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载自然哲学对朱熹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试论论文,哲学论文,自然论文,张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所受影响应该首推二程。然而，朱熹受理学先驱者张载的影响如何？时人往往众说纷纭，或以“程朱”合称与张对立，或在论朱学渊源时，只言程，不言张。系统论及张朱关系的文章也寥若星辰。本文试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分析朱熹对张载思想的消化，改造和接受，以求方家指正。
一
朱熹编选《近思录》，把年辈先于二程的张载排在二程之后，这表明了朱熹的一种衡量，但这并不说明朱熹无视张载。张载对朱熹的影响可谓从朱的少年时代开始的。晚年的朱熹在给友人的信中回忆道：“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横渠张先生……熹自十四五时，得两家之书读之至今四十余载，但觉其义之深，指之远，而近世纷纷所谓文章议论者，殆不足复过眼。信乎，孟氏以来一人而已！”由此可见，十四五岁的少年朱熹就怀着异乎寻常的虔诚崇拜，开始潜心研读二程的和张载的著作了。朱熹将张与二程并列看成是孟子之后的一代大儒，可谓评价之高，张载对朱熹的直接影响来源于三先生对朱的四书教育上，在三先生的指导下，朱熹开始阅读《大学》和《中庸》以研究二程与张载的格物说与人性说。在《中庸》上，三先生选择了先师张载，后师程颐的吕大临的《中庸解》传授给朱熹。朱熹在后来的讲学论著中多次提到自己读这本书的人性说所留下的最初印象：“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大临）解得此段痛快。读之未尝不悚然警历奋发。”②“臣闻《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而元祐馆职吕大临为之说曰：“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己。德胜气质，则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强，不能胜之，则虽有志于学，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强而己矣。……今以鲁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辄，以求变其不美之质，及不能变，则曰：‘天质不美，非学所能变。是果于自弃，其为不仁甚矣’。臣少时读书，偶于此语深有省焉，奋厉感慨，不能自己。自此为学，方有寸进。”③吕大临的人性论直接来自张载，他认为性无不善，但因气禀的不同而有善有不善。变化气质之性复归天地之性，人人可得为圣人。张载的人性论使朱熹这个家道中落，寄人篱下的少年孤儿摒弃了自暴自弃，从而奋发努力，为学大进。从朱熹生平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篇文章《不自弃文》中，可明显看到青年朱熹对张载人性论中不自弃思想的自我理解和进一步发挥。朱熹师事的三先生中，刘勉之和胡宪的理学思想均是由张载的高足吕大临上溯到张载那里，所以刘、胡二人特别注意向朱熹传授张载的著作。其中刘勉之最早向朱熹传授了张载的《西铭》。关于这件事，晚年朱熹曾提及，“横渠《西铭》，实外舅草堂刘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笔二十字，造字视辞，病翁先生所作。”④张载的《西铭》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并列为理学圣经，被理学家们一致奉为“原道之宗祖”，朱熹许多自然哲学重要观点也深受其影响。胡宪在三先生中活得最长，故其影响非其他二人可比，朱熹从胡宪那里又接受了特别推崇张载之学的胡安国湖湘派的影响。张载对其《正蒙》一书极为重视，在《张载行状》中有他对弟子说的一段话：“此书予历年致书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己，其触类广之，则吾将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朱熹曾对胡宪推崇张载《正蒙》明显表示赞赏态度。“近世为精义之说，莫详于《正蒙》，而玉峰亦曰，‘居散所以精义也’，此言尤精切简当。”⑤对于二程、李侗、杨时等人，他们重《西铭》而贱《正蒙》，反对张载《正蒙》以“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恰恰相反，标举《正蒙》则成为湖湘派的旗帜，朱熹对《正蒙》反复研读，深思熟虑，作了许多自然哲学观点的注释，解释为“蒙昧未明之谓，正者，订正之也。”可见其受之影响不浅。可以说，朱熹这段时期的苦学，尤其是对张载《西铭》和《正蒙》的刻苦钻研，为他日后集胡安国湖湘学和杨时东南闽学之大成，形成自己独特的自然哲学思想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程曾批评张载有苦心极力之象，因为他的治学方法与一般理学家优游读书方法有很大不同，其治学精神很是艰苦卓绝，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说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通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他经常“以知礼、成性、变化之气质之道”教育弟子们。张载的身世不仅与朱熹有相似之处，其人格、性情、作风等等莫不深得朱熹赞赏与仿效。朱熹曾说“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学者少有能如横渠用功者，近看得横渠用功最亲切，直是可畏。”他将张载言论编入《近思录》以启示后学。人们往往划分关学、闽学的门户来看待张载与朱熹，其实这之间何尝有什么门户？！后来关学因张载去世而衰微了，但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统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宽博宏大的治学精神，却由朱熹进一步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
二
北宋以后，出现了一股以王安石、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否定僵固、沉闷、琐烦章句训诂之学的学术思潮，形成了一代“疑经惑古”的好风气。作为理学先驱的张载，开创性地用自然与人类统一的思想为主导，提出了不少自然哲学方面的真知灼见。他特别针对长期以来儒家学者重人道而轻天道的现象，对自然之天进行深入而有效的探索，从而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方法框框。《宋史·张载传》曾记载了他的一段话，“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于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他从科学、自然哲学的角度思考了大宇宙的问题，提出了以气为本的自然生化论，对天文、地理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有些命题思虑精深，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当时，中国学术界留心自然科学问题的学者寥寥无几。张载的这种视野和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给后来的朱熹以很大影响。具体分析之，两人思想的主要连接点有以下几方面。
关于宇宙本体的问题。张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太虚”的思想传统，提出了“太虚即气”的观点，用以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和运动的基本形态，他把“太虚”作为宇宙的本体，这是张载对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突出的贡献。他曾这样论述道。“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⑥一切现象由气生成，太虚和万物都是物质的气的不同运动和变化的表现。关于“气”与“太虚”、“万物”的关系，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⑦“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⑧进而，他认为，气之聚就形成为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风雨霜雪，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宇宙万物，气之散便返原为太虚。气之时聚，时散，时有，时无，时隐，时显，时明，时幽，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式，物质只有存在形式的不断变化，而不是物质本身的消灭，正所谓“聚亦吾体，散亦吾体”⑨“形聚为物，形溃为原”⑩有形的具体万物中由于不同条件的改变而或存或亡，不断改变自己存在的形式。这里反映了张载杰出的自然哲学本体论思想。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对张载本体论有批判，有吸收。他虽然不同意以气为本，但是，他在解释宇宙的形成和结构时，都是大量地借鉴和改造了张载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他认为宇宙万物中，只有地是有形的，而天和日月星辰都是没有形体的。宇宙最初形成时，是混浊状态，由水与火的交互作用，然后形成天、地、日、月、星、辰、风、霆、雷、电等等。地是气中的浊气，渣滓沉淀凝聚而成的天、日、月、星、辰；风则是气中清气，精华清扬而上升为九重之天。他具体描述道，“地则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但以其束于劲风旋转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坠耳。……其曰‘九重’则自地之外，气之旋转，益远益大，益清益刚，究阳之数而至于九，则极清极刚而无有涯矣。”(11)“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去，便结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有在外常周环运转。”(12)从朱熹这种天地形成之前，由于阴阳二气循环如磨，而后生成万物的观点来看，对此张载“清气成天，浊气成地。”以及“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故神；反清为浊，浊则碍，碍则形。凡气清则通，昏则壅，清极则神。故聚而有间则风行，风行则声闻具达，清之验之。”(13)之类的思想，朱熹不乏受到张载的影响，但朱熹的宇宙哲学较之于张载来说，更为深入，更富有理性和接近科学事实。
关于天体运行规律的问题。张载在《正蒙》中，对天文、地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他在书中写道，“地纯阴凝于中，天浮阳运旋于外，此天地之常体也。恒星不动，纯系乎天，与浮阳运旋而不穷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气中，虽顺天左旋，其所系辰象随之，稍迟则反移徒而右尔，间有缓速不齐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阴精，反乎阳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为阳精，然其质本阴，故其右行虽缓，亦不纯系乎天。如恒星不动。金水附日前后进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镇星地类，然根本五行，虽其行最缓，亦不纯系乎地也。火者亦阴质，为阳萃焉，然其气比日而微，故其迟信日。惟木乃岁一盛衰，故岁历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岁之象也”。(14)张载在此提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观点。一是地球五星绕日旋转。二是月球绕地球运行。三是提出了“动非自外”的观点，认为日月五星不仅有自己运动的方面，还要受到外动的影响。四是认为天地都是左旋，有迟速的不同，据此解释七曜的运动的现象。朱熹对张载这些观点很是折服，他由此发挥道：“天之形园如弹丸，朝夜运转。其南北两端后高前下，乃其枢轴不动之处；其运转者亦无形质，但如劲风之旋，当昼则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则前降而归后；当夜则自右转复左，将旦则自后升而趋前。旋转无穷，升降不息，是为天体，而实非有体也。”(15)应该说，朱熹在天体自然哲学这个问题上是得到张载观点精髓的。
关于自然界一些常规现象问题的解释，张载也作了认真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他曾这样描述道，“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虽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气升降其间，相从而不己也。阴阳上，地日有降而下者，虚也；阳日降，地日进而上者，盈也；此一岁寒暑之候也。至于一昼夜之盈虚、升降，则以海水潮汐验之为信；然间有大小之差，则系日月朔望，其精相感。”(16)“阴性凝聚，阳性发散；阴骤之，阳必散之，其势均散。阳为阴累，则相持为雨而降；阴为阳得，则飘扬为云而升。故云物班布太虚者，阴为风驱，敛聚而未散者也。凡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其聚有远近虚实，故雷风有大小暴缓。和而散，则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则为戾气曀霾；阴常散缓，受交于阳，则风雨调，寒暑正。”(17)这些对自然界寒暑往来，潮汐涨落，风云雷霆，霜雪雨露等自然现象形成的考察和分析，无疑是与张载的“太虚即气”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上述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张载认为自然界中，是由于阴阳二气的聚散合离，循环迭至，相激相荡，上升下降而发生了潮汐的各种不同变化，这种分析是比较符合道理的。朱熹在这个问题上，也深受张载的影响。例如他在《朱子全书》中用物质的气化学说解释了许多自然现象。他认为，“水之极浊便成地，水之极清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他还进一步指出，“风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转，今此处无风，盖或旋在那边，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风，冬多北风，此亦可见。”“霜只是露结成，雪只是雨结成。古人说露是星月之气，不然。今高山顶上虽晴亦无露。露只是自下蒸上。”问龙行雨之说，曰：“龙，水物也。其出与阴气交蒸，故能成雨。但寻常雨自是阴阳气蒸郁而成，非必龙之为也。……必是上气蔽盖无发泄处，方能有雨”。“雷如今之爆杖，盖郁积之极而迸散者也。”朱熹这类见解，有其观察分析的猜想成分，但是不乏他对张载、沈括等人著作潜心研读所体察出来的新意与创见。
关于自然界事物的发展观问题。张载在“太虚即气”的本体论基础上，将“一”与“两”作为一对哲学范畴予以规定。他这样表述，“一物两体，其太极之谓与！阴阳之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绪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18)“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参也。”(19)由此可见，“一”是物质的气，是指一个统一体，“两”则是指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物，“一”中包含“两”，故有神妙变化之功，而“两”又复归于“一”，则又可发展变化无穷。没有对立的两端相感，就没有统一体的“一”相合，所谓“二端，故有感。”同理，没有统一体中的“一”相合，对立的两端相互作用也就不可能存在。所谓“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互不相干的“两”，不可能成一个统一体。朱熹对张载的“一故神，两故化”的思想多次称赞为“此语极精。”他对这个思想作了多次的解释和阐发，“一故神，两故化。两者，阴阳消长进退。（原注：两者所以推行于一，一所以为两，一不立，则两不可得而见。两不可见，则一之道息矣。横渠此说极精。）非一，则阴阳消长，无自而见，非阴阳消长，则一不亦不可得而见矣。神化二字，虽程子说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横渠推出来。……横渠语曰：‘一故神，自注云：两在故不测’。又曰：‘两故化，自注云：推行于一，是在阳，又在阴，无这一，则两便不能以推行。两便是这个消长，又是化，又是推行之意。又曰：横渠此语极精，”(20)“问‘一故神。’曰，横渠说得极好，须当仔细看。……‘一故神’，横渠亲注云：‘两在故不测，只是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间。如所谓阴阳，屈伸，往来，上下，以至于行乎什佰千万之中。无非这一物事，所以谓‘两在故不测’。‘两故化’注云：‘推行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且如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虽是两个，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尔。此说得极精，须当与他仔细看。”(21)朱熹较好地解释和发挥了张载关于“一”与“二”的自然界事物的发展观。他深刻地阐明了“一”与“二”的关系是统一物中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对立面，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既统一，又对立，才产生万物万事，才促使事物的发展，没有“一”就没有“两”，没有“两”也就没有“一”。在对立中认识统一，也即谓“推行于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就是所谓“一故神”。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对张载的观点基本上全盘接收，并且是有所发展的。
关于“天人合一”、“气一分殊”和“理一分殊”的自然哲学命题。张载曾于学堂双牖、东书“砭愚”、西书“订顽”，以阐其思想之大要，程颐以为“砭愚”、“订顽”之名易启争端，逐改名“东铭”、“西铭”，张载以其《西铭》著称于世。此文字数不多，但意蕴无穷，隐括了儒学精要，表达了张载一些重要思想即哲学观点。《西铭》起手便有一宏阔广大的气象，“乾称父，坤称母，子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乾为天，坤为地，人与万物皆由天地所生，乾坤乃一大父母，张载这一思想，由《周易》“大哉乾元，万物旋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这个著名的自然哲学观点化裁而出，是他的自然哲学思想核心内容之一。一个人是藐然微小的，但浑融着天地的气性，充塞天地之间的气构成了我的身体，也构成了天地万物的形体，统帅天地万物变化的是天地的性，也是我的性，这就是说构成我的身体的材料与构成天地的材料是一样的。我的本性与天地的本性是一样的。张载的这个观点有着鲜明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自然哲学色彩，同时也自然而然引伸出“民，吾同胞，物，我与也。……”等等注意天人协调，保护生态平衡的自然哲学观点。
朱熹极端推崇张载《西铭》中的自然哲学思想，并且突出地提出，《西铭》的主旨是讲“理一分殊”，《西铭》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西铭》大纲是理而分自尔殊；然有二说。自天地言之，其中固有分别，自万殊观之，其中亦自有分别，不可以是一理了，只滚做一看。”(22)他认真详细地给《西铭》作注释，进一步发展了《西铭》的自然哲学思想，“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发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旨也。观其推亲之厚以大天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殊而推理一也。”(23)应该指出的是，张载从来没有提出过“理一分殊”，他只有“气一分殊”。可以说，“理一分殊”与张载的“气一分殊”是对立的，朱熹利用了张载气一元论的不彻底性和性论中的矛盾，把他的气一分殊经过性一分殊变成了理一分殊。张载的“天地之塞，吾其体”，体现了他的“气一分殊”思想，“天地之帅，吾其性”体现了他的“性一分殊”思想，他在《西铭》中用“人”的万体得乎于“天”之一气和“人”的万性得乎于“天”之一性来论证天人合一，这是张载对前人这个自然哲学观点富有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但它还缺乏思辨的哲学论证。朱熹的《西铭解》则从自然哲学角度进一步将《西铭》思辨化，从本体论的高度将《西铭》中的观点抽象概括为“理一分殊”。如果说《西铭》由气一分殊到性一分殊，反映了张载自然哲学思想的某种伦理道德色彩，那么《西铭注释》对于朱熹而言，则具有自然哲学的本体论意义，是他对理一分殊这个重要的自然哲学观点的具体运用。自从程颐提出《西铭》是“明理一分殊”以来，从杨时到李侗都把“理一分殊”主要看成是一条伦理道德原则。于是，当时许多人就《西铭》中是否有理一分殊，有体无用，有仁无义等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一直没能形成一致性的定论，朱熹《西铭解》则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定论，程颐的“西铭明理一分殊”的道统圣训经朱熹的解说成了千古定案，至此，朱熹以“理一分殊”思想为其核心内容之一，进一步丰富自己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他对弟子曾这样阐述道，“如云，‘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便只是‘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只是说得有详略缓急耳”。(24)朱熹用《太极图说》和《西铭解》两篇文章构成了自己自然哲学本体论的主要框架。从朱熹的诸多论述，我们可以分析，他的“理一分殊”思想，含有多层次丰富的自然哲学内容，如突出了普遍之道与特殊之理的统一关系；规定了本体之理与万物之气的统一关系；分析了本体之道与万事万物的统一关系；说明了一理之体与万物之用的统一关系等等。由此可见，朱熹对张载的“天人合一”、“气一分殊”等等自然哲学命题是十分认真学习、研究、分析的，并且有自己的创造、发挥、突破，达到了当时自然哲学的一个新高度。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一、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观点、作风，治学精神，治学态度和方法不可能只受张载一人的影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来称誉朱熹自然哲学思想和方法影响的客观性与直接性。仅就他的《楚辞集注》中的《天问》注而言，他不仅吸收了张载的有关观点，而且引用《黄帝内经》、张衡的《灵宪》、沈括的《梦溪笔谈》等等自然科学著作中的言论，回答屈原所提出的有关宇宙演化、宇宙结构的难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自然哲学观点。
二、张载与朱熹两人的思想、观点与方法均有各自的倾向，也有其自相矛盾之处，两人之间有一致性，又有很大的差异性，朱熹虽然非常尊敬、推崇张载，但也不是完全接收，他采用的是批判地继承的方法。张载的宇宙观，认识论，辩证法等一系列思想观点使朱熹自然哲学增添了不少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和辩证法思想色彩，他的理性和意志，自觉原则和自愿原则统一等等思想也对朱熹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他轻视见闻之知的唯理论观念以及先验论的构造理论体系的方法、以及“法虚一大”等唯物主义观念，同时受到朱熹的批判。从朱熹著作中看，他涉及到的自然哲学问题较张载面要广，而且也深入得多。同时，他尚有一种“核其事实”的精神，既关心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问题，又同时对此“思之至深”而“可验”，引导学生阅读自然科学书籍，言传身教，进行了一些具体的实验操作。朱熹较之张载有更强的自然科学意识和精神，为此，他的自然哲学方面的成就无疑要比张载大。总之，用历史的眼光客观而实事求是地分析张载对朱熹自然哲学的影响，这对于今天我们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弘扬民族精神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①《朱子文集》卷58《答宋深之》书一。
②《朱子语类》卷四。
③《朱子文集》卷四《乞进德札子》。
④《朱子文集》八十四《书先吏部韦斋汇并刘范二公帖后》。
⑤《宋元学案》卷四二。
⑥《张载集》《正蒙·乾称篇》第六三页，中华书局版。
⑦⑧⑨《正蒙·太和篇》第七页。
⑩《正蒙·乾称篇》第六十六页。
(11)(15)《楚辞集注》卷三《天问》。
(12)《朱子语类》卷一。
(13)《正蒙·太和篇》第九页。
(14)(16)《正蒙·参两篇》第十至十一页。
(17)《正蒙·参两篇》第十一页。
(18)《正蒙·大易篇》第四十八、四十九页。
(19)《正蒙·参两篇》第二十页。
(20)(21)(22)《朱子语类》卷九八。
(23)《西铭注释》。
(24)《朱子语类》卷一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