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利用自身国际优势维护其经济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优势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独领西方风骚，连续9年保持增长； 通胀率和失业率连年下降，目前通胀率仅为2%，失业率为4.6%；高额财政赤字转为大量盈余，1998年盈余700亿美元；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许多产业中的头把交椅失而复得。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在走出衰退后保持连续增长，在西方国家中一枝独秀，一方面与克林顿政府“像激光那样把精力集中在经济问题上”（注：潘锐：《从“经济总统”到外交总统”——克林顿的经济战略和外交战略》，《国际展望》1998年第11期第2－4页。），在国内采取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关，如所谓的“克林顿经济学”一反里根、布什让经济自由放任的思想，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提出以大规模削减财政赤字和增强经济竞争力为核心的“综合经济基础发展计划”；在各个具体的经济领域中，明令规定可行性经济行为，增加透明度，避免“黑箱作业”；推进州际自由贸易，扩大内需，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完善市场法规，为市场主体的良好循环营造理想的环境；加强金融监管，构建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保证金融政策的质量；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部门，要求尽可能的自给自足，形成封锁墙等等。另一方面与克林顿政府在国际上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充分利用国际优势，采取综合应变术，滋润美国经济，保障美国经济的安全也有着重大关系。其谋略可以概述为以下六点：
一、以政治为粘、离剂，打拉结合，抑扬顿挫，将“美式馒头”做得更大，为美国经济安全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对待亲美国家，美国采取“打拉结合”的战术，对危及美利益的行为虽有时也会采取“六亲不认”的态度，但主要是“拉”，将大家捆在美国的战车上，为美国经济安全营造大环境。其中，克林顿将美日、美欧联盟排在了首位，认为这是美能够保障其经济安全的一个必备前提。克林顿1994 年四度访欧， 1995年又三次访欧，并公开声称，美国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加强欧美关系至关重要，强调双方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传统”。（注：夏方林：《欧美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发展前景》，《当代世界》1996年第2 期第12—13页。）1995年12月，克林顿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和欧盟执委会主席桑特在马德里会晤，共同签署了《跨大西洋新纲要》，将美欧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与日本则是用最有韧性的纽带连结在一起。1995年1月，克林顿在与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的会谈中称， 美日关系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重要，要努力加强两国间“极其重要的伙伴关系”，并特别强调，在多变的世界里，美把日本看作是“最坚定的朋友”。（注：贾继业：《日美关系走势》，《世界知识》1995年第4 期第8—9页。）1996年4月，克林顿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 两国首脑会谈后发表了一份酝酿已久的“联合宣言”，重新确定了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基本框架。克林顿还一改昔日轻视落后小国的传统，将凡是能为美国带来好处，能为美经济安全做出“贡献”的国家都拉至麾下，形成“主仆式”的朋友关系。如1998年3月22日至4月2日， 克林顿在非洲之行中以《美非贸易法案》作为见面礼；1999年3月18日，克林顿又与46 个非洲国家的部长共同磋商，旨在建立新型的“美非伙伴关系”，壮大“美式体制”的力量。
对待疏美国家，美国采取“抑扬顿挫”的策略，尽管因利益需要有时也会示好，但主要是“抑”，通过对这些国家的遏制与渗透，运用西方价值观念进行“蚕食”，使其“复印”出美国的思维模式，纳入美国设计的轨道，以消除对美的经济可能构成的威胁。美国“抑”的矛头首先指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认为，冷战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后的共产主义堡垒”，将来又可能变成其强劲的对手，威胁美国经济安全，所以只要摧毁中国，美国经济安全就不会有问题了。1995年2月9日，美国国务院负责拟定的一份文件则更加明确地提出：“美在亚太地区的基本利益就是防止可能崛起的霸权主义中国。”（注：吴炯：《评美国“全面遏制中国”论》，《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11期第8—11页。）于是美国利用“民主”、“人权”等深藏不露的“软剑”，加强意识形态渗透，大搞和平演变，将不要干扰“美国之音”作为中国继续获得美国最惠国待遇的前提条件之一；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等。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采取灵活的遏制方式，如企图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强化对古巴的孤立与制裁，推翻古巴现政府；通过对韩倾斜，加强对朝鲜的牵制。为了巩固冷战成果，防止冷战后新出现的“民主国家”发生“民主化浪潮”的反弹，危及美国经济安全，克林顿政府对俄罗斯、东欧等演变后的国家一方面压制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屡屡向其发难，另一方面又以救世主姿态大力设计扶植其国内的“民主改革派”，推销全盘西化模式，使其按照美的方案逐步真正成为西方国家集团的成员。对于其他游离于各地的“不听话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美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为美经济安全发展消除障碍。
二、以军事为依托，将武力的“铁爪”伸向全球，并化军事优势为经济优势，保障经济安全战略的实现。军事目标经济化已成为克林顿政府谋求经济安全的一把“尚方宝剑”。为了实现军事由“防务型”向“经济型”的转变，美国在防务政策上实行了一系列的调整。首先，数量裁军与质量建军同行。1993年至1997年，美军人数由200万裁减为140万。1985年，美国防预算占整个国家预算的28%和GDP的7 %， 预算总额4000亿美元，而1997年降为15%、3.2%和2500亿美元。与此同时， 美国加紧高新军事技术的研究，美国防部1994年制定了七大重点军事技术发展项目，1996年又制定了“武器装备现代化五年跃升计划”，将尖端技术应用于军备，以确保任何时候美都享有军事优势，为美国经济营造了“安全氛围”。其次，积极推动将原覆盖全球的“军事情报网”转为“军民兼用”，使美国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界经贸与高新技术领域中能够准确、及时地获得重要经济情报。再次，竭力防止核、生物、化学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避免其落入“敌对”国家或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及恐怖主义分子之手，危害美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克林顿政府通过加强和扩展现存的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防机构，如国际核能源机构和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等，制止伊拉克、北朝鲜、巴基斯坦等“热点”地区研制和发展这些武器，并使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处于国际组织的监督之下。最后，利用军事一体化组织、军事联盟、驻军等不同层面的军事存在，为美国经济安全提供武力保障，使美国经济能够行驶在“风平浪静”之中，不至受到“恐吓”。在欧洲，美借助北约东扩，企图建立一个“覆盖现代欧洲”的新安全体系，牵制俄、德、法等存在潜在经济威胁的国家，维护美国在欧洲的传统经济利益不受侵害。今年3月24日， 以美为首的北约对其东扩途中的“绊脚石”——南联盟实施了空中打击，从深层次意义上来讲，仍是想通过炫耀武力来维护美国经济在欧洲的安全。在亚太，克林顿改变布什政府从亚太地区撤军的决定，继续保持在该地区的10万驻军，不断加强与日本的军事联盟。今年初美国国会又邀请日本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 ）的共同研究与开发，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与韩、菲、泰、澳等双边军事盟国的关系。一方面让他们分担责任和风险，缓解美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可借助在亚太地区“军事上”的“领导权”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上的安全。在中东，美国的驻军更是围绕其经济安全战略展开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在中东有持久的利益，特别是寻求中东和平的全面突破，确保以色列和我们阿拉伯友好国家的安全，以及那里的石油以合理的价格输出。”（注：（美国）《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1994年第3章第4节。）1998年12月16日再次对伊拉克进行空袭，就是为美国继续保留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寻找借口，以保证中东石油顺利地“流入”美国。
三、以科技为“尖刀”，力争占领知识竞争制高点，保持“领头羊”地位，为保障经济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活动杠杆。美国冷战后一直在世界科技中占有主要份额，克林顿执政后对科技更加重视，认为知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对维护经济安全更重要。1993年2月22日， 克林顿上任仅50多天，就亲自访问了“硅谷”，并与副总统戈尔发表了美国科研政策报告《技术为美国经济增长服务：加强经济实力的新方针》，成立了由克林顿亲任主任的国家科技委员会，以确保美国高科技进入新世纪后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1994年8月， 克林顿又提出政府报告《利国之科学》，承诺“要继续对基础研究进行投资”，保证“将今天对科技的投资列为建设明日美国的首要任务”。（注：吕有生：《当代国际经济中的高技术竞争浅析》，《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年第10期第5—7页。）在此后连续几年的工作报告中，克林顿都重申了科技的重要性，表达了对科技重点投入的决心。为此，克林顿采取了“科技两点论”的措施。一方面，列出许多重点攻关项目，加大研究力度。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当前高科技“灵魂”——信息科技的高度重视。1993年9 月，克林顿正式颁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行动计划， 希望以此作为带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重振美国国力。在此基础上，1995年2月又发表了“全球信息基础结构：合作日程”文件， 提出建立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的设想和倡议， 并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委员会”（GIIC）以推动其进程。同时，克林顿政府也很注重国民整体科技素质的提高。目前，美国已经踏上了“新经济”——知识经济的航程，在科技领域已经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资金、设备和人才优势。每年用于知识的生产及其传播的开支约占其GDP的20 %，越来越多的经济附加值是由脑力而非体力创造出来的，几乎60%的工人是知识工人，80%的新职业是由知识密集部门产生的。整体科技实力高居世界榜首，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克林顿政府还充分利用其科技上的较大优势及垄断，在输出技术时附加苛刻条件，压制他国，或者以科技为“钓饵”诱使他国“俯首听命”，另外，又通过科技共同开发等途径，控制他国的“筋骨”（因为科技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号令他国尊敬自己——所谓的“科技之父”，从而达到维护美国经济安全的目的。
四、以亚太为“前庭”，拉美为“后院”，熟练操纵“远亲不如近邻”之道，利用地区集团化组织抗衡对手，加大维护经济安全的力度。美国历来视拉美为其“后院”，不容他人染指。克林顿执政后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半球国家的联系与合作，将这道“院墙”筑得更宽更厚更结实。1994年1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后， 克林顿政府就更加专心地投入到美洲地区一体化的工作中。1994年12月在34个美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在美国迈阿密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1995年6 月在美国丹佛召开的美洲34国贸易部长会议上，以及1998年4 月举行的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美国都大力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并倡议在2005年建成自由贸易区，组建起一个北起阿拉斯加，南至火地岛的全美经济集团，克林顿还为此全力争取从国会重新取得“快速审批权”。
美国对亚太地区一体化的重视同样是从“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克林顿政府企图通过抓住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地区，参与其中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增强美国的经济实力，夯实维护经济安全的基础；同时又可防止日本、中国在这一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控制亚太，防止将来对美国的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于是克林顿政府在筑固“后院”的同时，加强对“前庭”——亚太地区集团化的左右。1993年7月， 克林顿于七国首脑东京会议前在东京早稻田发表演说，提出在亚洲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并强调必须以美国为主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克林顿政府逐渐加大了对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关注力度。 1993 年11月，在克林顿的倡议下，召开了第一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此后每年召开一次，为克林顿与APEC领导人开展定期高层外交创造了契机，也使得APEC中的美国味变浓。如美国主持西雅图会议，提出了减少贸易、投资壁垒的一揽子谈判建议；促成茂物会议确定亚太经合组织于2020年之前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在渥太华会议上敦促各国降低关税，在市场、贸易和投资方面进一步开放，都为美国经济势力进入亚太地区大开绿灯，也为克林顿筹划的亚太经济圈创造了条件。
总之，美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站稳脚跟，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积极向亚太地区扩张，使美洲与亚洲的经贸联系日益扩大，为未来的环太平洋圈（美洲圈与亚洲圈的合并）打下坚实基础，从而使美在地区经济集团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其经济更为安全地发展。
五、以国际经济组织为渠道，想方设法通过对其控制，推行“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使成员国的经济活动最大程度上以美意志为转移，从而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美国政府积极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边经济合作，并继续谋求在这些组织中的霸权地位，借国际经济组织之手，输出对美经济有利的政策，行“经济殖民主义”之实，维护美国经济安全。美国通过左右WTO，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 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性自由贸易体系，保证美国资本的“畅通无阻”，从而保障美国经济的安全。WTO监督执行的乌拉圭协议中的政策大都对美国经济有利， 如该协议将全球农产品、汽车和汽车零件的关税分别平均减少36%和33%，使美国这个农业、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的产品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国际市场。此外，该协议在对电脑和电话设备进行全球性降低关税的同时，加强了对电脑软件和其他高技术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美国打开别国市场和发挥竞争优势。
在国际金融组织方面，美国利用其在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组织——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最大“股东”的地位， 支配其为保持美元的霸权地位，增强美国经济实力，维护经济安全服务。对于WB，美国借助其业务活动，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私人资本输出冠以国际组织的名义，可以放心大胆地向海外输出资本，进行扩张，攫取高额利润并附加苛刻条件，而不至担心被某些民族主义国家没收或拖欠不还。对于IMF， 美国借助其在各地金融危机或经济动荡的“救火”行为，乘人之危，推行资本自由流动，将自由化的印迹伸入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控制受援国，使其不会背美国经济安全之道而行。1997年5月，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IMF 成为向受灾国提供大规模援助的唯一国际机构，事实上是将美国推到了应付金融危机的主角地位。正如香港珠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晨昊主张的那样：“IMF为美所控制， 它借解决危机之由达到控制亚洲的目的。”（注：戎殿新、谈世中主编：《劫后余波，东亚金融风暴的重新审视》，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年9 月第一版。）因此，未来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将有可能进一步朝着有利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美国的经济安全战略。此外，美国还十分注重在其他国际经济组织如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等捞取“干预资本”。通过各组织的环环相扣，制定和推进“国际规则”，使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活动符合自身利益和经济安全的要求，而自己在行动上则尽量回避或无视这些规定，即克林顿所谓的“多边协议”和“单边行动”。
六、以跨国公司为“游龙”，穿梭于世界各地，尽最大可能将全球连结起来，从而利用跨国公司得天独厚的“优点”，实地贯彻美国经济政策，为美国经济安全供给保护因子。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领域有着独特的地位，有人称其为“国中之国”，有人则将其比喻为一条没有灵魂、无法无天的章鱼，把自己的利益触角尽量地延伸到世界各个地区、各个角落。目前，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生产总值的40%左右、国际贸易的50%以上和国际投资的90%，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作用日益提升，而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始终处于前列，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4年，美国非金融业跨国公司共有2658家，其中有32家跻身百家非金融业最大跨国公司的行列，遥居各国之首。克林顿总统紧紧把握这一优势，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特点，通过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构建的庞大的生产与销售网络，趋利避害，将美国资本置放于安全地带，必要时向他国转嫁危机，为美国谋取最大经济利益，维护美国经济安全。首先，美国通过跨国公司将严重污染环境、产生公害的工厂从美国本土移至他国从事生产，“不安全”因素“外嫁”，从长远角度保障了美国经济的安全。其次，通过跨国公司为美国商品、资本的自由流动开辟道路，保障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市场和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威胁。再次，通过跨国公司支配、占有所在国的自然资源，使美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供给获得有效保障，避免经济过程因遭供给中断或价格暴涨受到突然打击。最后，通过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渗透，影响其政府决策，甚至控制其政府，此时克林顿暗中对他国“指手划脚”就方便了许多，对美国经济安全自然无威胁可言。
克林顿执政后，从经济安全角度出发，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政策，四面出击，吞噬危害美国经济安全的因子，虽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是，其经济安全只能在某些方面实现，是相对的、有限的，不可能实现绝对的、无限度的，无所不包的经济安全。美国经济安全战略运作过程中仍存在着“不安全”因素。首先美国顽固地维护着不平等、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将自己置身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对立面。特别是它充当“世界警察”，处处干涉别国内政，企图称霸世界的意图，与要求和平、谋求公正的众多国家冲突，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唾弃。“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径，最终只会对美国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拖垮美国经济。另外，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两党权力之争、泡沫经济，重大的自然灾害等都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为经济运转播下破坏种子；国际上，金融危机、世界性的资源短缺、走私、贩毒、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扩散、生态环境破坏、艾滋病的蔓延、恐怖主义活动、地区战争等也都会对美国社会及财富构成严重威胁，给美国经济安全运行制造紧张。
总之，在当前这个竞争激烈的国际大舞台上，美国凭借自身原有优势，充分利用所有有利条件，在经济安全因素多样化的趋势中，多管齐下，布置起了较为周密的“经济安全网”。这张无形的“网”为美国经济重振雄风起了异乎寻常的作用，但也不可能消解所有破坏美国经济安全的因素，“地球村”的任何地方发生“病变”，都仍将会给其利益落脚于各个角落的美国的经济安全敲响“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