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观念论文,时代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是彻底改变人类命运和世界面貌的三位一体历史过程。200多年来，尽管历经“天翻地覆”，但人类发展并未脱离这三位一体的基本轨迹。时至今日，世界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工业化创新推进、经济全球化势头强劲的时代。当然，今天各国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同200多年前的工业化先行国家有别，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同以往时代也大为不同。我们可以将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之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称为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或经济全球化1.0时代；20世纪中叶直到当前称为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或经济全球化2.0时代。当前，世界正在兴起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经济全球化3.0时代。中国在经济全球化1.0时代国运衰落，在经济全球化2.0时代寻求复兴，必将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占据重要国际地位，发挥影响全球的大国作用。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将成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伟大壮举。而实现“一带一路”构想的关键，则在于必须有顺应经济全球化3.0时代的全球互通观念。 一、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 纵观世界历史，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创造是市场经济，最伟大的发展壮举是工业革命。当市场经济插上工业革命的翅膀，人类发展进入工业化时代。工业生产可以将原本无用的物质大规模地转变为对人类有用的物质，使物质财富大量涌现和积累。在此基础上，以积累物质财富为行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精神得以产生，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这种“囤积倾向”注入市场经济，就形成了普遍性社会心理：追求“源于占有的快乐”[1]。无节制的占有欲望和无止境的经济增长需要无限广阔的市场。只要市场空间足够大，经济增长就具有无限的扩展性，直到全世界都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巨流。研究和论述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扩张性特征构建了系统的理论逻辑，即基于人类所具有的交换本能和追求财富的本性，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长，国民财富大量积累，推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也就是说，以交换行为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依赖于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必将使交换关系无限扩展，跨越国界，遍布世界。所以，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不仅是“全国化”的、而且是“全球化”的，即不仅要求形成包罗本土的统一全国市场，而且要冲破国家界限实现一体化的全球市场和全球经济。 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基础上（即各国生产比其他国家成本更低的产品，然后进行自由交换，即可使各方获益），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以其所创立的比较成本（或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论证了国际间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即各国只要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同自己生产的其他产品相比），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就可以获得对各贸易国都最有利的结果。如果全世界各国都这样做，也就能够实现全世界的福利最大化。尽管这一理论的初始假定是“要素不流动而产品可流动”，但其自由贸易的理论主张却扩展到了要素（资本和人员）的国际流动。这样，古典经济学家们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论证了经济全球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实际上，18-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发展也确实形成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那时的经济全球化理念甚至比今天更“彻底”：不仅主张商品贸易自由化、国际投资自由化，而且主张人员的国际流动也要自由化，即移民自由。 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全世界的扩张，马克思曾经做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国际主义”的，也正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看来，工业革命是没有国家界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国际性和全球性的，一切阻碍商品、资本、劳动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国境壁垒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也将是全球化的，而国家则是必然要“消亡”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先系统研究和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马克思[2]还认为，这种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一旦与东方国家（中国）相接触，也将摧毁那里的旧秩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将会把所有的国家，包括那些与西方国家非常不同的东方国家，都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体化系统之中，阻碍经济全球化是徒劳的。1904年，颇具盛名和争议的英国地理学家哈·麦金德[3]则从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提出：“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已经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体系”。 当然，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没有阻力。其实，关于是否有可能走非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人类也做过无数次的尝试和探索，其历史并不比市场经济短。但迄今的历史表明，一切非市场经济的制度选择均无成功希望，即使有过一时的兴旺也难以持续，很快就会归于破灭。在以市场经济为主流的世界经济系统中，任何国家或经济体如果试图走封闭发展的道路，终将丧失活力，自绝于繁荣，或者被市场经济的洪流所淘汰，或者被市场经济吞噬而重生。 总之，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就具有不可阻挡之势。19世纪，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动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领头羊，推动了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此过程中，许多后发国家虽都曾经拒绝过全球化，试图以闭关锁国的方式实现国家富强，但均无成功者。最终，各个国家都不得不实行开放政策，融入以“自由贸易”为旗帜的经济全球化体系。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曾经进行过非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最辉煌尝试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在20世纪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经济成长业绩也曾一度超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甚至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平行”的另一个世界，但最终未能取得成功：或者解体，或者“归顺”市场经济。因为，非市场经济的制度活力、包容性和国际竞争力终究无法与全球化发展的市场经济相抗衡，最终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并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体系。 当前，世界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向各新兴经济体加速扩散、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走向极盛、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正在兴起的时代。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长足推进，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任何国家以至整个世界，若不再次变革就将难以适应危机四伏的复杂现实，难逃“盛极而衰”的命运。 尽管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必然，但后发国家进入经济全球化，并不就是走上了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而往往是踏上一条荆棘丛生的险途，难免付出代价和经历痛苦。对于经济落后国家，承认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往往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全球化意味着打开国门参与强手如林的国际竞争，意味着将自己的一切弱点都在经济开放中暴露无遗，失去保护。弱者能够同强者“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吗？尤其是，全球化的竞争规则是强国主导制定的，弱国只是规则接受者，缺乏制定和修改规则的话语权。所以，可以理解，当孩子同巨人竞赛时，有理由寻求“保护”。因此，落后国家总是怀疑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以强凌弱的“新殖民主义”阴谋，试图以封闭作为避难所。 但是，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封闭和“保护”毕竟没有出路，封闭越久落后越远，客观规律之势终究不可阻挡。尤其是在20世纪中后叶，经济全球化2.0时代实现了巨大繁荣，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加速实现工业化，在经济全球化中崛起：从东亚四小龙到“金砖”国家，都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保护到自由的曲折过程。其中，从开始抵制经济全球化到后来被动地接受经济全球化，进而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 在西方国家进入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即在整个经济全球化1.0时代和2.0时代前期，中国一直在封闭和开放的两难选择中徘徊。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中国工业化进入起步阶段，但仍然强烈倾向于抵制经济全球化，视经济全球化为洪水猛兽。当时，虽然也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工业和发达经济，也曾因而有“超英赶美”的目标，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拒绝和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敌视，主宰了将近30年。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发展的战略眼界和施展空间。由于缺乏全球化思维和眼界，总是强调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就是将国家的战略利益空间局限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内陆国土，视中国为完全的大陆国家（即欧亚大陆中的一个板块）。并至今仍习惯性地称之为“中国大陆”或者“内地”。其实，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海岸线总长约3.2万千米（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千米，岛屿海岸线1.4万千米），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面积约300万平方千米，有面积500平方千米以上的岛屿7000多个。在接近陆地国土面积1/3的海洋国土上，中国有着广泛的利益”[4]。 直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才幡然醒悟，决意向市场经济转变，实行开放政策，勇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这样，历经短短30多年就获得了与经济全球化接轨的利益，实现了加速工业化和极大的经济扩张，取得出人意料的巨大成效。到2010年，中国成为生产规模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继续迅速缩小同第一大国的差距，不断拉开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的距离。展望未来，只要继续走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向更广阔的世界市场拓展，中国的战略利益边界将不断延伸。总之，作为一个人口占世界1/5的大国，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全球化的意义将无限深远。 二、市场经济逻辑的全球化现实：未实现的美景 接受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对历史必然的遵从，而且，经济学理论也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全球化的合理与“美妙”。如前所述，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就“推论”出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和有效性，论证了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全人类的福利增进，达到“世界福利最大化”。因此，以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国际分工理论以及市场规模（国际市场和全球市场）理论等为理念基础，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经济全球化，融入了经济全球化。于是，贸易自由主义不断征服世界，成为宗教般的信仰。 但是，现实的情况并不像经济理论所描绘的那么美妙。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获得工业化的成功。整个世界仍然充满了不发达和贫困现象，明显地分化为南北国家，贫富差距巨大：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格局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平等现象仍然非常突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尚不彻底：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发达国家强行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总之，世界上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一向不小，而且也并非全无道理。他们的理据包括：弱肉强食的全球竞争不具道德正当性；全球化成为强国对弱国进行掠夺的借口；全球化并没有像其支持者鼓吹的那样使各国平等获益，而是导致更加巨大的国际不平等；而且，经济全球化损害了世界的文化多样性，让世界“索然无味”：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标的人类异化现象畅通无阻，缺乏人道和人类尊严的正义性。即使是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国——英国，对工业发展也一直存有文化抵触，有学者说：“工业价值观念——对机器、效率和物质财富的崇拜——从未征服过英国特性的内在核心”。英国精英们“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既向往又害怕”[5]。 可见，经济全球化并非天生美好。全球化利益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现实条件。也可以说，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经济全球化会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状况和后果。这些条件主要包括：物质技术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地缘利益格局和市场势力结构、国际制度安排即全球治理结构等（本节主要讨论前一方面，第三、四节讨论后两个方面）。 关于经济全球化受到物质技术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的影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在国家间、地区间，包括各大洲间进行大规模通商和交流，国际产业分工依赖于国际物流和人流的通畅性，这些都需要具有物质技术条件的保障，特别是海陆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国际通信设施、安全保障设施等，都直接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所以，由实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各国产业发展水平及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也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实际状况。 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和现状看，以交通运输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一方面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型国家的基础设施现状仍然是制约经济全球化的瓶颈。海运方面，尽管世界航运取得长足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不少瓶颈，例如，马六甲海峡、巴拿马运河等航运“咽喉”，以及进入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的港口条件等，都需要有更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设施条件。铁路方面，作为传统运输方式的铁路运输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陆运条件。虽然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也曾因为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更大优势，铁路运输一度衰落，但是，从世界范围看，在许多地区，尤其是陆地面积广阔、人口和经济活动比较密集的地区以及这些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许多交通运输瓶颈，铁路运输包括高速铁路，仍然具有很大的需求和发展空间。可以说，铁路建设对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至今仍然是久盼未到的“雪中碳”。空运方面，当前，对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航空运输已经充分发达，但是，对于广阔的世界腹地，尤其是地理条件不便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机场建设和更多航运支线的开通，仍然具有很大的需求。建设更发达密集的航空运输网，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公路方面，就世界范围看，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公路包括高速公路的建设，将具有非常巨大的需求。只要工程技术能够达到，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地形复杂地区，都需要修建更多的公路甚至高速公路。 工业革命以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全球化1.0和2.0时代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世界经济将向各洲大陆腹地和海洋空间纵深发展，亿万人口将告别封闭进入全球市场经济，因此，全世界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据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今后20年内，全球需要57万亿美元投资于电力、公路、港口和供水等基础设施[6]。很显然，如果不能建设好必要的基础设施，经济理论所描绘的经济全球化理想状态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海市蜃楼。同样值得重视的是，经济全球化总是基于一定的技术条件，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都对经济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也正在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进入3.0时代，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格局。 三、经济全球化的地缘格局：霸权渐弱的新均势 关于地缘利益格局和市场势力结构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各经济体间的力量对比，对国际经济竞争（或垄断）与合作（或斗争）中的博弈关系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国际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进行的，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竞争主体，并不是经典经济学论证自由贸易合理性时所假设的“原子”式厂商，而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不同“国籍”的商家，它们可能拥有非常不同的“母国势力”，这种母国势力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表现为非常不同甚至是力量极为悬殊的市场势力差距。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7]说：“自由经济理论所承认的唯一均衡，是世界性的均衡”。“19世纪最主要的事实之一是单一全球经济的创建，这个经济一步步进入世界最偏远角落。借着贸易、交通，以及货物、金钱和人口的流动，这个日益紧密的网络逐渐将已开发国家联系在一起，也将它们与未开发国家结成一体”。“但是，实际上，这个模式是不够的。逐渐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既是一群固体集团的结合，也是一个易变的流体。不论构成这些集团的‘国家经济’（也就是以国家边界所界定的经济）起源是什么，也不论以它们为基础的经济理论（主要是德国理论家的理论）具有怎样的缺陷，国家经济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 不仅是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看存在巨大的利益偏差，而且从空间关系看，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像经济学所抽象的那样，是在一个“空盒子”式的无障碍空间中展开。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空间是极度不平坦的。无论是在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自然物质条件方面，还是在以此为基础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经济全球化都是一个以现实的地缘条件和地缘政治格局为转移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怎样的地缘格局现实条件下就会有怎样的经济全球化特征。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地理条件的恶劣，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都是人类难以顺利到达的，也不适于居住。如果没有工业，即将无用物转变为有用物的人类生产活动，地球上无“资源”可言，所谓“自然资源”完全是以一定的工业生产能力为前提的。辽阔的海洋和大陆，只有当人类拥有了生产技术能力（即工业）才可能成为现实的经济活动空间。而当人类拥有了可以利用海洋和陆地的工业能力时，“领域”就具有了战略价值。于是，争夺“领域”的行为导致“帝国”时代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所谓“帝国主义”就是试图通过直接“占领”、“统治”、“控制”而形成大规模统一市场的强权意图。在经济全球化具有越来越重要意义的19-20世纪，以“领域”控制为思维指向的陆权论与海权论就成为谋求“占领”、“统治”和“控制”的全球战略观和帝国思维。 关于陆权论，人们常常津津乐道麦金德[8]的话：“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整个世界”。尽管麦金德的本意是说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地理条件重要，“那里的大自然，提供了最终统治全世界的所有先决条件”；“占领这些要地，既可以促成，也可以阻止世界霸权的出现”。因而提醒说，“必须有人通过自己的远见卓识，并且采取可靠的保障措施，来防止出现一国独霸世界的局面”。但是，与之相反，他的理论却启发了试图称霸世界的帝国梦想者的野心。 关于海权论，人们往往将其代表人物马汉[9]的理论归结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主宰了全世界。其实，这一理论并非是无条件成立的。工业革命之前，如果讲海权，只能是无的放矢。海权论的理论逻辑基于工业革命所形成的19-20世纪的物质技术条件，即长距离交通运输的海运成本远远低于空运和陆运。因此，濒海国家享有进入国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和远距离投放军事力量的地缘优势。有了强大的工业也就拥有了控制海权的优越条件。没有强大的工业，即使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也只能“望洋兴叹”，闭关锁国或保护主义往往成为它们的选择。 可见，各种地缘政治思维同经济全球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各种地缘政治思维都着眼于“占领”、“统治”、“控制”，而经济全球化则诉诸“自由”、“交换”、“开放”。所以，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逻辑基础：经济全球化设想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自由竞技场，规则透明，裁判公正；而现实的地缘政治状态则如同荆棘丛生、险象环生的崇山峻岭，道路阻碍，盗贼猖獗。陆权论和海权论的逻辑均试图通过建立“一统霸业”来构建世界大市场。当然，在现实中，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难以一统全球，因此，要么战争，要么共存，而共存必须达到一定的“均势”。仅此一点，即在均势思维中，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逻辑同经济全球化逻辑具有了一定的契合点。 陆权论的代表人物麦金德[8]说：“没有哪一个自重的国家，会允许他人来剥夺自己应有的高级产业。但是，这些产业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除非它们彼此之间保持平衡，否则都无法发展起来。因此可以说，每个国家都会努力发展工业活动中的每一大类的产业，并且都应该容许它们达到这一目的”。“为了让各国满意，我们必须努力确保各国都有某种平等发展的机会”。 均势意识在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论著中就曾显露，“他主张在世界大战中美国不要完全消灭日本，因为中国人口众多，面积广阔，早晚会成为亚洲强国，保留日本可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在欧洲，打败德国但不要灭亡德国，主要用来战后在欧洲平衡苏联这个陆地强国”[8]。海权论的代表人物马汉[9]在阐述他的地缘战略理论时，也体现了均势思想。例如，在论及美国倡导“门户开放”政策时，他说：“门户开放政策在另一重要意义上体现权力的平等，而门户开放意味着机会的平等。还有，门户开放和均势一样都取决于各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平衡，这些国家是指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国家，因为门户开放这个词汇是专门针对中国的”。“要使门户开放政策发挥有效作用，就要让太平洋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力量达成平衡”。这一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在瓜分中国这个大市场中，各列强形成一个势均力敌、利益均沾的格局。而且，“任何一个国家决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分内之事，因为不适当的行为往往会使最好的合作伙伴反目成仇”。 当世界进入核时代，尤其是在美苏冷战时期，核威慑和核均势成为使世界在确信核战争可以相互“毁灭”的“恐怖平衡”中避免核战争，实现核威慑下的和平。在“二战”期间，正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拥有核武器，没有核威慑下的恐怖平衡，所以才敢于向日本投放原子弹；而当苏联以及后来中国也拥有了核打击力量，特别是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使各方确信对方的第二次核打击可以造成自己不可承受的损失时，反而可以避免核战争。而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自认为有“责任”维护世界秩序时，以布热津斯基等为代表的美国战略家提出了由美国领导全球的均势“棋局”理论，即要使世界任何地区都不出现能够挑战美国的势力，因此，必须在欧洲、太平洋等各个地缘政治空间中形成各国相互制衡的格局。从而使得无论是欧盟、俄罗斯，还是中国、日本，或者是伊斯兰国家之间，均处于势均力敌状态，以保持美国可以控制的“均势”。 其实，不仅大国谋求均势，小国更需要在均势中谋生存。“二战”以来，民族国家相继独立，国家数量越来越多，各类国家都必须在均势中生存。例如，新加坡就是一个在大国博弈及地区均势中获得成功的绝好例子。而战争的爆发和暴力恐怖主义的产生几乎都是失去均势的产物。可见，权力平衡，形成地缘政治格局的均势，是保持和平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更是经济全球化能够趋利避害的必要条件。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失去均势基础的全球化绝非人类之福。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迅速变化，经济中心东移，尤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缘板块崛起[10]。不仅美国深感必须实现“再平衡”的迫切性，而且，实际上在新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达成新的权力均势，以保证全球化趋势的良性延续，正成为世界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即如何实现全球化市场经济的结构性均衡、各利益主体间利益平衡，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权力均势之间的有效契合。 对历史过程的简单回溯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需要维持和平，也需要保持全球航道的通畅。同全球化利益一致的国家，主要是工业化的主导国家，它们自认为依据自己的实力实现全球势力的均衡是一种国际责任。但其他国家由于在经济全球化中未获利益或遭受损失，甚至沦为强国的殖民地或被其“控制”而处于政治不平等地位。有些国家因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不利地位而被边缘化，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甚至被战乱所中断，长期处于“落后国家”、“失败国家”的境地。列强争斗甚至会使市场沦为战场，经济全球化扭曲为世界大战。因此，经济全球化能否取得积极效果，高度依赖于世界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四、经济全球化的治理结构：秩序的演化与选择 国际制度安排即全球治理结构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全球治理结构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制度选择。经济理论所描绘的经济全球化总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为理想，但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不同的国家并非都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那样能充分获得各自的比较利益。实际上，确有国家是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中严重受损的。各国是否欢迎经济全球化，取决于国家利益考虑。所以，“即使是英国和美国也不是一直欢迎自由贸易体系……英美两国在接受自由贸易之前都经历了漫长的保护主义时期。然而，在两国的权力顶峰时，两国都从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中获益最多。两国先进的工业处于主导地位，两国势头强劲的经济都受益于产品的出口和资本输出。当两国的竞争者都还大多是陆地国家并且依赖它们维持航道通畅时，英美强大的海军控制了海洋并且主导了贸易航线”[11]。可见，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自由贸易支持政策，最符合工业化的主导国家的利益。经济全球化进程总是沿着同工业化主导国家的利益相一致的方向推进。并无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结构。正是经济全球化在现实中的利益偏向性和全球治理结构的利益偏向性，决定了市场均衡理想与全球化现实之间必然会存在巨大的差距。 很容易理解，经济全球化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推进和实现的。国际制度安排即全球治理结构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治理方式，规定了国际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以及处理纠纷的规则程序。 经济全球化要求商品、资金（资本）、人员等在世界范围的顺畅流动，表现为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移民自由（自然人国际迁移自由）等政策主张及制度安排。而在现实中，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实现的，因而总是存在各种难以突破的障碍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欧洲各国历经长年战乱，在17世纪达成了以承认国家主权和多元化共存为基本原则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精神一直深刻影响至今①。尽管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承认大小各国权力平等，遵守共同认可的若于国际关系准则，可以达到“谁也不吃掉谁”的均势状态，但这是以国家实力相当或者国家实力对比不发生极大变化为假定前提。而且以各国均不阻碍贸易、投资和人员自由流动，也不谋求国家“野心”为条件。但这些前提和条件并非总能存在。所以，尽管人类尚未形成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更能获得共识的国际关系体系，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未能确保长久的世界和平。 当世界进入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代，欧洲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各国为拓展全球市场和投资空间，表现为以占据更多领土，拓展更大殖民地，控制更广泛的“势力范围”为特征的国家间争夺，直至爆发战争。所以，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具有“列强吞食”的特征。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始终扮演着均势维护者的角色”。它“把国家利益与维护均势视为一体”[12]。虽然当各列强或不同列强集团势均力敌的时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可以维持，但当列强之间的实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产生了重新瓜分领土和势力范围的野心国家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会被列强战争所取代，而英国已完全没有能力控制局面。因为，当时“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12]。到“一战”之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经无法应对这样的挑战。这就是经济全球化1.0时代人类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即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走向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无节制的争夺和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反思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世界进入了“战后秩序”时期。其区别于战前的特征是：建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组织，尊重各国主权，结束殖民地占领，主张民族国家独立和国家主权利益，但要求甚至迫使各国均实行开放政策和自由贸易制度。这在相当程度上回归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治理逻辑。而区别在于，战后秩序承认若干大国拥有维护国际规则的特权，表面上是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中），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两大国主导。这样，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2.0时代的全球治理格局表现为霸权主义掌控下的权力均势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两霸争夺、平行掌控；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世界出现了美国一霸独大的罕见局面。美国以“美国例外”和“世界领袖”为据，充当“世界警察”和“全球老大”，维持全球的“自由航行”。这弥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不足，即缺乏“执法者”而成为“没有牙齿的治理”，但同时也破坏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内在逻辑。据称具有“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是被各国“请来”充当“执法者”的，其实，这样的治理结构非常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仅将自己的利益、法制和权力居于其他国家之上，而且将推行其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等）作为世界治理目标。显然，这是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包容多元化和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精神不一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着眼于形成均势，避免战争；而霸权主义的制度逻辑则是维持“强权掌控下的均势”，可能导致国际关系紧张甚至必然引致战争，即对被霸权国家判定“违规”国家制裁以致入侵，引发局部战争或“代理人战争”。在两霸时期和一霸时期都屡屡出现这样的情况。 经济全球化2.0时代尽管仍然充满着矛盾、“冷战”和冲突，但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毕竟取得了巨大的积极进展，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从中获益。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后迅速崛起，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新兴经济体”。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13]说：“国与国之间经济表现的此消彼长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正在从资本国家化的时代进入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但是最终我们能够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意味着美国一霸地位的相对下降和控制全球局面的力不从心。作为唯一霸权国家的美国。希望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因为这不仅是其作为世界领导国家的“国际责任”，而且也符合其自己的国家利益。与小国相比，大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边界总是范围更广，世界大国的国家战略利益遍布全球。而当更多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实力增长到接近美国时，客观上就对一霸体系构成挑战。从经济规模看，美国已经从20世纪中叶GDP占世界的1/3到1/2下降到当前的1/5，而中国的人均GDP只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其总量就将显著超过美国。因此，一方面，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霸权干预特征，必然导致世界部分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破碎”和对经济全球化的疏离，霸权国家面对的局面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控制；另一方面，独霸国家越来越感觉相对实力减弱，解决困局力不从心，希望新兴国家分担压力，但同时又担心因此导致一霸地位进一步削弱，“老大”地位被其他国家动摇。这正是世界从经济全球化2.0时代向经济全球化3.0时代过渡的结构性矛盾的症结所在。 更值得重视的是，在以霸权掌控全球均势为特征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时期，国际经济规则主要由霸权国家制定，落后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世界各国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疏离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可能越来越趋向于另辟蹊径，试图完全颠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无视国家主权和边界，并且往往以宗教极端主义行为对抗经济全球化，直至走向暴力恐怖主义道路。一些国家的经济落后，以及在一霸国家干预下原有政府的溃败，政治格局严重失控，导致无政府状况下的国际难民潮。原本是符合经济全球化原则的自然人国际自由流动（移民自由），恶性化为难以接受的国际难民潮。这有可能使移民流入国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以致产生社会性的反全球化倾向。可以说，经济全球化2.0时代留给3.0时代的一个“负遗产”就是霸权“失控”、秩序失治。 美国当代著名战略理论家、地缘政治学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13]说：“欧亚这个超级大陆面积太广、人口太多、文化差异太大，历史上有野心和政治上有活力的国家也太多，即使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最成功、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也难以驾驭它”。“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为美国确定一个冷战结束以后新的主要全球目标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是片面的，没有把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需要与保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的必要性联系起来”。 总之，经济全球化又一次遭遇全球治理体系失序窘境。正如基辛格博士[12]所说：“在地缘政治世界中，西方一手建立并声称全球适用的秩序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这一秩序给出的对策已经全球知晓，但在这些对策的应用上却没有共识”。而且，“事实证明它不能适应权力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必须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全球治理结构，如基辛格[12]所说，“挑战变成了一个治理问题……之所以需要对全球化加以规范，是因为可持续发展需要调整传统模式”。 当前的现实是：①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老大”，新兴国家不挑战其领导地位，但一霸独强的格局渐成历史，必须有新兴大国参与全球领导体系。因此，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完善全球治理的关键。②新兴大国与美国分担全球治理领导责任的前提是，其自身的权力空间也必须同其壮大的国力相当。一个自身国家利益受损的大国，不可能同美国有效合作，而更可能为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而同美国发生冲突。这不利于全球治理，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因此，美国是世界大国，新兴大国是地区大国，首先必须支持建立新兴大国所在地区的地缘政治新均势，才有可能在新型大国关系下，维护全球新均势。③新兴大国的实力不断增强，战略利益边界不断扩大，企业和公民“走出去”，进而“走进去”即融入海外经济和社会。这样，新兴大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即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同全球利益重叠，因此，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同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具有越来越强的一致性。维护世界和平，扩大经济全球化的更大空间，让更多未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具备与全球经济接轨和融入全球化的条件和意愿，符合各国国家利益。因此，第三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将逐渐摆脱霸权主义，走向多元共治，达成以大国均势、地区均势和全球均势为基础，包容多元利益的全球治理格局。 总之，从全球治理结构的角度看，均势论这一关于国家关系的古老理论，尽管因其只强调均衡状态下的和平，忽视是否保障了正义，而往往被批判为缺乏价值正义性，但是，纵观历史，非均势论的其他理论所产生的负作用远远大于均势论。经济全球化需要以一定的国际均势格局为条件，但是，并非任何形式的国际均势格局都能保证经济全球化实现其效率和公平目标。以列强均势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1.0时代和以霸权均势为条件的经济全球化2.0时代，均有其显著的缺陷和非正义性。经济全球化并未达到其理想状态。本文所预示的经济全球化3.0时代，是否能够比前两个时代更美好一些，且更具正义性，取决于世界各国的努力，这是对人类智慧的一次严峻挑战。 五、经济全球化3.0时代的中国：善治、活力与创新 经济全球化2.0时代的一个最新近的突出特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大国以新兴经济体强劲增长的态势深度融入全球化格局，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整体面貌，并强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从2.0时代进入3.0时代。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规模巨大，人均居中。 据统计，在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中，有60多个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工业社会，总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不足20%。而中国有13.7亿人口，接近世界人口20%。也就是说，中国工业化将在几十年时期内使全世界工业社会的人口翻一番，使全球工业化的版图发生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伴随着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过程。同其他大国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在许多方面，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速度和广度是罕见的。特别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出的开放承诺，连外国和国际组织的一些专家都承认，在许多方面是“非常激进”的，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在工业化进程仍然处于（人均）低收入状态时，开放速度最快、开放领域最广、开放政策最激进的一个大国②。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以非常快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业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曾经高度封闭的中国市场在短时间内就转变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14]。 在加速工业化时期，中国相当激进的对外开放政策所获得的一个直接益处是：广泛地获得了国际分工所提供的制造业发展机会。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分解是国际分工深化的表现。由于世界产业的分解，使得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传统产业有可能迅速地向中国转移。中国通过承接制造业的组装加工环节，形成了从沿海地区开始，不断向内地延伸的众多加工区和产业集群区。产业分解是技术扩散和产业扩张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分解的过程中，不仅传统产业向中国转移，而且，高技术产业中的一些加工环节也迅速地向中国转移③。实际上，在产业高度分解、分工极端细化的条件下，被统计为“高技术产业”的产品生产工艺同传统产业产品的生产工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中国工业很快进入广泛的国际分工体系[14]。 巨大经济体融入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而且各国经济尤其是产业体系高度绞合，国际分工合作冲破地理国界和政治国界，不仅经济行为普遍跨越国界，而且经济主体的组织形态跨越国籍，跨国公司以及跨国产业链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和实现形式，产生了各种犬牙交错的“超国籍”现象，甚至按产（股）权、注册地、所在地、控制权等原则都难以明确定义其国籍归属。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经济国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经济主体和经济行为的“混血”、“交织”、“共生”、“转基因”等现象正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因此，“经济规模”的国别绝对意义在改变，而其全球相对意义则越来越具重要性。 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巨大，但人均水平仍然较低。据统计，按人均产出和收入计算，中国的发展水平至今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仍属于世界“平均数”之下的国家（大约为世界平均值的2/3-3/4）。在世界200个左右国家（地区）的人均GDP排名中，中国目前仅居80位上下。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30年，是中国人均产出和收入水平达到和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历史性转折时期[15]。因此，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如果说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是帝国列强殖民主义全球化，从陆权转向海权，以海权优势争夺陆权空间；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是霸权主义全球化，从两国霸权到一国独霸，形成全球海洋霸权与分割破碎的陆权空间。那么，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将是利益交织、权力多极、多国共治的全球化；工业化向更广阔的陆海空间拓展，形成更为纵深的格局。如果说，在经济全球化1.0和2.0时代，国际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原子式”具有明确（产权）国籍的企业之间的竞争，那么，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全球竞争主要表现为由各国企业构成的复杂“产业链”之间的竞争，不仅制造业竞争呈“产业链”状，而且国际金融业也呈更为复杂的产业链状。各国经济特别是各大国经济，包括对手国家经济之间，都处于相互交织的关联网中，“你死我活”的传统竞争格局演变为“俱荣俱损”的绞合状竞争格局。“绝杀”式地“消灭对手”同时也可能使自己受损，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各国都要联手救市；金融行业导致了危机，却不得不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那些闯祸的金融机构；一些制造企业甚至请求政府挽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因为相互竞争的企业有共同的供应商，对手企业如果倒闭，供应商企业难以存活，也会使自己的企业处于危境中。这成为经济全球化3.0时代的奇特现象：即各不同经济体（国家、地区或企业）之间利益边界截然分明的状况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的利益交织、相互依存格局。 很显然，在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态势下，列强争夺领土和霸权掌控全球的历史已不可能重现，没有国家尤其是负责任大国会设想获取“占领国”利益，即使是霸权主义的美国也不再谋求“占领”目标。崛起的中国更不可能走上列强和称霸的道路。共享共治天下，将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可行模式，也是符合中国理念和国家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方向。因此，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宣称的“中国永远不称霸！”是真诚的表达，实际上也宣告了列强时代与霸权时代的终结。 经济全球化3.0时代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各国必须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试图以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的策略已经完全过时。与1.0时代和2.0时代相比，经济全球化3.0时代更具有深度全球化的特征，如果说前者主要着眼于拓展地理空间和产业空间，“占地为王”和“夺市为强”，那么，后者将更加着眼于“民生体验”，即各国将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全球性的文明竞争和国家竞争。各国将在商品、资金、人员、信息等更具国际自由流动性的全球化体系中，进行深度竞争与合作，人民福利体验将以全球化为背景。制度的“合法性”将以国际比较下的民生增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为依据。通俗地说就是：人民满意不满意，认可不认可，将决定经济全球化3.0时代国际竞争的输赢。因而国家治理“榜样的力量”将成为决定国际影响力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一个自身治理不善、人民满意度不高，甚至“后院起火”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 在这样的时代，作为已经被视为“世界第二大国”的中国，最根本的作为就是：以善治示全球，以创新领潮流。奈斯比特[16]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它在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和话语权还属于轻量级水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可取决于它们对中国国内发展的看法；而我们认为，中国对内将变得更中国化”。“当今中国的发展，首要考虑的都是国内因素。然而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却必须在全球关系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国际竞争的本质是“善治”，而不是武力和霸权。“善治”首先是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最重要的是成为充满创新活力国度，从而体现出经济体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创造力。所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的地位将取决于如何从曾经的“高增长引领世界经济”转变为未来的“善治与活力引领世界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17]以其长期研究成果表明，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依赖于经济活力的释放，而“经济制度的巨大活力要求其所有组成部分都具备高度的活力”。英美等国之所以曾经能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就是因为焕发出了极大的活力；同样，它们后来之所以表现为增长乏力，至今未能走出低迷之境，也是因为经济活力下降。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如何再次焕发经济活力，或者说，有哪些国家可以释放活力，实现创新，引领世界经济增长？他指出，对于中国自1978年后实现的创纪录经济增长，“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展现出了世界级的活力水平，而中国人却在讨论如何焕发本土创新所需要的活力，因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高增长将很难维持下去”。他认为中国自己的认识和意图是正确的。按他的研究发现，中国30多年来还只是属于“活力较弱的经济体”，只是因其“灵活性”而不是高活力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体“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比高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更高的增长率，但随着这些经济体的相对地位提升，对现代经济实现了部分‘追赶’，其增速将回到正常的全球平均水平，高增速会在接近追赶目标时消退”。 大多数经济学家也都认为，中国超高速增长期的终结是一个大概率前景。2014年底，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普里切特和萨默斯[18]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的典型化事实》一文中做出明确结论：“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是经济增长领域唯一的典型化事实。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中印经济增速均要大幅放缓。印度，尤其是正在经历史无前例超高速增长的中国，已持续增长的时间是常见典型增长的3倍。我们预计，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阶段将会突然中止，增速回归全球均值。”具体预测为“中印10年或20年后经济增速为3%-4%”。 当然，这样的预测基本上是“外推”法的结论。即使看到“大概率”前景，也不能排除“小概率”的可能，这就是，中国经由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创新型国家，焕发经济活力，再次形成加速增长的态势。可见，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中国要走的艰难道路是：从躯体庞大的“中等生”成长为充满活力的“优等生”，即从人均收入处于世界平均值以下，提升为达到世界高水平，这需要有保持较高速增长的经济动力和活力。可见，中国决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其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中国能否真正做到政治清明，民主法制健全，更将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全世界都将看着这个世界第二大国如何成为让人民心悦诚服的国家。中国只有成为可以使人“心服”的世界强国，才具有全球性说服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也才可能成为真正具有强大领导力的全球大国，进而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此之前，世界仍将处于由美国老大主导的“战后秩序”格局，没有国家可以对其进行实质性的改变。正如奈斯比特所论述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经济大变局”的实质就是“中国改变世界格局”[16]。而中国能否改变世界，关键不在实力能否雄踞世界，而在观念能否征服人心。 六、“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全球化均势发展 国际战略评论家邱震海先生在其《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们正日益被世界需要，但世界需要的只是我们的钱，我们的心却无法征服世界”[19]。这似乎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但它也确实表明了观念相通的关键性意义。 经济全球化3.0时代，更多国家间实现更全面深入的“互联互通”是最基本的趋势。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其核心含义也首先是要实现更通畅的“互联互通”格局。“一带一路”构想涉及战后世界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几乎同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四大板块（也有学者称之为“战略辖区”）均有密切关系：包括以美国及濒海欧洲国家为核心的海洋国家板块、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大陆国家板块、以复兴中的中国为核心的东亚陆海板块，以及将会崛起的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次大陆板块等。要在如此广泛和复杂的地缘空间中实现“互联互通”，牵动全球，关键在于中国必须以自己的言行告诉世界“要干什么”？世界才能回答中国“是否欢迎？”。 纵观世界历史，以陆权理论和海权理论为导向的国际“互联互通”历史，都曾发生过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陆权理论强调“势力范围”观念。因为，与海洋中有“公海”不同，大陆上没有“公陆”。由于没有可以“自由通行”的通道，如果没有“势力范围”，就难以保证“互联互通”的安全。所以，占据更大的陆地领土和势力范围成为陆权时代的地缘政治特点。陆权理论甚至被纳粹德国作为扩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支柱，为其侵略行为所利用。 海权理论的观念支持了濒海欧洲国家，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美国成为霸权国家。进入海权时代，“发现”和拓展海外殖民地被认为是海洋强国的“合法”权利和“英雄”行为。20世纪之后，海权国家（主要是美国）则将要求和迫使大陆国家“门户开放”作为其实现“互联互通”的世界战略。进而，“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公海“自由航行权”、“经济全球化”等成为当代世界普遍接受的基本观念，依此形成全世界的“互联互通”格局和世界治理秩序。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自认为拥有维护这一世界秩序的特权。实际上，不仅是美国的盟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认同或者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这一特权。有些国家还利用美国的这一特权，“邀请”美国到欧洲“平衡”俄罗斯的势力，到亚太地区“平衡”中国的崛起。 在战后冷战时期，与海权理论相抗衡，苏联以其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在世界各国鼓励和支持共产主义运动，力图形成以苏联为中心，由苏东国家及亚洲盟国组成，并向其他地区渗透的势力范围，构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平行”地缘政治战略空间。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互联互通”观念，由于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冲突，曾引致了很大的国际紧张。 可见，以往的“互联互通”主张都具有强国战略的意义，有实力的国家才会依据一定的战略观念，主张“互联互通”，其中往往具有“帝国”野心。而面对这样的“互联互通”，弱国则倾向于封闭和保守，除非可以确保安全，否则宁可不要门户开放，不要自由贸易，不要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不欢迎“互联互通”。总之，“互联互通”与各国的安全意识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仅仅基于经济上“互利互惠”，生意再大，“油水”再多，也不足以形成“互联互通”的观念实力。 由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是处于“以复兴中的中国为核心的东亚陆海板块”，其特点是兼具海洋和大陆两方面的性质，所以，“一带一路”战略既不是单纯的海权观念逻辑，也不是单纯的陆权观念逻辑。今天，很难再像当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可以承接现成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观念那样，也承接并要求所有相关国家接受现成的世界通行观念，来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但是，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如果没有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理念基础，不能实现各国间的“观念互通”，各国处于“不放心”状态，实践中的“互联互通”将会障碍重重。 中国不是世界第一强国，目前的软硬实力均不足以在全世界推行一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且中国历来主张“和而不同”，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价值文化和自主选择。所以，“一带一路”的“观念互通”并不是“观念统一”，相关各国也并无可以统一的观念。例如，中国接受了“自由贸易”、“全球化”观念，其他相关国家未必同意。中国主张“全方位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对“开放”未必有同样理解。即使其他国家的政府认同了某种观念，社会各界也未必服从，而且，政府本身也可能因执政党轮替而改变倾向。所以，观念互通的实际含义只能是“观念相容”、和而不同，而且要各方“说得明，听得懂”，以最大限度的包容性来实现有差异的观念间的沟通，寻求各国不同价值观念中的最大“公约数”。当前，有可能使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认同的观念是：伙伴互惠，主客便利，抉择相容。 所谓“伙伴互惠”是：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地区）间是合作伙伴关系，伙伴之间的合作基于互利多赢的原则。当然，更高层次的伙伴关系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甚至“命运共同体”，但未必强求，并非结盟。能成伙伴，结伴同行即好。更重要的是，伙伴互惠绝非排他，不与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重组挂钩。即“一带一路”战略在观念上不挑战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势力范围”现实，不具扩张势力范围的战略野心，也不是扩张“势力范围”的战略工具。因此无论属于哪个“势力范围”的国家都可以通过参与“一带一路”而获益，并不妨害相关大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最近，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过程就突出反映了各国超越“盟国”及“势力范围”惯常思维，顺应自主搭伴入伙的“伙伴互惠”新趋势，“盟主”美国也无可奈何。而且可以预期，美国不仅不可能长期坚持原先那种极力阻止亚投行的态度，而且会转向同其合作，也成为“伙伴”。 所谓“主客便利”是：“一带一路”的经济活动涉及各种国际关系，其性质绝非“殖民”关系，也非结盟关系，而是主客关系：东道国为主人，外国企业或公民为客人。主人应尽地主之谊，客人应随主人之便，各国均有待客之道和入乡随俗之规。因此，“来者是客”和“客随主便”可以成为互联互通便利性的共识基础，没有人可以拒绝这样的观念。 所谓“抉择相容”是：相互尊重各国的经济秩序（制度、法律和政策）和发展战略。不同的经济秩序和发展战略，是各国的选择，而不是必然出现的结果，更不能由外部所强加。各国总是会选择更有利于自己或更适合现实国情的经济秩序和发展战略。而且，各国进行战略抉择和政策安排的价值优先顺序也不尽相同。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同时也就要尊重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总之，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应持与其他国家战略抉择相容的观念。不否认各方自利，同时，各方均抱“成人之美”、“随人之愿”的态度。这样，“一带一路”战略可达互联互通的最佳效果，而不导致相关国家间的战略冲突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 传统均势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其静态性。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固有的均势格局总是被新的力量所动摇，因此，需要“再平衡”。而再平衡的方向是回到或固守过去的均势，还是寻求新的均势？往往成为国际冲突尤其是大国间冲突的根源。因此，可持续的均势必须是包容发展的动态均势。也就是必须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秩序逻辑的“经济全球化”理念中，注入“均势发展”的新含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条件将经济全球化理念升华为“全球化均势发展”和“全球化包容发展”的理念，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互通观念。这既不跟主流的经济全球化理念相冲突，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不主张“另起炉灶”，不挑战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但又可以克服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缺陷：导致全球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平等，长期未能解决“南北差距”和“中心一外围”不公平等问题。“全球化均势发展”强调要使全球化惠及更广阔的区域和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滞后国家。 总之，升华“全球化”观念，注入发展意识和包容性意识，可以使“全球化均势发展”或“全球化包容发展”理念成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以致更多国家都能接受的互通观念。这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人类利益共同体的理想，并使人类利益共同体理想具有现实可行性。这一理念不仅可以为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和地缘政治理论所支持，占据理论高地；而且，也占据了人类发展的道德高地，体现经济全球化3.0时代的新观念。 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推动人类发展进入现代化阶段，必然产生越来越强劲的全球化现象。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或各地区的市场开放，并实现世界市场的一体化。这一过程在不同的地缘关系和世界秩序中展开，经历了以帝国列强争夺、瓜分和再瓜分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代和各主权国家开放市场并接受由霸权国家维持全球贸易和全球航道“自由”秩序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时代。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向欧亚大陆及南方国家的纵深地带发展，可望进入全球繁荣新格局和世界秩序新均势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顺势而为地发出了“一带一路”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强音，将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活力、动力和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世界各类经济体的利益处于相互渗透、绞合和混血状态，虽然矛盾难以避免，但更具包容性和均势性的全球发展，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尤其是对于利益边界扩展至全球的世界大国，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均势同各自的国家利益相一致。所以，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和矛盾冲突难以避免的经济全球化3.0时代，深度的结构性变化使得世界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利益相互交叉重合，“共生”、“寄生”关系日趋深化，在客观上向着“利益共同体”的方向演变，有可能成为具有比以往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更加和平（较少依赖军事霸权）的竞争格局和融通秩序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 ①欧洲国家经历了三十年战争，于1648年10月24日签订了一系列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这一和约精神所形成的均势格局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虽然以此建立的均势并不巩固，但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 ②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在处于中国这样的发展水平时，实行像中国这样的全方位彻底的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对外商直接投资所实行的高度容忍和彻底开放的政策。 ③高新技术产业更具有产业分解这一特征。以计算机产业为例，1981年，IBM把关键的个人电脑部件资源让给微软和英特尔，是信息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也是计算机产业走向分解的标志。从此以后，计算机产业迅速扩散，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计算机产业的生产分工体系。标签：全球化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自由贸易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经济论文; 一带一路论文; 世界格局论文; 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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