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的多边流动与再分布均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流动规模空前。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统计的“人户分离”的人口总量为2.6亿，改革开放30年来年均增长率达到14%。 人口流动带来的城镇化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进步，但同时我国也面临着城市形态和布局不均衡等方面的挑战。当前，新型城镇化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其核心在于对人口流动的流向、流量等特征进行实时监测分析，发现问题，并通过宣传引导、政策调控等方式因地制宜对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进行建设，引导人口合理分布。 然而，由于人口调查数据的获取具有时滞性，对人口流动特征快速变化的认识往往有所偏差，给人口分布的监测和引导带来挑战。从国家统计局近些年的数据可以发现流动人口总量和分布与以往的一些不同特点：自2010年以来，流动人口增长每年虽然仍保持数百万的规模，但是增长率降低到5%以下。具体来说，流动人口总量仍然在增长，但是增幅下降，人口分布也在发生变化。说明中国的人口流动在经历了前期的总量均衡阶段，已经开始向分布均衡阶段过渡，人口流向不断优化，使得当前人口流动出现多边再分布的特征。 从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省际人口流量数据统计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国家统计局人口“五普”和“六普”对各省份的流出、流入人口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人口流出规模在各省份间趋向均匀化，变异系数逐渐降低。 二、文献综述 研究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特征最简单直观的方法就是描述统计。目前对人口流动特点的分析完全基于统计数据，人口普查信息和抽样调查资料是重要的数据来源。对这部分信息资料的利用，可以描述人口某一方面的特定信息。王桂新等（2010）通过引入人口迁移重心，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及其变化，认为人口迁移对于中国实现人口和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曾明星等（2013）认为人口与经济的分布契合度仍然不高。 然而，如果仅停留于描述性统计，则不能分析流动人口特征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大小和弹性。国外学者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城乡人口流动的分析机制，但由于这些经济理论基于严谨的假设，只能解释流动人口某个部分的特征，通过实证方法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流动作用则更为常见。王桂新（1993）建立了空间相互作用模型族，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分析省际人口迁移与迁出距离的关系。张耀军等（2014）对中国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进行了空间相关探索性分析，提出了人口流动的空间聚集性特征。 国外学者在研究引力模型时，提出了空间引力模型。这一思想的来源最早是Griffith et al.（2007），此后对于空间流量的研究发展了空间过滤、空间互动等模型，LeSage et al.（2008）在此基础上，指出流出地—流入地之间的流量本质上具有空间特性，因此假设这些流量相互独立可能不成立，因此他们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了扩展，纳入了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项，用以表示模型中来源于近邻地区的流量。 在当前中国人口全面流动的格局形成之时，更需要借助多边流动的空间互动分析进行建模，同时探索大城市对资源、要素的虹吸效应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但是引进空间引力模型对空间流量进行建模，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的人口迁移理论，因为我国特有的一些行政管理制度会造成人口流出地的“推力”与人口流入地的“拉力”不对称。因此，本文引入空间引力模型，从空间互动的视角探索人口流动，着重从人口流量的空间相关性和影响人口流动因素的非对称性两个方面对当前中国人口的多边流动进行实证建模分析。 三、理论假说与实证模型
LeSage et al.（2008）将式（1）的非空间引力模型扩展为空间自回归的模型，该空间自回归模型可以看作是与流入地和流出地相关的一种过滤模型：
同样的，可以通过克罗内克积的方式创建N×N阶空间权重矩阵
。
因此，对传统引力模型的扩展，包含以下3种模型：
（3）可分离的流出地与流入地空间相关模型：
，即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空间相关效应可以分离为独立的空间相关效应，将该模型记为模型1。 四、数据来源与结果解释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人口六普”的现住地与5年前居住地不同的人口流动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地区之间相互的人口流动数据只包含省际部分，因此采用现住地与5年前居住地不同的省际流量数据作为空间互动流量数据。考虑到统计口径的问题，本文剔除港澳台地区数据，仅对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建模。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统计 对于空间流量的解释，根据LeSage et al.（2008）的设定，将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作为人口流量的解释变量，并且由于LeSage et al.是在传统引力模型中的扩展，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因素等同。但是，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影响下，推拉理论与国际上相比有较大的差异（李强，2003），推力和拉力并不对称。而由于在人口流动的省际流量层面上，有80%的流动人口属于农民工，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到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 基于以上考虑，在流出地采用反映居住状况和农民收入的两类变量，在流入地选用居住状况、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增加值这3类变量。居住状况采用房屋施工面积，反映出当地的住房供应。在流出地的农民收入变量选择上，国家统计局在农民收入统计中包括众多指标，但只有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体现农民在种植、养殖等农业活动上的收入状况，反映出农村收入低的现实和真实的推力，因此选用这一指标值作为体现农民收入的变量。在流入地的拉力因素中，良好的就业预期是人口流动最重要的经济动机。我国的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容纳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就业，尤其是外出农民工的就业。因此，第二产业产值是对人口流动的较好解释。 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对解释变量均采用2005年的统计数据。但由于金融危机之前的人口流动，无疑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流入地的经济开放程度，尤其是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情况，因而需要引入进出口数额或者外商直接投资等来解释对外经贸活动引起的人口流动。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第二产业产值与对外贸易活动变量相关系数达到了0.8以上。为了避免回归方程中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必须寻找相关变量代替对外贸易。对于我国的贸易规模、外商直接投资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关系，已经有文献对此进行了考察（盛丹等，2010）。因此，引入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作为解释变量（在这里仅考虑各省的公路里程数）。 最后，为了处理空间流量矩阵中的省内相对于省外的大流量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部分学者放弃使用区域内的流量（Fischer et al.，2006），LeSage et al.（2008）建议为这些观测值增加1个单独的截距项以及一系列解释变量。因此，本文的模型中考虑区域内的解释变量，包括从解释变量矩阵X提取的区域内的观测值。将该矩阵记为
，相应的截距项记为
。于是模型设定如下：
（三）估计结果
从流入地因素来看，流出地的房屋施工面积越小，流入人口越多，两者表现出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了一种集聚经济的效果，流入人口越多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更为发达地区，表现出土地利用率较高，浪费较少的状况，呈现土地集约与节约利用的特点。而从工业增加值来看，流入地的工业增加值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高，流入人口越多。此外，公路里程数越长，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存量越高，有利于交通物流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人口的流入，但是该项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公路存量对人口流动所起的作用有限。 另一方面，从流出地因素来看，房屋施工面积越大，居住条件越宽松，流出人口反而越多，这反映出我国独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省际流动人口中农村户籍人口占80%，房屋施工面积更多表现为宅基地上建设的住宅面积，因而反映出农业占比较高的特征，因而房屋施工面积与流出人口正相关。而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反映出农民依靠种植、养殖等农村经营带来的收入，由于这部分收入越低，往往带来更强的外出务工经商激励，从而与流出人口数量呈现负相关关系。
对省内流量的解释，省内半径越大，即该省面积越大，从而人口在省内流动的容纳能力越强，导致省际迁移量越低。省际距离采用的是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回归结果显示，省际距离增加带来了人口流动负效应，但是并不显著，反映出我国人口长距离迁移的特征。可以预见，伴随着人口在全国范围内多边流动的发生，引力模型中距离对于流量的负向效应会更加明显。 （四）模型拟合优度 根据第三部分的理论假说，模型3包括了可分离的流出地、流入地、流出—流入地的3种空间相关效应。由于模型3的假定最为一般，因而具有最大的似然值，但是从结果可以发现流出地—流入地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因此似然比检验（由于3个模型之间为嵌套关系，故未列出检验结果）也显示出模型1与模型3差别不大。此外，与传统引力模型似然函数值相比，空间引力模型也有较大提升。由于带有因变量相关项的回归方程用决定系数
作为拟合优度意义不大，故未做计算。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空间互动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的空间相关效应与流量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人口流出省份的空间相关效应和流入省份的空间相关效应均显著，即人口流量部分是由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空间相关性产生，大约有4成的人口流动数量是通过近邻地区的流动造成的；（2）空间相关项的引入显著提高了引力模型对跨省人口流动的解释能力，与传统引力模型相比，空间引力模型加入的因变量空间相关项使得模型整体的显著性提高；（3）因变量空间相关项的引入揭示了人口流动空间相关的本质特征，如果仅从传统引力模型考虑直接流量，难以对多边流量进行建模，从而不能刻画出多边流动的特征。 空间引力模型从空间互动的视角论证了人口流动的动态过程，由于大城市和东部地区的资源过度集中，导致人口在迁移过程中出现了相邻地区进行二次迁移的行为，从二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的发达省份流出，造成了东部一线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人口过度集中。这种资源配置不合理带来的人口分布不合理，不仅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大城市病，同样也降低了城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率。另一方面，也看到当前全国各地区人口多边流动局面的逐渐形成，即流动人口在东部地区内部调整，从而进一步促进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在中国人口流动前期的总量均衡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东部沿海地区高速发展的经济同本地区劳动力供给短缺是主要矛盾，中、西部地区人口大规模流向东部沿海解决了这一矛盾。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和成本的上涨，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的互相协调、互相适应的需要，流动人口分布不均衡已经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矛盾推动人口单一流动到多样化流动的转变，有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规划所提出的人口有序流动调控目标。 因此，当前需要重点解决人往哪里去、城在哪里建、地从哪里来、如何协调资源环境等基本问题和突出矛盾。这就需要提高对流动人口的统计监测，制定出有效的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目前，我国的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东部地区人口流量大，对于中小城镇，应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大城市和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因地制宜承接和发展相应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保障人口就业，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对于大城市和核心城市，应当科学应对虹吸效应，控制对资源、要素的过度吸收，疏解不符合城市定位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依赖型产业，避免人口过度集中带来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城市病”。同时，地区之间应当注重保障公共福利公平性，避免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和分配差距过大，通过合理的财政制度，保障在人口和经济活动不断集中的同时，各地居民享受到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使全体居民共享城镇化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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