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价值链看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演进与变化_全球价值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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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1世纪以来，伴随西方发达国家消费需求模式的转变和跨国公司跨境外包的广泛兴起，新兴经济体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对外贸易发展，不断释放各自的生产和服务供应潜力，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全球转移的新趋势，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生成和延伸。同时，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升级又不断促进全球服务贸易衍生出新的特点：一是服务业与制造业不断融合互动，生产性服务贸易快速增长；二是全球性经济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不断加快；三是区域性和各国国内产业结构和布局不断调整，区域服务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诉求不断增加。

      传统的东亚生产网络由“雁行模式”演变发展而来，但自20世纪末起，伴随世界范围内生产和服务不断碎片化和在空间上重组的现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技术层次递减、垂直产业间形成分工格局的认识开始遭遇挑战。此时，东亚地区的生产和服务分工形式逐渐形成以“分散化”为基础的生产共享①，不同经济体服务部门遵循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展开地区性分工，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网络状的新型区域生产和服务体系。

      一、全球价值链的生成与区域生产网络的演进

      波特（Michael Porter）1990年在提出“企业价值链”概念的基础上，首次将其理论的研究层面拓展到企业外部[1]，认为企业生产活动由原来主要是一国内部或区域间的分工逐渐转变为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并由企业内部的简单流程扩展为遍布全球的巨大网络。这种新型生产模式的出现源于产品生产的价值链发生了重大变化[2]。21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普遍使用“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术语，福瑞斯塔首次明确提出，全球经济中应将“全球贸易一体化”与“生产垂直分离”有机结合。其中，发达国家保留核心的生产和服务业，向外转移其非核心生产和服务活动，通过全球采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则从承接上述非核心生产和服务活动，介入全球价值链并不断实现升级[3]。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的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4]。

      与价值链概念在企业中的纵向维度特征不同，全球价值链是价值增值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体现，全球生产网络则是全球价值链概念的现实表现形式。从结构上看，产品和服务的构成越复杂，生产工序越多，价值链的纵向维度就越长，并逐渐从组织规模和生产性主体上形成层级关系。与此同时，相关产业越庞大，开展专业化分工获得的规模经济就越大；结合价值链在地理分布上的横向维度日趋发达，进而不断形成了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生产和服务网络。

      就全球生产网络的概念界定而言，生产网络应该包含多重维度的范围，既可以是全球范围的生产网络，也可以是区域视角下的生产共享[5]。厄恩斯特等学者（Dieter Ernst）分别从研究日本、美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入手，并从企业角度分析了美日企业在东亚以及拉美的生产网络[6]。奥巴什（Ayako Obashi）等人利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和风险模型研究认为，随着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经济互补性不断加强，各国已相互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贸易联系；同时提出东亚各经济体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建立在价值链不同环节上的中间品和服务贸易，与商品货物交易相比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7]。

      现实中，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生产网络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区域层面的发展更加迅速。相比北美和中东欧地区业已形成的生产网络格局，东亚生产网络的空间分布更为广泛，产业特点更为鲜明。一是东亚地区的经济体数量众多，收入水平差异较大；二是在传统机械生产制造领域的企业间生产关系较为成熟，既包括一般机械和电子机械生产，也涉及运输设备和精密仪器制造等产品；三是东亚生产网络中的服务生产和转移日益加速，东亚经济体间的服务贸易结构显著变化，引起域内外经济体的经济贸易联系形式不断调整。

      然而，当前东亚生产网络的分工结构也在发生悄然变化，服务贸易的扩张正持续“嵌入”区域生产网络之中，正在成为促进东亚地区经济体共享服务产业链分工的发展新机遇。东亚生产网络的“服务化”倾向与信息技术进步、区域经济合作与地缘政治竞争不断相互交织影响，日益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

      二、全球价值链发展中的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

      在新贸易理论研究中，作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理论的代表：琼斯和凯茨考斯基（Jones，R.and Kierzkowski，H.）提出了“生产区段和服务链理论”，探讨了生产方式改变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8]。马库森（Markusen，J.R.）和弗兰克斯（Francois，J.F.）则分别从需求的角度分析认为，由于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者服务贸易，具有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而且许多中间产品具有差异化特征，并与国内服务要素存在互补特性，因此，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贸易要优于单纯扩大最终产品贸易。此外，弗兰克斯还强调了服务在协调和衔接各专业化生产过程中的外部聚集作用，以及生产者服务贸易对货物生产的影响[9]。伴随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兴起，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和国际服务外包的迅速扩张，传统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构建，正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价值链融合互动的方向整合，从而形成基于新贸易理论视角的全球价值链新布局。

      （一）产业国际分工的细化和制造业的跨国转移

      制造业生产工序的分散化和生产环节的不断分工，催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以代工方式加入无国界的生产系统中，逐渐推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将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然而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供应关系所引发的企业学习效应，促使传统生产和管理活动中的服务不断分离出来，并得以成熟化和标准化，形成价值增值的新空间；而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则通过模仿和升级寻求向价值链高端移动，承接和发展制造业转移过程中的各类生产性服务需求（如图1），从而逐步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互动发展的局面。

      （二）服务业的全球转移和国际服务外包的扩张

      随着发达国家向服务型经济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世界整体经济结构加速向服务业转变，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大规模全球转移。其中，服务业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由20世纪70年代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25%，大幅上升至2005年以来的70%以上，同时，全球服务业年均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过60%，全球贸易出口增加值的46%由服务部门贡献[11]。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科技研发、会计法律、教育培训和其他专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投资扩张势头强劲，促进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成为改变全球服务贸易结构的重要因素。

      服务业全球转移的重要载体是国际服务外包或称离岸服务外包，根据格里芬等人的划分可以包括信息技术服务外包（ITO）、知识过程外包（KPO）和商务过程外包（BPO）[12]从IT工程应用技术和基础设施运营，到商务咨询分析和公关法律事务，再到企业资源管理和营销客户关系服务，使原来在一国或一家企业生产的服务转变为全球分散性完成，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服务价值链”转变。麦肯锡环球研究所的研究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境向外转移1美元业务，将节约成本58美分，主要来自于人员成本降低、人才素质提高和研发时间周期缩短等因素，采取国际服务外包的平均成本节约超过65%[13]。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服务外包产业规模约为1.2万亿美元，市场规模仍以年均30%至40%的速度增长，发展势头日趋迅猛[14]。

      （三）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下的全球价值链整合

      以发展的视角看待全球价值链整合不难发现，当前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渗透，产业边界日渐模糊，兼具制造业和服务业特征的新型业态已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形式。一是制造业本身日趋服务化，在流程、产品、功能和供应链条升级上不断向服务业拓展和延伸；二是服务业发展日趋工业化，服务业凭借知识密集、技术集中、贴近需求和顾客等多种产业优势，不断与制造业具有的标准化、流程化和设备化相结合，将无形产品与有形产品相结合，最终形成一体化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解决方案；三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是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核心。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制造业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辅助和黏合，可以根据对价值链环节和价值增值的重要程度，分为辅助生产性服务业和核心生产性服务业，从而确定哪些服务可以外包进行，哪些保留在企业内部完成。

      

      伴随全球制造业转移的路径和需求空间调整，传统制造业承接国也随之承接对制造业提供支持的各类服务提供，根据国际生产网络中不同层级的厂商职能，从生产制造延伸到设计开发、产品定型、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如图2），不断与各类制造业融合互动，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新布局和分散全球的服务生产网络。当然，发达国家仍大多处于全球服务价值链的主导地位，掌握高新技术和设计、市场资源和开发、资金筹措和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围绕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优势，开展服务产品测试、标准化生产维护和其他代工技术服务等劳动密集型生产性服务。

      以离岸服务外包为代表，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仍然是主要的服务业务发包方，其中美国占全球市场的64%，欧洲和日本分别占18%和10%，其他经济体不到10%[15]。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服务业传统发达国家，承接了部分相对高端的服务外包业务，而印度和东亚地区经济体则是服务外包主要承接中心，但仍以信息技术外包和部分商务流程外包为主要形式，根据各自不同的特色领域，构成与之承接制造业发展相融合的全球服务提供者（如图3）。

      

      

      （四）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内在矛盾与区域服务生产网络的发展动力

      全球价值链及其复杂网络日益成为贸易的推动力，全球价值链增值的贸易模式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的投资决定，跨国公司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约占全球贸易的80%[16]。在基于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的全球价值链布局中，跨国公司往往通过其跨境子公司、合资或合同关系等复杂的供应商关系网络和治理模式，实现价值链中权力结构控制和经济利益分配的双重“话语权”。无论跨国公司采取所谓金字塔管理或是扁平控制说，始终无法回避对下游供应商带有控制的特征，成本和风险仍然是其战略考虑的第一要素[17]。

      然而，伴随着服务业的全球转移，全球价值链整合所创造的贸易流不断呈现出扩散化和区域化特征，在价值链上下端控制关系中的自我矛盾性日趋激烈。一方面，跨国公司希望通过有效的合同关系确保对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价格和质量上的控制，保护和稳定自己的利润，通过更分散的生产和服务过程限制供应商的升级路径；但同时这种控制力的维系需要建立在对价值链中下端供应商专业化水平的培育基础上，并不可避免的集中在某些特定区域，而这些国家将通过发挥学习效应，提升自身竞争力，直至带动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区域内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也自然获得动力。另一方面，尽管全球价值链整合后的层级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但其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目的地，并不都是发达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不仅扮演着全球中间产品和服务生产的聚集地，同时也不断形成对上游市场的强大反制力，既反映在对国际大宗商品和各类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上，也体现在区域内外创建更下游的价值链，从而使得原来处于价值链低端区域经济体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因此，在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互动的趋势下，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参与者将越来越走向相互制衡，既不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转移”，也不是绝对的控制与被控制，互补共赢才是全球价值链整合发展的核心。着眼未来，区域价值链的联系将比全球价值链更为重要，更大和更深的服务专业化、离岸服务外包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以效率和创新驱动的服务经济发展将成为改变全球价值链层级状态的新动力，而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则成为维持价值链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的“润滑剂”和“加速器”，其必然与价值链和服务生产网络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内在制度性机制。

      三、开放性的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及其主要特征

      东亚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起，逐渐形成了以制造业转移和升级为背景，以产业间垂直分工为特征的“雁行发展模式”，以日本为“头雁”引领本地区经济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增长。然而，伴随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承接产业转移而形成新的“经济引擎”，区域不同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日益复杂，使得传统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明显缺乏技术和创新的可持续性。“雁行模式”中层次分明的分工格局，逐渐让位于以跨境直接投资、跨境生产协作和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要形式，具有生产多样性、充满活力的跨境产业集群和货物贸易网络，进而也逐步构建起具有较高水平的东亚区域自由贸易机制。

      近十年来，东亚地区经济体又通过技术传播和技能培养，产业调整和规模经济，不断将服务业竞争力提升和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吸收到区域生产网络的升级中，基于服务价值链的不同区段进行专业化分工和“服务生产分享”，将强大的生产能力、专业设计能力和自主品牌营销能力相结合，从简单的贴牌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发展到设计生产（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ODM），正在向品牌生产（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OBM）进行战略性定位和转型。其间，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则成为重要媒介和工具，就此形成了开放性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基本特征。

      一是东亚制造业生产网络发展成熟，在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互动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服务生产链转移有的放矢，较少出现中间环节的多次转移，服务成本、服务质量和专业化水平得以有效保证。

      二是东亚地区科技、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优势明显，承接服务的种类和领域广阔，既包括为制造业提供支持的生产性服务业，也有单纯的服务产业转移，例如生物制药、微电子和通信技术、软件和创意文化产业等新兴服务业态。

      三是东亚区域经济体各具禀赋特色，承接的服务生产环节各有侧重。例如中国、越南等国的软件外包和数据处理服务，新加坡的信息枢纽和金融后台服务，马来西亚提供的企业后台运作和客户服务，菲律宾的呼叫中心服务和动画影像、数据输入处理服务等。

      四是东亚区域内外仍呈现服务业高低端差异，服务提供分散和集中并存。由于涉及知识积累和应用经验的差异，跨国公司仍然掌握更为复杂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主导权，除日本外的大多数东亚经济体尚处在中低端服务产业的分散趋同竞争中，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处于价值链的核心位置并未明显改变，呈现出区域内外开放、共享和互补的服务提供的格局。

      五是区域内各经济体在服务生产网络中的经济地位和权力格局日趋非对称。经历多年经济的高增长，包括中国在内部分东亚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实力、人力资本、专业技能、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已逐步在区域内形成更高层次的服务业规模、专业优势和庞大的市场。

      为此，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内部的服务价值链环节也将延伸至不同层级状态，形成不同附加值服务的相互提供与承接关系，并逐渐演进成为最终产品和服务消费的终端市场。

      正是伴随东亚区域服务价值链环节的延伸与转移，特别是与制造业发展联系紧密的生产性服务提供和使用，东亚区域服务贸易的规模、种类和范围扩张势头势不可挡。既往东亚生产网络形成的发达国家前端工序生产—东亚国家组装加工—最终产品流回发达市场的“三角贸易模式”已日渐模糊[18]；现实中，生产过程的不断碎片化和分散化，设计和服务外包的不断转移和层级化，服务价值链上的布局和制约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共享”和“服务共享”上变得更加相互依赖。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市场作为最终销售地不再一家独大，东亚新兴终端市场的不断壮大，也推动要素流动和商品流动在域内外同步循环发展，将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由此，开放性的服务生产网络逐渐成为整个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结构动力，带来开放的、复杂的和网络状的多边与区域相融维度下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问题。

      四、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发展与开放性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研究指出，要充分发挥贸易和投资政策及机构的协同作用，关注全球价值链中同时影响投资和贸易的政策工具。由于全球价值链和发展与贸易和投资关系密切相关，不断深化的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发展，促进了区域内外经济体间的贸易和投资扩展，也迫切寻求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以期能够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和治理保障。

      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功能而言，开放性的服务生产网络作为促进参与国合作获益的治理设计和安排正在悄然形成，东亚服务生产网络通过与区域内外各国经济利益交织的日益密集，逐渐成为整个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结构动力，与开放性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形成有效的治理互动。

      当前，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的联系日趋显现，东亚服务生产网络正在以开放性为特征，发挥其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的功能性作用，从企业、市场、社会和贸易层面的地区集体意志出发，寻求从理念到实践的东亚开放性地区合作。一方面东亚经济体需要通过推动开放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将各类生产、服务、投资和贸易行为纳入到全球服务生产网络之中，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提升整体产业结构并实现均衡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寻求实现由地理上分散和不完整的生产服务体系，转向跨区域甚至全球性一体化生产、服务和分销目标，要求实现跨国协调成本的降低、投资政策壁垒的消除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治理的加强。

      然而在东亚地区既有的经济合作机制中，尽管以1998年“东盟10+3”合作机制的构建为起点，东亚地区自由贸易机制建设逐渐起步，并在21世纪初掀起了签订双边和次区域FTA的高潮。但是，这些FTA的签订在促进各经济体间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同时，也导致了“意大利面条碗效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形成“平滑的”贸易和投资格局，阻碍了东亚区域内服务贸易规模扩大的可持续性，也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始终踯躅不前。特别是中日韩自贸区尚难建成，以TPP和RCEP构建为代表的多种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并行，无法形成有效的区域经济治理格局和统一的东亚自由贸易区，致使国际经济协调成本居高不下，从而对东亚区域内商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及优化配置，服务要素的转移、吸收和消化，以及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发展路径的优化构成制度和机制障碍，阻碍了在东亚地区形成更完整、更开放的国际分工体系和自由贸易关系。

      有鉴于此，“开放性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对于推动开放的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发展和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至关重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开放性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以便利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巩固地区经济发展势头为“优先目标”，通过构建基于价值链延伸和服务业升级作为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以平等互惠、融合互补的开放思维构建东亚地区合作的新平台。

      二是要有效评估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和经济体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综合协调区域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同效应。也就是说，根据全球价值链和服务生产网络的延伸，合理扩展东亚地区合作范围，以开放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为政策工具，寻求价值链延伸中治理构建和价值增值的分配。

      三是以开放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为载体，建立促进地区经济合作的机制和机构，协调制定基于东亚服务生产网络优势和全球价值链发展的规则和标准，以帮助参与东亚地区合作的各经济体经济更好地整合在一起，以区域发展契约的方式开展合作。

      四是以区域经济政策协调为动力，促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深化东亚服务生产网络发展内涵，通过加强和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科技研发、技术转化、人力培养和技能培训，特别是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投入，构建开放的跨国界生产和服务一体化产业集群，以微观动力推动东亚区域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不断前进。

      全球价值链和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发展，已经成为区域内绝大多数经济体获得长期发展收益的载体，与其说是否参与其中，不如说如何参与适应其中。同时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未来东亚服务生产网络自身发展，创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保证，迫切需要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能够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和治理保障。因此，成功的全球价值链升级之路不仅需要扩大和开放本国与其他经济体在其中的协作，还需要向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和复杂性不断加强的服务出口转移和调整，并寻求更具开放性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合作。

      在全球价值链整合和服务业跨境转移背景下，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在经济上对东亚区域服务贸易体系和结构产生了深刻变化。尽管全球价值链的运作和利润分配仍然取决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但现实中更多的则是生产过程的不断碎片化和分散化，设计和服务外包的不断转移和层级化，服务价值链上的布局和制约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共享”和“服务共享”上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开放性的服务生产网络逐渐成为整个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结构动力。

      同时，在开放性东亚服务生产网络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东亚各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未来如何维持有效的地区合作和治理机制对于实现“开放性”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凸显。特别是中美两国如果能在各自参与的东亚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以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态度明确共同价值的交易点，并提出合理的融合解决方案，将能够构建符合东亚地区长远发展的稳定、平衡的合作机制，并最终成为东亚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制度保障。

      ①这里的东亚地区是指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后文如涉及其他东盟国家将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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