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明文章正宗”质疑(论文文献综述)
彭丹[1](2021)在《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虽然阳明学和道统论分别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研究一直以来却较为薄弱。固然从整体来看阳明学的确少谈“道统”一词,但阳明学者的道统意识却又十分强烈,具有道统意蕴的论述也十分丰富。本文紧紧围绕本质性与历史性两个道统论的关键维度,通过对不同类型道统思想的细致分析,以期勾勒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整体面貌。第一章总体讨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由来、表现形式和发展轨迹。朱子学以凸显精神文化意蕴的道学来理解道统,阳明学继承了这一立场。不过在具体表述上,从阳明而下,阳明学者较多使用宗、脉这两个概念来表达自我的道统关切。其中,宗偏向本质型维度而脉偏向历史性维度。由所宗不同,阳明学可以分为以良知、仁、身、性概念为中心的四个道统思想类型,其中以致良知为宗和以求仁为宗是两种前后相继的主要类型。在以道学理解道统之外,基于对实际治理秩序的强调,随后晚明阳明学又出现了治、学二分,以治统摄学统的道统思想新局。第二章主要论阳明学对“十六字心传”的理解。“十六字心传”是朱子学道统思想的中心论点。阳明在朱子理学道统论的背景下,早期以源于“十六字心传”的心学为主旨论述道统,阳明后学不论具体立场为何,都不否认圣学为心学的基本观点。就道心人心的关系而言,阳明和大部分后学都持心即理的观点,对道心人心坚持一种天理人欲的对立理解;少数后学则将道心人心视为一种非一非二的体用关系。不过虽然立论各异,阳明学者都能将道心把握为主体性价值的内在根源,这就和朱子学的理解区隔开来。阳明学者也多有将中视为圣学之宗的提法。总体来说,“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处于一个既重要又缺少独立性的位置,可以在总体上确定阳明学的道统思想是一种心学道统论,但不能以此判定各学者道统思想的具体意涵。第三章专论阳明学中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起初以心学衡定圣学,在自身良知学成熟以后,便大肆宣讲良知学,以良知为中心定位圣学。阳明道统谱系的突出特点是推重颜子和周、程二子。阳明的大多数一传弟子接踵继武。浙中王门一传侧重揭示在中之体,江右王门一传关注工夫,归寂派王门一传偏重寂、静等观念,他们以良知学为核心各有侧重地建立各自的道统论述。良知学的道统地位在阳明从祀时达到了高峰。但是阳明二传弟子以后,除了一些浙中王畿后学以外,鲜少有以良知为中心而建立道统论述者。随着良知学权威的下降,良知道统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第四章考察阳明学中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在致良知之外,也特别重视一体之仁并在晚年大力提倡,但始终没有完全将其提至道统论述的层面。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在阳明弟子中独树一帜。在他们的影响下,以仁为宗的道统思想在二传以后弟子中得到了张扬。江右王门二传仁、心并重,浙中王门二传大力渲染仁体的宇宙意义,黔中王门注意发挥仁体合内外寂感的本质,天台一系的学者建立万物一体之仁的道统历史铺陈,泰州后学颜钧、何心隐则在道统中直接孔仁。这些学者的道统论述与致良知为宗者的不同就在于以求合内外的仁为旨归并以此来定义心体,在谱系上以仁学为中心而回归孔孟。此外,以修身为宗旨的道统思想将身体性作为道德实践的根本,宗性的道统思想以性为首出的观念,此二种道统思想可以视为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第五章讨论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阳明后学中主张三教合一论者有一种平视三教的正统主张,不特别标榜道传的儒家系谱,这以李贽、焦竑二人为代表。而更多的三传以后弟子以治、学两条线索组织道统论,治之统系虽以学为根本,却将学之统系兼摄。江右王门胡直后学邹元标、郭子章并列治、学两条谱系;浙中王门陶望龄的道统论也有着道事合一和道不即事的两条线索;泰州罗汝芳更是推尊明太祖,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最早代表。在这几者之外,泰州后学杨复所与管东溟的道统理论,在鲜明地以治摄学的同时又融摄三教,将“道统”包含广大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建立的意蕴表露的更为显豁。这样,代表治统的明太祖获得了超然的道统地位,道统中实际秩序治理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但这也造就了道统被治统融合的风险。本文第六章观察阳明学的传道观与传道实践,这是从较为现实和对阳明学者自身较近的时间点中发见道统思想的特点。阳明学者通常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任道意识,有的学者对道的承担意识还特别强烈。阳明学者的传道观有着丰富多样的内涵,既受到禅宗传灯观念和宗族观念的深刻影响,又蕴含着道的普遍存在和独断承担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阳明后学对于孰为阳明后之正传意见分歧不一,主要有以江右、浙中、泰州三种看法,这表现了阳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地走向分化。和一般认为不同,总体上阳明学的传道实践并不非常普遍,只在浙中和泰州王门的若干人物中有所表现。最后余论论述本文的分析对理解阳明学历史发展逻辑和建设当代道统理论两个方面的启示。对道统思想史的阐释可以观察出阳明学与晚明学术发展的某些趋势与特点;而传统儒学本身要求道治合一的内在结构特质也值得当代道统建构论者深思。
古宏韬[2](2021)在《明清祭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祭文是礼仪活动中人与鬼神互动的告祝文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主张见长,兼具礼仪功能和文学价值。论文以明清时期的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祭文的文本整理、分析,深入到礼仪文化与各社会阶层的历史和内涵之中。在传统文学研究基础之上,侧重发掘明清祭文所具备的社会、思想价值。根据祭文的功能与对应的社会领域,划分出国家礼仪祭文、儒家士人祭文、民间祭文等类型,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祭文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或历史趋势等问题。最后,对明清祭文的总体特征得出一些结论。明清祭文的体例和文风基本继承唐宋,而文学创作水平有所停滞。但与此同时,明清祭文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关怀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出当时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明清之前中国祭文历史作简要回顾。祭文产生于上古“祝”的传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国家礼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魏晋南北朝后,抒发情感的哀祭文兴起,并在唐宋发展成熟。祭文在礼仪功能和文学形式上的丰富,为此后时代的这类文本创作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梳理明清国家礼典中常见的祭文,包括对其功能、种类的分析。国家礼典、礼书保存了多种礼仪文本,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祭文。在天地、社稷、宗庙、孔子以及各种神只的祭祀礼仪中,祭文反映了礼制或政治事件的变迁。明朝建国初期、嘉靖时期“大礼议”对祭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乃至清代满人对祭文的利用方式等,均是加强国家祭文与政治联系的重要节点。第三章在国家礼典祭文的基础上,讨论明清皇权与祭文书写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高峰,专制权力对国家、臣民的生活产生重大作用。祭文作为权力叙事的工具,反映了多种历史事件的走向。清代满人祭文还与多民族事务的处理方式存在关系。通过一系列清代祭文的制度规定和实施手段,清人多民族视域下的政治权威得以展现。祭文在这些国家权力的层面体现出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第四章关注对象为儒家士人阶层,涉及包括哀祭与祷神在内的多种祭文形式和体裁。士人祭文主要含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信息。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特征及其与唐宋以来文风的关系,是探索明清祭文之文学价值的核心。明清士人祭文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史的现象,例如理学、阳明学、乾嘉汉学崛起、三教会通等风潮,以及政治上的“学统”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与此同时,明清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互动,“礼仪之争”里中国士人围绕祭文的往来争论,使中国文化重视人世、排斥鬼神迷信的价值观得到重新阐释。此外,明清士人的祭文中,具有较多的对个体生死的关怀,这些方面都是展现人文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谈明清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下移、传播。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是儒家主流的礼文化发生下移的过程。通过考察儒者在民间的礼文实践,以及日用书籍、大众文学等知识载体中的祭文信息等,将有效揭示民间文化在世俗化上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祭文中寄托的现世追求,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周丽艳[3](2020)在《宋代传状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宋代传状文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正史传记,总集、别集中的传体文、行状文,也包含一定的墓志铭、神道碑以及传状变体文等。以“记载一人之始终”为功能表征,以存史补史、请谥为价值定位的应用文体,如何具有文学性为思考点,总结其文学价值与文体特点,借以透视宋代传状文体的新变,注重重回历史语境,结合两宋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加深对宋代作家、散文流派的理解,对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理论价值进行评估。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宋前传状文源流》从传状文的界定、分类、题材内容、格式、发展演变及创作实绩,进行考量,廓清宋前传状文的发展水平。第二章《“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系统考察目录学史上的传状载录情况,梳理史传与传状的内容关系,加深对传状文体归类的认识。传状题材的日常化、世俗化书写,再现了宋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史。南渡前后,和、战国是的选择,一方面反映了遗民心曲,另一方面以文为戏成为风尚,暗含兴寄。第三章《“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具体勾勒两宋散文发展史上代表作家的传状创作,从句式选择、风格变化、“古文运动”与理学思潮影响等方面提炼传状发展史上各流派的特色。两宋“学统四起”,蜀学、新学、道学此消彼长,选择代表作家文章家苏轼、经学家王安石、理学家朱熹析论之,展现其文士之文、治术之文、学者之文的不同特征。第四章《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从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选着眼,评述传状着录情况,总结其选编特质。突出传状作为文学文本的可能性分析,总集所选宋代传状的特色,传状变体之文对传统的突破。第五章《“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宋代传状文多为同时代人写同时代人的作品,以文存史、补史,成为《宋史》书写的文献来源。与其说宋代传状对明代传状的影响,不如说明代在继承宋代传状书写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平民化视角,对道德精英立场的反拨,对家国情怀的超越,文化书写权力下放,知识世俗化等,传状书写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从而实现了宋代所确立的传状范式的新的转型。宋代传状文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真实与虚构成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分界点,传状的虚构体现在对事实真相的有意遮蔽,对传状主的有意回护,从实录走向创作,文与质、文与道、情与理、叙事与议论等,都在这里交融。宋代传状文创作处在“由古代进入近代的转折点”上,在传记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对中国文体学研究意义重大,既有承接汉魏晋六朝,又有开启明代文体学盛世的理论开新价值。
高亮[4](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韩敏[5](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指出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邱兴洁[6](2020)在《川东青云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官”所代表的统治者与“民”所代表的被统治者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群体。属于被统治者的普通民众,在经济、政治、教育等多个方面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尤其在话语权力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普通民众由于缺乏话语权力而很少能在整个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相反,占据权力优势地位的社会上层精英则长期把持着社会的话语权力,常以“教化”的高姿态俯视普通民众。尽管处于权力上的弱势地位,普通民众依然创造出了适用自身的各类文化,这些文化常被冠以民间的前缀,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民间虽是普通民众的主场,但由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等,统治者在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民间”中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造就了民间社会中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并行,且相互影响的真实境况。在民间流行的诸多文化中,宗教占据着重要地位,影响着广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从宗教与官方的关系出发,可以将“民间”中的宗教划分为两大不同类型。一类以正统佛、道教为代表,它们受到官方的承认乃至保护;另一类则是为官方忽略、排斥乃至镇压的各类宗教,包括各种“淫祀”、民间信仰、民间教派在内。在具体的民间社会中,这两大类型的宗教虽然存在差异,但并非总是界限分明,互不交涉。实际上,在民间中,两大类型的宗教常常相互影响,形成了复杂的民间宗教生态。民间复杂的宗教生态环境,给诞生于其中的宗教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青云派正是其中一例。青云派在道光年间由四川省绥定府人氏蒋成寿创建,是一个主要活动于川东地区的地方性民间教派。蒋成寿本为白莲教信徒,却在经历了川东“白莲教之乱”后,敏锐地把握住了当时川东社会各阶层对道德伦理重建的普遍要求,转向了对传统道德伦理尤其是“孝”的宣扬。最终,蒋成寿在糅合“白莲教”、道教、佛教、儒教等多种宗教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传统,即青云派。青云派自诞生之初,“道德”和“灵验”就成为两个关键因素,在庙产、僧团组织、教派活动、典籍编纂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力。由于蒋成寿“灵验”的预言暑,一批民众成为了蒋成寿最初的信徒。这批信徒为蒋成寿提供了土地、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了最初的庙产。庙产的获得,为蒋成寿开宗立派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若无“灵验”的预言,也就没有后来的青云派。蒋成寿在取得庙产后,开始组建僧团,以寺庙为中心进行各种公开的活动,宣扬其自创的“孝善”佛法,青云派在蒋成寿手中日渐成型。青云派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孝善”教义,赢得了当地大量民众的信奉,并在社会中得到了包括士绅在内的各类群体的认可。社会的广泛认可为青云派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至建国前,青云派拥有庙宇70余座,势力范围遍及川东、重庆地区,成为川东地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教派。正是借助“道德”这一因素,青云派得以不断壮大。青云派的僧侣还试图建立自身的宗教权威,编纂了大量经卷。这些经卷为深入了解青云派提供了可能。留存的经文展现了青云派独特的宗教世界观,记载了诸多宗教仪式,保留了不少涉及青云派历史的传说神话。在青云派的诸多经典中,《青云仙梯》是颇为重要的一部经典。它由青云派多位僧人耗时多年而成,可谓青云派的镇派经典。《青云仙梯》辑录了数百篇经文,包含了经、忏、咒、谕等多种不同类型的神圣文本。该经典表明青云派受到了龙女寺“庚子阐教”的深刻影响,曾长期从事“扶乩”这一宗教活动,并通过扶乩制造神圣经典。《青云仙梯》生动体现了青云派将“灵验”与“道德”结为一体,以神道手段,在普通民众间进行儒家道德的教化。将道德神秘化或者说在神秘中嵌入道德作为内核,正是青云派最大的教派特色,也是其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青云派这一诞生于清代中晚期的教派,还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民间宗教的生存模式。面对明清时期官方正统对民间宗教的严厉态度,青云派秉承“天命”传统,以神权的肯定抗衡皇权的否定态度,论证了自身教派存在的合理性。在实际教派发展过程中,青云派则妥善处理着自身和社会上层精英及下层民众的复杂关系。在一方面,青云派借助对儒家道德的认可和宣扬,与当地社会的儒家精英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赢得了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面对普通民众,青云派则强调神秘的“灵”,通过科仪、扶乩等手段,建立并巩固了自身的宗教权威,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宗教需求之中。青云派延续至今,和它将自己嵌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有着深刻关联。
莫琼[7](2019)在《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明代韩学研究相对宋、清两代来说稍显暗淡。从理论上而言,明代韩学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整个韩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一段韩学的研究,可打通千余年来的韩学史,使整个韩学史的内容更加完整、面貌更加清晰。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是整个明代韩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托于明代韩集文献以及明代古文选本等原始资料。选本批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选本的研究,可以勾勒出一段批评史甚至是接受史。因此,本文即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本文分为上、下编,一共七章。上编主要从明代科举文化、明代出版业、明末文人结社、“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等四个方面思考,结合明代古文选本对韩愈古文的选评,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及其古文在这四种历史场域中的接受情况。下编主要对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进行考论。考论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为相关的选本撰写叙录,并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考论,揭示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接受的关系。第一节研究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韩愈古文是明代举子的必读物之一,因此,许多古文选本以及韩愈文集即得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校的藏书楼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地方学官,在编刻古文选本时,往往将韩愈古文乃至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入其中,随着官员的迁移,韩愈古文在下层知识分子之中的流传广度也随之扩大。因此,地方学官制度对于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文脉的传承上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节研究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选评。在明代古文选本中,有一定数量的选本是专门为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在具体的阅卷过程中,文有法度、开阖抑扬的答卷,更受阅卷官的青睐,韩愈的文风十分符合这样的标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原道》等29篇韩愈古文普遍地被明人认为适合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文。这29篇韩文,是明人以选本的形式选择出来的韩愈古文的经典篇目,因此,在延续韩文的经典化上,明代古文选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章主要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考察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中后期出版业以及图书市场的发达,伪托名人出书射利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在明代古文选本评点的领域,钟惺是被托名最多的文人之一,伪托钟惺之名的“文归”系列文章选本也成为了明末书籍市场颇受欢迎的出版物。因此,若要确切评价一些选本所选评的韩文之价值,首要之务,是厘清这些选本的真伪,题名钟惺的《唐文归》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本章第一节,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再考证上图所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伪托钟惺之作,并认为伪托者为明末南京的书坊集贤堂。第二节研究此本《唐文归》对所选十四篇韩愈古文评点的价值,认为这些评语的质量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商这一群体,属于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认为的识字阶层的中间阶层,以《唐文归》为媒介,可以推知韩文在此中间阶层的接受情况。作为商品的古文选本在明末出版的驱动下流播开来,韩愈古文也以此为载体得到传播。第三章主要以浙江图书馆藏朱东观等人所编的《唐文归》为例,研究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的关系密切。藉由研究朱东观及其社中人一起选评的《唐文归》等文章选本,可以以文社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探究明末的文人是如何评价韩愈与阅读韩文的。本章第一节主要对明末杭州朱东观等人结社的情况进行考述,认为此文社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与明末杭州另一个着名的文社——登楼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文社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即由“尽心秦汉以上书”到纵观唐宋以下文。第二节以此文社所编《唐文归》为中心,研究此社对于韩愈及其古文的接受情况,认为其在选评韩文时,选入了一些较为“冷门”的篇目,这些篇目大都反映了中唐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对这些篇目的选评,表达出了对于明末各种社会危机的隐忧。此外,借由考察韩文对于先秦两汉文的继承及其对唐宋以下文的影响,该社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八家文的古文统绪。第四章主要研究“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析韩愈古文在这个古文范畴之内的接受情况。明初的宋濂、王袆、刘基等人,构建了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八家之文组成的文统。从永乐至正德年间,这个文统观一直为台阁文臣所遵循。在成化至正德间,一个反对唐宋文传统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严重恶化了唐宋文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环境。唐宋文的传统与明代科举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制度上保障了唐宋文的生存空间。在重新将韩愈等唐宋八家嵌入古文统绪,使得韩愈重新成为这个文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唐宋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于万历七年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七大家”、“四大家”、“六大家”等称号,在这些组合之中,韩、柳、欧、大苏四大家是最为稳定的。随着同类选本数量的快速增长,“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在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了。下编以隆庆为断限,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考论明洪武至隆庆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明中期以前,由于出版业尚未兴盛,加之文献保存的困难,故而留存至今的古文选本数量并不多。从本文所掌握的明代古文选本所选韩愈古文的情况而言,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韩愈古文颇受这些选本的青睐,往往在必选之列。从嘉靖年间开始,选本的选择即以先秦两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为主,而唐宋古文又重在所谓“唐宋八家”文。受主流文坛流派之间的古文典范之争的影响,古文选本亦开始掺入了“派系”的因素。林希元借编选《古文类抄》之契机,对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取法倾向有所反思,将唐宋古文重新纳入到取法范围之内。第二章主要考论万历期间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随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唐宋八大家”类选本的数量有所增加,“唐宋派”的文脉在万历文坛得以延续;第二,出现了钱谷《韩文评林》、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等专门选评韩文的选本,这表明明人对于韩愈的研究正趋专门化;第三,出现了“自娱”性质的古文选本,如钱士鳌《共赏编》;第四,贾三近《滑耀编》、邹迪光《文府滑稽》等选本,特表韩文“以文为戏”的一面,亦属这一时期韩愈古文接受的特点之一。此外,本章还对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一书作个案研究。第三章主要考论天启至崇祯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这一时期古文选本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随着明末出版兴盛期的到来,书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伪托名人的古文选本;第二,明末文人在结社之时,编刻了一些古文选本。韩文得以入选这些选本,为研究韩文在不同的文本空间内的接受情况提供了依据。孙慎行《精选八大家文钞》等“八大家”类选本的产生,使得韩愈以及唐宋古文的文脉在明末得到延续。
郑吉伟[8](2019)在《嵩阳书院讲师着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嵩阳书院是我国创建较早、影响较大的书院之一。书院自五代后唐开始讲学,至清末绵延已近千年。作为历代学术繁荣之地,嵩阳书院先后吸引了众多饱学之士前来讲学,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讲师群体,留存了数以百计的文献着述。这些着述在经学、理学、史学、方志学等领域均取得了辉煌成就,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成果。论文首次对嵩阳书院讲师着述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与整理,通过史籍、地方志、公私目录等基础文献,共考证有嵩阳书院讲师27人,整理出着述171种。并以朝代为顺序,人物为线索,对着述的题名、卷次、存佚、成书时间、公私目录着录等信息进行了考辨,进而,又在考证的嵩阳书院讲师着述基础上,全面剖析,展现了嵩阳书院讲师着述的特点与价值。嵩阳书院讲师着述是极具特点的。首先,着述繁多,今考证嵩阳书院讲师27位,着述171种,作为一个书院区域的着述,嵩阳书院讲师着述已可谓是繁多。其次,从着述内容来看,嵩阳书院讲师着述呈现注疏经学、发展理学,注重自身文集整理的总体特点。嵩阳书院作为儒家理学书院,自二程以来便以理学为宗,故经学、理学着作多出。同时在“着书不朽”“嘉慧后人”等价值观的影响下,嵩阳书院讲师注重自身文集的整理。再者,嵩阳讲师着述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宋代嵩阳讲师着述注重政治研究;清代讲师着述注重乡邦文献的纂修。宋代士大夫多以为政治主体自居,清代乡邦文化观念兴起,受时代背景影响,嵩阳书院讲师着述同样显现出一定的时代特色。嵩阳书院讲师着述的价值则主要表现在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和现实价值等方面。书院讲师优秀着作的结集与流传,能引领一代学风,推动传统学术的发展。同时着述所承载的时代信息,则为我们窥探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史料。时至今日,嵩阳书院讲师着述依旧具有重要价值,除古籍着述自身具备文物属性之外,更在传播嵩阳书院教学理念,构建嵩山文化体系方面发挥有重要作用。
孔庆蓉[9](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认为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贺玉洁[10](2019)在《明中叶江南骈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世以来,凡论骈文者,大多以为骈文至明则了无足观。但明代骈文的创作与批评却有着为人所忽视的丰富性与承上启下的时代性。明代骈文的发展与吴中文学的兴起与繁荣密切相关。作为六朝文学的发祥地,吴中本就奄有六朝之文统。与文学复古运动桴鼓相应,这些学问博雅、文采绮丽的江南士子标榜六朝与骈体,开启了骈文的新纪元。本文拟采取地域文学视角对明中期以吴中为腹地的江南地区骈文做一研究。明代骈文史的建构必须依据文本的探析才能彰显其脉络与意义。本文将以文献考订为基础,努力把个案研究、历史脉络的分析与整体系统的思考相结合,通过微观的探索、宏观的统筹和条理的分梳,在文献细度与文本考证的基础上,对明中叶江南骈文做一系统、深入的探索。全文主体分上、下编,凡六章。上编梳理弘治元年至万历初年这百余年间江南的骈文书写史。将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骈文创作置于风起云涌的文学复古思潮之下,侧重探讨创作主体与地域传统、时代思潮之间的多向互动,并按时序将此期骈文创作的发展分为三章:第一章为树立文统期。弘治至正德年间,以祝允明、唐寅、徐祯卿为代表的吴中骈文作家经过内部的自我变革与主流复古思潮的论辩,在师古与自新的徘徊与蜕变中,最终确立了偏好六朝、不废秦汉的文章观,形成了骈散兼宗的文体观念与文质彬彬的创作理念。第二章为创作繁荣期与价值重理期。正德末至嘉靖中叶,江南地区普遍流行骈文创作,局面繁荣,以黄省曾、皇甫汸为代表的江南文士对骈文的审美追求,已发展为理性的自觉与创作的自信。第三章为总结新变期。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江南骈文的创作朝向纵深发展,并引起广泛关注。总结表现为王世贞对弘、嘉以来的骈文创作进行了全面反思与批评,新变则体现在骈文创作的地域范围渐趋扩散以及骈俪技法对其他文体的渗透。下编探索辨体类文章总集与四六选本中的骈文批评。第四章以《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为中心,力求揭示明代古学复兴前后辨体学视野下骈文的生存背景、发展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第五章探讨明代骈文选本的兴起。成书于嘉靖末年的《尧山堂偶隽》、万历十五年的《词致录》可分别视为明四六选本的滥觞之作与典型之作,为万历年间江南地区骈文选本的繁荣导夫先路。第六章探究四六启文的繁荣及其社会功能。明中晚期,四六启在社会上的应用越发频繁,且在官场应酬、日常交际中扮演着不可废替的重要角色。选取《古今濡削选章》、《启隽类函》、《四六灿花》为范本加以探讨,以期从中透视出中晚明以四六启文为代表的骈文创作的基本特征及其内蕴。总之,明前期文学与文化虽然在整体上呈式微之势,但骈文书写在江南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并随着江南经济文化的复苏与六朝初唐派的兴起,发展为明代中叶的重要文学现象与江南才子的主要书写手段。江南骈文书写的繁荣引发了对骈文理论的重新董理,推动了骈文选本的编撰潮流,这些共同奠定了明清两代骈文发展的基础。
二、“有明文章正宗”质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明文章正宗”质疑(论文提纲范文)
(1)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对象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二、阳明学的范围和人物 |
三、道统的意涵与特质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一、阳明学的研究 |
二、道统论的研究 |
三、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的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文章结构 |
一、本文研究方法 |
二、本文思路与结构 |
第一章 阳明学道统意识的由来、表现与发展 |
第一节 道统与道学 |
第二节 宗与脉 |
一、宗与宗旨 |
二、血脉与学脉 |
第三节 阳明学道统思想的中心宗旨 |
一、阳明学道统思想的四种宗旨类型 |
二、致良知与求仁之别 |
第四节 学与治: 道统的两条谱系 |
一、以体为本的外化型文化观 |
二、以治统衡定道统 |
第二章 阳明学道统视域中的“十六字心传” |
第一节 圣学为心学 |
一、“十六字心传”与心学的来历 |
二、“圣人之学,心学也” |
第二节 阳明学的道心人心论 |
一、“初非有二心也”——王阳明的道心人心论 |
二、阳明后学的道心人心诠释 |
第三节 “中为万世圣学之宗” |
第四节 “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之地位 |
第三章 致知乃千古之秘: 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 |
第一节 “千古圣学之秘”——王阳明的道统思想 |
一、以心学为中心的道统论述 |
二、良知道统论的提出 |
三、“颜子没而圣学亡” |
四、推重周程而两可象山 |
第二节 阳明一传弟子对良知道统思想的承继 |
一、江右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二、浙中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三、归寂派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第三节 二传以后阳明学者中良知道统思想的延续 |
一、宋仪望的《阳明先生从祀或问》 |
二、浙中王畿后学的良知道统思想 |
第四节 “何必——谈良知”——良知道统思想的衰落 |
一、作为圣学阶段的良知学 |
二、良知宗旨权威的下降 |
第四章 圣学以求仁为宗: 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 |
第一节 早期阳明学的仁学道统思想趋向 |
一、王阳明“万物同体之指”:仁学道统思想的先声 |
二、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的道统思想 |
第二节 二传以后阳明学者对仁学道统思想的发扬 |
一、江右王门二传的仁学道统思想 |
二、浙中王门二传的仁学道统思想 |
三、黔中王门的仁学道统思想 |
四、泰州耿定向一系的仁学道统思想 |
五、泰州颜钧一系的仁学道统思想 |
第三节 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 |
一、“修身为本”的道统思想 |
二、以性为宗的道统思想 |
第五章 三教合一与治学二分: 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 |
第一节 三教合一式的道统认知 |
一、李贽: “儒、道、释之学一也” |
二、焦竑: “尧舜周孔即为佛” |
第二节 治、学二系的分列: “道统”的重新出场 |
一、江右胡直后学对“道统”的提揭 |
二、浙中陶望龄: 道事合一的道统思想 |
三、泰州罗汝芳: 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道统思想 |
第三节 以治摄学、会和三教的道统论 |
一、杨起元的道统思想 |
二、管志道的道统思想 |
三、道治之合 |
第六章阳明学者的传道观念与实践 |
第一节 阳明学者的任道意识 |
第二节 阳明学者的传道观 |
一、衣钵相传观 |
二、宗族衍续观 |
三、道一与遍在 |
四、自悟与讲学 |
五、闻知与见知 |
第三节 阳明之正传 |
一、以江右为正传 |
二、以浙中为正传 |
三、以泰州为正传 |
第四节 阳明学者的传道实践 |
余论 |
第一节 阳明学的历史演进 |
一、从宗旨的角度看阳明学的发展 |
二、对明清之际儒学转向的认识 |
三、甘泉学对中晚明学术影响的估价 |
第二节 道统论的当代建构 |
一、当代道统论建构的两个阶段 |
二、儒家道统论的当代困局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明清祭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祭文的定义和范畴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三、选题思路、意义与展望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明以前的中国祭文历史回顾 |
第一节 先秦至秦汉的祭文概况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祭文概况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祭文概况 |
第四节 明以前祭文史小结 |
第二章 明清祭文与国家礼典 |
第一节 国家祀典的祭文书写与收录概况 |
第二节 吉礼祭文 |
一、祭天的祭文 |
二、祭地与社稷的祭文 |
三、祭祀宗庙先祖的祭文 |
四、日月星辰的祭文 |
五、内殿节日祭先的祭文 |
六、劝农之礼的祭文 |
七、岳镇海渎山川的祭文 |
八、动物神的祭文 |
九、城隍神与祭厉的祭文 |
十、历代帝王与三皇的祭文 |
十一、关羽神祀祭文 |
十二、孔圣的祭文 |
十三、祭祀功臣亲信的祭文 |
第三节 凶礼祭文 |
一、皇室的丧葬祭文 |
二、品官士庶的祭文 |
第四节 嘉礼祭文 |
第五节 满族朝廷礼仪中的祭文 |
第三章 明清祭文与专制皇权 |
第一节 谕祭文的频繁化和权威化 |
第二节 宗教化的祭文:青词、道士与政治权力 |
第三节 祭文与封神运动 |
第四节 祭文与满人政权的威信 |
第四章 明清士人的祭文世界 |
第一节 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创作 |
一、明清士人祭文的常见书写形式 |
二、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史特点 |
(一)明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二)清代祭文的文学史流变 |
第二节 思想史视野下的明清士人祭文 |
一、明清祭文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建构 |
(一)祭文与理学的“学统”“道统”意识 |
(二)以阳明学为中心的祭文与思想传承情况 |
(三)清代乾嘉学术氛围中的士人祭文 |
二、祭文与儒学面临的挑战:“学禁”和三教会通 |
三、明清之际天主教与中国士人的祭文解读 |
第三节 士人祭文中的政治生涯图景 |
一、明清儒家祭文中的节义现象 |
二、祭文中的士人从政生涯 |
(一)军旅事务 |
(二)荒政与灾患的祈祷 |
(三)治河 |
(四)左迁与流放 |
第四节 士人祭文与生死观念 |
一、自祭文与士人的生死观 |
二、士人祭文与贞烈女性塑造 |
第五章 民间祭文与礼制下移 |
第一节 士人阶层与民间祭文的关系 |
一、民间祭文用典及其内在精神 |
二、士人引导下的民间祭文 |
三、祭文与士人的负面形象:以“错死人”笑话为例 |
第二节 民间日用书籍所见祭文及其礼仪 |
一、日用类书所见民间祭文的类型和特点 |
二、民间日用祭文的礼仪损益 |
(一)祭文中祭品称谓的统一简化 |
(二)祭文与宗族祭祀 |
(三)世俗趣味的墓祭文 |
第三节 祭文与民间俗文化 |
一、祭文的社会节庆风俗 |
二、礼文学的雅俗分合 |
三、祭文与地方社会的信仰 |
四、通俗文学中的祭文:从“歌祭文”引发的思考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3)宋代传状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方案 |
第一章 宋前传状文源流 |
第一节 传状文的界定 |
一、传记的分析 |
二、行状的解读 |
第二节 宋前传状文的形成与流变 |
一、由传经到记人的题材型塑 |
二、由量变到质变的创作实绩 |
第二章 “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 |
第一节 质与文:史传与传状的叙事差异 |
二、传状与史传的内容联系 |
第二节 题材拓展:日常化的世俗书写 |
一、亲友间的生活交往史 |
二、社会风尚的微缩景观 |
三、儒释融通的僧传创作 |
第三节 文人心态:南渡题材的重构 |
一、“文字狱”与遗民心曲 |
二、以文为戏与传记兴寄 |
第三章 “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 |
第一节 “气全理正”,宋代传状文的发展 |
一、骈散对峙:北宋前期的传状创作 |
二、古文鼎盛:北宋中期的传状创作 |
三、文不少衰:南渡前后的传状创作 |
四、事功义理:南宋中兴的传状创作 |
第二节 “学统四起”,宋代传状文的代表作家 |
一、斯文:文章家苏轼的传状创作 |
二、尊王:经学家王安石的传状创作 |
三、明道:理学家朱熹的传状创作 |
第四章 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 |
第一节 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着录 |
一、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述评 |
二、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文体识要 |
第二节 破体与《文选》类总集所选宋传状文体特征 |
一、传状作为文学文本何以可能 |
二、《文选》类总集选宋代传状的特色 |
三、“破体为文”与宋代传状的变体之作 |
附录 历代《文选》类总集传状文收录一览表 |
第五章 “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 |
第一节 补史存史,宋代传状文的价值 |
第二节 简明有法,宋代传状文体思想的影响 |
第三节 平民视角,明传状对精英立场的反拨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宋代传状文篇目一览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解题 |
一 义疏研究与义疏学研究概念辨析 |
二 儒、释、道、律义疏之名义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一 清中期以前:自在阶段 |
二 清中期至清末:自觉阶段 |
三 民国时期:差异阶段 |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分化与繁荣阶段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研究思路 |
三 创新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 写本学方法 |
二 诠释学方法 |
第一章 义疏含义、文本组织类型及体例 |
第一节 义疏含义探析 |
一 基於文字学的“义”与“疏”含义解析 |
二 义疏的历史语义分析 |
三 其他以“疏”为名的非义疏体裁 |
四 义疏含义小结 |
第二节 义疏的文本组织类型 |
一 单疏本 |
二 合会本 |
三 两种类型之关系 |
第三节 义疏文本体式 |
一 出文 |
二 科段 |
三 诠释结构 |
四 问答 |
五 诠释表徵 |
六 总序 |
七 小序 |
小结 |
第二章 义疏起源研究 |
第一节 义疏起源研究新思路 |
一 义疏起源研究前提条件 |
二 基於早期义疏文本分析的义疏起源考索 |
第二节 义疏起源相关因素 |
一 纸写本的普及 |
二 玄学与清误辩论 |
三 既有诠释体裁之启发 |
小结 |
第三章 义疏诠释层级与“疏不破注”新论 |
第一节 义疏的诠释层级 |
一 律疏 |
二 儒疏 |
三 佛疏 |
四 道疏 |
第二节“疏不破注”新论 |
一 学术史梳理 |
二 “疏不破注”的历史面相 |
三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 |
小结 |
第四章 儒典注、疏合会研究 |
第一节 合会术语与合会时代 |
一 合会术语辨析 |
二 合会时代 |
第二节 儒典注、疏的合会方式 |
一 分散模式甲类 |
二 分散模式乙类 |
三 聚集模式 |
四 集散模式 |
五 分栏模式 |
第三节 合会的历史动因与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一 合会的历史动因 |
二 注、疏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三 合会本与单疏本的博弈 |
小结 |
第五章 义疏科段研究 |
第一节 科段之概念、特徵 |
一 科段之概念 |
二 科段之特徴 |
第二节 义疏科段之源流 |
一 义疏科段之绿起 |
二 义疏科段之兴盛 |
三 义疏科段之衰变 |
第三节 佛、道、儒三疏科段研究 |
一 佛疏科段 |
二 道、儒二疏科段 |
小结 |
结语 |
附录一 三种义疏科文 |
一 隋智顗《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科文 |
二 初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科文 |
三 南朝梁皇侃《礼记·乐记》疏、《论语义疏》科文 |
附录二 义疏研究相关理论初探 |
一 场域论视域中的文本及其诠释 |
二 文本与社会互动关系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後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及论题意义 |
二 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一) 楚辞学研究史的梳理 |
(二) 《楚辞》文献学方面的研究 |
(三) 国内《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四) 海外《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三 研究范围界定 |
四 相关理论、概念介绍及本文研究方法 |
(一) 概念介绍 |
(二) 相关理论及本文研究方法 |
五 创新点 |
第一章 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 |
第一节 汉魏六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一、汉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一、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 |
二、隋唐时期的《楚辞》接受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一、宋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二、元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小结 |
第二章 明代《楚辞》传播的地域与传播循环模式 |
第一节 《楚辞》的传播在明代兴盛的原因 |
第二节 明代《楚辞》刊本的刻印地域 |
一、明代《楚辞》刊刻的地域分布 |
二、明代《楚辞》刻本传播地域形态分析 |
第三节 明代《楚辞》传播循环模式 |
小结 |
第三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 |
第一节 阅读《楚辞》的读者类型 |
第二节 皇室成员的《楚辞》阅读 |
一、皇帝阅读 |
二、太子及诸宗室子弟阅读 |
第三节 士人生员读者的《楚辞》阅读 |
一、明代士人生员读者概况 |
二、代表性的士人生员读者 |
第四节 大众读者的《楚辞》阅读 |
一、明代大众读者概况 |
二、代表性的大众读者 |
第五节 李氏朝鲜读者的《楚辞》阅读 |
一、《楚辞》在李氏朝鲜的流传 |
二、代表性的朝鲜《楚辞》读者 |
小结 |
第四章 明代《楚辞》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类型 |
第一节 收藏、抄本与借阅——《楚辞》的人际传播 |
一、《楚辞》的收藏与传播 |
二、《楚辞》的抄写、借阅与传播 |
第二节 刊刻与买卖——《楚辞》的商业传播 |
一、明代的官刻 |
二、明代的坊刻及私人刻书 |
第三节 明代的书院讲学——《楚辞》的大众传播 |
小结 |
第五章 明代的《楚辞》接受 |
第一节 程朱道学影响下的《楚辞》接受 |
一、文道合一论下的《楚辞》接受 |
二、台阁派的《楚辞》接受 |
三、道学家的《楚辞》接受 |
第二节 师古说者的《楚辞》接受 |
一、茶陵派的《楚辞》接受 |
二、前七子的《楚辞》接受 |
三、唐宋派的《楚辞》接受 |
四、后七子的《楚辞》接受 |
第三节 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一、师心说概述 |
二、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第四节 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一、东林中人概述 |
二、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小结 |
第六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特点 |
第一节 文学特点 |
一、楚风的形成 |
二、序跋的广泛使用 |
第二节 学术特点 |
一、个人体悟注解《楚辞》成风 |
二、《楚辞》评点类着作大行其道 |
小结 |
余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致谢 |
(6)川东青云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 |
第三节 相关核心概念 |
第四节 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清乾嘉时期的川东社会 |
第一节 移民的社会 |
一、长江上游的边缘地带 |
二、“湖广填川” |
第二节 白莲教之乱 |
一、移民社会的两极化 |
二、白莲教与“流民” |
三、白莲教起义与社会整合 |
第三节 蒋成寿的早年经历 |
一、儒家道德伦理的重建 |
二、蒋成寿的经历与资本 |
第二章 青云派的创立发展 |
第一节 祖庙德化寺 |
一、庙产的获得 |
二、德化寺与“真佛山” |
第二节 僧团组织 |
一、僧团的组建与传承 |
二、僧团的维系 |
三、蒋氏家族 |
第三节 祖庙与子庙 |
第四节 青云派从事的活动 |
一、青云派的宗教活动 |
二、青云派与其它社会团体的关系 |
第三章 多元传统影响下的典籍 |
第一节 青云派中流通的经卷 |
一、经卷名目 |
二、经卷的混用 |
第二节 《青云仙梯》 |
一、《青云仙梯》的卷目 |
二、《青云仙梯》中的多元宗教传统 |
三、多种宗教传统的整合 |
四、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经文 |
第四章 青云派的宗教世界 |
第一节 青云派的宇宙观 |
一、《佛祖原历》中的创世论 |
二、青云派的治世论 |
第二节 青云派的神灵体系 |
一、神灵的类别 |
二、至上神的变动 |
三、蒋成寿的神化 |
第三节 僧信的宗教生活 |
一、斋醮祭仪 |
二、宗教修行 |
第五章 权力的自我制造 |
第一节 道德与权力 |
第二节 “灵”的生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对于明代韩愈接受史的研究 |
(二)对于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研究 |
三、选题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以及研究方法 |
(一)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上编 |
第一章 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的接受 |
第一节 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 |
第二节 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诵习与选评 |
第二章 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的真伪问题再证 |
第二节 上图藏十卷本《唐文归》的韩文评点析论 |
第三章 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以朱东观《唐文归》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明末钱塘朱东观结社考述 |
第二节 因史观人,因人观文:朱东观《唐文归》与韩愈古文的选评 |
第四章 明代“唐宋八大家”阐释语境中的韩愈——兼及“八大家”概念的形成问题 |
第一节 洪武至正德时期韩愈古文的接受语境 |
第二节 嘉靖至万历时期“唐宋八大家”概念的形成 |
第三节 天启至崇祯时期“唐宋八大家”概念的巩固与发展 |
下编 |
第一章 明洪武至隆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第一节 洪武至隆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第二节 林希元《新刊正续古文类抄》选评韩文研究 |
第二章 明万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第一节 万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第二节 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选评韩文研究 |
第三章 明天启至崇祯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第一节 天启至崇祯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第二节 孙慎行《孙宗伯精选唐宋八大家文钞》选评韩文研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嵩阳书院讲师着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第一章 嵩阳书院讲师着述学术基础研究 |
一、嵩阳书院历史沿革 |
二、嵩阳书院教学 |
(一)嵩阳书院教学内容 |
(二)嵩阳书院教学方法 |
三、嵩阳书院讲师着述概述 |
第二章 嵩阳书院讲师着述考辨 |
一、五代、宋、金时期嵩阳书院讲师着述考辨 |
(一)郑遨着述考 |
(二)种放着述考 |
(三)范仲淹着述考 |
(四)程颢着述考 |
(五)程颐着述考 |
(六)司马光着述考 |
(七)韩维着述考 |
二、元、明、清时期嵩阳书院讲师着述考辨 |
(一)耿介着述考 |
(二)冉觐祖着述考 |
(三)焦贲亨着述考 |
(四)李来章着述考 |
(五)窦克勤着述考 |
(六)张沐着述考 |
(七)王泽益着述考 |
(八)贾之彦着述 |
(九)高一麟着述考 |
(十)梁家惠着述考 |
(十一)吕鼎祚着述考 |
(十二)李觐光着述考 |
(十三)田依渠着述考 |
(十四)董以威着述考 |
(十五)席书锦着述考 |
第三章 嵩阳书院讲师着述特点与价值 |
一、嵩阳书院讲师着述特点 |
(一)嵩阳书院讲师着述的总体特征 |
(二)嵩阳书院讲师着述的时代特点 |
二、嵩阳书院讲师着述价值 |
(一)嵩阳书院讲师着述的文献价值 |
(二)嵩阳书院讲师着述的学术价值 |
(三)嵩阳书院讲师着述的现实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9)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价值和意义 |
三、基本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两汉时期关于汉诗的着录 |
第一节 两汉时期的诗歌创作 |
一、有关乐府活动的记录 |
二、乐府曲目创制 |
三、歌辞记录 |
四、乐舞表演 |
五、《琴操》——汉代的琴曲歌辞 |
第二节 《史记》《汉书》对汉诗的收录 |
小结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汉铙歌十八曲》的改造 |
第二节 《宋书·乐志》对汉诗研究的贡献 |
一、相和歌辞的收录 |
二、首次记录《鼓吹铙歌十八曲》 |
三、记录汉、魏所传15大曲 |
四、《陌上桑》首次见载于《宋书》 |
五、对燕乐歌辞的记录 |
第三节 南朝时期对汉代诗歌的批评 |
一、关于五言诗起源的争论 |
二、南朝批评家对汉诗的态度 |
三、南朝诗文选集选录汉诗的分歧 |
小结 |
第三章 隋唐时期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隋代对雅乐的重视 |
第二节 陈子昂力倡汉魏风骨 |
第三节 唐代的乐府观 |
第四节 唐代乐府创作中对汉乐府古题的关注 |
一、李白的乐府古题诗——对乐府古题规定性的继承与革新 |
二、唐代新乐府——对汉乐府古题的突破 |
第五节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
一、吴兢对乐府创作“本事”的维护 |
二、《乐府古题要解》称“《琴操》纪事好与本传相违” |
第六节 皎然《诗式》对汉诗的品评 |
第七节 汉诗研究的多样化趋势 |
一、对汉诗的注释 |
二、唐代类书对汉诗的摘引 |
小结 |
第四章 宋元时期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郑樵《通志》中关于汉诗研究的问题 |
一、郑樵对乐府创作“声失义起”现象的批判 |
二、关于相和歌和清商三调的归属问题 |
第二节 宋诗话对汉诗的考辨和品评 |
一、对苏、李诗的关注 |
二、对杜甫诗承汉乐府的讨论 |
三、刘克庄《后村诗话》关于《孔雀东南飞》创作时间的论争 |
四、严羽《沧浪诗话》高标汉魏古诗“第一义” |
第三节 《乐府诗集》对研究汉乐府的贡献 |
一、乐府分类研究 |
二、乐府诗的解题方式 |
三、郭茂倩对“鼓吹”曲概念的明确 |
四、对《董逃行》和《董逃歌》的态度 |
第四节 元代的汉诗研究 |
一、吴莱对汉魏遗音的肯定 |
二、左克明对乐府本事的勾勒 |
三、刘履《选诗补注》对《古诗十九首》的笺注 |
小结 |
第五章 明代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明代复古思潮与汉诗研究概说 |
第二节 明代编选汉诗选集概况 |
一、明代和汉代诗歌相关的古诗选本 |
二、古诗选本繁荣的原因 |
第三节 明前期的汉诗研究 |
一、“古体宗汉魏”之先声 |
二、李东阳古、律之辨 |
三、陈沂标举“汉魏古诗” |
第四节 明中期的汉诗研究 |
一、前七子“古体宗汉魏”理论纲领的确立 |
二、前七子对汉乐府本义辞旨的拟习 |
三、后七子对“古体宗汉魏”古诗观的拓展 |
四、汉、魏诗之辨 |
五、胡应麟对汉诗批评的深化 |
六、前后七子对汉代诗歌审美特质的挖掘 |
第四节 明后期的汉诗研究 |
一、许学夷《诗源辨体》—汉魏之辨的理论总结 |
二、竟陵派以“真”“厚”“情”“韵”诠释汉诗 |
小结 |
第六章 清代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清代汉代诗歌研究概说 |
第二节 清前期的汉诗研究 |
一、清初云间、西泠派对汉诗的态度 |
二、王夫之对汉诗“主情”与“求真”的体认 |
三、清代选学对汉诗的研究——以《六朝选诗定论》为例 |
四、费锡璜《汉诗总说》对汉诗的评点 |
五、陈祚明对汉诗的“言情”考量 |
第三节 清中期的汉诗研究 |
一、沈德潜以“格调”论汉诗 |
二、方东树对传统评点方式的突破——以“义法”论汉诗 |
三、张玉谷:以“以意逆志”之法解析汉诗 |
四、独具特色的汉诗评析——“音注”“诗评”相结合 |
第四节 晚清时期的汉诗研究 |
第五节 清代关于《古诗十九首》的笺注 |
第六节 《古谣谚》对汉代谣谚的辑录 |
第七节 清代汉诗诗学批评模式的多样化 |
一、清代和汉诗相关的古诗选本 |
二、清代对汉乐府的笺注阐释 |
三、清诗话对汉诗的品评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明中叶江南骈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基础及现状 |
二、研究范围之界定 |
三、研究思路及要点 |
上编:古学复兴与江南骈文 |
第一章 弘正时期骈文创作的再兴 |
第一节 古学复兴与骈文创作的发轫 |
第二节 出经入史才笔纵放:祝允明 |
第三节 奇思丽藻得古入化:唐寅 |
第四节 藻辞立骨彬彬质文:徐祯卿 |
第二章 正德末至嘉靖初骈文的新变与价值重理 |
第一节 兼容并包推尊六朝 |
第二节 不复古文安复古道:黄省曾 |
第三节 操笔纵横名家本朝:皇甫汸 |
第三章 嘉靖后期至万历初骈文的发展与争鸣 |
第一节 金陵文坛的六朝文风 |
第二节 天生“畸”人,至情本性:徐渭 |
第三节 王世贞的六朝文观及其创作实践 |
第四节 骈文创作的流风余韵 |
本编结论 |
下编:辨体着作与四六选本中的骈文批评 |
第四章 辨体着作与骈文批评 |
第一节 《文章辨体》中的骈文批评 |
第二节 《文体明辨》中的骈文批评 |
第五章 明四六选本的发端与发展 |
第一节 宋四六话的承变之作:《尧山堂偶隽》 |
第二节 明四六选本的肇兴之作:《词致录》 |
第六章 明人选明四六启 |
第一节 启:中晚明四六创作的重要文体 |
第二节 重日用参考:《古今濡削选章》与《启隽类函》 |
第三节 重娱情悦性:《四六灿花》 |
本编结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
黄省曾文献系年 |
附录二 |
明代主要骈文作家略表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有明文章正宗”质疑(论文参考文献)
- [1]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D]. 彭丹. 山东大学, 2021(11)
- [2]明清祭文研究[D]. 古宏韬. 武汉大学, 2021(02)
- [3]宋代传状文研究[D]. 周丽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4]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5]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川东青云派研究[D]. 邱兴洁.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7]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D]. 莫琼. 西北大学, 2019(01)
- [8]嵩阳书院讲师着述研究[D]. 郑吉伟. 河南大学, 2019(01)
- [9]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明中叶江南骈文研究[D]. 贺玉洁. 西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