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人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之间的人权问题，虽然早在1983年就发生过胡娜事件①，甚至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也有方励之到美国大使馆避难的事情。但是，在冷战时期，美国“人权外交”的主要攻击目标是针对苏联。在1989年“6·4”事件后，才把人权的矛头转向中国。这场政治风波对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这场风波对美国两党斗争的影响更为复杂得多。在1989年以前，两党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以美、中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要为基础而达成共识。但到80年代末期，苏联东欧剧变和中国发生了“6·4”事件，导致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所说，“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就是发展双边关系的支撑点近年来毁坏了”，“双方已经失去了信心和信任”②。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决定以人权问题为武器攻击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从此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出现以共和党布什总统为首的白宫和以民主党控制下的议会严重的对立。这时期来，中美之间的人权问题不仅成为中美关系的重大障碍，而且也成了美国不同党派和政治力量相互争斗的武器，而斗争的焦点则集中在对待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
一、困扰中美关系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
布什政府在1989年6月以后，虽然也采取些措施以制裁中国，如1989年7月，在巴黎七国首脑会议上，伙同西方其他六国发表了政治宣言，“谴责”中国平息“6·4”事件是所谓“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此后，美国政府中断了高层来往和军事合作。但布什总统认为，为了对中国施加影响，在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的同时，应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并开展必要的贸易往来。他认为，撤消或限制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待遇，不仅不利于中国发展商品经济，也有损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会引起相反的效果。
而民主党则把中国问题作为“棍棒”来打击布什，猛烈攻击布什对华政策“太软弱”。同时在1991年和1992年，在参、众两院都提出并通过了对华最惠国贸易地位附加政治条件的法案。当时民主党的主要考虑是：
在政治上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需要已大大降低，而在经济上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却很大。据美国统计，中国约有25%的出口商品依靠美国市场，而美国仅有2%的出口商品输出到中国。因此他们认为：美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在人权、军售和贸易三大问题上作出让步，并促使中国在政治上发生符合美国意向的变化。
1991和1992年，美国国会两次通过对中国最惠国地位附加政治条件的法案都先后被布什总统否决。虽然从立法角度上看，民主党是失败了，但民主党认为：通过这些行动，在政治上表达了对中国的严厉态度，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会迫使中国在人权、军售和贸易问题上作出些让步。同时可逼迫布什在他们认为“不得人心的对华政策”上作困难辩解，因而降低他的政治影响和地位，为日后两党总统竞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他们认为这仍然是民主党政治上的胜利。
1993年1月克林顿出任总统后，在中美关系上要处理的首要问题就是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虽批评布什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并承诺要把人权方面的变化更直接地与延长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联系起来。然而，他一旦就任总统后，在制订政策时则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对外事务上也必将慎重行事，避免过激行动。在此期间，美国各界在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亦议论纷纷，各执己见。国会大体有四种意见：（一）米切尔和佩洛西提出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二）汉密尔顿提出不要通过立法对中国的最惠国地位规定条件，而应由总统执行灵活的政策，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三）鲍卡斯等主张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四）所罗门等提出停止中国最惠国的待遇。
这四种典型意见，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国会各派在民主党克林顿总统执政后，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克林顿总统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面临十分困难的抉择。尽管他在竞选总统时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他的施政方针毕竟是以解决国内问题为中心，目标是振兴美国经济，增强美国实力。如果在他上台伊始，就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造成中美关系的严重危机，显然是与其总的方针相悖，而且这将危及当时的340亿美元的中美贸易，和进入正在发展的中国大市场的可能，必将遭到国内，特别是美国企业界人士的坚决反对。克林顿总统在权衡利弊得失及经过其工作班子和国会各派反复的磋商后，终于在1993年5月28日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和一项政策声明。
这个声明，一面宣称“中国在我国的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未来对形成亚洲的未来、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和贸易关系以及从环境到武器扩散的一系列全球问题将起重要作用。我们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并表明，“鉴于中国在全球社会越来越重要，我们不想孤立中国”，“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和经济改革进程将伴随着更大的政治自由抱有希望”。另一方面，则提出美国“仍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一系列做法深为担忧”，表明了对“中国人权记录”、“扩散危险武器”和“中美贸易状况”的关注。声称他“政策的核心是：坚决要求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重大改进”。为执行这个政策，他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12个月，不过，明年是否延长最惠国待遇将取决于中国是否在改进人权状况取得重大进展。”具体要求是：
——采取步骤开始遵守《世界人权宣言》；
——释放那些因非暴力表达政治和宗教信仰，包括表达与“民主墙”和天安门广场运动有关的信仰，而遭监禁或拘留的中国人，并对他们的情况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
——保证犯人的人道待遇，例如允许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组织进行监狱视察；
——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遗产；
——允许国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对中国广播。
这个行政命令是美国政府首次把人权问题作为延长最惠国贸易地位的政治条件，开创了以一国行政首脑发布命令的方式干涉别国内政的先例。
但是克林顿总统在对华关系上还是留有余地，保持了相当的灵活性。一是命令首先提出从1993年6月开始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一年，到1994年6月，再根据中国人权状况是否有进展而决定是否延长1994年7月3日开始的最惠国贸易地位问题。这就使中美两国避免立即发生正面冲突，使双方有一年的缓冲时间来解决分歧。二是开始把贸易和武器出售问题和最惠国待遇问题分离，对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附加条件只限于人权问题。三是所提的条件，只集中于公民权利，人道待遇等问题，而不涉及政治体制问题。四是避开用国会立法方式，而是用总统行政命令的手段，可以使克林顿总统有更大的主动权，便于更加灵活地掌握政策。
中国政府认为，贸易就贸易，最惠国待遇是对等的，它从根本上反对美国政府在中国最惠国待遇上提出附加条件。在克林顿发布行政命令后，中国政府立即发表了抗议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两国贸易关税协定原则，是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声明》指出：“美方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甚至就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提出附加条件，这是中方不能接受的。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只能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经贸合作，最终损害美国自身的重大利益。”
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5月28日发布行政命令后，中美关系仍然颠簸起伏，先后发生了所谓“中国向巴基斯坦转让M-11导弹技术”事件、“银河号”事件、以及美国又向台湾出售“鱼义”式导弹等先进武器等事件，使中美关系降低到克林顿上台后的最低点。美国政府为挽回这一局面，9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对华关系的行动备忘录，采取全面接触的战略。中美两国加强了高层官员的互访，并促成了11月西雅图中美首脑会晤。两国领导人在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上达成了共识，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开端。但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始终未减少压力，只是企图通过对话、谈判，诱压兼施，要求中国作出单方面的让步。美国政府根据5·28行政命令，要求中国必须在人权问题的7个方面取得全面进展，才能考虑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7个方面是：1.移居国外自由；2.劳改产品问题；3.承认和恪守《世界人权宣言》；4.释放政治犯，提供政治犯和宗教犯人的情况；5.囚犯的人道主义待遇和允许探监；6.保护西藏具有特色的传统和文化，促成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会谈；7.允许国际电台和电视台播放，停止对“美国之音”的干忧。上述7条中，第1、2条两个条件是强制性的。
二、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
美国对华的人权政策是1989年“6·4”后形成的，它的最大特点，一是以压促变；二是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对华保持压力。经过几年实践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可以说，这项政策是失败的。第一，施压，中国顶住了压力；促变，中国非但没有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反而社会更稳定，经济更发展，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美国利用最惠国待遇问题实施制裁有很大风险。如真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将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破裂，同时美国自己也将遭到重大经济损失，而且还会失去中国巨大市场。所以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实际上已使克林顿自己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
近年，美国一些政要、议员、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纷纷对美国对华的人权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并坚决要求进行调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93年4月说：“拿破仑在185年前写道：‘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就让他睡吧。一旦他醒来，整个世界将为之震颤。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位巨人已经苏醒，并开始震颤世界’。尼克松认为“不应该做的是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他说：“经济进步势必会导致政治进步，因为随着经济的进步，他就必须搞开放。开放以后，自由就势不可挡了。”尼克松认为“需要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俄罗斯问题而靠拢中国，还因为：“中国是一个有众多人口的大国。如果它有这个愿望，那它就毫无疑问会在下个世纪成为一个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在那个世纪和中国保持关系很重要。中国在联合国有否决权，而且中国在例如政治领域，在我们不起重要作用的象朝鲜和东南亚之类热点地区起着关键作用”。③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993年11月说：“对美国来说，继续积极地与中国对话是极为重要的。这是因为，如能以某种形式把中国纳入合作的格局之中，即可以防止发生危机”。“我曾经反对特别以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我认为，美国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国，或者向别国施加压力。不能把同中国的关系搞到危险的地步。以往四年，美中关系是不正常的。”④
美国前国务卿黑格1993年10月发表文章说，华盛顿正在把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推向“沙文主义”和“反美主义”，它这样做就要再次失去中国。他说：“我们怎么敢告诉世界其他国家他们必须按照美国的人权标准行事。我认为对这里（指中国）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的时候已经到来。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黑格认为，美中关系应摈弃国会每年就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的辨论。美国应该停止因中国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而对它进行的惩罚，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和太重要了，因此不能无限期地孤立它。⑤
美国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在1993年8月访问中国大陆和香港后，向国会提交的正式报告中，特别指出美国人权外交的政策完全违背美国企业界的利益，要求改变这种错误做法。他说：“美国商界认为，最惠国待遇争端是进入中国市场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障碍。威胁取消中国最惠国地位使美国商务前途未卜，而且与其它国家相比，削弱了我们出口商的竞争力。……最佳的办法就是不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做文章”。鲍卡斯认为，美中之间既存在“共同利益”，又存在“争端”。最惠国待遇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长期将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最惠国待遇联系在一起，从而危及贸易，这是错误的做法。所以建议不要在最惠国待遇上附加人权的条件。
但是，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似乎仍想做最后尝试，为实施美国政府的人权政策，他终于在1994年3月11日访华。行前，克里斯托弗在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声称：“我们是根据行政命令办事的，行政命令是我国的法律，它要求：如果要再次给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中国就必须达到某些检验标准。我去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努力要使中国不要弄错这样一点，即如果想继续得到贸易最惠国待遇，中国就必须在人权方面取得全面的进展”。
这种充满强权政治色彩和干涉内政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抵制。外电报导说：“会谈从一开始便在人权问题上唇枪舌剑，双方对各自的原则立场互不相让”。
克里斯托弗重申了克林顿政府的一贯立场，即延长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需要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明显的改善，并提出了美方所关心的诸如劳改产品、自由移民、遵守《世界人权宣言》、释放犯人、给犯人以人道主义待遇、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遗产、国际对华广播，甚至计划生育等问题。钱其琛外长针锋相对，据理驳斥，同时也提出了中方所关切的取消对华制裁、美国售台武器、美参院通过“自由亚洲电台修正案”进行反华宣传，以及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等问题。
会谈中，中国方面表示，尽管希望美国能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是强烈反对把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表明人权问题可以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内政基础上进行对话。中国是法治的国家，只能做中国法律允许的事情，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做法是徒劳的，也是有害的。克里斯托弗强调，他要执行总统的行政命令，遵守美国的法律，把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联系起来。钱外长反驳说：“国务卿是位律师，必定懂得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好，美国的法律也好，都管不到中国。中国没有执行的义务。中美之间的分歧只能通过平等的协商和谈判来解决”。
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靠自力更生，中国能够承受取消最惠国待遇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虽然中国希望最惠国待遇能延长，“但是没有它也能活”，如果美国废除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将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3月13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克里斯托弗时指出，西方说的人权问题并非是人权问题，而是法律问题。西方的一部分人不是关心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福利，而是关心企图颠覆政府和破坏稳定的极少数人。保持政治稳定是各国政府的责任，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是不合道理的。江泽民还指出，社会制度不同的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某种分歧是理所当然的，它不应该成为发展两国合作关系的障碍。这种分歧以对等的立场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协商是可以解决的。
克里斯托弗访华，由于坚持以人权对中国施压的政策而告失败。美国广大朝野人士对此极为不满，忧心忡忡。不少政界、学术界智囊人物以及商界人士对这时期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反思，纷纷批评美国政府把人权与贸易结合在一起，使中美关系处于危机的错误政策。
不少人士提出，在1993年11月西雅图中美首脑会晤后，双方高层官员频频互访，美国政府减少了延长最惠国待遇的条件，而中国领导人亦暗示，愿意考虑那些不与中国法律相抵触的意见。因此，完全有理由指望克里斯托弗的访问能在中美关系进展上取得积极的成果。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原因何在？
1994年4月14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分析认为：“这个事态本来可以给两国带来希望，但美国和中国抱的希望并不相同。美国希望中国能满足克林顿在行政命令中提出的有关人权的条件，而中国则希望美国能减少在人权问题上所施加的压力。实际上，美国是在试图扩大接触的同时，继续实行对抗的政策，在人权问题上使用强大的压力和威胁。当然，中国对美国的行径要进行指责，认为这些要求是毫无根据地干涉中国的内政。这使双方走进了一条死胡同”。⑥
美国的政治分析家们认为，如果把中美关系完全建立在中国人权方面的进展之上，必然要“葬送中美两国之间的基本关系，而所有其他工业国都在急不可耐地希望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
也有人士提出，中美之间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如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与美国对东亚的战略利益是相悖的。由于美国同整个东亚有重大利害关系，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府用人权向中国施压，如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势必会对美国要建立以更广泛的地区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广泛目标产生不利影响”。这样的决定，也将被亚洲国家认为不合理，并可能削弱亚洲对美国的信心。
商界人士对中美的经贸关系则更为担忧。5月6日，美国近800家大小公司致信克林顿总统，要求把贸易制裁与人权分开，继续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指出“1993年美国公司向中国市场出口了价值近90亿美元的产品和劳务。中国贸易支撑18万多个高薪出口就业机会，以及在美零售商店、港口和金融机构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在下世纪初，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国。如果实行制裁，在欧洲和日本的公司将取代美国的位置，美国在中国和环太平洋地区欣欣向荣的市场竞争地位将永久受到损害”。
在具体的人权政策上，不少人士建议：要进行悄悄的外交，而避免公开的行动；要扩大对话，而避免施加压力，因为压力过度，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要更多依靠联合国和其他非官方机构，少依靠美国政府单方面行动；要把重点放在普遍一致同意的核心权利上，强调对个人的人道主义待遇原则，不涉及国家政治制度问题，不要把重点放在少数几个突出的持不同政见者身上，等等。
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决策班子在经过反复酝酿，并广泛征求了两党及各界人士的意见后，终于在1994年5月26日作出了延长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并把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的决定。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宣布了5项政策决定：
第一，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
第二，将最惠国待遇的延长与人权问题分离开来，而不再像杰克逊——瓦尼克法案所要求的那样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第三，禁止从中国进口军火，主要包括武器和弹药，预计1994年这个方面的进口总额将接近2亿美元；
第四，维持因天安门事件而实施的现行制裁措施；
第五，实施有力的、多方面的人权政策，以便继续取得进展。
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决策班子对作出这项决定的原因，以及对华政策的调整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1.强调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美中两国之间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认为“中国有原子武库；在联合国安理会既有表决权，又有否决权；它是亚洲和世界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有一些共同的重大利益，如在朝鲜半岛建立无核区和保护全球环境。中国还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去年美国对华出口超过80亿美元，为美国人提供了15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2.说明虽然同意克里斯托弗在行政命令执行情况的报告中的结论，即“中国人没有在行政命令提到的有关人权各方面取得全面的重大进展”，但认为行政命令还是“取得一定的进展，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如一些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已获释；第一次得到了有关西藏囚犯的情况；研究解决监狱劳动问题有了程序和最后期限；中国明确表示要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继续谈判解决对美国之音的干扰问题等。其他战略问题，如朝鲜问题，情况也与一年前不同，有了进展。“情况已变化到人人都会认为我们应当采取不同做法的地步”。原来的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已不再有用”，“能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的可能性很小，而破坏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的可能性却更大”。因此，“现在是采取新的途径来实现我们一贯目标的时候了”。
3.提出要把美中关系“置于更大和更有成果的框架之内”，要服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全面战略。克林顿强调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参与和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的全面战略，这个战略“旨在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而不是把它排除在外。要鼓励中国在建立新的地区和国际秩序，一种基于和平与安全的秩序方面提供合作。它支持一个更加民主，更加人道的社会的和平发展”。
4.说明新的政策就是“全面接触的战略”。认为“现在的问题并不是美国是否继续支持中国国内的人权，而是美国怎样才能最有力地支持中国国内的人权，而又促进其他一些非常重大的争议问题的解决和促进美国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克林顿说，“我们将进行更多的接触，更多的贸易、更多的国际合作。我们将在人权问题上进行更深入和更经常的对话”。以促使“中国演变成为一个不仅经济上不断发展壮大，而且政治上越来越成熟的负责任的强国，以便人权能够得到遵守”。
克林顿总统在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能作出这种明智的抉择，受到了中国的赞赏和欢迎。普遍认为克林顿总统还是能听取朝野能人志士的意见，从振兴经济的根本目标出发，采取更加务实的方针，并能从“更大的框架”，更深远的角度来处理中美关系问题，果断地走出了进退维谷的困境。这项决定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举措。
三、中美人权问题的发展趋势
对中美人权问题的发展趋势，基本上可作两方面估计：一方面，应该判断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将是长期的、持续的。因为：
1.中美人权问题的矛盾分歧是广泛的，它深受不同政治制度、社会模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中美之间在不少问题上是可通过平等对话，增进了解，求同存异，减少摩擦，但要从根本上消除矛盾分歧将是很长的历史过程。
2.美国的对外政策仍受理想主义影响，仍把在全世界推广西方民主和人权视为三大支柱之一。今年克林顿的“5·26”决定并不说明美国放弃了人权外交，而只是作策略和做法上的调整。在克林顿宣布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的同时，就提出了对华的人权新战略，主要措施是：第一，要求企业界同政府一道，促进中国人权；第二，增加国际广播，包括美国之音和电视节目；第三，把中国人权列入国际论坛议程；第四，支持中国的各种非政府人权组织。这将使今后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交锋更趋复杂化。
3.美国把社会主义国家看成是潜在的危险。冷战后反共、反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思潮，虽然意识形态的斗争可能有所淡化，但仍将时起时伏，长期持续。
4.美国的国会和非政府组织中存在较强的反华力量，它们仍将会不断以人权问题发难，并扶植和支持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形成一种力量，阻碍中美关系向正常化发展。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它各种因素，都将决定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斗争是长期的。
另一方面，在1993和1994年中美首脑两次会晤以及1994年克林顿总统“5·26”决定后，随着中美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美国对华人权政策在作适度调整，由施压变成接触和对话，中美双边关系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将会有所弱化。根据是：
1.从国家利益和战略关系出发，中美双方都互有需要，维护中美关系，避免根本恶化是共同的愿望。一个稳定的、开放的、繁荣的中国比混乱动荡、政治经济灾难的中国对美国更为有利。
2.中国的经济潜力和广大市场对美国振兴经济是不容忽视的。美国企业界强烈希望和积极促进中美经济关系不断发展，反对在人权问题上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
3.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受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影响，处在矛盾状态中。但近年，美国理想主义人权外交和国际干预政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波黑、索马里等地连连受挫，并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反对。而现实主义派的呼声越来越高，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将会更加重视国家利益和战略关系，向务实方向倾斜，人权外交在对华战略中的位置有所下降。
4.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越来越重视人权，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在加强，保障公民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各种法律、法规在不断修订，日益健全，人权状况有了很大改善。这在国际上会产生影响，也可取得国际社会和美国人民的了解。
5.发展中国家对于美国在“人权”旗号下，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别国的行为日益不满，纷纷抵制，这将有力地遏制美国的“人权”攻势。
6.中美首脑会晤后，两国政府建立了高层的对话和协调机制，民间加强了交流，有助于化解矛盾，避免冲突，便于求同存异，寻求共识。
根据上述估计，可以判断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放弃对华的人权外交政策，但在策略和做法上将作适度调整。调整的幅度有多大，要看美国国内不同派别、不同利益集团互相作用的结果，也要看中美双方互相作用的结果。但可以估计，美国将会采取在不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甚至逐步改善的前提下，而继续多渠道地向中国施加人权压力的边缘政策。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将会出现迂回曲折、复杂多变、时张时驰的新特征。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取向将可能是：
——国家双边关系争取缓和，避免美国单方面对中国采取措施，主要通过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施加压力，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引向国际化、多边化。
——政府间官方行为避免紧张，但在国会、非政府组织以及新闻媒介上，仍将借题发挥，继续攻击中国，施加压力。
——不和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但在具体问题上，通过外交途径和其它渠道进行交涉。
——在经济或军事上，采取公开制裁措施将谨慎，避免把自己牵扯进去，但在口头上、舆论上和私下对话中不会放松，仍有摩擦。
——试图在美国在华企业界的经济活动中注入政治内容，“促进中国的人权”。
——加强对华的国际广播和电视节目，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促使中国起潜移默化的变化。
——鼓励和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总之，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是长期的，斗争和摩擦仍将是经常的，并时起时伏。但是，如不发生重大事件，不致导致中美关系大倒退和破裂。随着中美两次首脑会晤以及1994年克林顿的“5·26”决定后，两国关系逐渐向正常化发展，中美之间的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位置将有所下降。从长远看，如果我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改革开放顺利推进，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加强，人权状况不断完善；对外关系上采取既有原则性又更加灵活的政策；美国国内不同派别和利益集团的斗争，能向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方向发展，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也存在趋于缓和的可能，这将会有利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发展。
注释：
①1983年美国政府决定给我国叛逃网球运动员胡娜以政治避难，我国政府做出包括停止10项文化交流项目在内的激烈反应，中美之间首次出现了人权问题。
②《中华工商时报》1993年11月15日文章，《将美中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专访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先生》。
③尼克松于1993年4月21日至22日在洛杉矶的一次讨论会上，作题为“冷战后的亚洲”的讲话。
④1993年11月27日，日本《读卖新闻》刊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日本金泽市“北陆地区论坛”演讲会上发表的演讲，题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
⑤1993年10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该报记者帕特里克·泰勒的报导。
⑥1994年4月14日，鲍大可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发表的演讲。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最惠国待遇论文; 最惠国论文; 人权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中美论文; 美国政府论文; 经济学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