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
其中有一个惨状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我到隔离医院的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病体匍匐着去找医生，只见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绝地讲着什么。我抬头一看，大门外有几个用竹床做成的担架抬了进来，人群中发出阵阵惊叹声和喘息声。担架越抬越近，一眼望去，只见黑糊糊的一堆，不知是什么。待到了眼前，我顿时吓得脸发白心乱跳。原来，这些担架上的死者已经完全烧成了焦炭，形体扭曲，呈各种很难形容的怪异姿态，只剩下了类似人体的轮廓。站在我旁边的一个胖女人惊叫了一声，用双手掩住面孔，双肩剧烈抽搐着无声地哭泣起来。听人群中说，这些烧成了焦炭的人，是被他们的亲人们从郊外焚尸堆中抢出来，准备回家掩埋的。我忽然想呕吐，一阵头痛，就昏迷过去了。
关于隔离病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杨志惠的回忆对我们了解隔离病院里面的情况是很珍贵的。笔者几次访问了杨志惠女士，她每次谈及隔离病院时都会显出按捺不住的激动。这段受害经历对她来讲是刻骨铭心的。
(二)丁旭章：“你多好，你家里人都在”
丁旭章是常德“十大名镇”之首石公桥镇的最大商家“丁长发鱼行花纱行”的长子。1942年11月，石公桥镇发生鼠疫，丁家除在常德城里读书的旭章以外，连同两个帮工在内的11口人全都死去了。
旭章接到讣告后，连夜赶到未婚妻李丽枝家，会同丽枝一道奔赴石公桥。下面是丽枝讲述的回到石公桥的情景：
我和旭章跨进门槛，见到了人间罕见的惨状。过去交易货物的热闹大厅，横躺着亲人们的尸体，两位雇请的师傅也已是奄奄一息了。我的心已碎了，想哭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队前来取死者的内脏化验。旭章呆若木鸡，脸上胀得发紫。我生怕他晕倒在地上，或者无法抑制地扑向父亲的遗体，那是最危险的。
前来帮丁家安葬死者的几个街坊小伙子，劝慰我俩，“人死不能复生，有你们在丁家就有希望。要是你们也垮了，丁老板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你们没打预防针，还是早些离开吧。我们会替你们把亲人安葬好的”。
旭章拉着我的手，向公公的遗体拜了三拜，然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非常留恋而又不敢逗留的家。
这灵堂三拜，就成了我和旭章结婚的仪式。这天是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正是我俩的预定婚期。
两年之后，旭章和丽枝又回到了石公桥，重新开了一个小商店。后来，旭章在供销社参加了工作。旭章的同事、同是石公桥出身的黄岳峰老人对笔者说，遭受了这场巨大的打击之后，旭章的性格变得很内向忧郁。有一次他忍不住地对黄岳峰说：“你多好，你家里人都在，而我家谁都不在了。”
60年代初，郁郁寡欢精神有些不正常的旭章自杀了。虽然旭章是死于鼠疫发生近20年之后，但不能说他的死与细菌战受害没有关系。
直到今日，石公桥人讲起那场鼠疫，还总会提到丁家和丁旭章的名字。
(三)王吉大：“父母死后生活中最难的是……”
笔者在阅读陈述书时，注意到德山乡茶叶岗村王吉大家的受害状况。王吉大的父母和弟妹于1942年农历七月死于鼠疫。当时，王吉大10岁，还有一个5岁的妹妹。
笔者很想知道他们兄妹后来是如何生活的，便访问了王吉大。对笔者提出的“后来怎么生活”的问题，他很平静地回答：“家里有点田，请叔叔代种，秋后叔叔给我一些粮食。另外，我替人家放牛。”
“那么，你们兄妹都还是孩子，生活中没有什么困难吗？”对这一问题，王吉大依然回答得很平静：
父母死后，晚上睡觉时妹妹总是哭着喊着找母亲，哄她睡觉是我最为难的事。过了两年，终于好些了，但是半夜里她还是经常哭醒。
其次为难的是，没有鞋子和衣服穿。母亲做的鞋子渐渐地小了，衣服也穿破了。我们兄妹一年到头都穿得破破烂烂的。
还有，让我为难的是，妹妹要去上学。家里没有钱，我没有送她去。父母在世时我好歹还上了三年小学，而妹妹一天也没有上过。她到现在还在埋怨我。我也觉得对不起她。
睡觉、穿衣、上学，对这种富庶地带的自耕农家庭来说，本来是些平常的事情，可是由于细菌战的受害，突然失去了父母之后，这些平常事都成为了战争孤儿的难事。王吉大的困难是那么的合情合理，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受害的人不禁为之动容，产生与受害者个人之间的共鸣(empathy)。这种触动，对我们展开面向历史特别是残酷的战争历史的想象力，是不可或缺的。
王吉大失去父母后的生活回想也是一种战争受害记忆。这种记忆，虽然不直接对重构细菌战受害情景有所帮助，但是这种可以称之为“生活经验型”的记忆，是我们在理解战争受害时不应忽略的。因为，它对我们理解战争受害的真实意义，理解战争对家庭、对孩子们带来的灾难是有说服力的。
(四)高超群：“我用几十年的时间酝酿了一首诗”
在韩公渡镇，一位叫高超群(1931年生)的老人向笔者介绍了鼠疫夺走他母亲的情景。谈话时，他的话语逐渐变得简捷押韵，笔者不禁问他：“这难道不是一首诗吗？”他说：“是诗，是我用几十年的时间酝酿出来的一首诗。”于是，笔者请他复诵，并记录了下来：
哭一声我的妈死得最苦，/死了三天无人问，/亲戚路眷不敢进门。/路断人稀无人走，/家家户户关紧门。/我爹爹去外三呼请不进，/家家户户回硬信。/我爹爹叫得没得法，/拖把锄头堂屋挖。/一挖一哭好伤心，/当时昏倒地下沉，/我儿大哭爹爹是否又感症。
我全家五口一路行，/一无兄来二无弟，/三无姐姐又无妹妹，/我的爹爹死了我又靠谁人。/二伯伯听了没有法，/邀了两个青年把坑挖。/先挖眼后埋人，/丢了匣子就转身。/匣子未盖就转身，/我儿没法要是不掩住，/狗会来衔灵。/把妈妈的匣子掩住我儿就转身，/哭哭啼啼回家门。回家之后爹未醒，/连喊三声爹爹不答应，/我儿哭得天昏地也沉。/昏昏沉沉泪珠滚，/沉到地下见阎君。/天是我的屋，/地是我的铺。/枕我的手膀子，/盖我的肋巴骨。
我爹爹惊醒，/我的乖乖儿呀，/无娘儿天保佑，/我生了儿子就留下一独根。/无娘儿天保佑，/神仙扶养一养成人。
关于记忆，心理学有一概念叫作“闪光灯式记忆”(flash bulb)，即那一时刻的场景如照相机的影像印在了脑海里一般，挥之不去。在高超群的脑海里，对母亲去世时的景况就留下了类似的记忆。这个记忆始终萦绕在他的意识里，沉淀了几十年终于以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这首诗，是高超群用心血吟出的，他不会写字，是其儿子帮他把诗记录下来的。
高超群的父亲后来结了两次婚都离异了，理由是继母对超群的态度不好。可以说，逝去的母亲不仅留在高超群的记忆里了，而且伴随着他的一生。
(五)程启秀：攸关性命的记忆
程启秀的家在常德城内鸡鹅巷，正是日军飞机投放鼠疫菌的地点。当年这条巷子死于鼠疫的人很多。启秀的母亲张桂英也死了，享年21岁，届时启秀刚满8个月。
启秀的祖父程新吾是常德城内有名的中医，外祖父是商人，经营着一家不小的南货店。张家对女儿的突然死亡，觉得非常蹊跷，从临死前脸色乌紫口吐血沫的样子判断，怀疑有毒杀的可能，于是将程家告上了法庭。经法院审理并解剖尸体后确认是疫死。此后，张家又向程家提出，要将8个月的启秀随母桂英陪葬。启秀的父亲跪在地上再三求情，张家方才撤回了请求。但程、张两家从此结怨，互不来往。
之后，张家举家迁往台湾。直到90年代末，桂英的妹妹，也就是启秀的二姨重返常德，找到启秀，两家才算是和解了。
程启秀告诉笔者，她的父亲生前(1959年去世)经常向她讲起她的母亲，她差点随母亲一起离开人世的陪葬一事也是父亲告诉她的。对于母亲，她虽然没有任何记忆，但在她心里母亲是最亲的人。作为细菌战诉讼的原告，她自费赴日本，在法庭上陈述了母亲的受害。她说：“作为母亲的女儿，我有责任将母亲蒙难的事实昭示于天下。”
细菌战受害不仅夺走了年轻母亲的生命，还威胁着活着的孩子的性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死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它是一个事件，为活着的亲人和相关的家庭之间留下了拂不掉的阴影，打了一个半个世纪都没能解开的结。
(六)朱方正：“死人往村外抬都抬不赢了”
芦荻山乡伍家坪村是遭受鼠疫之害后，从此一蹶不振的村子。
笔者访问了这个竹林环绕、水田相接的小村庄。村民朱方正(1921年生)老人告诉笔者：“朱氏的祖先于明洪武五年(1372)迁徙至此，繁衍生息，成了当地的望族。鼠疫发生前，伍家坪朱氏有近600人口，家族地盘50000多平方米，村内的住房整齐有序，四门八巷，就象一个小城堡。1942年5月中旬发生瘟病后，族内死去201人。”(12)
朱方正在陈述书中详细讲述了鼠疫发生时的惨景：
族人朱堂儿在常德染上了瘟病，由另三名族人护送回来了。当晚，朱堂儿发高烧，抽筋，口吐带乌血的白沫，手在胸前乱抓乱打，身上起了乌黑斑点，就这样不到几个小时就含恨离开了人间。全家老小哭得死去活来。族人悲痛万分，帮助料理后事，把死者葬在前山(朱氏的祖坟地)。
谁知这悲惨的情景不到两天又发生了。护送的三人也出现了与朱堂儿类似的病况，很快一命呜呼，而且传染给了他们的妻子儿女。那时，我们全族人心惶惶，泪水成河，把一个一个的尸体掩埋在前山。
泪水未干之际，病情继续恶化，逐渐扩大传染到全族人。那些日子真是可怕极了。天天都死人，时时有人死。多的一家死六七人，少的也死一两人。活人刚把死者抬上山，回来自己也发病，有的半路上就不能动弹了。前个死人未抬出，后面接着又死去，挖坑都挖不赢了。于是，就在前山挖大坑备用。
刚开始时，是八个人抬一副棺，之后变成了四个人抬。棺材没有了，就用木板抬，木板也没有了，就由一人挑着两个死人去安葬。对着那些奄奄一息的临死者，活着的人说，“你快点断气吧。等会儿连抬你的人都没有了”。
在事先挖好的坑洞里，少的葬二三人，多的葬四五人。
那凄惨的情景，真叫人魂飞魄散。
鼠疫发生后，朱氏族人一部分迁走，一部分外逃，村里只剩下十几口人，房屋无人管，耕地无人种。鼠疫消灭后，出去的族人大部分没有返回，许多人杳无音信。后来，村里陆续迁进了一些来种地的外村人，但“土改”时的人口也不过40余人。而到了半个多世纪后的90年代末，伍家坪的人口仍不过是90多口人。战争受害给亲属集团和地域社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虽然伍家坪村没有被完全毁掉。
(七)蔡家湾：只留下物证的记忆
鼠疫受害更甚于伍家坪的是蔡氏宗族聚居的蔡家湾。正如“灭绝”一词所形容的，蔡家湾整个村、整个族被完全地毁灭了，99户371人的蔡氏家族，除蔡运成一人外，全部死亡了。笔者访问了运成的妻子牟文秀(1941年生)。
1942年夏秋之际，蔡氏宗族里发生了鼠疫，因运成在寺庙里当伙夫躲过了这场灾难，其他全族人都死了。现在，虽然这一带还叫蔡家湾、蔡家山、蔡家榜，连土地公都还是“蔡家土地公”，但姓蔡的只有我们一家了。
蔡运成已谢世。他的儿子文龙带笔者到蔡氏的祖坟地蔡家山，那里还保留着几处蔡氏的祖先坟，依稀可辨出墓碑上刻着葬于嘉庆光绪年间的字样。
四 鼠疫的传播与社会生活
细菌战的受害如此惨烈，这样大规模的鼠疫到底是怎样传播的，需要仔细研究。
(一)城镇乡村的网状市场结构与鼠疫传播
Skinner在分析革命以前的中国城乡社会结构时，认为对市场的理解是一个关键。他基于对四川和东南一带的调查，把市场分为了三类[4]。
首先，位于中心村落或小镇上的“标准市场”，大致相当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初级市场”。标准市场不仅向农民供应日常生活用品，提供农业生产及生活所需的服务，还收购农副产品。在三类市场当中，标准市场是农产品向外、向上流动的起点，也是日用工业品向下、向内流动的终点。农民的社交、通婚、结社等社会生活的范围往往与标准市场圈相重合。
其次，位于乡镇以至小县城的“中间市场”，相当于费先生所说的“中级市场”。中间市场是标准市场和中心市场的联结点，是各种物资流动的中转站。一个中间市场圈内存在着许多标准市场，也就是说，镇的周围有许多要到镇上去赶集卖货买东西的村子。
最后，位于县城或中小城市的“中心市场”。中心市场有许多批发店，地区内各个中间市场收购来的大量农副产品通过中心市场运往外地，而外地运来的各种产品亦是从中心市场运往各个乡镇和村落[3] 181-183。
常德地区的市场经济结构与Skinner的分析非常吻合。当时常德县城是一个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小城市，大约有6万人口，不仅是区域内的中心市场，而且是联结汉族居多的中国东南地区和少数民族居住的大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是大区域间流通的商品集散地。常德地区生产的谷物、棉花和洞庭湖水域的水产品等，经由常德县城销往湖北、四川和贵州等地。而湖北的盐，贵州、江西和湘西的山货、木材也经由常德运往湖南各地以至中国东南各地。
常德县下辖32个乡镇[5]，它们各自发挥着中间市场的功能。从距县城的远近以及镇的主要特征看，又可以把这些镇分成三种类型。
一是靠近县城的城边镇。这些镇，虽然本身发挥着中间市场的功能，但由于离城近，所以区域内的居民进城频繁，直接到城里去卖货购物办事。
二是离县城较远的镇。其特点是作为中间市场的作用非常明显，被当地人称为“十大名镇”的十个大镇就是如此。这里面，有个别的大镇不仅是周围村落的，甚至是周围镇的中心，发挥着类似中心市场的功能。丁长发家所在的石公桥镇就是这样的镇。
当年，石公桥镇大约有2000居民，商家店铺200家左右。该镇的黄岳峰和王华璋两位老人，为笔者仔细地回想了镇里的商家店铺数目(见表1)。仅从类别和数目看，可以想象当年这个镇的繁华景象。据他们讲，镇上的铺子一般都是从常德进货，虽然偶尔也有去长沙或汉口等大城市进货的。
三是地处交通要道上的镇，特别是那些位于常德与外界联结的必经之路的镇，其中过往商人、军队、难民等流动人口很多。
因此，城、镇、乡的各级市场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区域的流通性网络，丰富的农副产品和较为发达的商业及手工业，使得这个流通网络总是处于高度运转当中。也就是说，城乡间的物流频繁，人口往来多。细菌战发生后，这个流通格局很不幸地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渠道，顺着人流、物流，鼠疫迅速地从城镇传向了乡间各地。
很多人在受害陈述书中讲得很具体，“去了镇上卖鸡蛋”、“卖菜”、“卖棉花”、“卖鱼”、“买织布的棉线”、“买咸盐”，或者“去了常德县城进货”、“卖货”，等等，这都有可能染上鼠疫。这些证言生动地证实了鼠疫确实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传播。下面简单地介绍几个事例：
桃源县莫林乡李家湾村离常德县城20多公里，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村民李佑生做贩猪生意，1942年5月他将收购的猪赶到常德城里去卖，不幸染上鼠疫，回到村里就死了。之后，家人和族人共计死了16人[李佑生的孙子李宏华(1931年生)讲述。李家湾村的鼠疫在国民政府的档案上留有记载][6]。
河洑镇合兴村离常德城仅两公里，村民李伯生常年来往于城乡间，行商卖酒。1942年9月的一天，李从常德回家途中，突然发高烧晕倒在路旁。被过路人发现，将其抬回家中，已不省人事，喂药不进，高烧不退，浑身抽筋，于翌日下午口吐乌血离开人世，年仅48岁。李死后，为他办丧事的亲友几乎全部相继死去，做道场的道公(居家道士)也没能逃此厄运。这个只有56人的小村庄，在一个星期之内连续死了17人[合兴村村民胡蓉仙(1908年生)讲述]。
1942年10月，韩公渡镇牛牯陂村民高万云去石公桥镇卖棉花回来后，头痛发烧，时冷时热，两天后病情加剧，全身出现紫色斑点，口吐白沫，死去了。随后，万云的父亲、二哥和弟弟妹妹也死去。大约半个月内，帮助高家料理后事的高氏族人及邻居相继有30多人染病丧生[高万云的孙子高明顺(1943年生)讲述。当年，牛牯陂村除由高万云引起的连锁性死亡外，还有其他的传染源，共计鼠疫死亡203人]。
周士乡公所民事干事肖宋成的妻子和女儿也死于鼠疫。他家离石公桥有7公里，1942年10月，肖的妻子去石公桥镇卖棉线，回到家后发病，翌日死亡，只有半岁的女儿也死去了[肖宋成(1910年生)讲述]。
(二)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与鼠疫传播
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不仅是为了商业活动，还有许多事由，比如走亲戚，看戏，到庙里上香，看病等等。另外，有许多长期滞留在城镇里做工的农村人口，也有很多利用短期农闲时间进城做工的农村人口。这些做工的农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第一，体力劳动者。这有三种工作：一是“挑河水”，当时常德城里没有上水道，吃水靠绕城的沅江，挑河水挨家出售是一项容纳大批劳动力的工作；二是“挑水”，这是作坊和商家雇用的专用挑水工；三是“搬运工”，当时水上运输发达，货物基本上都走水运，有不少人在码头上当挑夫。
第二，手工作坊和商家的“帮工”。在常德城内及一些大镇，除了商家、餐馆、酒店和旅店外，还有不少小手工作坊，生产诸如米粉、酒、酱油、木器家具、袜子、鞋子等产品。这些作坊一般采取“前店后场”的方式，即后面作坊生产前面店铺出售。这些小本经营的作坊，多雇用农村来的临时工。
第三，小商小贩。有沿街叫卖的，也有搭小棚定点卖的。
第四，久居城里有了较为固定职业的人。比如，在店铺里当经理会计，在富人家当管家，或者挣到了自己的店铺和作坊的人，等等。
无论是做什么的，人们都会频繁地往来于城乡之间。除清明、中元、春节等节日要返乡之外，遇到本人或亲属的婚丧嫁娶、生小孩子等事情，也要回乡下老家。并且按照习惯，在亲人生病了，尤其是临终前，是一定要回到家乡去的。
鼠疫发生后，有不少在城镇里染了病的人被护送回家乡，这样就引发了乡村的鼠疫大流行。伍家坪村的鼠疫就是由在常德挑河水的朱堂儿引起的。这样的事例当然不止伍家坪一村，其他还有许多。这里再介绍两例。
东郊乡易家湾村离县城不到1公里，村民们以种水稻为主，兼种棉花。因离城区近，所以大部分劳力农闲时去城里做工，主要是挑河水和在码头当搬运工。当有人家办丧事时，会被临时雇用做殡葬。1942年8月下旬，城北丹阳楼饭馆主人的母亲突然死亡，死时全身乌黑，人称“乌鸦症”。村民易孝荣等8人被雇用帮助打点丧事。8月30日，孝荣首先发病被送回村，翌日死亡。之后，其他人也陆续病倒回村，在村内死亡。这引起了他们的家人亲属的相继死亡，这个20户46人的小村子，一个星期之内死去了20人[易孝信(1933年生)讲述]。
离县城大约10公里左右的聂家桥乡先锋村，村民戴加宽在城内行商卖杂货，他的父亲道南在香烟作坊当帮工。1942年5月底，加宽突然病倒死亡。之后，道南也得了同样的病，他怕死在外边被火化，急忙带病回家。道南的妹夫等亲戚3人来看望，3人都病倒病死于戴家。之后，戴家的亲人和邻居以同样的病状死去11人。1944年，在常德布店里当帮工的道南三弟道理又突然死去，而且，家里剩下的唯一男人四弟道远也染上同样的病。家里人为了抢救道远，八方寻药，经9个月的中草药治疗才使之死里逃生。为了安葬死者以及道远的治疗，戴家耗尽了全部财产，卖掉了3栋房子20多亩地。
而这期间，先锋村大量死人，老人们说前后大约死了200多人。但《死亡者名册》上仅登录到70几人，因许多人家都死成了绝户，准确死亡人数已无法计算[戴道远的孙子戴慧辐(1948年生)讲述]。
(三)文化习俗与鼠疫传播
从以上的事例当中，可以看出鼠疫的传播与常德地区的一些文化习俗亦有很大关系。
第一，同族聚居以及关系密切的亲属交往，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温床。如蔡家湾、易家湾等村所显示的，这一带的村庄多是同姓村，村落是由一个宗族或其分支形成的。同居一处的父系血缘亲属之间，生活上相帮危难时相助，一户人家出了重病人，家里人、族人都会来帮助护理，举办丧事时也是举族参加。所以，一人一户染上了鼠疫，往往波及一村一族。另外，姻亲间的相互来往使得鼠疫跨越村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横行肆虐。鼠疫使亲属间的纽带变成了死亡的传送带，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第二，有关死亡的文化习俗客观上助长了鼠疫的传播。死是人类社会延续的天敌，是人产生痛苦与恐惧等感情的最深层根源，所以每个民族或社会集团都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产生出一套化解死、理解死、升华死的文化和信仰。
常德人也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套关于死的观念和应对死的习惯。比如，临终前回到家乡、死在故里的习惯。另外，还有重葬的习俗，族人亲朋聚集一堂，为死者顺利通过阴间转生阳世而举行盛大的葬礼及超度亡魂；土葬的观念，以入土为安。这些习俗，从后果上来说都为鼠疫的传播提供了环境。
第三，传统的身体观念和医疗观念与防疫对策相抵触。阅读陈述书时，常德人努力“保全尸”和“躲防疫针”的行为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保全尸”就是遗属们千方百计地保护死者遗体使之不被解剖。当时人们相信，只要病人被送进隔离医院，死了之后身体肯定要被解剖，被解剖了的身体就不完整了，没有办法转世再生。受这种传统的身体观和生命观的影响，人们千方百计地躲开政府规定的有关家里出现患者要报告、送隔离医院等一系列防疫措施。为此，遗属们不仅要避开保甲长和警察的监视，甚至家里死了人也不让邻居知道。各种各样的办法都用了，有的半夜雇小船将死者运往墓地；有的把死去的孩子装扮成睡着的样子，放在筐里趁着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人群挑出城外；还有的是把死去的老人放在货物下面偷运出去。
对打防疫针，人们的抵触情绪也很大。当时有许多传言，比如打了防疫针男人就没有了男人气，女人不会再生孩子，小孩子长不大，等等。桃源县的李佑生就是为了躲避防疫针而特意绕开城门口的防疫站，从城墙的破洞进城的。
笔者决不想简单地批评传统文化是不科学或者落后，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文化是一定社会环境的综合性产物，是适宜于民众的生活而发生的。文化不能以科学的或其他的什么外来的标准简单地加以衡量和取舍。笔者强调的是，战争破坏的连锁性和战争具有的外在破坏力与原有的文化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时，可以造成战争暴力的新的连锁，使破坏进一步扩大，带来许多间接性的破坏后果。
五 没有准确记录的受害和没有成为社会记忆的受害记忆
细菌战的受害状况如此惨烈，但这个受害史实并没有留下准确的文字记载，受害记忆长期以来也没有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甚至也有许多当地居民不知曾有过其事。这些现象值得人们引起深思。
(一)在许多农村受害区域，人们不知灾难发生的真正原因
“日军细菌战受害”这一词汇，在常德也是近几年才广为人知。许多人在陈述书中，还是习惯性地将那场灾难称为“人瘟”、“瘟疫”或“黑死病”、“乌鸦症”，后两种称呼多半是根据鼠疫患者临死前身体肿胀并乌紫发黑而来的。在许多受害地区，尤其是农村，直到诉讼被广为人知，人们才知道那场灾难是由日军的细菌战引起的。
关于鼠疫流行真相的了解，在当年的亲身经历者们当中，有三种情况。
一是当时就知道所发生的大规模死人是由鼠疫引起的，也知道鼠疫是日本军队投放的。这在笔者所接触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少数，多为城内的居民。
二是到诉讼为止，只听说大规模死人是由鼠疫引起的，但并不知鼠疫的根源从何而来。这在一部分发生了鼠疫的小镇较为多见。
三是不知道所发生的灾难是鼠疫，也不知其缘由。这一般在农村。在这些地区，面对着大量死亡的景象，人们惊愕、悲痛、肝肠寸断，却不知怎样去解释和应付眼前的现实，于是就动用了传统的民间信仰和民俗知识。人们作出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
很多人最先的反应是利用传统的医治方法，如“烧灯火”，将治病的符烧掉后，把纸灰给病人冲服；或者“吸脚后跟”，用针在患者的脚后跟处扎眼，家人亲属对其用嘴吸出“体内淤血”；还有的用青蛙、鲫鱼、蛇等“凉性生物”放在患者腹部，为其解热；也有人给病人服用艾蒿、蓼辣子、雄黄，甚至生石灰等，为之解毒。
有的人以为，患了“人瘟”是因为死鬼恶灵附了体，于是就把“香姑”(巫婆)、道公请到家中驱鬼逐灵。有的村里村民们认为，死了这么多人是庙里神灵不再显灵的过，怨恨的人们甚至砸了神龛。有的宗族以为，是祖宗风水不好而引起的，于是砍倒了祖坟前的风水树。
很普遍的现象是染了鼠疫的人家和村落往往遭到周围乡亲的歧视，乡亲邻里们说他们是“犯了煞”，前世恶行修的果，对其躲而避之，有女儿也不愿许嫁给他们。因此，遭受了鼠疫之害的村落，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很难重新兴旺起来。伍家坪村就是个很典型的事例。这种由不知情而带来的歧视，是使许多受害家庭和遗属们不愿在人面前重提那段悲伤往事而将其藏于内心的原因之一。
(二)历史的文字记录与历史事实之间
鼠疫发生期间，国民政府的卫生署、红十字总会、军队等各部门，前后分别向当地派出了20多支防疫队，常德县政府在防疫以及扑灭鼠疫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政府并没有能够全面地掌握鼠疫发生的范围、规模以至受害的程度。
在现在可以查阅到的国民政府的防疫官员比如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长容启荣写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书中，城区仅留下37名死者的记录[7]。而半个多世纪过后，除记录的37名死者之外，到目前为止登录调查委员会的受害者人数是297名。再如，石公桥镇的死者记录是30余名，而《受害者名册》中的登录人数为1018名。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虽然这里并不排除有关史料已经散失的可能性，但起码从防疫负责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疫情的掌握是挂一漏万的。仅就笔者所接触到的一些事实看，这大概有如下一些原因。
第一，国民政府的乡镇公所等基层政权原本薄弱，在战乱以及大规模瘟疫发生时，这套行政体系无法应付眼前的突发性事件，下上沟通的渠道不畅通，只能靠各乡镇公所各自为战。下面以周士乡为例来加以说明。
周士乡距离县城大约20公里。40年代该乡的人口总和约为18000余人，其中定居人口15000，割苇人、难民和打鱼人等流动人口3000。尽管人口这么多，乡公所包括乡长在内，只有400名专职人员和10多名临时雇用的乡丁。
周士乡登录于《受害者名册》的死者人数是1683人。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鼠疫受害，乡公所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笔者查阅了各种史料也无收获，后在常德市党史办编写的《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书中，看到了转载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编的《疫情旬报》里的寥寥数语：“常德境内之周家店发现鼠疫患者三例。至该地传染情况如何，以湘北战事复起，未获续报。”[2] 130
乡公所民事干事肖宋成谈到，他的妻子女儿染上鼠疫后，懂医术的唐炳煌乡长亲自来家诊治，用的是手头上仅有的一点治疟疾的药。以此看出，疫区的乡长也没有任何防治鼠疫的药物。另外，遇难者的后事处理也没有得到上面政府的任何援助。下面是肖宋成谈鼠疫死者后事处理的情况：
我周士乡水域宽广，芦苇丛生，波光荡漾，是渔民出没的好地方，每年光银鱼就产数万斤。民国三十一至三十二年，由于鼠疫流行，不少渔民死亡。我任民事干事，负责处理了无人认领和无力处理的尸首数百个。雇请零工掩埋，每埋一具尸体，工钱是三斗谷。当时向各商家大户募捐，向家榨坊派捐一百担谷，高家绸缎庄光洋二百块，唐乡长自捐光洋一百块，我自捐光洋八十块。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十担八担三二十块光洋不等。总共捐资光洋五百七十块，谷三百八十担，均用于掩埋尸体。虽尽力处理，但地域宽广，加上敌机临空，警报频繁，人心惶惶，大部分死人难以顾及。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夜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有不少住在湖中小岛上的渔民阖家死亡，曾一时集市上鲜鱼断绝。解放后，在治理水域修堤垸开垦荒洲时，常见尸骨累累。
第二，防疫政策与传统的观念及习俗发生正面冲突，也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违背。
民众持有的传统观念、信仰和习俗，如传统的身体观、医疗观和循回轮转的来世观以及丧葬礼仪，等等，与基于西洋医学的防疫工作格格不入，导致了政府的防疫政策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打防疫针、入隔离病院、火葬等重要的防疫措施，无一不遭到群众的强烈抵抗和躲避。而且，不仅患者本人，其家属也都要隔离观察，隔离观察期间住房被封闭甚至焚毁，使一些人失去生活的基础，这也是群众反抗防疫的重要原因。
对防疫所遇到的困难，容启荣在报告书中也有所涉及[8]。
就施行预防注射一项而论，许多具有高等教育者尚且拒不接受，则知识水准较低之民众更难期其乐于接受矣。常德自敌机散布鼠疫后，卫生人员不避艰苦不顾危险努力防治工作，以期消灭敌人施用细菌战术之企图。谁知当地民众反视卫生人员如寇，有殴打防疫人员之情形。并且谣言四起，有谓常德鼠疫系所伪造以骗取防治经费，有谓检验尸体实因外籍医师伯力士(卫生署奥地利籍防疫专家，作者注)欲挖眼睛及睾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谓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强迫接受所谓预防注射。凡此种种无稽谣传，其影响于防治工作之推进甚大。
第三，战时的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局限性。首先，军情优先的倾向非常明显，而且还以作战的方式进行防疫。为了确保过往军队不染鼠疫和军粮供应，防止鼠疫扩大和消灭鼠疫是急不可待的。从史料可以看出，无论是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纷纷派出防疫队之举，还是国民政府防疫部门负责人亲自起程去常德考察，或是当地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推行防疫政策，都与来自军队的建议和压力有关[9]。
第六战区司令陈诚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在发给常德县防疫处的电文中表示，“常德为产粮区域，因关系本战区军食至巨，目前鼠疫复趋严重，若不即予扑灭，为患堪虞。”陈诚提出了防疫的八项具体措施，而其基本的执行方法就是依靠军队去强制推行。电文中写道，“由集团军总部协助执行一切”，“所有军民均应强制执行鼠疫注射”，“认为有效时拟不顾一切实行焚烧房屋”。
常德县政府防疫部门议事录上，几乎每次都留下动用了多少军队的记录。其次，防疫工作浮在上面或停留在表面，没有真正地深入民间，特别是下层社会。比如，防疫宣传是由政府宣传部门及当地报界担当，其方法是召开宣传大会，报纸上登载防疫知识，大街上贴出标语，等等，效果微乎其微。外籍防疫专家伯力士敏锐地指出，鼠疫是“贫民病”，但贫苦人因忙于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宣传大会，而且多数人不识字，看不懂报纸，所以大面积做宣传不如采取挨户走访、讲道理的方法[10]。伯力士不是走形式，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办法的。这些贴切的指责不是出于中国防疫官员之口，而是来自外籍专家，这是令人深思的。
这种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应对现状的能力很弱。特别是当政策在老百姓那里行不通时，政府似乎就没有了更好的方法，显得束手无策。从防疫会议记录看，从1941年11月起至1943年期间，开会的议题都离不开如何普及防疫注射，讨论来讨论去总是一套话，要么强制推行，要么严厉惩罚，再不就是将民众贬斥一番。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防疫工作的效果是不佳的。比如，防疫注射进行了大半年时，城内的注射率才刚刚达到三分之一。据常德调查委员会对城区受害者遗属进行的问卷调查，90％以上的死者去世前没有接受过注射，死后家人也没有报告政府，没送隔离医院，更没有火葬。政府的防疫政策哪一条也没被执行。
另外，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的问题还在于，第一线的工作非常薄弱，漏洞很多。一位当年在石公桥警察所工作的警察(1922年生)谈到了在疫区工作的情况：
1942年，我随新任命的所长一同抵达石公桥时，派出所的警察已跑得所剩无几了。我们招了一些外地人来当警察。我们每天在疫区里巡逻，但是，说句心里话，即使是知道有因鼠疫死亡的，谁又敢上前去了解呢？巡逻只不过是点到为止罢了。我本人就负责带队检查，进疫区怎么办，预防传染所采取的只有土办法，脚穿半统胶鞋，用湿毛巾罩在口鼻上。疫区的划定也很随便，既不敢去实地调查，又无防疫部门的参加，更找不到当地群众核实，仅由警察数人猜估罢了。因此，没有被划为疫区的地区仍有一家一户死绝的现象。
结束语
笔者在《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一书的结束语中，举了两位描写了中日间战争的日本作家的例子，说明日本社会和学界对战争看法的盲点。
一位是石川达三。他曾随攻打南京的日军一同行军作战，在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当中描写了日本兵的残暴，杀害无辜平民，虐杀俘虏，掠夺，强奸，放火。他说，刻画士兵的残忍，是为了揭露战场的残酷性，战场改变了人。石川的小说，由于被视为反战小说，所以战争期间他受到了警方的起诉，小说被禁卖。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位反战作家，他的视线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白石喜彦是这样评论石川达三的[11]：
石川达三的良心充其量是对日本国家的良心，没有超越国境。这本小说的登场人物中，没有哪一个人留意过打仗对手中国军或者中国民众的事。石川追究了战争对每一个日本士兵到底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但却从来没有设想过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侵略战争的实态就摆在眼前，石川却避开了日本军队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的问题实质。看不到侵略，也就看不到被侵略的一方。
白石的意见一语中的，他分析的石川达三的问题是日本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另一位是三岛由纪夫。在小说《牡丹》中，他描写了一个在南京大屠杀时对几百名中国女性进行性犯罪后予以杀掉的日本校官。战后，校官建了一个牡丹园，种植了与他杀死的女性同样数字的牡丹花。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分析这部作品时说：“三岛并没有将杀害中国女性视为残暴的性犯罪，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恶作剧式的欢愉来描写的。”[12]
尽管程度不同，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从自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去看战争，因此对被侵略的一方视而不见，看不见对方同样是人，没有把刺刀下的人当作人来看。
居美犹太人、旧金山人权中心馆长Rabbi Abraham Cooper在日本召开的有关历史记忆的国际研讨会上说，加害民族与被害民族和解的关键，在于“知识”即“历史事实”的共有。而“知识”的形成及“历史事实”的掌握，离不开受害者个人的体验和记忆。犹太人中，有许多“记忆的保卫者”，他们将集中营中的事实回忆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对比之下，亚洲受日本侵略的各国各地需要有更多的“记忆的保卫者”[13]。
的确，民众的记忆中散有真实的历史事实，长期以来，从记忆中去整理再现历史的工作被忽略了，而且忽略很多。与无视侵略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自民族中心主义对阵，需要用历史事实说话，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另外，较为具体地、立体地去看过去的战争受害，也能看到我们的社会体系和文化习俗的许多特征，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当中学到很多，其中有不少可供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的资源。
东京地方法院于2002年、东京高等法院于2005年分别对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作出了判决。虽然两次判决都否定了日本国家对战争受害的赔偿责任，但是两次的判决书中都肯定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国家的战争犯罪责任，这可以说是很大的进展。
从细菌战战争犯罪史实的揭露、受害赔偿诉讼以及受害记忆的整理等过程中，可以看出反思过去的战争需要民族间、国民间、市民间的携手和合作。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跨越国界的草根式的携手和合作逐步扩展，这是许多历史事实得到澄清的重要条件。当然，这也是反对今后战争的基本保证。
注释：
①该书由如下七章构成：第一章民众的记忆与历史，第二章常德的历史、地理与地域社会，第三章民众记忆中的细菌战受害，第四章求生重葬文化的悲哀，第五章民国政府的鼠疫对策与民众社会，第六章鼠疫发生后的家庭与村落，第七章受害记忆的保存。将由日本东京的明石出版社出版。
②在日本，最早较为系统地揭露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的是作家森村诚一，如光文社1981年出版的《恶魔的饱食》，角川书店1983年出版的《续恶魔的饱食》、《恶魔的饱食第三部》。几乎与之同时，历史学者常石敬一出版了《消逝了的细菌部队：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海鸣社1981年出版。后来常石敬一又写作了《医学工作者们的组织性犯罪：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朝日新闻社1994年出版。在此期间，原七三一部队成员郡司阳子写了两本书即《女队员的证言：七三一部队》和《担任秘密任务的队员们的证言：石井细菌战部队的真相》，均由德间书店1982年出版，书中披露了七三一部队的内情。之后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吉见义明《日本军队的细菌战：陆军全力以赴的真相》，见1993年《战争责任研究》第二期。吉见义明、伊香俊哉的《七三一部队与天皇、陆军中央》，岩波书店于1995年出版。松村高夫等著的《战争与瘟疫》，书友社于1997年出版。松村高夫《七三一部队与细菌战：日本现代史的污点》，见《三田学会杂志》九一卷二号，1998年出版。森正孝《大白于天下的细菌武器秘密作战》，明石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等。
③吉见义明受原告团以及律师团的邀请作为学者证人为这场诉讼作了证。在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吉见详细地阐述了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的有关内容。
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诉讼过程中，共有18名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细菌学、防疫学、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以及新闻工作者走上法庭，从各自的角度为日军细菌战的战争犯罪以及所引起的战争受害作了证。这些证词由律师团及支持诉讼的“七三一细菌战诉讼委员会”等日本的市民团体整理成了八集的资料丛书。吉见义明的证词载于第三集。各集的内容如下：第一集，《诉状》。第二集，筱冢良雄(原七三一部队成员)《陈述书》、《自己的罪行》；松本正一(原七三一部队成员)《陈述书》；上田信(历史学者)《鼠疫与村庄——日军造成的鼠疫受害》。第三集，吉见义明《从日本的史料来看七三一部队和细菌战：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对使用细菌武器的记载》；中村明子(细菌学者)《中国发生的鼠疫与日本细菌战的因果关系》。第四集，聂莉莉《文化人类学者的证言：湖南省常德地区的日军细菌战受害》。第五集，邱明轩(防疫学者)《对浙江省细菌战受害的考证》，黄可泰(防疫学者)《对浙江省细菌战受害的考证》；辛培林(历史学者)《七三一部队在黑龙江省的罪行》。第六集，松村高夫(历史学者)《从日、美、中、苏的史料解析七三一部队和细菌战》；近藤昭二(新闻工作者)《日本国家与细菌战的隐瞒》。第七集，《细菌战展》的图片及解说词，历次市民集会讲演会的记录，原告团与律师团工作会议的记录。第八集，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特辑。
④比如，当年的日本宪兵三尾丰，战后一直在日本各地进行认罪讲演，讲述他如何将抓到的中国抗日人士送往七三一部队接受人体解剖。他的讲演由支持他的市民团体整理成集《认罪之旅：七三一部队与三尾丰的记录》，新日本出版社2000年出版。七三一部队的少年兵筱冢良雄出版了回忆录《七三一部队少年队员的自白》，由新日本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日本著名的心理分析学者野田正彰采访了一些旧军人，听取了他们有关自己战争罪行的自述，将他们的口述整理成文，出版了《战争与罪责》一书，由岩波书店1998年出版。
⑤比如，小森阳一的《超越民族的历史》，树花舍1999年出版；高桥哲哉《历史修正主义》，岩波书店2001年出版；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与日本人》，柏书房2002年出版，等等。
⑥本文中所参考的国民政府战时联合防疫办事处发行的《疫情旬报》、《鼠疫疫情紧急报告》等刊物是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陈致远亲赴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查阅后向笔者提供的，在此表示感谢。
⑦参考了常德县志办公室主编的《常德县志》，1992年出版；满大启编的《常德地方志民俗方言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
⑧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 Ⅰ,Ⅱ,Ⅲ,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2,3,1:pp.3-43,2:pp.195-228,3:pp.363-399,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64,1965.
⑨比如，Ulric Neisser,Memory Observed:Remembering in Natural Contexts的日文译本《被观察的记忆》，由富田达彦译，诚信书房1988年出版。G.Cohen,Memory in the Real World的日文译本《日常记忆的心理学》，由科学社1992年出版。Paul Thompson,The Voice of the Past:Oral History Thi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⑩载于由日本市民团体整理成的八集资料丛书的第四集。
(11)证言于2004年7月提交东京高等法院，题目是《细菌战的受害记忆与受害意识——基于对湖南省常德地区的实地考察》。
(12)朱氏族谱中有《灾异志》部分，记载了从明初至现代大约500多年间的天灾人祸对朱氏一族的重大影响，细菌战受害也被写入。在此将1998年续编的族谱中有关记载转载如下：“民国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年，日军在常德投放鼠疫细菌，常德人民惨遭劫难。十一月四日拂晓，一架日本飞机沿城中心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到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线的房顶地面投放大量鼠疫细菌。接着日机又向郝家岗(即伍家坪村)、镇德桥、石公桥、周家店一带继续投放鼠疫细菌。一月后，城区开始鼠疫死人，全城疫死四百多，石公桥死亡一百六十多，周围四乡死亡四十多人，镇德桥死亡三十多人，周家店也死了人。疫情蔓延到桃源县马宗岭乡，死亡十五人。族人居住的郝家岗死亡的人数上百人。常德地区鼠疫死亡达千人。”由于当时细菌战受害调查刚刚开始，可以看出朱氏族人对受害状况的掌握还不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