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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9）04-0050-06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品格高洁而又遭遇悲剧性命运的诗人，千百年来深受中国人民的尊敬、同情和怀念。但他究竟生在哪一年，史籍中缺乏明确具体的记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考证结论至今又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但是，弄清这一问题，不仅是满足人民感情的需要，而且对于准确说明和分析屈原的生平及创作经历，也是十分重要的。幸运的是，屈原在他的诗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的线索。虽然学者们对有关材料的认识解读尚有分歧，但经过众多学者的长期研究，毕竟使纷繁复杂的问题逐渐找出了头绪，使屈原出生年日期的问题有了真正接近解决的可能。
一
《离骚》开篇，屈原自叙其世系，接着叙述了他的“降”生和得名的来历：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段话是研究屈原生年的唯一根据。但若要正确地使用这宝贵的证据，关键是我们必须澄清几个有关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这里叙述的到底是屈原本人的出生，还是诗中虚构的角色或是叙说他作为大巫的首次降神之日？
闻一多曾说：“我不相信《离骚》是什么绝命书。我每逢读到这篇奇文，总仿佛看见一个粉墨登场的神采奕奕、潇洒出尘的美男子，扮演着一个什么名正则、字灵均的‘神仙中人’说话（毋宁是唱歌），但说着说着，优伶丢掉了他剧中人的身份，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于是个人的身世，家国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人的心——这时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演戏，还是在骂街吧！”① 应该说，闻先生对《离骚》的理解是很独到的，富有想象力，而且不无道理。显然，闻先生认为《离骚》开头几句叙述的是作者虚构或扮演的角色“神仙中人”的降生。后来有学者进而认为：“先秦‘降’字很神圣，其主语一般是天与神，大多用于从天而降，或指王公贵族从台阶上下来。至于脱胎诞生，不管是人的诞生，还是神的诞生，或介乎人神之间的‘天子’诞生，都直称‘生’，从不称‘降’。”因此，《离骚》的主人公“吾”，非即屈原自己，而是诗人“虚构”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神话式人物，他不是从凡间的母体里生出来，而是从天降临的”；而且这降临的吉日，也是诗人“编造”的。倘要“据此推算屈原生年，似不可靠”②。张中一认为《离骚》“惟庚寅吾以降”说的是“灵均以庚寅之日始降巫也”，屈原是个“充满巫术”的“神巫”③。曲德来也有类似意见，并在其《屈原及其作品新探》中作了更充分的论证，认为“屈原是一个巫师，职掌楚国的原始宗教事务”，④ 还列举了许多例证，说明“降”在先秦都是用其本义，“凡言人、物、神自高处、上位而至低处、下位者，得称为降。”④“王逸以‘生’训‘降’是一个误训，将人们引上了错路，使人们在屈原研究中枉费了不少的精神和功夫，它既给人们推算屈原生年提供了错误的起点，又掩盖了人们对屈原身份的认识。”④ 并认为这是叙述屈原二十岁时第一次作巫降神之日，为公元前329年，然后再逆推二十年，即公元前349年为屈原的出生年份，至于出生在哪月、哪日，则不得而知。④
闻先生和董先生、曲先生等⑤ 指出《离骚》数句所表现出诗中主人公的“神”性，不无道理。但诗中是否另有一个虚构的而非诗人自己的形象呢？或者屈原在这里只是叙述自己首次作巫降神之日呢？我认为不是的。曲先生辨“降”乃“下”之意固然不错，但我以为从王逸说屈原“言己以……庚寅之日，下母体而生，得阴阳之中正也”来看，王逸也明白“降”是“下”的意思，并没有直接把“降”等同于“生”，他只是引申了一下，人下于母体当然是“生”了。这似乎也不能说完全错了。所谓“得阴阳之中正”也是说明屈原有因此自为神圣之意，只是王逸没有如张先生、曲先生等那样把这理解成巫之“降巫”、“降神”而已。曲先生并引李陈玉、李嘉言的观点并进而认为“‘吾以降’乃是说‘我降神’，非言先祖之神主动来降，否则‘吾’字没有着落了，全句也无法讲通。”认为二李“未能由此而悟出‘惟庚寅吾以降’一句与屈原的身份及生年的关系，尚未达一间”④，我觉得这也似乎求之过深了，“吾以降”应该就是“吾乃降”、“吾以庚寅日降”的意思，不能直接解释为“我降神”。这个“降”字并不能等同于“惟岳降神”之“降神”，因为后者构成动宾词组，明确指明了是降神，而屈原诗里并不是这样写的。如果一定要这样解释也有“增字释经”的嫌疑。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屈原还是说的自己来到人间，只是把自己神圣化了。曲先生还把“初度”解释为“初次”，单独看似乎也能成立，但放在整个句子和上下文中来看，则语义不完，也不合语法：“皇”观察了我的初次，这成什么话？是指什么呢？如指实说是初次降神，则“降神”显然是硬加上去的，未必符合屈原原意。“初度”在这里显然是一偏正词组，“初”是数量词，修饰限定“度”，“度”字应当是名词而不是量词（姜亮夫认为“初度”是指屈原初生时日月的躔度，指太阳和岁星之间的关系。因为屈原家族具有熟知和掌握历史天文星相方面的传统，他初生的年月日的星相也很奇特，庚寅日也是楚人特别崇奉的日子，具有非凡的意义，故屈原郑重记之而以为自豪。我以为这种解释是较具有说服力的）再说，屈原为什么要特别写他初次“降神”的日子？记叙他出生年月日的奇特非凡不是更合古人的心理和传统、更有意义吗？屈原以此在诗中强调他天生具有的“内美”，而未见他有明显显示他是一个大巫的意思。曲先生说：“初次降神，对于作为巫师的屈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只有通过了这次考验，有了‘明神降之’的显效，才能被宗族、社会认可，才能取得作为巫的资格，获得尊崇的地位。因此，屈原记叙自己初次降神的情状，是符合情理的。”④ 但是，《离骚》中根本就没有记叙屈原“‘明神降之’的显效”，若《离骚》开首一节叙述的是其巫降之日，那么，巫的功能是沟通神人，降神祈福，但《离骚》中接下来对此却一无所叙，接着就叙述其名字的由来，然后叙述其现实政治上的追求和遭遇，他的理想和挫辱。后还求灵氛、巫咸为己占卜、降神，若其是巫，岂能如是乎？再说，关于古人给子命名的习俗，《楚辞章句》引《礼》曰：“子生三月，父亲名之，既冠而字之。”洪兴祖《补注》曰：“《礼记》曰：三月之末，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以字之，成人之道也。”《左传·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屈原名正则，字灵均，当是由其初生年月日的吉祥不凡而赋以德义命名。可是我们却没看到过有巫师初次行降神要给他命名的记载。曲先生认为“很多著名的宗教人物往往有俗名俗字，同时在宗教活动范围内又有名号，如贾岛……明乎此，对屈原有两套名字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他既不是以此标新立异，表明什么高岸不合时宜的态度；也不是无缘无故地造作隐语。让人们射覆猜谜。他是以此向人们表明他特殊而重要尊崇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务，表明他特殊的身份才能。”④ 这似乎也颇有道理。不过我们从屈原整个诗作来看，似乎也并不能看出屈原有以巫的身份自重的意思，相反，在《卜居》中还明白地说“龟策诚不能知事”，在《离骚》中他也先后两次求巫咸、灵氛占卜降神，期间也颇多犹豫，几经思想斗争，最终也并没有真正听从他们的“吉占”而离开楚国，可见他对巫及占卜降神的态度，虽不能说完全不信，但显然也并不很相信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楚国相对中原地区保存巫术传统比较多些，巫术氛围浓厚些，但通过长期向中原文化学习、交流，到了战国时代，楚国在学术文化、人文精神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中原地区，尤其是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从屈原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和变革意识，其诗中的巫术氛围和情节恐怕更多不过是借用这一历史传统和方法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想追求和幻灭的过程而已。不可过为之解，把屈原和当时楚国的文化和精神水平想得太低了。而且，如果屈原真的是一个为人崇信的大巫，为何我们在他诗中却只看到他不被人理解信任，遭人嫉妒，倍感孤独，他甚至自己都要求助于太卜郑詹尹以及灵氛、巫咸等呢？而他又那么容易受到上官大夫、子兰之流的馋毁而被楚王轻易疏斥、流放呢？曲先生等还据屈辞中的用例及《说文》：“灵，巫也”等证据认为《离骚》中所述屈原的字“灵均”，“灵”即“巫”；又说“正则”当是“巫则”之误，这样才名、字相应，符合古人取名命字的通则。这看来似乎颇有道理。不过这仍然缺乏版本上的证据。而且《离骚》中称楚怀王为“灵修”，《九歌》中称河伯“灵何为兮水中？”《山鬼》中说“留灵修兮憺忘归”，《国殇》称颂战死的楚国将士“身既死兮神以灵”，这些“灵”或指神、或指神魂之灵异，或指楚怀王或指山鬼之爱人，都不是指“巫”。所以，王逸释屈原的名字曰：“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高平日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养民也。”这种解释本不失为有理有据，平正通达。王逸去战国未远，他的注释虽存在一些疏舛，但仍不能轻易加以否定。姜亮夫亦曰：“灵者，楚人以为长善之词。……而时有所隐，故隐秀以托其悲，则其事亦至庄肃。战国以前名极少用两实字义者，故临文而用乳名，入仕而正名，盖事理人情之所许矣。”⑥ 因此，以为屈原作巫时之名应为“巫则、灵均”，并以此证明屈原本是巫师，此处即是写他降神，看来还是缺乏确凿和充足的证据。再说，即使可能屈原本来就是一个巫官或巫师，诗里所描述的现实的经历和情感与一系列奇特的打扮和神幻的情节，仍都是可以统一于既是巫官、又是失败的政治家、又是诗人的屈原一身的。因此，《离骚》开头这段话，即是述说的屈原本人的出生日子，而不是、也没必要另给一虚构的人物编造一个什么出生吉日。因为既然“惟庚寅吾以降”也是屈原认为其天生具有的“内美”之一重要的方面，那这个日子当然不可能是自己特意“选定”用来举行首次为巫降神的日子或为某个神话式人物虚构编造的。虚构编造的吉日有什么足以使得屈原如此值得自豪自负呢？曲德来先生认为屈原是特意选择了庚寅日这个对于楚人有着特殊宗教意义和祖先崇拜意义的日子来降神，因为神话传说中重黎在这一天被帝喾所诛，也就是在这一天成为贵神。④ 但初次为巫降神说既未必可靠，而且他把屈原首次降神之日举行的仪式与其二十岁举行加冠礼合而为一，只是“运用迂曲侧击的方法”④ 作出的主观推断，并无任何文献上的根据，因此这种说法实难以信据。而且据他这种方法，把诗人自己叙述的“维庚寅吾以降”当作是其首次巫降之日而不是屈原的生日，因此仍然无法确知屈原出生的具体月、日，也是不太合理的。因为据经传记载，父亲给儿子命名后，是要书其年、月、日藏于媒氏的。我认为不如说正因为屈原生在庚寅日这个在楚国具有宗教神圣意义的日子，更增加了他的自我神圣感和使命感，所以他才会用一个非同寻常的“降”字来叙述自己的降生人间。亦即如姜亮夫所说：“‘庚寅’为古代民间表吉祥之日。惟含吉祥，又与战国以降‘男命起寅’、‘女命起申’之传说及生寅弄璋之风习相并列，故嘉名以‘正则’、‘灵均，称己有内在之美，侪于天‘降’之列。”⑥
正如潘念龙所说：“认定《离骚》的主人公是诗人创造的艺术形象，这固然不错。但要将这个主人公完全与诗人割断，否认他是诗人自传性的艺术形象，就非为笃论了。《离骚》之‘吾’，有其艺术表现的非现实性一面；但其中所灌注的精神、情感，其象征表现中折射的现实经历，却都与诗人自己有关。以此判断主人公自述的生辰，当然也就是诗人屈原自己的生辰。屈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让自己进入自传性诗作时，另外‘编造’一个与己完全不同的生辰；正如他在诗中，也没有‘编造’与现实中楚王完全不同的君王一样。”并且潘先生通过考察《诗经》中关于“降”字的用例，证明“‘降’这个字在先秦时代，其实也有并不‘神圣’的用法。”“屈原既然非常看重自己出身世系之高贵，而且充满了辅助楚王‘及前王之踵武’的自信，则在自述出生年月的非同凡俗时（按王逸注，乃是‘得天地之正中’的好兆），庄重地称诞生为‘降’，又有什么奇怪的……因此，在‘降’字上求之过深、多所附会，甚至由此推断屈原‘编造’了不属自身的‘吾’之生辰，或借此推断屈原乃是‘神巫’等等，都不无郢书燕说之嫌。”⑦
二
但是，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为根据来推断屈原的生日，从清代至今，得出的考证结果，据笔者所知，已不下十几种⑧。结论如此分歧，关键是对“摄提贞于盂陬”的理解有异。
关于“摄提”，以王逸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是“摄提格”的省称，也就是指寅年。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贞，正也。于，於也。庚寅，日也。降，下也。……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体而生，得阴阳之正中也。
而朱熹《楚辞集注》则认为：
摄提，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为陬。盖是月孟春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降，下也。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己始下母体而生也。
他又在其书后的《楚辞辩证》中进一步指出：“以今考之，月日虽寅，而岁则未必寅也。盖摄提自是星名，即刘向所言‘摄提失方，孟陬无纪’，而注谓摄提之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摄提贞于孟陬’，乃谓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岁在寅之名也。必为岁名，则其下少一‘格’字，而‘贞于’二字亦为衍文矣。”
此后迄今，拥王者有之，赞朱者亦有之，两派各有其理据，相持不下。到底何者为是呢？我们先看看“摄提格”可否省称为“摄提”。
《史记·天官书》曾提到：“撮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攝提格。”从这段文字表面来看，说“摄提”可以称作“摄提格”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但这里的“摄提格”并不是指“太岁在寅”。为什么《天官书》又把“摄提”叫做“摄提格”呢？《史记索隐·历书第四》作了解释：“‘格’，至也。言摄提随月建至，故云格也。”这样看来，这个所谓“摄提格”还是和大角摄提星随斗柄建月有关。
还有学者曾举《后汉书·张纯传》中：“摄提之岁，仓龙甲寅”来证明“摄提格”可省称为“摄提”。不过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张纯传》后出，也可能是其误解了《离骚》等书中的用法，不能以后例前。而且，《张纯传》、《吕览·序意》、贾谊《鵩鸟赋》等文章中或标明了“岁在……”或标明了岁名，如《吕览》“岁在涒滩”，《汉书·律历志》“岁名困敦”等；或在后缀以“……之岁”，如《鵩鸟赋》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而《离骚》的用法与这两种用法都不同，正如朱熹所指出的，“必为岁名，则其下少一‘格’字，而‘贞于’二字亦为衍文矣。”而且，《离骚》句式本长短不一，为什么要省略一“格”字使人误解呢？他也完全可以写作“摄提格之孟陬”，那不是准确得多吗？⑨ 因此，看来，说《离骚》之“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略是不大站得住脚的。
此外，在《甘氏星经》中，太岁、“摄提格”、“摄提”有混用的情况，似乎“摄提”也可指“太岁”或“摄提格”。《开元占经·岁星占》中所引用的《甘氏星经》在介绍岁星纪年法时是这样说的：
摄提格之岁。摄提格在寅，岁星在丑，以正月与建斗、牵牛、婺女晨出於東方，为日十二月，夕入於西方，其名曰监德。
甘氏曰：单閼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虚危晨出夕入。……
甘氏曰：执徐之岁，摄提在辰，岁星在亥，与营室东壁晨出夕入。……
甘氏曰：大荒落之岁，摄提在已，岁星在戌，与奎婁胃晨出夕伏，其名曰路嶂。……
……
从上述引文可见，《甘氏星经》中有时用“摄提格”代指“太岁”，这还好理解；而自周正三月以后，似乎皆用“摄提”代替“摄提格”代指太岁，这就使问题复杂起来了。我个人认为，《甘氏星经》混同“摄提”、“摄提格”和太岁的用法，因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所指仍然明确，有可能的是在抄写时省略或漏掉了“格”字。
总的来看，“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此，“摄提贞于孟陬”也就不一定是指寅年。
《离骚》之“摄提”既不大可能是“摄提格”之省略，那可不可以指大角摄提呢？
从史籍文献上的记载来看，“摄提”的确可指“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的“大角摄提”星或星区。《史记·天官书》云：“大角者，天王帝廷。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摄提。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正义》：大角一星在两摄提间，人君之象也。……《集解》晋灼曰：如鼎之句曲。《索隐》：《元命包》云：‘摄提之为言，提携也。言能提斗？角以接於下也。’《正义》：摄提六星夹大角，大臣之象，恒直斗杓所指，纪八节、察万事者也。”唐《开元占经·摄提占一》引“石氏曰：摄提六星夹大角，……星东西三三而居，形似鼎足。常东向，天子吉昌：若北向，即大臣失位……”“石氏赞曰：摄提六星携纪纲，建时立节伺机祥。”
又如《韩非子·饰邪》中说：“初时者，魏数年東向攻尽陶、卫，数年西向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非（“非”字衍）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非”字衍）数年在东也。故曰：龟筴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向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这里把“摄提”与“岁星”等吉星并提，显然是指“岁星”之外的另一吉星，应该也是指大角摄提星。
林庚、尚永亮曾指出，此大角摄提与“孟陬”关系十分密切⑨。《史记·历书》有云：“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方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汉书音义》：次，十二次也。史推历失闰，则斗建与月名错。正月为孟陬。闰余乖错，不与正岁相值，谓之殄灭。摄提，星名，随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历误，春三月当指辰而指已，是谓失序。”可见，大角摄提由于可以辅助斗柄建十二月，首先正月不能失序，故而与“孟陬”发生密切的联系；而这关系到历序的正常和天下的安定太平，因此，在古代受到特别的重视。故《汉书·律历志》也强调：“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刘向《复上灾异书》亦曰：“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离骚》也是把“摄提”与“孟陬”并提，故林庚和尚永亮坚决主张此“摄提”即是大角摄提。若如此，“摄提贞于孟陬”只是提到了屈原出生的月份，并不指年。
不过，古代文献上虽然常把“摄提”与“孟陬”并提，但并未见有“摄提贞于孟陬”的说法。“贞”，一般解释为“正”或“当”，尚永亮解释为“定”。林庚、尚永亮等认为“摄提贞于孟陬”与《古诗十九首·明月皎月光》中的“玉衡指孟冬”一样，“同是指明季节的”。⑨ 但也有学者认为此句是指“半夜该指秋（申酉、西）的星已指到冬（亥、北）了。”⑩“况且，‘玉衡指孟冬’用一指字，尚与《天官书》同，《离骚》则用‘贞于’两字，即‘正在’之意，试问：大角摄提正在析木（寅）之次是何天象？”(11) 看来，以大角摄提释《离骚》之“摄提”也有不够圆通的地方。
那么，“摄提”还有无可能指别的呢？从史籍记载来看，它有时也可以指岁星：
石氏曰：岁星，他名摄提。一名重华，一名应星，一名经星。（《开元占经·岁星占一》）
摄提、镇星（即土星）、日、月东行。（《淮南子·齐务训》）（这里把“摄提”与土星、日、月并提，它应当是指岁星即木星。）
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曰纪星。
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史记·天官书》）
尚永亮认为：“以摄提名岁星，在战国时代并不习用。”“其次，岁星与孟陬从未发生过关系。……与岁星发生紧密关系的是十二次，并因以纪年，而没有发现岁星与孟陬或其它月份发生关系的例证。”“第三，古代往往一星多名，……由于古今悬隔千载，史料散佚较多，这些星名的来由及其作用不是都能搞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取厥如存疑的态度。”基于此三点，尚先生认为：“在古代天象中，岁星与孟陬并没有必然联系，‘摄提贞于孟陬’中的摄提，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指‘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的摄提六星，而非岁星。”“‘摄提贞于孟陬’二句乃指屈原生于摄提星指向孟春正月的一个庚寅日，也就是说，屈原只讲了他出生的月日，却没有给我们留下具体的生年。”(12)
我们认为，尚先生所列三点意见，不无道理，其严谨慎重的态度是很令人敬佩和值得我们学习的。不过。这似尚不足以否定“摄提”为岁星的可能性。其一，不习用不等于不这样用；况且，尚先生文中所列举的《淮南子》、《史记》、《汉书》等用岁星之名而未名之以摄提，这些都是汉代文献，不足以证明战国时代的状况；而且从我们前面所引述的《淮南子·齐务训》和《史记·天官书》等中的文字可见，正是汉代及其以前的一些著名史书和天文历法书中有把岁星称为摄提的用法。其二，如我们上文所说，古代文献上虽然常把“摄提”与“孟陬”并提，但并未见有“摄提贞于孟陬”的说法。正如周文康所质疑的，“‘玉衡指孟冬’用一指字，尚与《天官书》同，《离骚》则用‘贞于’两字，即‘正在’之意，试问：大角摄提正在析木（寅）之次是何天象？”
又，当代已故著名楚辞学者汤炳正，通过对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铭文的考释，认为其“岁鼎克”的“岁”即岁星；“鼎”即“贞”、“当”的意思；“克”与“辜”“形近、义通、读音相同”，“为月名，即《尔雅·释天》‘十一月为辜’的‘辜’字”，即周历的正月。而《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的用法与此很相似。据此，汤先生首次把《离骚》的“摄提”释为“岁星”。对于《利簋》此句的释读，学术界还有些不同意见，但汤先生的释读可谓有理有据。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结合古代文献上的有关记载，我们认为，把《离骚》的“摄提”释为岁星，应当是最为合理的。
三
“摄提”既已弄清，那么“孟陬”又是指什么呢？王逸《章句》据《尔雅》释曰：“孟，始也。”“正月为陬。”朱熹更据《说文》“陬，坂隅也。”解释为：“正月为陬，盖是月孟春，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朱冀《离骚辨》提出：“孟为孟月，陬为陬訾。”“孟春之月，日在营室，营室即亥方陬訾之次，《尔雅》之释正月为为陬，义疑取此。”日在陬訾营室，为夏正正月（见《吕览·孟春纪》、《礼记·月令》）《史记》、《集解》也引《汉书音义》指出：“正月为孟陬。”有的学者以为楚用周正建子，以夏历十月为正月(13)。周文康早已著文指出：“陈文多自相抵牾，足证此说难以自圆。”(11) 潘先生据秦简《日书》推断楚用周正，其理由也颇薄弱和勉强。从屈原作品实际来看，屈原用的是夏正无疑。这一点，许多学者都阐明过了，屈原作品俱在，此处也就不必多说了。
至于“庚寅”，显然是用的干支纪日，这是为一般学者公认的，也不必多说。
既然“摄提”、“贞于”、“孟陬”、“庚寅”等词语的意思都明确了，那我们就可以就此推断出屈原的生年了。所谓“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汤炳正释为：“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日的这一天我降生了。”(14) 这释义十分简明贴切。（但汤先生拘于寅年之说，其推算出来的屈原的生年公元前342年，其实岁星并未在夏历正月而是在十一月晨出东方，故差一间，仍未密合。）据唐《开元占经》所引用保存的甘、石星经，及《淮南子·天文训》等所载纪年法，岁星在夏正正月晨出东方，当为“执徐”之岁，太岁在“辰”。又据浦江清等运用现代科学计算结合古代文献记载推算，确知公元前341年为摄提格岁，太岁在寅（但这年无庚寅日）。摄提格岁往后与执徐岁相差两年，往前与执徐岁相差十年，由此可推得此前后的公元前339年、公元前351皆为“执徐”之岁。查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及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所附《战国长历》，夏历公元前351年正月丁亥朔，初四庚寅（周文康自己推算为丙戍朔，初五庚寅(11)）；公元前339年正月丁丑朔，十四日庚寅。这两年夏正正月都有庚寅日。但如果屈原生于公元前339年的话，那么到楚怀王十四年（公元前315年）屈原为怀王左徒并遭谗被绌，他时年才二十五岁左右，未免太年轻；而且与其被绌后作的《离骚》中所自叙的“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至不与。”“老冉冉其将至兮”等所反映的年龄、心态不合。而若他生于公元前351年的话，到楚怀王十四年他已三十七岁，如此后数年作《离骚》，他已四十岁左右，与其自叙的年龄、心态特点等比较吻合。因此，联系屈原整个的人生经历和他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心态发展变化的特点来看，屈原当是生于公元前351年的夏历正月初四（或初五）日。
在其他诸家对屈原生年的推算当中，由于多错误地执着于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或误以为屈原用的是周正，故为了牵合于此，不得不曲为之说，往往不免自相矛盾或漏洞百出。也有的不顾屈原是根据实际星象特点来记叙自己的生日，而用后世发明运用的推步历法或汉代以后人们逆推出来的干支历日来推算屈原的生日；还有的错误地把石氏、甘氏之用周正的纪年法与《淮南子》和《太初历》之用夏正的纪年法混为一谈，故所推算出的结果也多不确。在诸家的推算当中，我以为当以周文康的研究结论最为严谨科学，最无矛盾，也与屈原生平和其作品内容较为切合。但在当今楚辞学界当中，似乎对这一研究成果并未引起应有的和足够的重视。故不揣浅陋，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补充论证如上。
收稿日期：2009－03－15
注释：
① 闻一多：《神话与诗·屈原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董楚平：《〈离骚〉首八句考释》，《浙江学刊》，1984年第5期。
③ 张中一：《屈原新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 参见曲德来：《屈原及其作品新探》，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⑤ 除前面提到的张中一、曲德来等外，郑在瀛、路士良、林河等都曾提出屈原的身份是巫官或巫师。参见郑在瀛：《楚辞探奇》，香港正之出版社1992年版；路士良：《屈原生世析疑》，《求索》1984年第4期；林河：《中国巫傩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⑥ 参见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⑦ 潘啸龙：《〈离骚〉疑义略说》，《荆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⑧ 大约有以下诸说：①楚宣王四年（公元前366年），清刘梦鹏《屈子纪略》；②楚宣王十五年（公元前355年），清刘耀湘《屈子编年》。③楚宣王十七年（前353年），今人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屈原生年新考》、金开诚《屈原辞研究》；常健、雷庆翼、董运庭等也赞同此说。④楚宣王十九年（公元前351年）夏正正月初五，今人周文康《〈摄提〉〈孟陬〉〈庚寅〉考辨—〈屈原生年及〈离骚〉作年考〉之一》。⑤公元前349年，屈德来《屈原及其作品新探》持此说。⑥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3年），清人邹汉勋、陈旸，近人刘师培、游国恩、张汝舟，今人蒋南华等。⑦楚宣王二十八年（前342年）夏历正月26日，汤炳正《屈原赋新探》；⑧ 公元前341年周正正月初二，亦即夏正元前342年十二月初二，潘啸龙《屈原与楚辞研究·古岁星纪年和屈原之生年推算》；陈久金《屈原生年考》亦主张屈原生于元前341年。⑨楚宣王二十九年正月初一，周显王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公元前342年11月6日，换算成格里历为11月1日），徐锡祺“关于屈原的生日”。（《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⑩楚宣王三十年（前340年），郭沫若《屈原研究》；(11)楚威王元年（前339年），浦江清《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12)林庚据楚国习俗而推断出的屈原生年（楚威王五年，即公元前335年，见《诗人屈原及其作品·屈原生卒年考》。
⑨ 参见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屈原生年榷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第1版。
⑩ 金克木：《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开明《国文月刊》六十三期。转引自周文康《“摄提”“孟陬”“庚寅”考——屈原生年及〈离骚〉作年考之一》，《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11) 周文康：《“摄提”“孟陬”“庚寅”考——屈原生年及〈离骚〉作年考之一》，《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12) 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屈原生年榷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第1版。
(13) 参见久金《屈原生年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潘啸龙：《屈原与楚文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4) 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