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人文关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有所不同；而这两者之间是不能相互取代的。我认为这种观点需要讨论。如果说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存在区别，那无疑是正确的；但若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于科学理性，而与人文关怀无缘，恐怕就有失偏颇了。所谓人文关怀，应主要是指对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关注、探索和解答，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人文精神。而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一整套学说和主张，并且从根本上说，整个马克思主义自创立开始就贯穿和体现着这样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与它作为科学理性所具有的科学精神是相互联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一）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欧洲人文主义思潮和法国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具有一种对人类命运充满真挚关切的仁爱胸怀。弗·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这样写道，“卡尔·马克思对最高认识的不倦追求，是发源于他内心的最深厚的情感的。正像他有一次率直地说过的，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或者像胡登所说的，上帝曾经赋予他的灵魂，使他对每一种痛苦比别人感受的更强烈，对每一种忧患比别人感受的更深切。”（弗·梅林：《马克思传》，第23页）从思想历程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由青年黑格尔派到唯物主义者、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在经过对现实实践的深刻反思和从哲学到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艰苦的批判研究之后，他们最终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即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的基础上推动他们思想前进的，不仅是他们那种彻底的科学精神，而且还有、并且首先是他们那种伟大的人文精神。在这里，只要我们系统地研读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早年到晚期的主要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这种人文精神体现为他们全部研究的根本着眼点和归宿。
我们首先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转变和形成时期，他们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一系列著作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人类解放”从一开始就是他们所关注的最高目标。而这时他们已经开始把共产主义当作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井把无产阶级看作能够最终承担起这一历史职责的社会力量。在写于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中，马克思在确认“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基础上，论述了“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他呼唤“人的高度的革命”，主张“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10页）在稍后写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指出这种异化劳动导致了“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以及“人同人”相异化：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 第120页）与此同时，恩格斯也在《英国状况》等著作中明确提出， 要“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他进一步详细地考察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并将共产主义革命寄希望于这个阶段。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时期的著作还带有许多不成熟的痕迹，那么在接下来标志着他们思想的成熟和确立的一系列著作中，对人类解放的最终关怀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进一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了。他们于1845年——1846年之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公认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哲学”从“抽象的人”出发的错误做法，阐述了自己从“现实的人”出发的原则立场。他们特别指出：“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 页）由此出发去看人的解放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 页）正是基于对人以及人的解放的这种现实的理解，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人所处于其中的现实的关系，研究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和发展，并由此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表明，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下，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而这样一来，共产主义就不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实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正是从这一科学立场出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那么，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只是体现科学精神，而与人文关怀无关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书稿中清楚地指出，这种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为人的解放提供真正的条件和可能性。他们认为，在这个阶段上，将形成这样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1、119页）围绕这个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反复的论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完全以人的解放为归结点的。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个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阐明了自有文字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说明了现代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而正是作为这一切论述的最终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他们那个著名的论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多年以后，当有人请恩格斯题词，用最简短的语言表达他和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时，恩格斯还是引出了《宣言》中的这段话，认为这一论断最能代表他们的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9 页）
马克思一生中花费精力最大的著作，就是被恩格斯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详尽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地阐发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无疑是一部伟大的科学著作。但如果有人认为，《资本论》仅仅具有科学理性的意义，那就错了。正是在这部宏篇巨著中，处处渗透和体现着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挚情感，体现着伟大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为了探索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途径，而这个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始终是与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连接在一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继续阐发了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并且进一步论述了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他认为“真正的自由王国”是以“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特征的，而这种“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 页）这一思想与他在以往的著作中关于人的自由的阐释。特别是把“自由劳动”看作“自由的生命表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我们再来研读一下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这是《资本论》的最初草稿），就会更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在这份手稿中，马克思曾从人的发展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他认为，“最初的社会形态”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这时人的发展由于对各种群体纽带的依附而具有明显的非独立性，“第二大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时人在形式上成为自由人，但实际上却受到物的关系的统治；只有在“第三个阶段”，人的发展才最终达到“自由个性”的全新水平，而这种“自由个性”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直接体现了他对人本身、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关注，而他把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归结为人的“自由个性”，更是它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具有的真正的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二）
以上我们只是概略地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而这对于我们所要说明的问题已经足够了。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包含了人文关怀，而且是在真正的科学理性的支持下，把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阐发和研究确曾一度忽视了这方面的重要思想，以至于造成一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片面化理解乃至误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下功夫纠正了过去的偏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成为广泛关注的热点，其中包括人的本性、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发展、人的自由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的研究。应该相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不仅能够科学地认识这些问题，而且能够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学派也在我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毫无疑问，西方哲学研究中所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是需要我们认真汲取和借鉴的，其中包括对于人的问题的研究。然而，如果以机械对立的眼光看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人文关怀，只有西方哲学能够解决人文关怀问题，那就是错误的了。须知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虽然突出地研究了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但从根本上说都未脱离唯心主义的轨道，带有明显的非科学性质，因而往往是行不通的。例如，存在主义哲学把“人的存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张从烦恼、忧郁、失望、冒险、以及面对死的感受等情绪体验中理解人的存在，并通过不断的自我选择、自我创造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萨特还特别强调了人的自由，认为“人被判决为自由的”。但是，存在主义者们把人所处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及其对人的存在的客观规定撇在一旁，把人的社会本质以及人的社会责任撇在一旁，仅仅从个人的主观体验和自我意识出发去进行选择、创造、寻求自由等等，甚至认为“他人就是地狱”，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极端地对立起来。这种哲学的主观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以及不顾行动后果的盲目倾向，根本不可能现实地解决人的存在和发展问题，而只能使人在实践中四处碰壁，同时还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危害。再如，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里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是他却试图从泛性主义的立场去说明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包括人生的目的和动力，片面地曲解了人的本性，特别是忽视了人的社会存在对人的意识和人的活动的制约。他还从这一立场去解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把整个人类历史看作是爱欲（性本能）与死本能的斗争所决定的一种特殊的有节奏的戏剧，这就更进一步走上了歧途。这样一些理论，都是不可能为人的现实存在和发展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的，我们应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出发，对此有个清醒地认识。
最后还应看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必然要触动人们既有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关系，同时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活动方式都相应地做出改变；而在这种变革面前， 难免会出现各种疑虑和困惑，这时就更需要能够真正贴近实际的人文关怀。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们有责任进一步加强对现阶段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切实关注有关的问题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人文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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