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企业论文,中国论文,生产效率论文,外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与为FDI）急剧增长，有数据显示，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中，FDI所起的作用要胜过贸易所起的作用。进入90年代，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FDI急剧增长从而占据了绝对优势：在私人资本流动（Private Capital Flows）的构成当中，1973～1981年间，银行贷款（Bank Lending）占63.9％，FDI只占16.8％；但到1990～1997年间，前者下降到11.7％，而后者则上升为50.3％（注：数据来源：The World Bank（2000）。）。伴随着银行贷款的明显减少，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都放宽了对外资流入本国的限制。许多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出各种优惠措施来吸引外商投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各国政府都基于如此认识：外资进入不仅可以解决国内就业、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样重要的是可以带来正的外溢效应（注：有关FDI外溢效应的概念解析请详见何洁（2000）和赵海蕾（2002）。），比如竞争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和供应链效应等，从而使东道国企业大为受益。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只有当所有这些好处不能完全被国外资本自身所内部化（internalize）的时候，这时提供给FDI的各种优惠措施才有理有据，否则就得不偿失。
我国也属新兴市场国家之列，正式的大规模利用外资已有20多年历史。从1993年开始，我国FDI的流入量就开始在发展中国家位居第一、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2002年全年吸引外资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所有这些成绩与我国一贯以来提供的各种优惠措施密不可分。我们自然会问：这些优惠措施的给予是否合理？加入WTO之后，我国应该逐步减免或者取消赋予外商投资企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果以前的经验证明这些优惠是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在WTO协定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留这些优惠政策，从而继续鼓励外资进入，否则应尽早取缔。回答该问题需要客观评价FDI对我国企业产生的外溢效应及总体影响，此前学术界已有诸多尝试，本文将继续补充相关研究，并希望为今后的政策取向提供一些有益证据。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所作改进主要包括：（1）采用最新的2000年5000家工业企业的数据，该数据分布于500个工业行业（4位分类代码），几乎涵盖所有工业门类。（2）引入行业和区域控制变量，克服了以前大多数研究在使用总量数据时存在的估计识别问题。（3）详细分析了FDI影响我国工业企业效率的不同途径，着重讨论了FDI的外溢效应，并对各种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
在开始之前，需要就一些概念加以说明。我们通常所说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一般包括“国外投资”和“港澳台资”两类，其中前者指中外合资、合作、以及国外独资企业，但不含由海外华人和港、澳、台投资的企业，也称为“国外三资企业”；后者指由港、澳、台和海外华人投资的合资、合作及独资企业，也称为“港澳台三资企业”。由于习惯，一般把二者通称为“外资”。若没有特别说明，文中“外资”均指以上二者。
本文第2部分简要介绍了针对我国的经验研究和结果；第3部分为模型设定；第4部分介绍了数据的选取；第5部分为经验检验及对结果的分析；第6部分总结全文。
二、已有的经验研究
外资对华外溢效应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刚开始时大多为定性研究，最近几年才有定量分析的文献不断涌现，表1列出了代表性的文章。一般而言，这方面的经验研究都是收集到省际、行业间或者企业层面的数据，然后引入度量外溢效应的指标来分析外资在区域（省）内部或行业内部所产生的外溢效应，这也符合国外的通行做法。下面简要介绍一下针对我国的研究结果。
表1 外资对华外溢效应的经验研究
省际数据方面：沈坤荣（1999）利用1996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提高0.37个单位的结论。何洁（2000）建立内、外资部门的生产函数，使用1993～1997年28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部门的连续5年共140个相关数据进行回归，且把28个省份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为“越过经济发展门槛”与“未达经济发展门槛”两组。结果表明，FDI在我国各省市工业部门中都存在明显的正向外溢效应，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这种外溢效应越大。在“越过经济发展门槛”一组中，外溢效应的估计系数为0.0171，而在“未达经济发展门槛”一组中，该系数只有0.0065。使用与何洁（2000）相同的方法，陈斌等（2000）利用1990～1998年江苏省工业部门的相应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也证明存在正的外部效应：随着江苏外资工业部门投资的增加，外资工业部门对内资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也在增加。
行业数据方面：Zhiqiang Liu（2000）通过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方法，利用1993年～1998年深圳特区29个制造业的数据，发现FDI产生了显著的外溢效应，它同时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生产效率的增长速度：行业内的外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行业内企业的生产率就约提高0.5个百分点。秦晓钟等（1998）使用了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中关于全部39个行业的数据，结果表明FDI存在正的外部效应，且这种外溢效应对内资企业总产出的贡献甚至超过内资企业员工对总产出的贡献。
企业数据方面：姚洋等（2001）同样利用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对FDI的外溢效应进行了研究，但采用的是39个行业37769家企业的数据。最后结论认为国外三资企业的效率要比国有企业高，但港澳台三资企业的效率却不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另外，FDI的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的外溢效应并不明显。Sarah Yueting Tong（2001）采用了1993年世界银行对中国8个城市共50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结果表明FDI产生的溢出效应是提升国内企业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可能会提高国内企业的总就业和总生产，尤其是在短期内这种可能性更大。另外从供应链效应看，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也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
对比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各种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数据及方法，但几乎全部结果都表明FDI在区域（省）内部或行业内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外溢效益。但是当采用总量数据进行研究时，可能会存在严重的识别问题：如果外资更倾向于到生产率高的行业投资，或者是被吸引到总体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区域，那么观察到的特定行业内的或一省内的外资比例与国内企业生产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就很有可能高估了外溢效应的程度。也许根本就没有外溢效应存在，但回归结果很可能会出现正的外溢效应，Aitken et al（1999）在研究委内瑞拉制造业时首次表明了这种偏误的存在。
可靠的做法是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并引入行业变量和地域变量来控制行业间或地域间的固定差异，这样得到的结果才更为可信。对比秦晓钟等（1998）和姚洋等（2001）的结果，可以看到识别问题的存在。虽然二者使用的都是1995年的工业普查数据，但是由于前者考虑的是行业总量数据而后者使用的是企业数据，结果二者结论不同，所以前者有高估外溢效应之嫌。因此，表1中的采用总量数据得到的结论还值得进一步考察，本文就将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并对行业影响和地域影响加以控制，以求得到更加客观的结论。
三、模型设定
我们希望通过模型回答以下问题：（1）外资参股是否有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2）外资进入是否产生行业内的外溢效应？即特定行业内部外资比例的上升是否有助于提高该行业内部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3）外资进入是否产生区域内的外溢效应？即一省内部外资比例的上升是否有助于提高该省内部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4）外资带来的总体效应有多大？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对数线性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其他解释变量来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具体形式如下：
1.其中Y表示企业的产出，采用的是企业的销售收入数据，单位为千元；K为企业的总资产，单位为千元；L为企业的职工人数。估计生产函数之时，流行的做法是估计增加值与资本和劳动投入之间的关系；如果采用总产值或销售收入作为产出变量时，则投入变量当中一般需要再引入中间投入（例原材料，能源等）或库存变量。本模型只采用销售收入、资本和劳动而未引进中间投入和库存变量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原始数据当中未能提供单个企业的原材料和库存数据，从而使我们选取变量时受到限制。另外，如果采用销售收入作为衡量产出的指标不仅可以衡量一个企业的销售能力，也可以反映一个企业的库存管理能力，同时未引入中间投入变量也可以衡量一个企业获得中间投入的能力。如此一来，我们考察的将是更为广义的全要素生产率，它不仅考虑企业的生产技术效率也考虑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这正好与我们的研究初衷不谋而合，因为外溢效应几乎总是同时表现为这两个方面。最后，特定行业内企业的销售收入与中间投入大都保持一定比例关系，行业变量的引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行业之间投入产出的差异，从而保证估计结果的合理性。
2.为了衡量外资参股是否可以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我们引入变量FP，表示外资在企业层面（Plant）的参股程度。由于原始数据没有提供单个企业的外资股权比例，所以采用虚拟变量。另外，我们还希望考察一下“国外投资”（Foreign-funded）和“港澳台资”（Overseas Chinese-funded）是否存在明显差别，因为很多研究认为“国外投资”大部分来自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它们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自身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占领巨大的中国市场、推行本地化战略，因此国外三资企业的生产效率要高于国内企业。而“港澳台资”来华的主要目的则是利用大陆的廉价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三来一补的加工业，劳动力密集，技术水平不高；而且很多是“假港澳台资”，即大陆的外逃资本为了享受各种政策优惠又打着港澳台的名誉回来投资，这些投资本质上讲与国内资本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本文以国内企业（主要包括国有、集体、私有、联营、股份制等）为参照，若企业属于“国外投资企业”，则变量FP-ff为1，否则为0；若企业属于“港澳台投资企业”，则变量FP-oc为1，否则为0。
3.FS变量用来衡量外资在行业内（Sector）产生的外溢效应，表示为行业内外资所占的比例。分别采用外资企业职工人数（employees）占行业职工人数总额的比例（FS-emp.）、外资企业净资产（equity）占整个行业净资产总额的比例（FS-equ.）和外资企业总资产（assets）占整个行业资产总额的比例（FS-ass.）来代替。
4.FL变量衡量外资在区域内（Location）产生的外溢效应，表示为地区内外资所占的比例。同样采用3种衡量方法，即一省内部外资企业职工人数占省内全部企业职工人数总额的比例（FL-emp.）、外资企业净资产占省内全部企业净资产总额的比例（FL-equ.）和外资企业总资产占省内全部企业资产总额的比例（FL-ass.）来代替。
5.借鉴Aitken et al（1999）的方法，我们引入FP×FS和FP×FL变量来考察在同一行业或一省内部，外资企业的存在是否会对其他外资企业产生不同于对国内企业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外资企业由于其他外资企业的存在而获益的话，那么这些乘积变量之前的系数应该为正；如果一个外资企业因为其他外资企业的活动而受到负面影响的话，那么系数应该为负。FP×FS用来衡量行业内的这种影响，而FP×FL用来衡量省内的这种影响。这里的FP把前面的EP-ff和FP-oc变量合并，即以国内企业为参照，当企业属于“国外投资企业”或“港澳台投资企业”时，取值为1，否则为0。
6.D为其他与方程回归直接相关的控制变量，均为虚拟变量：（1）地理位置。企业的运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因为地理位置往往决定了交通是否便利、各种生产要素是否容易获得、市场是否有效等直接关系企业生产效率的诸多因素。根据姚洋等（2001）的分类方法，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6个区域：沿海地区（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海南）、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北部地区（河北、山西、内蒙、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南部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广西）、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和西北地区（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以西北地区为参照，其他5个地区的虚拟变量分别表示为Coast，Big，North，South，SWest，当企业地处沿海地区时，Coast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其他四个虚拟变量的取值方法类似。（2）企业规模。企业规模通常也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一般而言，大企业的技术和资金实力雄厚，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较高；而中小企业一般无力从事技术创新，只能使用大企业使用过的技术，且中小企业的人员素质乃至管理能力一般也都不如大企业。另外，在融资方面，大企业往往也具有相对优势。但是，中小企业具有反映敏捷，善于捕捉市场机会等优点，而且在现阶段，中小企业很可能比大企业更多地利用了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注：见姚洋等（2001）第15页。），所以需要对企业规模进行控制。我国现行的工业企业规模划分标准是国家统计局实施的《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标准，一般是根据生产能力、固定资产原值等指标来划分的。由于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没有对各个企业做出规模划分，也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让我们来划分，鉴于此，本文将采用职工人数来划分企业规模。Aitken et.al（1999）将雇佣50人以下的企业划分为小企业，而美国最新的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是雇工人数不超过500人。根据我国企业职工人数普遍偏多的特点，最后采纳美国目前的划分标准。当企业职工人数为500人或以上时，规模变量Scale取值为1，否则为0（注：之后的回归分析中也考察了按照50人为界限而划分的企业规模变量，但对我们的结论没有任何改变。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未给出回归结果。）。（3）行业变量。将500个工业行业（4位代码）汇总为35个行业大类（详见表2），因此引入34个行业虚拟变量。
四、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的企业数据均来自《中国市场年鉴2001》，该年鉴提供了2000年我国500个工业行业、5000家企业的基本信息，每个行业包括其销售收入排名全国前10位的10家企业。行业内外资所占比例的各种指标均来自《中国市场年鉴2001》，省内外资所占比例的各种指标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统计范围为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
表2给出了5000家企业在35个行业大类中的分布情况，以及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2000年，我国的工业企业总数为152453家，本文的样本约占样本总体的3.28％。另外，从表2可以看到，在销售收入排名前十的5，000家企业当中，外资企业所占比例接近于1/3，可见外资企业在我国经济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表2 样本数据分类情况
说明：（1）列表示各工业门类包含的排名前十的企业个数；（2）列表示排名前十的外资企业个数；（3）列为（2）占（1）的比例（％）。
五、经验分析及结果
为消除样本存在的异方差性，本文采用了“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来估计模型，其中方差矩阵中权重的选取是根据500个细分行业进行的。另外，由于篇幅限制，没有报告34个行业变量的估计结果，但在所有估计方程当中，94％以上的行业变量均高度显著。为了考察同一变量是否会因为选取不同的衡量指标而影响到估计方程的稳定性，我们对衡量行业外溢效应和地区外溢效应的不同指标进行了交叉回归，共得到9个方程。
从表3中（1）～（9）的估计结果来看，所有方程都达到了很高的拟合优度，R2均近似为0.987；而且当对同一解释变量采用不同的衡量指标之时，估计参数和显著性检验都很稳定，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说明所设定的模型能够充分解释样本中的企业行为。表3的最后一列（10）给出了9个估计方程的估计参数的算术平均值。下面根据模型结果分别回答前文提出的几个问题：
表3 外资对我国企业效率影响的计量分析（样本数：5000，方法：FGLS）
说明：括号内给出的为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显著。
1.外资参股有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尤其当国内企业接受的是“国外资本”投资的时候，这种生产率提升效应更为明显，这一点从FP-ff变量的高度显著性中可以看出。对于“港澳台资本”而言，它们为国内企业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就明显不如“国外资本”，因为FP-oc变量的所有估计参数只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效，而且其系数也比FP-ff的系数低3.9个百分点。因此，如果我们肯接受10％的显著性水平的话，那么港澳台三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就高于国内企业，这一结论恰好与姚洋等（2001）利用1995年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反，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经过5年的发展，港澳台三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在不断提高，而事实也证明了该论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拿台湾来讲，最初转移到大陆的是其早期称霸全球的脚踏车、鞋子、雨伞、灯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最近3～4年来，其随后发展起来的、支持其90年代发展的计算机相关行业也在逐渐向大陆转移。主轴企业纷纷外移大陆，先是低价的装配线，接着是采购销售部门，现在则是研发中心。10几年前，台湾开赴大陆投资时，看重的是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各层经营管理工作仍由台籍管理人员担任，而且公司的核心研发及高层主管仍留在台湾。换言之，只是利用了大陆的基层人力资源。但近三四年来，台湾不仅基层劳工的就业机会已经转移到大陆，而且管理及技术人才也逐渐被取代。许多公司已经将研发中心移至大陆，以加速企业本土化的步伐。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外三资企业的生产效率要高于港澳台三资企业，且这二者均高于国内企业，这说明外资参股可以提高我国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国外资本”参股国内企业可以使国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约0.128，“港澳台资”参股可提高约0.089。具体来讲，国外三资企业的销售收入比国内企业平均要高出13.66％，港澳台三资企业比国内企业则高出9.31％（注：在半对数模型当中，如果涉及到虚拟变量，被解释变量的相对变化等于所估虚拟系数的反对数（以e为基底）从中减1。在本文中，FP-ff的平均系数为0.128，则e[0.128]-1=0.1366。）。
2.在行业内部，外资产生正的外溢效应；但在一省内部，外资产生的外溢效应并不显著。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所有衡量行业外溢效应的变量FS均高度显著，但衡量省内外溢效应的变量FL却高度不显著。
外资在行业内产生正的外溢效应这一结论除了与姚洋等（2001）的结论相反之外，与表1中秦晓钟等（1998）、Zhiqiang Liu（2000）和Sarah Y.Tong（2001）的研究结果都一致，但由于秦晓钟等（1998）、Zhiqiang Liu（2000）采用的是行业总量数据，可能会存在前面提到的识别问题。姚洋等（2001）认为就特定行业而言，国外三资企业的外溢效应即使不是负的，也是不显著的。可能的解释是在1995年前后，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普遍较弱，在外资大量涌入的时候受到了负面冲击，但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国内企业已逐渐适应竞争局面，不断成长起来。此时外资企业的竞争示范效应开始凸现，同行业内的国内企业不断从外资企业那里学习领先的生产技术或模仿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在长时期的竞争中寻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例如，希望集团的负责人刘永行曾深有感触地指出，希望集团的饲料业能够发展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得感谢竞争对手正大集团的存在。在许多新产品的开发以及新市场的开拓上，希望集团都是在正大集团尝试成功之后才全面进入，正大集团的竞争示范作用功不可没（注：正大集团为跨国企业，本处引用来自刘永行在“第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2002）上的讲话，大意如此。）。在此期间，国内企业也开始与外资企业开展广泛合作，比如技术合作以及在产品的供应链上为外资企业提供中间产品等。到目前为止，上海大众公司的普通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95％以上。另外，行业内的人才流动也会使国内企业受益，所有这些途径都促成了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在行业内大量扩散。
具体而言，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行业内外资企业的职工人数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绝对值），国内企业的销售收入就提高约0.786％（相对值）；行业内外资企业的净资产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企业的销售收入就提高约0.548％；行业内外资企业的总资产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企业的销售收入就提高约0.761％。
外资在一省内部产生的外溢效应并不明显，这一结论与表1中的相关研究结果都不同。可能的解释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国内企业在实施管理效仿、寻求技术合作的过程当中，开始主要转向同行业的外资企业，而不是本区域内的其他行业的外资企业。因为一般而言，同行业的竞争对手更有学习价值，而本区域内其他行业的外资企业的参考价值就很有限。在资讯产业如此发达的今天，了解地处其他地区的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信息已变得非常容易，这也促成了这种转变的加剧。同时，省内外溢效应的不明显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间的人员流动主要集中在行业内部，而不是一省内部。随着我国对于人口流动限制的不断减少，在影响人员流动的各种因素当中，地域因素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下降。
另外，沈坤荣（1999）、何洁（2000）和陈斌等（2000）的研究使用的都是省际总量数据，所以可能会存在识别问题。由于数据年份不一致，这里无法加以验证，但这些研究很可能高估了外资在一省内部的外溢效应。FDI的区位决定理论指出地区发展程度（通常以GDP增长率或人均GDP衡量）和地理位置的优越往往是决定FDI选址的最主要因素。有关我国的大量经验研究，例Cheng et al（2000）、Zhao，et al（2000）等，都表明FDI更倾向于朝着经济发达区域聚集，目前外资在我国各省市的分布情况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本文模型估计的地区虚拟变量来看，地理位置的优越确实对企业的选址有极大影响。因此，运用省际总量数据得出的结论还需进一步考察。
3.在行业内部，外资企业会因其他外资企业的存在而受到负面影响；但在一省内部，这种影响并不明显。变量FP×FS的所有估计参数都在5％水平上显著，且平均值约为-0.210，说明在一个行业内部，外资企业受到的负面冲击主要来自其他外资企业，而不是国内企业。这反映了和外资企业相比，国内企业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还未给外资企业的发展造成威胁。但同是外资企业，它们则在技术水平以及发展战略方面有着较大的相似性，所以竞争会更为激烈。变量FP×FL的所有估计参数都高度不显著，说明在一省内部，外资的存在基本上对其他的外资企业没有什么影响。虽然参数不显著，但所有估计值均为正值，且波动性相对较小，因而可以猜测或许也存在一些正的影响。这种正的影响很可能反映了外资企业在与本区域企业交往之时，更倾向于选择外资企业。
4.从模型还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与西北地区相比，其他5个地区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幅度最大的地区是东部沿海地区（0.559），然后依次是南部地区（0.425）、大城市（0.379）、北部地区（0.357）和西南地区（0.107）。前4个地区的积极影响都高度显著，系数值也较大，而西南地区领先西北地区的优势只在10％的水平下才能显现出来，且系数值也较小。该结论基本符合我们的直观感受，但为何南部地区要优于大城市还需要进一步考察。（2）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Scale变量高度显著且为正，说明大企业更有可能雇佣高素质人才，更有可能使用先进生产设备，更有可能获得融资机会，这一结论与姚洋等（2001）的结论相同。
5.最后，我们很想知道外资带来的总体效应到底有多大？为此，首先计算出显著性变量FP-oc，FP-ff，FS，FP×FS估计参数的平均值（注：各项平均值详见表3中的（10）列。另外FS和FP×FS是分别对单个的FS-emp.、FS-equ.和FS-ass.进行算术平均，算出各种指标下的总体效应之后，再进行算术平均。），然后利用5000家企业的实际数据求出外资对于单个企业的影响，最后把单个影响加总。这里分别采用了企业的销售额、职工人数和总资产作为加总权重，然后再取算术平均。另外，我们也利用相同的方法计算了地理位置和企业规模的总体影响，以便与外资带来的总体效应相对比。
从表4可以看到，地理位置的优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一个企业的生产效率，其次是外资带来的总体影响，企业规模的扩大再次之。三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水平之比约为6.7∶2.2∶1，可见外资的总体影响已经超过企业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影响，而且前者为后者的2倍之强。
表4 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影响因素外资总影响 地理位置 企业规模
销售额加权0.1690.4500.062
职工人数加权 0.1220.4260.067
总资产加权0.1260.4180.064
平均值0.1390.4310.064
说明：参照对象为西北地区、职工人数小于500人的国内企业。
六、结论
为了讨论FDI对我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最新的5000家工业企业的2000年数据，通过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方法研究了外资产生影响的各种途径，并着重分析了外资带来的外溢效应。
依据我们的计量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外资参股可以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且“国外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要明显高于“港澳台投资”。（2）在行业内部，外资产生正的外溢效应；但在一省内部，外资产生的外溢效应并不显著。这说明了国内企业对外资企业的学习效仿、国内外企业的供应链合作以及企业间的人员流动更多的是发生在行业内部，而非区域内部。（3）外资企业会因其他外资企业的存在而受到负面影响；但在一省内部，这种影响并不明显。说明目前外资企业的真正竞争对手仍是同行业的其他外资企业，国内企业的威胁很小。（4）外资产生的总体效应为正，且该效应超出了规模扩大带给企业的好处。
回到文章一开始的话题，由于外资对我国企业产生了积极的总体影响，因此提供给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还应适度保留。但国外三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明显高于港澳台三资企业，所以今后似乎更应倾向于“国外资本”的引入。当前，早日鼓励外资企业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来参与国内企业经营、而不再坚持一贯的绿地投资方式，可能会更为快捷、更为有效地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况且跨国并购早已取代绿地投资成为FDI的主要形式。另外，回归结果显示，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区位劣势给企业生产效率造成了巨大损失，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水平应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地区的均衡发展。
当然，所有结论都基于本文采用的数据和模型之上。这里只研究了工业企业的情况，却没有考虑一、三产业的情况；样本数据只占到样本总体的一小部分；且连续的面板（Panel）数据的缺乏限制了我们对外资影响的历史变化做出更为详细的描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