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收复香港的尝试与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香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在19世纪却被英国占领，变为它的殖民地。英国的这一殖民扩张行径，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力图通过外交途径收回香港，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一
自1840年以来，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蒙受着被帝国主义强加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的耻辱。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向各国提出了“废除旧约，另订新约”的要求。中英新约谈判于1929年开始，但不久由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被迫停顿了下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英美和中国结盟，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在新的形势下，英国打算主动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英外交部认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在精神上，对中国的抗日起到一个鼓舞作用；为战后英中两国之间的合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并对可能出现的苏中合作起到抗衡作用①。很明显，英国人的真实意图是想通过放弃治外法权来换取中国的好感，以达到战后维护英国在华利益的目的。但当时战争形势不利于盟军，英国担心，在此情况下主动提出放弃在华特权会被中国人认为是转弱的表现，最后遂决定等适当的时候再提出废约问题②。
中国的另一个盟国美国却等不及了。珍珠港事件把美国人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向亚太地区。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性。为了提高中国的抗战士气，1942年9月15日，华盛顿向伦敦建议立即与中国就废除治外法权、撤销租界等问题进行谈判。英国希望通过和美国一致行动，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便接受了这一建议。
10月9日，英外相艾登(Eden)通知中国驻英大使馆，英国政府决定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并愿与中国政府就签订平等新约进行谈判。同日，美国也作出了相同的表示。英美的这一举动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10月10日，蒋介石在国庆节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③
但事实很快证明，英国并不愿彻底废除所有对华不平等条约。中英谈判于10月28日在重庆正式拉开序幕。参加会谈的英方代表是英驻华大使薛穆(Seymour)，中方代表除外交部长宋子文外，还有外交次长吴国桢、王宠惠等人。30日，薛穆向中方提交了英国拟就的新约草案，主要内容包括：取消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交还天津，广州英租界和放弃英国在上海和厦门公开租界享有的特权等。关于香港问题，英国在其草案中只字未提。
众所周知，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是建立在三个不平等条约之上的。这三个不平等条约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及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通过以上不平等条约，英国分别割占了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南端，并租借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即新界九十九年。英国不愿放弃在香港的统治，表明它没有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诚意，殖民主义的立场没有改变。
英国的态度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反对。11月13日，外交部长宋子文向英大使薛穆提出了《中英新约修订草案》，要求在条约中加上废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原文是这样的：“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④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国民政府为何提出收回九龙租借地，而不提整个香港地区呢？这实际上是中方在谈判中采取的一个策略。针对英国的态度，中方认为九龙租借地和租界性质相同，既然英国已同意交还天津、广州等地的英租界，九龙租借地也不应例外。至于香港岛和南九龙，由于英方在其提案中没有宣布废除《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中方担心提出后会影响整个谈判进展。而且国民政府十分清楚，一旦收回占全香港90%的新界，英国在港岛和九龙的统治也不会维持多久。应该说，国民政府这样做虽然表现它的软弱，但仍不失为一个有用的策略。
刚开始，英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对待中国的要求问题上看法不一。薛穆主张接受中方的要求。他在给伦敦的报告中分析说，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中国处于有利的地位。首先，它得到了国内公众的支持。中国舆论一致认为洋人不应该继续占有中国领土。其次，中国收回新界的要求不影响美国的利益。美国舆论一直同情中国，认为“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无辜的牺牲品”，因此美国政府也会站到中国一边⑤。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拉克(Clark)不赞成将九龙租借地交还中国的意见。他主张采取拖延的办法。外相艾登则坚持九龙租借地与治外法权无关，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他认为，九龙租界地是英国领土（香港岛和南九龙）的扩展，与租界不属于同一范畴，故英国应拒绝放弃。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批准了艾登的建议⑥。12月5日，外交部将内阁的这一决定电告了薛穆。
12月14日，薛穆正式通知中方，英国政府不准备讨论九龙租界地问题。这时国民政府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宋子文对英大使说，在中国公众看来，租借地与租界并无两样。若这一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中英之间的隔阂就不会被完全消除。为了进一步向英方施加压力，同日，宋子文又指派中英文化协会会长杭立武交给薛穆一封信。信中写道，若新约不包括收回九龙租借地，蒋介石和孔祥熙不会同意在上面签字的⑦。
这时，英国外交部得知中美华盛顿谈判将告结束，双方准备于1943年1月1日正式签订新约。为了不落后于美国，英国决定调整谈判策略，答应战后讨论新界问题。12月21日，战时内阁通过一项决定，九龙租借地不属于中英新约的范围，但为了不致拖延条约的签字，英国政府准备于战后讨论该租借地的“租期”问题⑧。换言之，英国即使在战后也不准备交还九龙租借地，而只是商讨其“租期”问题。这实质上是在玩“拖延”的把戏。以后，英国曾多次故伎重演。
12月25日，宋子文得知英国内阁的决定后，十分气愤。他当即表示除非英国明确宣布愿日后将新界归还中国，否则中国拒绝在条约上签字⑨。
为了平息中国的怒气，12月28日英战时内阁又开会作出决定，在坚持对中国“已经作出的答复”的同时，将原答复中战后“重新考虑新界的租期问题”这句话中“租期”二字删去⑩。
令人遗憾的是，在英国作了这一象征性的让步之后，国民政府的决心便开始动摇。当时在国内述职的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对英国的许诺抱有幻想。他告诉蒋介石，中英新约是英国出于友好“首先采取行动同我磋商的”，又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该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同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礼为宜，可以在收礼时暗示一下我们在等待第二份礼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11)。在这种错误估计下，国民政府遂准备对英作出妥协。另外，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联合英美早日击败日本法西斯。中国政府不愿因香港问题而影响盟国之间的团结。英国也确曾以盟国的团结为理由，要求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12月29日，艾登给美驻英代办致函，抱怨中国阻碍签约，请求美国政府劝说中国放弃其立场，同意签约，以保持盟国间的团结和合作(12)。由于以上种种考虑，国民政府终于同意将九龙租界地问题与新约分开，留待战后解决。1943年1月11日，《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件》在重庆签字。至此，国民政府通过谈判收回香港新界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二
中英新约签字后，蒋介石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暂忍之”(13)。他在同年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公开对新约表示遗憾，“九龙租借地本为我国领土，而英国未能将此问题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实为中英两国间美中不足之缺点。”他接着写道：“我国政府于中英新约签字之日，即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声明我国保留有收回九龙之权。故九龙问题仍可随时提出交涉”(14)。在著名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同丘吉尔就战后香港的归属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
开罗会议是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由中美英三国领袖参加，旨在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以及击败日本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这也是蒋介石首次同英美领导人直接会谈。会前，他精心拟定了会议的中方提案，包括要求战后将日本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归还中国。香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从英国手中侵占的中国领土，理应包括在内。但蒋介石深知英国狡狯，为了避免与英国闹翻，决定不列入会议议程。
11月21日，蒋介石偕同宋美龄等一行飞抵开罗。会谈于23日正式开始。会议开始第一天，蒋介石非正式地向罗斯福提出，战后英国必须取消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英国军舰不得驶入中国港口，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必须废除，希望美国予以支持。罗斯福表示同意。关于香港问题，罗斯福主动提议在日本投降后，由中国先行收回，然后建立自由港，允许各国在那里自由经商。
11月26，会议已接近尾声。三国首脑在讨论战后惩罚日本问题时，蒋介石宣布自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四省开始，中国为收回失地而抗战，击败日本后，东北四省自应归还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原系中国领土，同样应归还中国。罗斯福、丘吉尔均表同意。会议一致决定剥夺日本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的一切岛屿，将日本从其攫取的其它土地上驱逐出去。在会上，罗斯福问蒋，“你对香港如何打算”？蒋尚未回答，丘吉尔便大声喊道：“请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国土地。”蒋介石随即反驳说：“英国以暴力入侵中国，与清廷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概不予承认，战后随时可以收回香港。”
后来在讨论太平洋对日作战问题时，蒋介石重申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讨论开始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Stilwall)提出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中国驻印两个加强师在广州湾登陆的作战计划。英国参谋总长布鲁克(Brook)对没有英军参战表示惊异，声称香港是英国的领土，英军必须参加在广州湾登陆的战役。蒋介石回击道，中国为独立自由而战，香港原是中国领土，在不平等条约下为英国霸占。英国人曾被日本从这块土地上赶走，今天要以无数的中国生命，收复这块地方，香港必须归还中国。布鲁克问蒋，中美英三国协力在缅甸击败日军之后，缅甸仍属于英国，何以在广州湾击败日本之后，香港就应该属于中国？蒋介石回答，不能拿香港和缅甸相比，香港原是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收回。中国不是帝国主义者，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布鲁克哑口无言(15)。
尽管蒋介石明确表示了香港主权属于中国的立场，但香港的归属问题却未能在开罗会议上解决。由于英国死死抱住殖民主义不放，而罗斯福总统也没有公开支持中国，使得这场中英之争不了了之。在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只写明“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对香港避而不谈。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感叹道：“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16)。
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奋战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内有人建议趁日本战败之机，挥师南下，一举收回香港。但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蒋介石主张采取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先由中国军队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然后同英国展开谈判，收回香港。
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后，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MacArthur)发布了有名的第1号受降令，即“凡在中国境内（满洲除外），福摩萨（台湾）和印度支那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所有日本海、陆、空军及后勤部队，均应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投降。”这一命令所规定的受降区是根据战区来确定的。香港作为中国战区的一部分，当然应由中国军队受降。另外，在中国政府看来，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自然包括在“中国境内”。8月18日，蒋介石任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接收广州、海南、香港的受降官，并指定由他所属的新一军和十三军执行香港的受降事宜。
英国却早已准备战后重占香港，恢复其殖民统治，因此极力反对由中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新成立的英国工党政府于8月10接到日本乞降的照会后，马上密电英驻重庆大使馆通过香港英军服务团团长赖濂仕(Ride)，通知被日本人囚禁在港岛赤柱的前香港辅政司金逊(Gimson)：“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是恢复英国（在香港）的主权和政府，在初期实行军管。”(17)
8月14日，英国决定派遣当时在西南太平洋执行任务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开赴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外交部远东司请示外相贝文(Bevin)是否需要同蒋介石商量一下此事，贝文批示将英国决定通知蒋即可(18)。
国民政府于8月16日接到英国通知的当日，就照会英国政府，关于在香港受降的安排违反了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的第1号投降令。同时郑重宣布，在未经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同意的情况下，英军不可在其战区内登陆(19)。
中国政府的反对使英国慌了手脚。首相艾德札(Attlee)决定以个人的名义，请示美国总统准许英国在香港受降。8月18日，他在致杜鲁门的绝密电中，宣称对香港持有主权的英国，不能接受把香港划归于中国境内的说法(20)。杜鲁门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意了英国的请求。他在回电中宣布，美国不反对由一名英国军官在港受降，并将通知麦克阿瑟照办。同时又指出，这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对香港未来地位的态度(21)。
如前所述，蒋介石本想通过受降造成接管香港的事实，从而使中国在同英国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美国的态度破坏了这一计划。但对于美国，国民政府是不敢反对的。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出于反共的需要，迫切需要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因而对美国总是言听计从。可是为了保全面子，蒋建议由他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授予英国军官受降。英国则开始不同意，但在蒋的一再坚持下最后表示接受。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Harcourt)率英舰队在香港登陆。翌日，军政府宣布成立。9月16日，在总督府举行了香港日军投降的签字仪式。夏悫既代表英国政府，又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了日军的投降。
英国重占香港，对于中国政府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蒋介石本人对通过谈判的方式索回香港仍抱有希望。“关于香港的地位”，他指出，“从前是以中英两国条约为根据，今后要有所改正，亦当依据中英两国友好的协商关系而建立。……现在中国全国各租借地，经次第收回，九龙的租借条约自非例外。但是我们中国亦必从两国外交及条约的途径，以期解决此最后未了的一个问题。”(22)
1946年6月13日，蒋介石在为即将离任的英大使薛穆举行的告别午宴上，表达了希望早日解决香港问题的愿望。他说，香港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中英关系就一天不会令人满意，也不能象中美关系那样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找到一个可以保障各方面利益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不是一件难事。蒋介石还提到英国占据香港，已成为俄国在旅顺口和大连问题上向中国要挟的借口。薛穆从蒋的谈话中得知，对于中国来说，“主权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而英国的利益则可得到保障(23)。
不久，国民政府指示驻英大使顾维钧直接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中国的意见。6月27日，顾维钧约见外交次长菲力普·诺埃尔贝克(philipNoel-Baker)，宣布中国希望与英国展开谈判，以使香港问题早日获得圆满解决(2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香港问题已经排到中国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但就在同一时候，中国国内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1946年6月底，蒋介石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并且越陷越深，香港问题被抛在一边，无暇顾及了。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崩溃，国民政府收复香港的计划也就彻底告吹了。
四十年代特别是日本投降后，中国具备了收回香港的一些有利条件：第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民族自信心空前加强。随着外国人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要求收回香港的呼声逐日升高。这就为南京国民政府同英交涉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第二、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有早日收回香港的愿望。无论在废约谈判中，还是在开罗会议上以及香港受降权交涉过程中，都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多次表达了这一思想。第三、美国政府和人民及国际舆论的同情。罗斯福总统、美驻华外交官员及军事官员均表示过希望在日本投降后看到香港回到中国手中。美国人民同样对中国要求收复香港的立场，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南京国民政府在刚开始与英交涉时之所以能够持较强硬的态度，是与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战后初期，东南亚地区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民族独立运动，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体系纷纷瓦解。这一切均为中国收回香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但具备以上有利条件并不保证就一定能够成功。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英国顽固地坚持其殖民主义的立场，以及美国态度的变幻莫测，这是客观原因。中国要求英国放弃租借侵略特权、归还新界以及由中国军队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均属正当和合法的要求，但却遭到无理拒绝。美国虽表示同情中国人民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却不愿公开对英施加压力，迫其向中国归还香港：甚至在中英受降权之争中还公开偏袒英国，从而大大地动摇了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信心。第二，主观原因是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香港问题是英国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但在废约谈判中，国民政府却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英国彻底放弃所有这些不平等条约。对于美国，蒋介石等人更是得罪不起。凡是美国的决定，即使有害于中国，都忍气吞声地接受下来。正是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患了这种“软骨病”，才导致它在与英交涉中不断妥协、让步，最终失去了收复香港的机会。“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从国民政府的失败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启示：首先，对于殖民主义者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作为昔日头号殖民帝国的英国，是绝不会轻易主动地让出一丁点既得利益的。即使被迫从原来的殖民地上退走，它也不会善罢甘休，而是企图永远保持它的利益。其次，成功的外交必须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在历史上不乏弱国、小国在外交上取得成功的例子，但“弱国无外交”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1840年鸦片战争后旧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造成南京国民政府外交上软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国际地位的低下和国力的虚弱。战前，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争夺欺凌的对象，在国际社会毫无地位可言。战后，虽然中国的地位有了提高，但一贯推行“强权政治”的英国仍然瞧不起中国。蒋介石当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英国重占香港后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25)这是国民党政府收复香港失败留给后人最为深刻的教训。
注释：
① FO371F2031/74/10，1942年3月28日。以FO开头者为英国外交部档案，现藏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
② FO371F2757，3807/828/10。
③ 《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5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765页。
⑤ FO371F7822/828/10。
⑥ CAB65/28，CM(42)，1942年11月30日，以CAB开头者为英国内阁档案，现藏于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
⑦ 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第4卷（伦敦1975年1版）第513页。
⑧ CAB65/28，CM171(42)，1942年12月21日。
⑨ Woodward，前引书第514页。
⑩ CAB65/28,CM173(42),1942年12月28日。
(11) 《顾维钧回忆录》中文本第5分册，第16-18页。
(12) Woodward，前引书第514-515页。
(13) 蒋介石1942年12月31日记本月反省录，（《蒋介石秘录》第307页）。
(14)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58页。
(15) 杜建时：《忆开罗会议》（香港《镜报》1983年5月号）。杜建时是以陆军参谋身分参加开罗会议的。
(16) 蒋介石1943年11月30日记本月反省录，《蒋介石秘录》第121-122页。
(17)
FO371/46251,F5603/1147/10,1945年8月11日。
(18)
FO371/46252,F5235/1147/10,1945年8月14日。
(19)
FO371/46252,F5236/1147/10,1945年8月14日。
(20)
FO371/46251,F2382/1147/10,1945年8月18日。
(21)
FO371/46242,F5557/1147/10,1945年8月18日。
(22) 见《申报》1946年8月25日。
(23)
FO371/53566,F10316/25/10,1946年6月20日。
(24)
FO371/53565,F10070/25/10,1946年6月27日。
(25) 蒋介石1945年9月1日记（《蒋介石秘录》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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