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从斯梅尔瑟到布莱克和贝尔——再论美国发展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流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贝尔论文,理论论文,美国论文,流派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理论流派，源起于美国学术界试图解答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系的“世界性”命题：西欧北美国家为何得以率先实现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如何尽快实现现代化？显然，这是对“韦伯命题”的一种理论拓展与反拨。为此，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纷纷涉足其间，从而涌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按照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的理论划界标准，现代化研究，既可属于跨学科的“领域学”，又可属于专门化的“学科学”。[1]发展社会学这一“学科学”视野研究，也有两大理论取向：一是着重从社会组织制度的“宏观社会学”角度，如本文将要论及的三位理论代表人物；二是着重从社会心理的“微观社会学”角度，如D·勒纳和A·英克尔斯等。前者主要继承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后者主要沿袭现代社会行为主义[2]的思想传统。与先前研究的主旨一样，[3]本文的重点不是从社会学学说史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现代化理论的思想渊源、理论体系、嬗变兴衰以及学术历史地位，而是以N·J·斯梅尔瑟(Neil·J·Smels-er,1930—)、C·E布莱克(Cyril·E·Black)和D·贝尔(Danuel·Bell,1919—)这三位继起性的主要理论代表人物为线索，批判地分析现代化理论中有助于发展社会研究的若干重要理论范畴、命题和方法的演进，以求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
斯梅尔瑟：从“社会分化”到“社会变迁的连续性”
美国发展社会学家D·J霍布斯认为，“现代化理论流派”是从关于西欧工业革命历程研究，或者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范例研究起步的。[4]斯梅尔瑟的现代化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与K·戴维斯、W·穆尔和M·J·利维等国际著名学者一样，斯梅尔瑟早年从师于T·帕森斯，并与其合作发表《经济与社会》(1956)，因而熟谙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底蕴。但与其老师所不同的是，斯梅尔瑟对社会冲突及其理论非但不予以排斥，反而加以创新性兼容，并据此发表了卓有学术影响的力著《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959)和《经济生活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1967)。这两本著作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和在《经济与社会》中所形成的有关理论，深入考察了1770—1940年间英国工业革命历程和广泛综合了有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命题，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现代化理论”，因此和W·穆尔、B·F·霍斯里兹和M·J·利维等人一样，被认为是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创始人之一。[5]
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现代化的初始性命题。现代工业社会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而来，这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社会规律。然而，现代化的始发动因与发生机制究竟是什么？这却是长期以来现代化研究中一个疏于深化的重要理论问题。用单纯经济意义的工业化等同或替代社会整体意义的现代化，就是一种相当流行的理论观念。从溯本清源的意义上说，深入探寻现代化浪潮的源头，比简单描述现代化浪潮本身更为重要。
在斯梅尔瑟看来，解开现代化的缘起之迷，应以随着工业革命而高度发展的专门化分工分业及其社会效应为出发点。工业化所引发的社会分工分业，不仅是自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都不同程度论述过的理论问题，而且是F·滕尼斯和E·迪尔凯姆等经典社会学家曾深入研讨过的重要课题。深受K·马克思和E·迪尔凯姆斯的学术影响，并对经济学具有较深造诣的斯梅尔瑟，则独具匠心地着力研究工业革命所引发的专业化社会分工分业的双重功能：对传统农业社会整合模式的解体和对现代社会组织制度的创新。斯梅尔瑟对工业革命的社会学意义的敏锐而准确的把握，可用工业化史国际知名学者保尔·芒图的一个著名论断来印证：“工业化不仅是指技术、装备，它首先是一种制度。”[6]本文第二部分将要论及的布莱克也认为：“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7]为了正式定义社会分化，斯梅尔瑟对现代化发轫时期的经济过程分化、家庭组织分化、宗教制度分化和社会分层制度的分化等主要的社会结构侧面进行了分类实证研究，据此认为，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即社会结构分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借助这个过程“从一个社会角色或组织…分化为两个或两个以上能充分有效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功能的角色和组织。这些新的社会单位在结构上互不相同，但在功能方面却结合成一个整体，能象分化前的那个整体单位那样发挥功能。”[8]在1976年修订发表的第二版《经济生活的社会学》一书中，斯梅尔瑟将“社会分化”概括为研究现代化的一个普适性初始理论命题：“总之，在任何情况下，结构分化这一概念都为度量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发展程度提供了一个尺度。”[9]
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现代化的继起性命题。在斯梅尔瑟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中，社会分化不是一个充要性命题。继社会分化之后，斯梅尔瑟又提出了“社会整合”这一理论命题。在他看来，随着从单一同质性社会迅速转向多元异质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必要在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基础上，重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高度关注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整合问题，不是斯梅尔瑟的理论独创，而是迪尔凯姆和帕森斯长期高度关注的一个社会学主题。斯梅尔瑟的理论贡献在于，将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两个重要命题辩证统一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并力图揭示两者之间的具体转换机制。斯梅尔瑟认为：“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之间对位性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据此认为，从某一社会分化始点到某一社会整合终点，期间通常经过七个阶段：（一）社会分化的缘起。导致社会分化的社会不满的产生有多种原因，可能由于社会阶级地位的不平等，也可能由于人力资源、资本的配置与使用不当以及经济组织的低效率。无论社会不满的具体焦点是什么，它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二）社会动乱征兆的显现。在有效解决社会不满问题的制度创新实施以前，社会动乱的征兆已经显现在社会生活的有关方面。（三）社会紧张的控制。一系列社会机构及社会力量参与加紧社会控制，以防止社会动乱恶化为社会崩溃。（四）制度创新方案的制定。从时间上看，制定制度创新方案与加紧社会控制同步进行；从内容上看，制度创新方案包含着以兴利除弊原则对原有分工分业方式进行社会重组。（五）社会分化的发展。实施制度创新方案，将导致更高程度的社会分化。（六）企业家的创新实践。企业家将制度创新方案作为重组生产的基础付诸实践。（七）社会整合的形成。上述过程若能成功，企业家的努力将导致生产、资本和利润的急剧增长，新的社会重组过程也将逐步转为常规并与原有社会组织结构相兼容。
社会变迁的连续性(Continuity of Social Change)：现代化的综合性命题。斯梅尔瑟深知，经过上述七个连续性阶段，从某一社会分化始点到达某一社会整合终点，只是一种期望性的理论模型，而社会变迁中动乱与冲突频繁发生的事实证明，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之间往往缺乏一种连续性，“因为分化和整合在社会内部不同部分的发展程度不一，引起各种社会紧张，其结果就是社会动荡不安和群体冲突。”[11]“社会动乱与冲突，这是分化与整合之间的不连续性所造成的结果。”因此，斯梅尔瑟强调指出：“分化、整合、动乱与冲突”“就研究社会变迁而言，三者缺一不可。”[12]为了探讨社会变迁的连续性，斯梅尔瑟从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社会变革的范围与速度、社会民主化程度、社会利益分异程度和外国势力渗入程度等方面，分析了导致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之间不连续性的影响因素，[13]并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主导地位与作用。[14]
综上所述，斯梅尔瑟围绕以工业化为前导的现代化发轫时期的社会变迁，形成了“社会分化”、“社会整合”与“社会变迁的连续性”等重要理论命题。从发生学意义上看，斯梅尔瑟的这些理论命题并没有超越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等社会学思想大师所确定的研究主题范围。但这些理论命题与现代化这一急剧变革的社会发展过程相结合，就产生了新的理论启发效用。“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及其良性互动关系，不仅成为度量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而且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特定主题。关于“社会变迁的连续性”的大量社会反例，对于那些仅仅关注现代化的“进步效应”的探求者们，无疑具有超前性的理论警示意义。布莱克就曾专门论述过“现代化的阵痛”。他清醒理智地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与其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15]从上述意义上说，斯梅尔瑟的理论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布莱克：从“现代性”到“比较现代化”
与斯梅尔瑟和贝尔这两位社会学家不同，布莱克是一位国际赫赫有名的世界史学家，他的《现代化的动力》(1967)和他主编、参与编写的《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1975)和《中国的现代化》(1982)等著作，即使在中国有关现代化研究学者中也早已是众所周知。将布莱克的现代化理论置于发展社会学的考察坐标，基于如下两个理由：
第一，从研究方法上，布莱克提供了一个史学研究“社会学化”的成功范例。国际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论述“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贡献”时曾经指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其差别不在与目标和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对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科学性——按照爱因斯坦的定义，是通过把‘个别经验’和‘理论结构联系起来，从而努力将我们杂乱无章和五花八门的感觉经验去对应一种逻辑上统一的思想体系’——却是研究工作的实质所在。”因此，他主张，要恢复史学研究“科学精确性的理想”，就要借鉴社会学方法。[16]凡研读过布莱克有关现代化研究著作的学者，都会对其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方法留下深刻印象。在布莱克看来，“把现代化看作为一个传统体制适用于现代功能的过程是很有用处的，只要对功能方法内在的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应从功能和结构的角度来研究，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可能是最富成效的方法。”[17]
第二，从研究内容上，布莱克提供了一个“集大成”的比较现代化研究范式。研读布莱克的著作即可发现，从现代化的特性表征到现代化的阶段划分、从比较现代化研究范式的确立到各国现代化范型的归纳、从国际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到世界现代化的未来展望，其内容之广博、其理论之系统，确实为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入门津梁。从某种意义上说，推动现代化研究的深入与创新，须跨越布莱克现代化理论这个学术门槛。
现代性：国际依赖、政治发展、经济增长、社会整合与科技革命。对于现代化这一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变动不居和影响深远的社会发展进程来说，即使一个包容性再强的理论定义，也都不可能绝对令人满意。而现实可取的研究方法就是，尝试用相对静止而有限的概念来把握绝对变动而无限的对象。布莱克认为：“现代性”(Modernity)，就是“用于描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最先进国家的共同特征”，而“现代化”(Modernization)就是“用于描述这些国家获得这些特征的过程。”布莱克进而认为：“这种现代性的概念，一旦被看作一种模式或一种理想类型，便会当作一种衡量任何社会的尺度来使用。”[18]显然，布莱克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理论主张，不仅比利维那个“经典性”的技术主义的现代化定义更具有理论容涵与解释力，而且在《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这两部名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我们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长、社会整合、知识和教育这五个方面来考察各种变化，力求绘出一幅完整地描画这种相互关联、多向转变的图象”；“这些主题提供了一种框架，它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宽泛而系统的方式去考察现代化文献所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19]从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传统看，布莱克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理论主张，只是对现代化过程主导层面因素（“关键变项”）的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界定，还没达到可以具体量化的指标体系程度。但其学术价值在于，不仅为对现代化进一步操作量化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而且为深入分析现代化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趋向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视角。布莱克及有关现代化学者也曾据此探讨了一系列相应的指标体系。[20].
现代化的阶段：挑战、强固、转变和整合。虽然存在一些理论局限，但与现代化的“关键变项”一样，现代化的“三阶段模型”（传统、过渡和现代），也被视为现代化理论流派的一个重要成果。正如现代化理论流派把焦点放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一样，布莱克也把现代化的阶段划分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在他看来：“现代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自身没有界限分明的阶段。但是，为了便于叙述和分析，不妨把它划分成几个阶段”。[21]布莱克进而认为：“我们可以把所有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归于四个阶段：（一）现代性的挑战；（二）现代化领导的强固：（三）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四）社会的整合”。[22]在对日本和俄国这两个“成功的”现代化后来者进行研究之后，布莱克又提出了一个“三阶段模型”：“现代化变革准备阶段”、“现代化变革实施阶段”和“高度现代化阶段”。[23]认真研析即可发现，布莱克的上述两种阶段划分是基本对应的，而“现代化领导的强固”不仅作为衡量“现代化变革准备阶段”向“现代化变革实施阶段”的转变标志，而且构成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依据。
比较现代化研究范式：“共时态”结构分析与“历时态”发展研究相结合。现代化既是一个涉及内容广泛，也是一个时间跨度长久的社会发展过程。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相对机械静止的理论局限，一直是发展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与那些简单机械地罗列现代化的某些特征指标的现代化学者不同，布莱克关于170多个国家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既充分发挥了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理论特长，又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位史学家所具有的历史纵深感，从而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共时态”结构分析与“历时态”发展研究相结合的比较现代化研究范式。
开展现代化比较研究的首要理论问题，是确立一个有效的比较标准。如前所述，在论述“现代性”命题和建立现代化分析框架时，布莱克提出了“国际环境、政治发展、经济增长、社会整合与科技革命”等五个“关键变项”。但他认为，这些“关键变项”对于建立比较现代化研究范式的作用是不能等量相观的。在布莱克看来，“无论对于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对于后来者而言，现代化过程实质上都是一种国内转变”，[24]现代化“必须由每个社会的成员自己来改变他们的社会以前的制度”。[25]因此，在考察了“国际环境”这一“现代化的外来挑战”之后，就应从“政治发展、经济增长、社会整合与科技革命”这四个领域深入研究每个国家内部的情况。[26]进而，布莱克从现代化“关键变项”排序与现代化阶段划分的结合上，将“政治发展”作为比较现代化研究范式的主导标准。布莱克所说的“政治发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政府也包括对公共政策各个领域的抉择”，“首先关注的是公共政策和社会的组织”。[27]显然易见，这是一种以“政治现代化”为基轴的比较现代化研究范式。综上所述，相比其它比较现代化研究范式来说，布莱克的以“政治发展”为主导标准的比较现代化研究范式，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合理性：
（一）有助于揭示现代化诸多“关键变项”之间的本质联系。在布莱克看来，如果从诸多“关键变项”“一齐入手探讨现代化，那只能以牺牲许多本质的相互关系为代价来获取一定程度的明晰性。这些方面不能以相同的速率或同样的方式产生影响，它们在不同的社会也未必发生同样的相互关系。”[28]由此可见，探寻现代化的普适性规律，是布莱克比较现代化研究的首要理论追求。
（二）有助于从全局上、整体上透视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布莱克认为：“尽管现代化的每一方面因其代表着探索同一现象的不同角度所以可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他各个方面，但能为一个社会提供组织基础的却是政治。”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纲领往往包涵着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一种政权往往会给整个文化打上自己的特殊印记。”因此，强调“政治发展”作为比较现代化研究的主导标准，不仅“涉及了历史发展、民族建设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框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以文化、经济、社会标准为基础而将各个社会组合起来”。所以它“是现代化过程在其中展开自己全部复杂性的框架。”[29]
（三）有助于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展示现代化的动态特性和发展机制。“现代性的增长和传播从其政治方面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为此，在从挑战、强固、转变和整合等四个阶段的起承转合过程中详尽阐发现代化的动态特征和发展机制之后，布莱克强调指出：“政治发展”能为现代化的“分析、比较和分期提供最为恰如其分的框架。”[30]
（四）有助于探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各国民族特色。在探求现代化的普适性发展规律的同时，强调现代化模式的多元化，始终是布莱克比较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主张。布莱克认为，从发展模式看，“现代化的后来者没有一个会造出与先行现代化的社会一模一样的现代体制”；从发展过程看，将现代化“四个阶段作一区别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会都会并驾齐驱地经过这四个阶段”，“这四个相继阶段的逻辑联系必须要在发展水平相互迥异的领域里来考察，每一社会的现代化必须根据其自身的传统遗产、资源和领导来理解。”[31]显然，从探索现代化发展规律及其具体机制这一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要求说，布莱克力求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同中求异”，显然要比那种片面强调单一的现代化“趋同论”更为科学合理。
贝尔：从社会“中轴原理”到“后工业社会”
从世界范围和历史进程看，现代化既包括“欠发达社会”获得“较发达社会”先进性共有特征的过程（“现代化的初级阶段”），也包括“较发达社会”继续获得最先进性共有特征的过程（“现代化的高级阶段”）。与斯梅尔瑟和布莱克不同，贝尔的理论研究重点在于后者。1973年，贝尔以美国为例发表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系统提出了关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从而使美国现代化研究形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
社会发展预测的客观基础与政策意义。工业化以后的未来社会是怎样的？这是发展社会学所高度关注的另一大课题。与那些否定社会发展的可预测性而局限于现代化“关键变项”解释的学者不同，贝尔认为，社会发展预测具有两个客观基础：一是规律性与重复性，另一个是连贯性与持续性。用他的话说：“只要存在规律性发展和重复出现的现象（那都是罕见的），预测就有可能；或者存在持续发展趋势——这种趋势的方向（不一定是确切的轨道）可以用统计的时间序列加以测定，或者可以排列成历史发展趋向——那么，预测也是可能的。[32]据此，贝尔进一步指出，社会发展预测的政策意义在于通过探索“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意义和后果，“说明政策决定能够发挥效用的限度或者范围。”[33]贝尔所说的“社会结构”具体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34]他的“后工业社会”发展理论与发展政策，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在贝尔看来，“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与此不同，“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贝尔所说的“知识”，是指“编纂成抽象符号的系统以后，可以同任何规律体系一样用来说明许多不同领域内的经验”。理论知识之所以成为“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是因为现代社会需要对极其复杂的变革进行管理、预测未来和制定计划。[35]在从科学与技术、理论与政策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这一社会需求之后，贝尔进而强调：“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所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36]
后工业社会：五大特征和三大危机。在突出强调“中轴原理”这一主导特征时，贝尔还具体阐述了“后工业社会”的其它四大特征：（一）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二）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三）未来取向：对科技发展进行规划与控制；（四）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与斯梅尔瑟和布莱克没有仅限于现代化的“进步效应”一样，贝尔也看到了“后工业社会”的深刻危机。按照贝尔的观点，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每一个方面都有一个不同的“中轴原理”在起支配作用。在现代西方社会，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按照“合理化”和“效率”原则分配资源；政体方面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其方式有时候是经过动员或有控制的参与，有时候是自下而上要求的参与；文化方面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据此，贝尔指出，过去这三个领域是由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来维系的，但在“后工业社会”这三个方面正日益趋于分裂，而且这种分裂还要扩大，由此势必导致专业职能、政体管理和文化价值等三大社会危机。[37]
综上所述，贝尔关于工业化以后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其意义和后果的研究，不仅丰富和深化人们对现代化全过程的理论认识，而且对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发展中国家如何重视和运用科技革命成果以尽快形成赶超现代化先行者的“后发优势”，也具有政策启发作用。贝尔强调社会“中轴原理”的“趋中性”，[38]并据此突出世界现代化的共性规律，这对不同民族社会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大胆借鉴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来说，具有科学合理的一面。但必须指出的是，贝尔以此掩盖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方面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与冲突，进而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制度，[39]显然是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辩护的。贝尔这种只强调“趋同”而不强调“趋异”的现代化发展观，即使在美国社会学界也遭到了批评。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就曾指出：“无论我们还要对后工业社会的未来说些什么，我们都应该把后工业社会看作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以外的’一步。”[40]也许对现代化“趋同论”的比较全面客观的评论，是世界现代化著名学者威尔伯特·穆尔的看法。他在《世界现代化：趋同论的局限》(World Modernization:The Limits of Convergence,1980)一书中自问自答了两个问题：所有的社会是否变得更相象？所有的社会是否具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对前者他回答：是；对后者他回答：不。[41]
注释：
[1]富永健一教授认为：所谓“学科”，“是指认识和系统化原理的特定化”；所谓“领域”，“是指认识和系统化的对象的特定化。”参见[日]富永健一主编 孙日明 扬栋梁译：《经济社会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5—6页。
[2]参见待发表拙文：《现代社会行为主义：从马丁代尔到霍曼斯和布劳——四论美国发展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流派》。
[3]参见叶克林：《现代结构功能主义：从帕森斯到博斯科夫和利维——初论美国发展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流派》，载《学海》1996年第6期。
[4][美]D·J·霍布斯：《社会变迁：几种当代社会学观》，G·M比德等编：《关于发展的社会学视野》，衣阿华州立大学出版社1971版，第22页、第25页。
[5][美]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第五版，第95页，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新泽西）1983年。
[6]转引之钱乘旦 陈意新著：《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340页。
[7][15][17][18][22][27][28][29][30][31][美]C·E·布莱克著：《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76页、第36—46页、第61页、第9—10页、第95页、第87页、第79页、第81—83页、第120—121页、第121—122页。
[8][美]N·J·斯梅尔瑟著：《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1959年版，第2页。
[9][11][12][13][14][美]尼尔·斯梅尔瑟著 方明 折小叶译：《经济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9第3月版，第171页、第169页、第185页、第186页、第179页。
[1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 扬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76页、第78—79页。
[19][24][2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月版，第4—15页、第17页、第10—11页。
[20][美]C·E·布莱克著：《比较现代化》，第148页，自由出版社（纽约）1976年。
[21][23][25][美]西里尔·E·布莱克等著 周师铭等译：《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6月版，第21页、第26—29页、第24页。
[32][33][34][35][36][37][38][39][美]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6年12月版，第8页、第11—12页、第18页、第26—27页、第27—34页、第18—19页、第15—17页、第535页。
[40][美]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等著 俞天新等译：《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2页。
[41][美]威尔伯特·穆尔著《世界现代化：趋同论的局限》，第156页，埃尔西维尔出版社（纽约）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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