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沪港夹缝间的生命回应——从徐訏后期小说看一类中国现代作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夹缝论文,中国论文,城乡论文,后期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訏x自认“一向是大都市的人”①，是个城市背景很深的作家。但他自1950年至1980年期间进入创作后期（仅小说，短篇不下60余篇，中长篇达10部之数），文风渐变，都市主题日趋悲凉，乡村性的画面大量渗入，都市神话似乎消褪了，或说变了质。香港给予他巨大的文化压力，加之上海，还有台北，中国沿海城市的差异和不平衡性在徐訏身上激发出的复杂文学品格，纯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典型现象。
一
四十年代曾经写过《风萧萧》、《鬼恋》、《赌窟里的花魂》这些摄人心魄的都市作品的徐訏，仿佛任凭自己的乡村回忆在心中泛起。其时，他四十刚刚出头，本没到要靠回忆过活的年龄。
乡间记忆的复活有多方面表现。写旧时家园，失落童年，写乡愁的作品多起来了，比如《陷井》、《责罚》、《私奔》、《神偷与大盗》，使人想到他潜在的乡土出身。徐訏说过他父亲“已经不属于农村”，但母亲是，他自己的童年是在浙江慈溪农村环境度过的②。他在香港三十年一直说上海话，但许多人证实他能打乡音③。所以难怪，他写香港无非是灯红酒绿，写舞场、夜总会简直无法与穆时英相比拟，但这时在他的小说里开始出现光采的乡村风景片断，像《鸟语》里那个能与百鸟对鸣低吟的乡女芸芊所在的竹林蓠园的描写，《痴心井》中另一位村姑银妮栖身的旧宅漪光楼断墙残垣、豆棚井台的画境④，都是情感投入很深的文字。《私奔》写的是枫杨村姑娘翠玲姊为免嫁给在上海做五金生意的男人，而与相好的季明哥私奔的故事。经过“我”的儿童视角叙述的。一首美丽的民间情歌在都市压迫下破灭，问题却不出在封建礼教上面。可能其时中国东南沿海江浙一带农村的宗法思想已经相当的松驰，这对青年男女的“私奔”居然是成功的。双方的家长认可了他们结婚，紧接着季明携妻子到上海的油坊做工。待“我”在都市里再一次看到翠玲时：
她的长长的美丽辫子已经剪去，短短的头发烫得高高低低；她穿一件发亮的碧蓝的旗袍，很短，下面露出粉红色丝袜，一双簇新的圆头皮鞋，后跟还高了一点，两根狭狭的皮带死繃繃压在脚背上，上下耸起着肉块，使我想到乡下的牛轭。……⑤
“我”当时奇怪：“他们怎么一下子竟变成上海人了呢”⑥。翠玲本为避嫁给现时的“上海人”才私奔反抗，结果却是投入一个未来的“上海人”的怀抱，自己也做了个让上海佣人背后指为“乡下人”的“上海人”！其表现都市毁灭乡村的不可抗拒及可笑性，真是异常生动。
应当指出，此类乡村进入城市受到“改造”的叙事，是本时期徐訏提供的最佳文本。如《马伦克夫太太》写乡姑一嫁落到上海“大世界”娱乐场三十多岁的管事手里，再嫁给了上海五十岁的外国人，沦为都市庸俗女子。《传统》里的师妹晓开被母亲带去上海后，便再不能同青梅竹马的师哥项成结合了。而长篇《江湖行》的男主人公野壮子，几乎是眼睁睁看着与他相爱的女人葛衣情、紫裳、容裳、阿清一个个走向城市，又一个个离他而去。
有趣味的是，徐訏就像描写翠玲一样，抑住了每个人的发式意象（中国人发式之重要，请看鲁迅的《头发的故事》），来揭示她们面临都市发生的深刻变异。差不多无一例外：“晓凤还是那么漂亮，只是稍稍胖了些，可是两条乌油的长长的辫子已经剪去”⑦；晓开“她长长的辫子剪去，烫起头发”⑧；“紫裳的乌黑无比美丽修长的头发已经剪去，她烫成了非常流行时髦的发样”⑨。“辫子”成为乡村美的象征，它的消失标志着“都市的美容”的完成⑩。站在乡土立场看去，不免惊心动魄。
逆向的，如果是都市文明返回乡镇，会遭遇到什么？会遇到一片澄静清明。像《痴心井》里城市的“我”在杭州故园井台边所见到的银妮姑娘和她的乡村式的痴爱。所以，《鸟语》让城市人一头撞进鸟语世界，连带撞进一个毫无尘土烟火气味的女性灵魂。这个世界与城市截然两分，暗喻用人语无从沟通。
显然，徐訏这时的小说全力奏响了批评都市的音调，不过比较浮面。倒是讨论新一代都市爱情用乡村故事反衬较为有力。都市中“大家都是用钱在陪情人玩”，而《陷井》里祖父讲述的因落入森林捕兽地洞获得杂货店女儿爱情的故事，需要的仅是缘份(11)。甚至有些并非直接表现乡村的小说，实际也包含着一个城乡对比的深层结构，将乡村生活方式，乡村人性，在都市肌体内面加以肯定。《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刻划香港这条寻常马路上，奔富却不忘穷的城市佣工，《花神》写花匠阿福用二十年的心血培育花魂，在一场突降的灾难中，更闪耀出他“艺术家”一般的人格特征。两篇作品都是描述在都市边缘生存的人，或称“城市里的乡下人”。他们可能在明日便演变为都市人，但今日尚未被毒化，仍保持了诚笃、虔敬地对待生活的乡风。
就是这样，徐訏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环境里，高扬起乡村精神。他当然是受到了都市的刺激，受到来自身边的触动。上海没有促成他的乡村回忆，而香港做到了。相应的，他的浪漫、神秘和散发特异情味的叙述文体，也不知不觉做了移动，变成一种适宜于回忆、追索的结构了。
徐訏的小说经常从码头上、轮船上、路途上，以故人相逢的形式开始。在海底隧道和地铁尚未开通的昔日，天星小轮该是匆忙的香港人不期而遇的地方，《一九四○级》便是自港九轮渡碰上重庆时代的学生，而引起倒叙的。其他像《杀妻者》是路人自述；《盲恋》因在船上得一部手稿；《婚事》为报上披露某人归国的消息；《鸟语》缘于故乡寄到的手抄佛经；《杀机》乃辩论者讲出个人经历；《江湖行》、《时与光》则是男主人公长长的忏悔史（后者属于灵魂升腾中的忏悔），这些都是最适宜回叙、回忆的体式(12)。虽有时不免给人“唠叨”、“重复”的感觉，但有什么办法呢，城乡冲突不断迸发的徐訏小说，本质上就是回叙和回忆，他正是要带领读者循环往复地沉没在香港对故乡的回盼之中。
很多小说家推崇“回忆”。汪曾祺说：“我以为小说是回忆。”(13)米兰·昆德拉说得尤妙，把回忆当作是忘却的形式。(14)汪曾祺强调的是小说素材需经过长期淘洗，消尽火气，拉开距离。昆德拉揭示的是小说作者表面上依靠回忆，实在是为了忘却的潜心理。回忆乡村，可能是正好要忘却乡村，是对自己不能真正进入都市的“反叛”。我觉得这符合徐訏香港时期的总体心态，是想由上海进入香港不可得才返回慈溪的一种深沉叹息。
所以前述的怀念乡村和批判都市，并不是徐訏对待乡村都市的全部。徐訏毕竟不是沈从文。沈从文可以站在城市之外来批评城市，徐訏怎么能够？他是历经过了都市，然后才“精神返乡”的。沈从文的都市绅士阶级的描写，只有从属于他整个的湘西边城叙述体，方有其价值，否则便流于浅陋；徐訏的都市意识如果没有他的乡村式回忆作参照，那也是幼雅的，不深刻的。“怀旧”也有非保守的一面，可以令城市冷静一下，不至于在人工化的快速崛起中，连自己都迷失掉了。乡村视角肯定有两重性，一是可能对都市人生加上简单化的理解，全盘丑化社会的商品经济力量及其衍生的文化现象；一是它能保有人类理想不受功利的决定性侵袭，保往人类神往的一面。人所以在经济、政治之外还需要文学、宗教，不正是为此吗？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审视徐訏的乡村回忆小说，便能发现他是两面批判的。在《马伦克夫太太》一篇里，既写了都市对乡村的腐蚀，也写了乡人对马伦克夫太太的暗羡以及对作品中的“我”居然不愿离乡，甘当乡村小学教员的轻蔑和公开鄙视。小说结尾说，跟着马伦克夫太太到上海去的九个女孩子“也许隔了许多年也会戴着两三付金镯在乡下出现”，而半途退回的女孩结局是“嫁了人一直很穷困地做着种田婆”。农村并不只是让人赏心悦目的世外桃源，小说到这里冒出一个副主题，是针对乡间的反讽。
同样值得讨论的是《传统》这篇。单凭题目的用语，已足够透露作者把“江湖事业”看成是乡村传统一部分来借喻的深意。全篇本来把同情放在继承了师父而任乡镇黑社会领袖的刀疤项成一边，但小说后半部写他听师妹讲她去上海的理由，突然醒悟到“自己不是生存在光明里面”，江湖和上海比较，不过是一个“做不正当的生意讲规矩”，一个“做正当的生意都不讲规矩”罢了。于是他未死前精神已经垮了下来，江湖，上海，哪里也没有他的生存之地。
徐訏本人的人生处境大约正与《江湖行》的野壮子仿佛。已经到过都市就很难退回到乡村，曾经沧海难为水。葛衣情看透了此点，一语道破：“你已经不想到乡下种田了”，“你难道还可以成为一个农夫么？”(16)都市不是神话，也不是恶梦，它只是人类的现实命运，你对它只能存一种两难的心境。可能徐訏《笔名》这篇小说正切入了此类难题。它叙述一个奇特的故事，两夫妇为维持都市的虚荣外表，互相隐瞒彼此的艺术天性，终于酿成悲剧。更奇特的是男主人公作家金鑫有两则小说故事被完整地记录在作品里面：一篇写一个水手要离开相恋的有钱妇人被妇人所杀，因水手实在无法与她的交际社会合一；一篇写渔村女子强迫情人出海捕鲨，不幸而亡，敢不敢去捕鲨是这个女人论婚嫁的唯一条件。两则故事中的故事（宛如戏中戏）对本文构成正、反两面的呼应：无论是作为“都市身份”的“交际”，或是作为“乡村标记”的“勇敢”，都是试血的利刃，人们都要为获得它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徐訏不啻在问：我们于都市乡村之间，还有什么出路可寻吗？
二
我认定徐訏还没有真正地进入都市，不仅指他的后期小说中广泛存在的“田园模式”，也是要指出他的无从进入香港的真实景况。对于他，在故乡与上海两者之间抉择是一回事，在上海和香港当中抉择是另一回事。
徐訏终其一生也没有认同香港。连他小说的叙述人不知不觉中都受到“传染”，他们会冷丁蹦出一句“如今我流落在香港”，或者径直就称内地到香港者为“过客”(16)。《时与光》开头便是“我”来到一个充满“陌生的路名、陌生的人名”的城市，即香港。“我”不断声明住几天便会离港他去，但还是一天天延宕，虽已延宕还说成是“我的偶然在香港滞留”(17)。如果说这正是徐訏夫子自道，我希望不会被指责为“索隐派”研究者。我们单看他的朋友的回忆便知：“香港对他来说，都是他作为过境的一个痛苦的地方”，“他把香港说成是个令人憎厌的地方”，“在香港他是一个异乡人”(18)，是“无根的过客”(19)。连用语都同徐訏小说叙述者差不多。
但是徐訏对上海，可谓一往情深。香港时期凡写到上海，要比他四十年代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更多地牵涉实地名称，如愚园路（《选择》、《无题》）、霞飞路（《太太》）、贝当路（《丈夫》）、永安公司（《秘密》）、先施公司（《丈夫》）、国际饭店（《笔名》、《秘密》）、仙宫舞厅（《初秋》）、大光明电影院、外滩（《婚事》）等等。这些地名无疑对他是如此亲切，以至于他在香港吃饭，都是到“红星、红宝石、温莎，这些前身在上海的餐厅，或者大会堂咖啡厅，它的俄国厨师是从上海车厘哥夫来的”；“到大会堂看京剧，是上海来的一些业余演员演出”(20)。加上不讲一句广东话而只说上海话，是怎样深的一种上海“情结”呢。
所以我统计了徐訏后期创作的小说，所写上海故事15篇（部），纯粹的香港故事却仅有10篇（部），那就毫不足怪了。如果把两部分作品作一对比研究，高下优劣了了分明。
徐訏的香港的故事特别是初期的，描写贫富差别，表现人性恶，很是肤浅，几乎回到抗战前他初学写作时的水平。但上海的故事则不然。好像专门“分工”写善，表现人性的至美，十分地动情。《秘密》、《丈夫》、《后门》、《盲恋》这四篇堪称佳作。《秘密》写“我”如何依仗对人的信任，在不伤害爱妻的情况下，设法帮助旧日的情侣克服要命的“窃物癖”的，曲折委婉。徐訏并不擅长刻划人物，《丈夫》用侧笔写一个外钝内秀的实业家，倒颇出格，凡同他过从的美丽女人一个个称自己是经他再创造的，事涉男女却无丝毫淫靡气。中篇《盲恋》更是一曲哀歌，丑男和盲女的结合透出徐訏理解的爱情即互相发现生命价值的真谛。盲女的复明引出催人泪下的结局，太戏剧化，却使得这些上海的故事脱开城乡对照的体系，逼视着香港的丑陋。作者也不是全然无视上海的丑陋，《婚事》鞭斥人的嫉妒，《炉火》表达男人与女人之间心的隔膜，具有一定的深度。后者的主角画家叶卧佛，一生受四名女子加予他的爱情创伤，最后却向自己儿子的婚姻寻报复，很接近张爱玲《金锁记》的主题风格(21)。上海的人生经了重笔油彩的涂抹，遂呈现斑斓色调，耐看得多。
另外一点，徐訏的上海故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典型环境。《盲恋》的发生地虹桥路花园洋房，《后门》那种只有上海才存在的这家前门对着别家后门的弄堂房子，都是无法随意置换的。没有后门，这对夫妇便不会发见小女孩，便不会收其为养女，也就不会经受养女被生母讨回而产生的痛苦。这仅仅是后门口发生的故事。可是他的香港故事很长时间找不到合适场所，委屈许多人物在灰朴朴的房舍栖身，稍不留意，你说是在上海里弄发生的也成。一直到很晚写出的《时与光》，我们终于闻到郑乃顿初遇林明默的那所深水湾萨第美娜太太海滨别墅的气息。这才是香港。巧的是这部富有香港特征的长篇小说，恰好是徐訏于三十年代始便在上海构思的。原稿据说已经写就一部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在香港重新起草方始完成。可惜我们得不到前一种文本的手迹，否则，详加比较，看一个上海故事如何演变、转化为一个香港故事，看他怎样由上海的“白领”，衔接上香港市民，该是饶有兴趣的。徐訏这段路走得好艰难，一个业已定型的作家要跳出自己的模式谈何容易，不像施叔青能轻松自如地做个“移民”，做个“闯入者”，似乎一夜之间便捕捉到香港中产阶层的生活韵味，把“台湾玉”烧成一只“窑变”(22)。
上海仍然是徐訏领悟香港的灵感源泉。他这时候的香港故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前述的纯粹香港故事约十篇（部），一类是上海人在香港的故事也是十篇（部）左右。所谓“纯粹”只是没有明显的标记而已，依我看，徐訏是仅止于描写香港的上海人及其后裔的。他的特长，就是表现香港地面上的一种文化冲突：沪港冲突。
徐訏观察不到上海人在香港的发达，他满眼是沪人在此的沉沦。《劫贼》比起《手枪》要好，因同样写逼良为“盗”，这个上海的书生究竟还保持着最后一块神圣纯洁的人生领地，不忍放弃(23)。《黄昏》、《心病》于平淡叙事之中传出承载不下的凄楚，来港沪人的孤独，黄昏感，好容易挣来一点安定，顷刻便让健康的丧失、死亡的临近冲刷得没了踪影(24)。《心病》的意境很像老舍《茶馆》里的那句话，老了老了有花生米吃了，但牙又咬不动了（大意）。情调的把握是足够的。
上海女人在香港的命运似乎只余下出卖色相。这个题目很容易做贫做乏，《星期日》是“屈从”的故事，《女人与事》则为“自觉操纵”(25)。女人的青春，在都市在乡村的估价自来不同，香港这个地方尤甚。你不能抑住机会嫁给大二十岁的有钱男人，年纪更轻的一个便会挤将上来，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对于《女人与事》里面成功捕获了外国总经理的李晓丁，作者已不存讥讽之心，反充分寄予同情。夹写的李与青年同事的恋情，起源于两人的相濡以沫，也渗入作者的自怜成分。李晓丁和徐訏都经过上海的训练，懂得都市规则，也明白香港的……属于谁。对于那些掌握住自己命运的强女子，他的叙述能控制在怜惜的情感范围内，已经是难得的审美选择。
布满了上海人活动身影的香港故事，反照了徐訏的生存处境。包含他的失落，他的酸甜苦辣。香港没有真正容纳他，他没有认同香港。他因为没有“学位”，大学教师的身份用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才取得(26)。而他最想要的职业作家的地位，在香港无望。月用三千元的“上海的生活水准”他不能降低；香港式的为市场写作的“文艺工人”他不能当；三四十年代老作家普遍养成的文人中心观念又特别的强烈，他没能真正投入香港这个社会是很显著的。
徐启示我思考作家都市性格的不同质地，同时思考香港和上海这两个都市的差别。为什么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能够育成那样众多的职业作家，而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反倒养不起一个徐訏呢？
费孝通认为：
上海式的商埠(Treaty-Port），在它们历史发展上有它们特别的性质。它们是一个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区域向外开的一扇门。它们的发展并不像纽约伦敦式的都会一般由于它们所处的区域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们是由外来势力和一个经济劣势的区域接触时发生的。(27)
这是很有见地的都市学说。道出中国的城市并非在一个经济系统运作中自然生长起来的，它内有强有力政治文化的支撑，外有广大乡土文化的包围，这两种文化的功能之一，便是使令上海可以存在一个社会性颇不弱的读书市场，作者、出版商、读者三边可以有主流政治或非主流政治、反主流政治干预的商业性写作、出版、阅读行为的发生。香港是远离政治文化的现代工商大埠，它没有（至少是当时没有）徐訏此类作家存身的条件。
有一个旁证，就是台湾可以容纳徐訏。他最后十年的书，特别是十五巨册的全集，都经台北出版。他在香港曾当面问过徐速，为什么不约他写书，“你是搞出版的行家，你得说老实话，为什么我的书卖不动，而那些黄毛丫头写的东西却有人看”。对方回答够清楚：“因为我怕赔钱”，“大概因为这里是香港吧”(28)。可见台北从都市性方面看，更接近往日上海。那里还归政治性的信仰文化和消费文化两相结合着来统制，不像香港是自由商业文化占绝对主位。徐訏的《鸟叫》有个意味深长的开头，主人公一觉醒来意识到自己到了台湾，他听到阵阵鸟鸣，想起杭州也有这种鸟叫，不像“香港只能听见车声”(29)。如果把“杭州”置换成“上海”，就构成徐訏和这三地关系的一个隐喻了。
于是徐訏便永久伫留在都市的夹缝中。由此造成他的尴尬，他的视听广角，强化了他的深重的历史流离感。历史流离感是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普遍拥有的文化感觉，一种文学奢侈品。还是那篇《鸟叫》，不妨说它是一部浸透徐訏身世之感的总结性作品——小说主人公由香港来台，会见了也回忆了大陆、美国来台和当年留台的各位朋友，竟发现谁都比他成功，唯独自己是个失败者。故事中两次把《江湖行》和它的作者写入，恐不是随意的吧。既站在城乡之间，又站在沪港之间的徐訏，只有升腾起来，去浪迹天涯，去追索人的命运的底里，才能找回自身的价值和文学位置了。
三
《江湖行》是徐訏香港时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达六十余万字。它描摹中国的现实，寄托对中国人生的感慨，所跨越的时空不可谓不大，显然不是作者的生活储备与想象力能够全部支持的，似不及《风萧萧》专注地渲染上海社交世界那么游刃有余。但它是徐訏后期人生心态的集中表现，题目便起得好，寓有深意。有人说，“徐訏的人生经验或许在《江湖行》一书里面透露的最多”(30)，应当是有道理的。
书中男主角野壮子（周也壮）的经历，先是从乡村脱离，漂流入都会，然后是三进上海，又三次遭放逐在江湖游荡，最终退回到峨嵋望月庵削发为僧。都市对他的作用，是使得他具有知识，把粗野、自尊也自卑的性情打磨得精细，使他寻觅到了用写作来肯定自身的生活方式，同时，将他的女人一个个地夺去。即使是在他获得大的成功的时候，他也深感空虚迷惘。这时，穆胡子、阿清便是他扯不断的乡村维系，让他在任何情境下都不至于全军覆没。概括这个人物的基本精神、性格，可以看出徐訏小说的最高意识，是一种进取，探索，一种永久的追寻。
这追寻，一般都凝结为徐訏的长篇巨制。体现他的追寻容量之大，气魄之大。像野壮子这种追寻结果成为现代隐士的，结局算得是好的；大部分都在追寻中没顶，被毁灭。如焚毁自己全部画作的叶卧佛（《炉火》）；在心造的爱情期待彻底破灭后，疯狂自裁的许行霓（《期待曲》）；眼睛复明反导致自杀的卢微翠（《盲恋》）；灵魂升入天堂还要忏悔的郑乃顿（《时与光》）等。追寻的结果明明都是玉石俱焚，但他仍是一部接着一部执拗地写下去。这重复，这固执，一直发展到写出一部小说不像小说，哲学讲义不像哲学讲义，传记不像传记的《彼岸》。说它是哲理小说也可以，更是徐訏个人的心灵史。其中叙事的部分极弱，作者冲决一切文学的羁绊，走出“提台词人”的黑厢，直截地形而上地来讨论生命的终极意义。这些议论不见得有多么高明，你还是会吃惊于他的滔滔不绝，和其中隐藏着的一个救赎自身、寻找彼岸永不得休止的人影。
回到文学家的本行上来，《彼岸》无法完满解答的问题，倒是在徐訏小说的女性形象的象征系列里，把人于现在与未来、入世与出世的永恒矛盾中生存、追索的本相，表露无遗了。这方面他有某种成功。《风萧萧》里白苹、梅瀛子、海伦各自象征一种颜色、代表一种气质的写法，后来在香港时期的小说仍被沿续运用。比如《江湖行》的葛衣情象征现世，是她第一次因向往都市与成名，把野壮子的初恋情践踏干净。她是以后野壮子每次沉沦的诱因，她自己终也毁于物欲世界当中。阿清是飘渺地在前招手的乡魂。紫裳、容裳是趋向于把现实与理想结合者。《时与光》里也是这种人物构成：陆眉娜是人间的，“象征了现在”；林明默一开始状如“寂寞的仙子”，代表世外，但最后她从云端落下，成为经养之材，而罗素蕾是两者结合型的(31)。其他像李晓丁（《女人与车》），沈其苹、白玉珠（《炉火》）、白露娜（《舞女》，这个女人使你联想起莫泊桑《羊脂球》的主人公）、晓凤（《马伦克夫太太》），都是现世的。有的为生活拖倒，陷入庸俗；有的则成为嘲弄社会、嘲弄男性，驾驭生活的能手。代表“出世”的女性，芸芊（《鸟语》）、先晟（《百灵树》）、露莲（《彼岸》）是贞洁的，而且为保持其纯洁性，不是遁入空门，便是殉情而亡。
面对这样一个图式，你或许会觉得作者太倾心于世上纯美如花的境界。他也真的经过这些女性讴歌着自然与和谐，对“利他”的品格做悲剧性的道德探讨，憧憬人的内在超越现实的无限性能。但是我发觉，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所能倾听到的徐訏小说叙述人的心律，那隐秘的部分，往往都发出现在时与未来时碰撞而来的汨汨和声。就像《风萧萧》作者最偏爱的人物是白苹，而非海伦和梅瀛子一样，《江湖行》里最焕发青春美丽，野壮子最钟情的是紫裳。阿清再纯真，却是数次被男主人公遗忘的（而且都是最不该遗忘的时候），证明着“未来”的吸引力也不是那么大。徐訏的都市意识，表现得极为复杂。他不赞成纯物欲，但不一般地反对物质追求；他对人性的眩目美丽如此心仪，但他说过，“假如世界真如历史所启示前进的话，人性与机械文明的结合调和，才是我们前面较幸福的社会”(32)。“结合”，虽不是他小说经常有的结局，他的结局常常是不了了之（我看“死亡”也是不了自了），但结合确实是他潜入内心的企盼。
假如说徐訏的“追寻”纯是老中国儿女的田园意识或历史回归意识，那也不是徐訏。他年青时受过西方民主、竞争思想的影响，不是通过书本，而是亲见(33)。他对现代都会里最“反常”的行为，都能有独特、正面的认识，在一篇谈美国“嬉皮士”(Hippies)的文章里明确反对当时“许多人把他们说成是西方文明的没落，中国的具有自卑蕴积的文化本位论者竟引以为这是美国需要中国孔孟之道去救济的明证”。他说：“由于一群青年人对时代的抗议，应觉悟这社会必有所改进”。(34)有了这篇题为《Hippies的陶醉药与魏晋的五石散》，我对徐訏都市观的现代程度，真要刮目相看才是。
但你要说他没有田园回归意识，他作品的人物对人生境界会说出绝对渗进了作者思想的话：“顶幸福的境界就是：从大自然的风景中，对着山、对着水，对着飞鸟与游鱼，能跳到里面去充其中一分子；而在热闹纷纭的社会里，可跳出来做一个旁观与欣赏的角色”(35)。
总之，他的复杂在于他的徘徊，在城与乡、沪与港、现在与过去中徘徊得太久太久。他在中国的“江湖行”中发出生存的追问。他小说的追寻主题即生命主题。
在生命感受上，现代人的混杂身份，不知籍贯，不知家园，也许便是正宗的都市身份。异乡人的感觉，无根的感觉，不堪忍受都市压迫而起的反叛性游荡的行为方式，都是这种身份的显现。徐訏小说是一部生命流浪的史迹，是表达现代中国人（主要是知识者）生存方式的一幅长卷。
徐訏告诉我们，都市人本来自乡村。尽管都市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远比乡村好，也比乡下人更早从温饱压力中解脱，他们还是更多地感受到生存的危机。然而也正是都市人的精神困境，带动了追求自由生命的紧迫欲求。不过因他们所求的是那样多，又那样刻日计功，失望以同等比例增长，以至于好像是迷失了。徐訏小说中的“迷失”，就有十足的追求意向。
实际的生命是不自由的。徐訏除了描写城乡社会加之于生命的各种束缚外，最喜欢讨论“命运”同生命的关系。《结局》、《选择》、《巫兰的噩梦》，单看题目，就知道作者所要叙述的人生命运是如何不可揣测，如何颠倒。《盲恋》里的二人生命是互动的，完整的，又多么脆弱，其中一人的生命变动即便是“好”的变动，都可能引来全体的崩溃。徐訏小说的“流浪”和“迷失”模式，本来的出发点是对生命理想的追求，而得到的却是一个受命运操纵的生命感悟(36)。
徐訏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便曾迷失般地追问：“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37)
他把这个问题同一位神父朋友讨论。在逝世前的一星期，他皈依了天主教，在医院教堂领洗。我认为这是充满矛盾的皈依。徐訏早年便接触宗教，认识外国神父、主教，他一直没有皈依之意。《盲恋》里批评“基督教以为世上万物造来是给人用的”(38)。《时与光》“前奏”里，“我”回答天堂发问，说自己没有相信过宗教，没有哲学信仰，只有“天赋的爱”(39)，反证他企图通过宗教和哲学来救赎，但救赎无门。据说“尼采和祁克伽(Kierkegaard)都曾公开著书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对原始教义仍然是尊重的”(40)。我想徐訏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小说、散文里一再批判宗教并不能证明他对宗教精神不向往，或许正是他太虔诚所致。但是，他越是虔诚，越是了解宗教，他才越反对那种当思想出现危机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去找宗教的行为。他借代表现世享乐的陆眉娜的嘴，说出过这样的话：“你从否定人生去接近宗教，这是笑话。真正的僧侣，是有了宗教信仰而后才否定人生的。”(41)徐訏的皈依按照这个定则是不洁的。恐怕越到后来，他的心越没有出路，想归回宗教，又忧虑訏渎了宗教，最终到底做了自己都不屑为的人。当然，徐訏是真诚的，我不过指出他的矛盾性而已。徐訏以他的全部作品在不懈地追求人的生命价值，他能预测到自己是个借皈依宗教而寻求生命得救的作家吗？
依他的全部小说而论，我试给他的人生追求做结。他的生命要素包括：宗教（耶释成分均有），隐（道），德（谦虚、忍让），情（因“爱情”时常混有创造性的侵犯，徐认为充分理解的友情反是更其可贵的，尤其是男女间的友情），美（和谐）。他所要的是否太多？这是绝望中的希望，不是鲁迅式的于绝望中反抗，而是更接近中国文化模式的退一步求希望。徐訏文学中的浪迹江湖生存方式的表达，恐要比他的生存意义的探索更重要些，至少这些生命要素是活鲜鲜地存在着了。
徐訏是由乡入市的一代作家。这个乡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更容易引入城市。但他毕竟是有真实乡村记忆的作家，和鲁迅，茅盾这些“五四”作家一样，哪个不是有与闰土和老通宝相伴为伍的童年？即便城市派第二代作家如穆时英、施蛰存，仍免不掉时患怀乡病。血统的都市作家几乎不可见。“在落后国家之中，城市居民多是客居性质，他们多有离心的倾向”，“就算他们已变成了长期居民后，多数仍与他们原居地及乡村保持密切的关系”(42)。徐訏的都市属性是很容易被夸大的，因为大部分人的乡村性比他更强烈。重庆时期徐訏的朋友忆及他，往往印象深的是忙碌于结算版税、每晚坐咖啡厅之类。现在我来给他定位，定在由乡入市不久的位置上，定在有政治文化依托的城市位置上。另一方面，二十世纪这个中国作家群落里的人，又都是些“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43)。他们只能流浪终生。徐訏的文学命运，一部分便这样铸成功，如他所述，在一个“旧的没有去净，新的已经涌来”的时代，“生活上成为流浪汉，在思想上变成无依者”(44)。说得好不苍凉也。
1994年9月20日中秋
写毕于香港铭衍堂
注释：
①见李其伟：《徐訏与我》，《徐訏纪念集》（香港：浸会学院中国语文学会，1981）页19。
②徐訏：《谈懒惰》，《徐訏全集（十）》（台北：正中书局，1969）页657。
③详见布海歌：《我所认识的徐訏》，《徐訏纪念集》页121，说徐訏“不能讲一句广东话”，“但上海话却是他最能接受的语言”。还见心岱：《台北过客》、《徐訏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页35，说他能“用家乡话交谈”；羊令野：《敬悼徐訏先生》，《徐訏二三事》页219，称他是“浙江慈溪乡音未改的诗人”。
④徐訏：《鸟语》，《徐訏全集（十四）》（台北：正中书局，1970）。《痴心井》，《徐訏全集（十三）》（台北：正中书局，1969）。
⑤徐訏：《私奔》，徐訏全集（十三）》页216。
⑥徐訏：《私奔》，徐訏全集（十三）》页217。
⑦徐訏：《马伦克夫太太》，《徐訏全集（五）》（台北，正中书局，1967）页483。
⑧徐訏：《传统》，《徐訏全集（十三）》，页299。
⑨徐訏：《江湖行》，《徐訏全集（三）》（台北：正中书局，1967）页197。
⑩徐訏：《江湖行》，《徐訏全集（三）》（台北：正中书局，1967）页206。
(11)徐訏：《陷井》，《徐訏全集（五）》，页469。
(12)以上各篇作品的出处，除已注处，《一九四○级》，《徐訏全集（十四）》；《杀妻者》，《徐訏全集（十三）》；《盲恋》，《徐訏全集（六）》；《婚事》、《杀机》均为《徐訏全集（五）》；《时与光》，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
(13)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收获》（上海）1986年第2期。
(14)昆德拉的小说中，回忆和忘却是其基本主题之一。如《笑忘书》便讨论这个问题。
(15) 徐訏：《江湖行》，《徐訏全集（三）》（台北：正中书局，1967）页179。
(16)徐訏便有命名为《过客》的小说，收《徐訏全集（十五）》，台北：正中书局，1970。
(17)徐訏：《时与光》，页12，页377。
(18) 详见布海歌：《我所认识的徐訏》，《徐訏纪念集》页121，说徐訏“不能讲一句广东话”，“但上海话却是他最能接受的语言”。还见心岱：《台北过客》、《徐訏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页118，说他能“用家乡话交谈”；羊令野：《敬悼徐訏先生》，《徐訏二三事》页124，称他是“浙江慈溪乡音未改的诗人”。
(19)廖文杰：《寄徐訏先生》，《徐訏纪念文集》页137。
(20) 详见布海歌：《我所认识的徐訏》，《徐訏纪念集》页121，说徐訏“不能讲一句广东话”，“但上海话却是他最能接受的语言”。还见心岱：《台北过客》、《徐訏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页110，说他能“用家乡话交谈”；羊令野：《敬悼徐訏先生》，《徐訏二三事》页111，称他是“浙江慈溪乡音未改的诗人”。
(21)徐訏：《炉火》，《徐訏全集（六）》。
(22)《台湾玉》和《窑变》是施叔青的两篇作品。
(23)徐訏：《劫贼》，《徐訏全集（十四）》。
(24)徐訏：《黄昏》，《徐訏全集（十五）》。《心病》，《徐訏全集（十三）》。
(25)徐訏：《星期日》，《徐訏全集（十三）》。《女人与事》，《徐訏全集（十五）》。
(26) 详见布海歌：《我所认识的徐訏》，《徐訏纪念集》页121，说徐訏“不能讲一句广东话”，“但上海话却是他最能接受的语言”。还见心岱：《台北过客》、《徐訏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页115，说他能“用家乡话交谈”；羊令野：《敬悼徐訏先生》，《徐訏二三事》页115，称他是“浙江慈溪乡音未改的诗人”。
(27)费孝通：《乡土重建·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覆》，《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页153至154。
(28)徐速：《忆念徐訏》，《徐訏纪念文集》页90至91。
(29)徐訏：《鸟叫》，《花神》页41。
(30)吕清天：《徐訏的绘画因缘》，陈乃欣等著《徐訏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页264。
(31)徐訏：《时与光》，页47，页63。
(32)徐訏：《谈中西的人情》，《徐訏全集（十）》页73。
(33)徐訏：《漫活巴黎》，《徐訏全集（十）》页34。
(34)徐訏：《HIPPIES的陶醉药与魏晋的五石散》，是集外散文，《纯文学月刊》（台北）1968年3月1日，收陈乃欣等著《徐訏二三事》。
(35)徐訏《时与光》页55。
(36)见吴义勤：《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第五章有关部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
(37)劳达一：《徐訏先生的最后心路历程》，《徐訏纪念文集》页60。
(38)徐訏：《盲恋》，《徐訏全集（六）》页129。
(39)徐訏：《时与光》，页8至9。
(40)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页34。
(41)徐訏：《时与光》，页31。
(42)李誉淦：《中国社会与都市化》，《都市社会发展之研究》，页153。
(43)费孝通：《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乡土重建》页70。
(44)徐訏：《道德要求与道德标准》，收陈乃欣等著《徐訏二三事》页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