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学体制改革:历史与未来关系的思考_大学论文

大学教学体制改革:历史与未来关系的思考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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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学制度涉及招生、培养、学籍管理乃至毕业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涵盖人才培养的各有关环节。具体来说,大学教学制度主要会涉及如下多个方面的问题:招生制度、培养目标的制度(体现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专业改造与设置制度、对于人才培养方案的实体——教学计划所作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规定(包括对课程设置、宏观教学过程的组织如教学周期的规定与教学结点的控制、非教学途径的安排等方面所作的制度规定)、教学运行机制、学生成绩的考核与评定制度、学籍管理制度等。

一、现代大学教学制度的演进:历史的回顾

(一)近现代大学教学制度的演变轨迹:从通才教育转向专才教育

如果把我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诞生的时间作为起始点的话,从那时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一个转折点,从1949年再到1978年又是一个转折点,把握这两个转折点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近现代大学人才培养制度从通才教育到专才教育的演变轨迹。

1.1898~1949年:通才教育实践

“通才教育”作为大学教育办学宗旨和办学思想,是清朝末年提出的。在1902年张百熙主持起草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就有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1] 民国时期的“通才教育”实践:1912年1月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同年10月颁布了《大学令》,提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 高等教育中既有通识教育的成分,也有专业教育的成分,对人文学科、社会学科、 自然学科三方面都有所兼顾(共同科目必修表是解放前实施通识教育的具体反映),从而使大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能力不致过于狭窄,而专业教育的加强也符合科学知识发展的学科分化和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3]

2.1949~1976年:通才教育转向专才教育

关于现代大学教学制度改革的特点,胡建华教授总结指出,改革的起因是社会制度的改变,自上而下的改革展开方式体现出高度的计划性与集权性特征,高等教育形成了“国家集中计划,政府直接管理”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办学体制;而改革的结果便是前苏联模式的移植,其主要特征是:其一,单科大学与文理科综合大学构成的大学体制;其二,大学——系、系内专业、教学研究组的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其三,以专业为中心,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其四,以培养专门人才为基本目标的课程体系。[4]

在上述大学改革的总特点的规定之下,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制度还进一步体现出如下的特点,文辅相教授将承袭“苏联模式”的专才教育的特点归纳为“四过”,即“受被固化和强化的前苏联模式的影响,文理分割,重工轻理,重专业教育,轻通识教育,加上过于集中统一的管理,给学生带来了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使普通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本科教育带有较强的职业教育的特征。”[5]

20世纪50年代学习和移植前苏联专才教育模式,旧大学的“通识教育”被彻底否定。

(二)50~70年代大学教学制度改革的特点与深层哲理分析

1.过分强调教育的社会本位价值观和共性要求

在上文提到的专才教育模式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的偏颇之处如“过弱的人文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强的共性制约”的根源其实全在于“过重的功利导向”。

2.从教育指导思想上体现的乃是科学教育范式

专业教育对专业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的重视,从哲学分析的角度,不难看出它体现的是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追求的是科学知识的真理观,倡导的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归纳主义的、机械还原论的哲学观。[6] 大学专业教育模式本质上就是科学教育范式的产物。

3.从管理思想来看是刚性的科学管理范式或结构功能主义范式

科学管理的理论先驱是泰罗和韦伯,古典组织理论的共同点:效率化;形式化与标准化;理性化(可计算性、可预测性、破除神秘性或祛魅);科学化;命令与服从关系明确的等级化;可控制性;秩序与稳定、整齐划一;去人性化;等等。[7] 科学管理理论或者古典组织理论在教育组织管理中的运用及其影响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学校就是工厂,根据规格的规定来将原始产品(学生)塑造为成品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在此过程中来自教师的管理与控制是太多了。科学管理理论模式太理性化、太整齐划一、太客观了,它是有很大弊端的。

二、当代大学教学制度改革:现实的探讨

(一)当代大学教学制度改革的思想基础

1.当代大学教学制度改革的重心与主轴:“通专结合”

(1)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社会在高度分工的同时又高度综合,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通才教育又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理念从“通才”到“专才”再到“通才”,体现了一种螺旋式上升,它适应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时代要求。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生产、科研和管理,一个生活于当代的人,不仅需要精通专业,而且还应有广博的知识,通才成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2)“通专结合”蕴涵的教育价值取向。教育的价值取向应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 是理性主义价值与功利主义价值的辩证统一。[8] 而通专结合的大学教学制度所蕴涵、所追求的正是这两种价值观的融合和平衡。(3)中国特色的通专结合之路是“更加注重素质培养的宽口径的专业教育”。这个新模式既不是原来的“专才教育模式”,也没有照搬欧美发达国家流行的“通识教育模式”,而是在扬弃前者主要缺陷的基础上,吸取了后者的长处,采取了一种中间模式,把模式的重心定位在“更加注重素质培养的宽口径的专业教育”的位置上。[9]

近20年来,探索与改革过分专业化的教育模式受到广泛关注,我国高等教育在加强基础理论教学、拓宽专业口径、重视文理渗透、加强学科综合性、重视能力培养、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与改革,体现了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活动及相应的教学制度对“通识教育”的重新重视。

2.明确本科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确立本科的基础教育地位,有必要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如此来强化本科教育的基础性和通识性。[10]

(二)当代大学教学制度改革的基本举措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过分专门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更加注重素质培养的宽口径的专业教育”,采取了如下的做法:

1.大类招生——当代大学教学制度改革新举措

不按专业而按文理大类招生培养,就是本科教育按一级学科(群)或二级学科(群)进行招生,学生进校后按院(二级学院)、系统一管理,以学科大类的基础制定教学计划,在学科或学科群范围内实施基础性课程的教学,在前二、三年级按照学科大类打通培养之后,再进行中期专业分流,由学生根据本人意愿、专业兴趣、就业去向等因素,以及社会需求和自主择业的实际情况,选择具体专业方向再攻读一至二年毕业。[11]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按文理大类招生培养,这种新方法彻底改变了过去长期按专业招生培养学生的惯例,是大学教学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2.关于专业改造与设置制度的重大调整与变革

(1)拓宽专业口径,扩大专业面向,增强学生的适应性和发展后劲;(2)在宽口径专业内设置柔性的专业方向:“大专业、多方向”是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改革的一种主要趋势;(3)专业定向时间推迟,不是学生一进校门就定专业,现在高校已进行改革,采取了入学后允许模糊学生的专业,到一定时间后再分流培养的做法;(4)专业设置空间弹性化。允许学生转专业、转系、转院或跨专业、跨系、跨院学习,甚至还允许在本科专业与研究生专业之间打通,很适合于复合型人才和贯通型人才的培养需要。

综上所述,专业改造与设置制度的调整体现出“厚基础、重应用、宽口径、有特色”的总体趋势。

3.关于课程体系结构及相应的制度变革:基于“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结构模式

我国传统本科教育为适应专才教育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一般采用“三层楼”的楼层式结构,即“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的结构模式。为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知识、技能的需要,目前高校正在实施“按学科大类招生、 宽口径分流培养”的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相结合的“平台+模块”的课程结构模式。

以“平台+模块”为课程体系结构,即由公共基础平台、学科基础平台、专业基础平台3个层次不同但相互联系的“平台”构成必修课,专业方向模块和任意选修课构成选修课。其中,“平台”是保证人才的基本规格和全面发展的共性要求,体现“宽口径”、“厚基础”;“模块”主要是实现不同专业方向人才的分流培养,体现个性。这些举措将十分有助于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4.关于教学管理制度的新变革

在教学管理制度上,目前比较多见的是实行弹性学年学分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本硕连读制”、硕博连读制、选修制等,允许学生跨校、跨系、跨专业选课,为学生多方面的摄取各种知识、发展其多方面的潜力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管理上的便利。[12] 总之,实行弹性学制和选课制,建立灵活多样的学习制度,有助于打破学科专业界限,将学习的选择权和主动权交给学生。

5.教学评价制度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

教学评价制度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就是强调评价的多元性:评价内容的多元、评价方式多元、评价主体多元(教师、学生、管理者、家长、社会);强调评价的发展性功能,有别于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体现的是教学成人观和形成性教学评价。

三、未来大学教学制度改革走向:趋势的预测

大学教学制度的确立过程是一场在学校管理者、教师与学生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的“博弈”,谈判的结果取决于以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为先导。大学教学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其实就是要以最先进的、带突破性的教育哲学思想、教育管理哲学、新的与时俱进甚至超前的人才观念等为其先导。概而言之,对大学教学制度改革未来的趋向预测,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从回顾历史中找到制度改革的源头和起点;二是从分析现实中发现现行制度的问题和那些隐含的必定会催生新制度的重要苗头;三是从理论研究中找到变革的思想依据及其昭示的脉络线索与前进方向。综合这三方面的因素,我国大学教学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将呈现如下五个基本特征。

(一)制度改革将从教师和管理者本位转向学生本位;从预成控制模式转向支持学生的自我建构和能动的生命实践

未来的大学人才培养制度改革将从教师和管理者本位逐步转向学生本位,从重视预成和控制的科学管理模式转向支持学生的自我建构和能动的生命实践,也即是转向人本化的生存论与现象学管理模式。这么说不仅有实践方面的依据,如当代大学人才培养制度改革的若干举措已经开始显露出这方面的苗头,而且还有教育哲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依据。

1.新的教育哲学思想与大学教学制度改革

鲁洁先生指出,“教育是人之自我生成的有意识的学习活动”,相应地教育学就是研究“成人之学”。要进入这样一种教育状态,教育就是一种“成人之学”:成为不同于昨日之人。既是其所是,又非其所是!“教育非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乃是一种迷恋人的成长的学问”。[13] 如此则还学生以人格的尊严和发展的主动权、选择权。在教育功能问题上,更多体现出解放人的建设性的、积极性的一面。

再来看基于生存论哲学的以生命为元点、以生命实践为核心而对“什么是教育”或教育的本质的考量。应把“生命”作为教育学的基础性核心性概念。[14] 要从生命的视角去观察、理解和阐发教育活动。教育学是一种真正的实践哲学——生命实践哲学。教育始终伴随着对生命的塑造的过程,始终处在个体生命和类生命的不断生成的道路上。大学教学制度改革要体现这个教育哲学理念,就必须从教师和管理者本位转向学生本位,从预成控制模式转向关注学生的自我建构和能动的生命实践。

2.新的教育管理哲学思想与大学教学制度改革:从科学管理到人本化范式,从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到融实在性、理解性、批判性于一体的新的管理范式

张新平在《教育组织范式论》一书中以范式为主要分析框架,把西方百年来教育组织理论的发展作了梳理,把它们归纳为结构功能、现象学、批判理论等三种不同的范式。[15] 认为应当建构由经验的、诠释的和批判的三个向度构成一个整体的新范式:管理科学可以是以经验为根据的,但它必须同时糅合诠释的(解释并理解他者)和批判的向度。功能主义旨在发现组织管理的法律般的预言和规律,解释理论旨在审视意义是如何创造出来的,选择是怎样被强加上去的,而批判理论则旨在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交往理性的引入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有助于我们从元点上质疑基于科学管理范式的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二)未来制度改革将从刚性到弹性、从注重统一到鼓励多样

现代大学人才培养制度从大类招生、分流培养,到课程结构体系的模块化,再到教学管理制度的弹性学分制等诸多改革尝试,表明大学教学制度改革正在或将要从刚性转变为弹性、从注重统一到鼓励多样。从理论上分析,它是高等教育内在规律的体现。

进入教育过程的个体是一个具有特殊心理特征、独特的成长背景的具体的人,是有生命活力的、有他个性的各个方面、有他自己的各种需要的具体的人,这就需要使教育活动个别化,从教育内在规律来看,自古以来在教育活动中,人们就注意到学生之间的个别差异,“因材施教”便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教学原则。从根本上说,差异性反映了万事万物的客观状况,也体现了万事万物的生机与活力,而实现教育活动个别化实有赖于大学教学制度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提供制度保障。人才培养制度从刚性到弹性,从注重统一到鼓励多样正是差异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三)大学本科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将从注重教学控制到保障学生的学习自由

现行本科教学管理制度中学习自由体现不足的缺失,归根到底是教学控制与教学(学习)自由之间的矛盾失调的反映。控制和自由的矛盾集中反映了大学教学管理制度中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的关系。制度改革未来趋向将从注重教学控制转变为注重保障学生的学习自由。其思想理论依据来源于现代管理与组织理论的自由理念,它与现代管理理论中的人本管理、柔性管理、模糊管理等密切相关。

大学教学管理制度建设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在教学控制与教学自由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点,既要注意发挥教学管理制度的规范功能,又要注意增加教学管理制度的弹性,从制度上保障学习具有选择性、个性、弹性和开放性。其一,建立自主学习制度。自主的学习制度应当是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实际条件,自主选择主攻的专业方向、自主选择修习的课程、自主选择学习的方式(选时间、地点、媒体等),为此,要逐步实现专业选择自主,大学要在制度上为那些希望转换专业的学生提供便利;要加大选修课程的自由度。学分制、选课制、主辅修制等制度都是有利于扩大学习选择性的管理制度,但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其二,完善学籍管理制度,例如免修、免考制度、要变刚性的学制为弹性学制,从制度上保障大学生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学习年限,提前和推迟毕业,为大学生休学与转学搭建制度平台。

(四)课堂教学管理制度将从独白到对话、从封闭到开放

课堂教学管理制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观和师生观,有什么样的知识观和师生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课堂教学管理制度,而某个时代的知识观又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知识范型,知识观的转变与知识转型密切相关。

当代知识观的基本蕴涵可归纳如下:当代知识观蕴涵内在、开放、动态的知识本质观;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知识发展观;多维互补的知识价值观;积极内化、主动生成与合作建构的知识获得观。[16] 当代新的知识观必将影响到大学人才培养活动及其制度在专业设置、课程结构体系模式、课堂教学管理、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改革和转变。其中关于课堂教学管理制度将发生由教师本位向学生本位的转变;从以“教”为设计中心转向以“学”为设计中心;由独白向对话的转变;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不追求整个教学管理活动的严密性和逻辑性,而是可以有一些随意和松散、杂乱以及尝试错误。

(五)制度改革将从注重制度的模式移植到注重制度的自主创新

高等教育不能盲目与国际接轨。杨启亮教授认为,制度移植与改革重要的是弄清内蕴的思想,否则照搬外来制度,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照搬了人家外国的制度,而不去反思这种制度背后包蕴着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在其中、这种理念与我国的大学教育的实践与实际是否相符合,就会导致有“器官移植”时所必然产生的机体排异现象的产生。一句话,一定要弄清楚隐藏在制度背后的深层的思想,否则我们通过模式移植来进行制度改革,其结果只能是模仿了人家的形式,丢掉人家的实质。或者说人家外国是“形神相随相同”,而中国却是“形同不等于神同”。有鉴于此,大学人才培养制度从注重模式移植转变为注重制度的自主创新,不仅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而且作为民族文化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球化时代凸现中国民族特色、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反对文化殖民来说具有深远意义。[17]

综合上述,未来大学人才培养制度的改革将从教师和管理者本位转向学生本位,从预成控制模式转向支持学生的自我建构和能动的生命实践;而且基于对个体的差异与多样性的考量,大学人才培养制度将从刚性到弹性、从注重统一到鼓励多样;本科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将从注重教学控制到保障学生的学习自由,将学习的选择权和主动权交给学生;又由于知识范型的转变和对科学主义范式的质疑,本科课堂教学管理制度将从独白到对话、从封闭到开放;最后基于对全球化的文化价值拷问,大学教学制度改革还将体现民族和地方特色,换言之就是从注重大学教学制度的模式移植到注重大学教学制度的自主创新。由是,大学教学制度的改革探索将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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