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时期”城市小说情感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模式论文,情感论文,城市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1-0105-05
这里所言的“后新时期”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时间概念，开始于1985年。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城市越来越显示出其自身的“城市性”，残存的农耕生活的遗迹迅即被崭新的事物所占据。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通过我们的智慧，借助工业文明的力量，使城市的外部面貌和内部结构都得到了改进和更新。伴随着物质世界的进步，人的观念意识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后新时期城市小说也跨出了自己的步伐。与新时期（狭义上的）城市小说相比，无论是在小说的精神内涵上还是在文体上，抑或在小说的技术层面上，都有了显著的改观。自然，在情感模式上也有了本质的不同。
然而城市人就像创造了那个科学怪人的青年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一样，当他历尽千辛万苦，用自己的双手把没有生命的物体制作成一个可以活动的人形怪物时，对方却陡然从手术台上坐起，要杀死这个给予他生命的人。城市在给人带来蓬勃希望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新的压力和难题，人们越来越感到被这些身外之物所吞噬，慢慢失去自我与个性，成为弗洛姆所说的“一粒尘埃”[1](P176)。20世纪初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不无睿智地指出了文明时代的根本症结所在：“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的根源是个人要求保持其存在的独立性和个性，反对社会的、历史习惯的、生活的、外部文化和技术的干预，反对完全改变原始人为了自身的生存所必须进行的那种斗争”[2](P258)。在弗兰肯斯坦式怪人的威胁和重压之下，要想保留作为人本身所固有的东西，除了奋起抗争，别无他途。因此，反抗城市作为一个物质和文化实体中有悖人性的地方，就成了在工业文明庇护下现代社会的人们所面临的重要的文化选择。后新时期有相当多一部分城市小说就是直接以此为圭臬缔造小说的情感模式的；也有一些是把反抗城市这一命题经过改装和引申后，再加以生发的。但即使经过置换，也依然能找出反抗城市这一具有一定宽泛性的情感模式的影子。
变型一：走出城市社会
“社会”这个词在此有特殊的含义，与日常所说的社会一词有交叉的地方但又绝非同一意义，它指的是城市中存有的文化精神和约定俗成的习惯传统等“软性”的事物。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R·E·帕克认为城市并不仅仅是“单个人的集合体”或者“社会设施的聚合体”，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的管理机构”及其人员的“简单聚集”。他强调道：“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3](P1)本文所言的社会即是城市的富有传统意味的心理状态。走出城市社会，就是要走出城市中“各种礼俗和传统”所构成的怪圈，挣脱束缚在城市人身上的早已有之但浑然不觉的沉重的枷锁，争取获得个人存在的独特性。
城市社会的形成，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城市人的礼俗习惯和文化精神积淀而成的。作为城市人前进途中一条具有惯性的轨迹，它的加速度越来越大，随着它慢慢成熟，逐渐成为僵化的教条和死硬的训诫，深深影响着人的思维习惯、处事原则和生活方式。因其无法避免的惰性，它不能迅速调整自身的结构，以适应新的文化精神的诞生和进步，所以，城市社会就受到代表新生力量和最具叛逆性的城市青年的反抗。走出城市社会，显示自我与流俗的不同，往往成为一代青年的追求。
意欲走出城市的心理状态使人的个性与城市社会产生了矛盾和冲突，结果便呈现出一个奇特的景观：现实中的屈服或文化中的反抗——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小说的反抗。如果导入精神分析学的话，我们便会看到，现代社会作为父权社会的延续，在各个领域都有高大的父亲形象巍然屹立，无数的父亲操纵和控制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千上万的开关和键钮，他们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借助自己已经取得的霸主地位向人们发号施令，按自己的意志去塑造一切。60年代英国著名的小说家约翰·韦恩在欧美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在小说里塑造了很多反抗传统的“愤怒的青年”的形象，其中一部小说的名字就叫《打死父亲》。“弑父”是人子走向成熟的开始。而在我国后新时期小说中，陈建功的《鬈毛》便演绎出了一幅“弑父”的图画。报社总编的儿子卢森高考落榜后在家待业，他不愿接受父亲的恩赐，到电视台工作，而想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按自己的“活法”活。他丝毫不理会父亲要他剪去一头长长的鬈毛的要求，可当朋友盖儿爷让他去安慰自己寂寞的父亲时，他却心甘情愿地叫老头子剃成了“傻青”。他的这些有悖常情的举动，就是为了反抗父亲的权威，反抗他所代表的那些东西。他坚决捍卫自己的独特性和个性，不愿意堕落成为父亲“裤裆里的那个玩艺儿”，勇敢地走出了城市社会的阴影笼罩之下。
在另一些小说里奇怪地出现了父亲形象的空缺，比如《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等。但父亲形象的缺失并不等于城市社会的亏空，它那稠密的礼俗和传统之网，像地球仪上纵横交错的经纬线一样箍在人们的头上。《你别无选择》里李鸣、森森、孟野面对着“大谈风纪问题”的贾教授和其所象征的“深蓝涤卡中山装”、“古典音乐”等正统思想的扼抑，誓不低头，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独特的抗争。李鸣坚持退学，森森在不停的追求“我自己的力度，我自己的风格”，孟野则“有一种永远渴望超越自身的永不满足的追求”，他们都在城市社会的蛛网中反抗着冲撞着。《无主题变奏》里“我”直言不讳地讲自己的生活不是有主题的，而是无主题变奏，他反对庸俗的社会观念，反对常人眼里正常的生活方式，他以孤独的勇气一次次拒绝了他爱得很深的女友为他谋得的进身之阶，如上大学，请人指点写作窍门等，以至最终失去了她。他以在酒店当一名普通的服务员为乐，干着别人认为没有出息的工作，只是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与这些有些退守的反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刘毅然的《摇滚青年》中的“我”的行为，他的反抗更为直接也更为激烈。他不愿跳单位里分派给他跳的那种一点也不能激起热情的程式化的海鸥舞，只喜欢跳能自由发挥个性与创造力的霹雳舞，为此他愤而辞职，即使失去心爱的女友，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心和选择。反抗城市、走出社会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刘西鸿在《你不可改变我》中，大胆地让只有16岁的少女孔令凯，面对长辈的说教，社会习俗的压迫，喊出了“你不可改变我”的口号。她放弃高考去做模特儿，抽烟、戒烟，失败、成功，肆无忌惮地按自己的思路生活，她的爽直率真，敢想敢干，不畏人言，都显示了她那不可替代的个性。
走出社会，维护自己的真我，是在城市这个独特的环境中所要做的重要的事情。虽然城市这个复杂的整体不仅仅包括礼俗的传统，但走出由此构成的阴郁氛围而健康地生长，显然关联着美和自由的问题。走出城市社会这个情感模式已经超越了新时期城市小说城乡冲突模式的藩篱，也就是说城市人不再在城乡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求生存，他需要直面的是无形中将他淹没的城市社会的洪水。人的天性是永远求索更高的圆满，现世所创造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让人的欲望得到最终的满足，因为人也在不停地提高，不停地扩展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事实上，城市这一社会发展的客观现象，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起来，是高于乡村文明的，但它不可能是个十全十美的天堂。
变型二：反抗制作世界
美国后现代文化评论家丹尼尔·贝尔把有史以来的社会形态分为三种：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对付自然(game against nature)，后工业社会的生活中心是服务，包括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的服务，所以它的主要标志是处理人际关系(game between persons)。“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商品，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制作的世界(game against fabricated nature)，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机器主宰着一切，生活的节奏由机器来调节。时间是有年月顺序的，机械式的，由钟表的刻度均匀地隔开”。[4](P198)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城市显然已经进入了工业文明的势力范围，在毫不经意中我们踏进了制作世界的喧嚣之中。我们居住的高楼大厦，是规格化和预制件的拼装；穿的衣服，是大批量生产的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制式的服装（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的穿着常被流行和时尚所左右，比如从大裆裤到喇叭裤，到直筒裤，到瘦腿裤，再到萝卜裤或宽松裤——其实就是大裆裤的发展和流变）；吃的食品也越来越多地被食品加工厂的方便包装品所代替，诸如快餐的流行，连锁店的兴旺等等。至于我们日常生活使用的东西，小到一只扣子，大到冰箱电视，几乎全是机器生产的商品，它们没有个性，没有特点，有的是相同的使用功能和大同小异的外在形式。这些经过制作的物质存在正一步步充斥我们的生活空间。还有在现代生活中影响巨大的视听媒介，对我们的危害更大，它把自己的意志不断诉诸公众的感官，制造出快餐盒饭样式的流行文化，神不知鬼不觉地日益左右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成了统治人们的新的专制和独裁。处在工业社会的制作世界里，城市人变得越来越缺乏独自行动的勇气和面对孤独的力量，而且，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密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人的个性逐渐被粉碎，成为空气中漂浮的粉尘，或者规格化的人形动物。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单向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屈从于制作的压力成为制作世界的又一成果，或者反抗制作世界，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恐怕二者必居其一。这就是现代城市人除了城市的习俗和传统外，所要正视的另一个问题。
反抗制作世界这一情感模式可以看作反抗城市这个模式的子模式。反抗城市不仅包含了反抗城市的某种心理状态，走出特定的城市社会，也意味着反抗缔造了城市的机器世界即制作世界，这两者与城市本身都是不可分的。不过本节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走出城市社会着眼于城市在纵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不良习俗，反抗制作世界则关注着城市在横的繁衍时产生的负面效应。我国城市远不如西方的发达程度高，城市化强，但这些年来，我们已经足可感到制作世界逼近的身影和粗重的喘息了。反抗制作世界这一情感模式在后新时期城市小说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证据。
惯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先锋的创新意识独步文坛的剧作家沙叶新，在1985年写了一篇没有引起人们重视但却相当有份量的小说《有奖阅读小说：他和她》。这篇短小的作品以鲁科和女友佳佳在公园里的恋爱开始，把这一事件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中间杂以香水、牙膏、眼镜的广告，极其自然地使其成为鲁科和佳佳在公园恋爱的链条上的一环。作者漫画化的表现手法，在让人觉得幽默滑稽之余，也不禁发人深省。制作世界的噪音无所不在，商品社会的触角无所不至，城市人身陷其中，已经到了逃无可逃、躲无可躲的地步了。鲁科和佳佳到公园为的是享受一下都市里难得的宁静和悠闲，没想到在这似乎应该是静谧的地方也充满了广告的喧嚷和制作世界的干扰。现代城市人的自然人性随着城市的进展，制作世界的发达，所能保存的日渐减少，与我们生活的地球也愈加隔膜。城市在地球上，城市人生活在城市里，但城市人经常觉得自己好像是生活在另一个地方。魏心宏的《我是城市人吗？》与其说是对自己是否城市人进行质问，还不如说是对自己是否仍是地球人的反思。对生长在城市里的“我”来说，地球上的许多东西，如植物、气候等，在“我”眼里只剩下了一个空洞的概念，“我”不知道花的品种，“除了花之外我还有两样不分：方向和节气。”这种悲哀是众多城市人所无法回避的，然而这些就是城市人的特征。在制作世界的供养下，城市人的行动能力迅速的萎缩了，“我”学习修理马桶，可经过修理的马桶依然漏水，“我”学习木工，打造了一个碗橱，但刚把它挂在墙上，它就砰然跌落，碎成一堆。这就是一个城市人，也是一个“残废”的人。这样的“残废”还在不断增加。刘索拉《蓝天绿海》中的女青年蛮子和“我”就在坚决地对抗着这个不正常的城市世界。“我”对制作世界的恐惧与憎恨显露无疑，“至于那个磁带封面上的蓝天和绿海，经过复制后肯定会变得像宣传画。一想起在那张磁带封面上，我将穿着那件黄衣服冲着所有的人大笑，我觉得我很做作。同样一张相片摆在我的影集里，与摆在广告橱窗或登在什么出卖物品上，感觉不大一样”。本真的东西经过“制作”后成为商品，它自身的价值就已经丧失了，因为这是经过伪装的做作。城市人的真诚被亵渎，作为人的纯洁也被污染，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外在于光天化日之下，蛮子即是为了挽留那真实的“蓝天绿海”被城市冷酷无情地吞没了。“我”也和蛮子一样，坚持流浪演出，不向商品化模式化的所谓高雅艺术的演出形式低头，并因此感到“欣喜若狂”。在小说中，反抗制作世界，反抗城市对人的磨蚀，保持人的个性，以免成为“单面人”，成为城市和工业文明的牺牲品，似乎是城市人的一种宿命。
遗憾的是后新时期城市小说中敏感地触及制作世界的作品并不多，这也许和我国城市的现实和人的意识有关，但时间的流逝将会把反抗制作世界这一情感模式推向潮头，予以更广和更深的摹画。
变型三：桑丘·潘沙，无奈的选择？
在这个无法用美好或糟糕字眼形容的时代，打开窗户，视线被一排排制式的楼房无情地截断，走到户外，随处可见垃圾发出刺鼻的异味，天空中飘荡着乌浊的云彩，地面上是无数释放噪声的机器，水面上飘着一层肥腻的油花，疲于奔命的工作，紧张不堪的生活，还有城市畸形的精神和物质产品对人的挤压，以及强烈的刺激，使人在清醒时刻肝肠寸断。张洁在《他有什么病？》里形象地描绘出了现代城市人的躁动不安、心理焦虑、神经紧张和由此而来的变态行为。胡立川大夫在机场候机时行为发生错位，把手中的钱包扔到了痰盂却把燃烧着的烟头塞到裤子口袋；侯玉峰大夫在噪音的侵扰下逐渐丧失理智，忍无可忍地和发出噪声的小木匠拳脚相见；看守太平间的“喂”与疯老婆疯女儿变态乱伦的生活；陈主任的老婆暗渡陈仓与人私通，女儿陈幺妹玩世不恭，行为乖张；大学德育老师辛苦异常却毫无意义地消耗自己的生命，这些事情好像彩色的颜料瓶打碎后混在了一块，难分彼此，构成现代城市生活的一幅纷扰喧闹的画面。在这里，美和善都隐忍不见，盈目塞耳的除了一片嘈杂外还是一片嘈杂。人在这种环境里这种情况下简直痛不欲生，几乎个个都要疯狂。西班牙精神病学家洛佩滋·伊帕尔在谈到我们时代精神病急剧增长的现象时说：“当今神经质的、想入非非的堂吉诃德愈来愈多于无忧无虑、饱食终日、知足常乐的桑丘·潘沙。”[5](P27)在城市的覆盖下，人们再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着得意忘言的生活了。机器世界的倾轧，已经把人们浇灌精神之花的闲暇和雨露挤得一干二净。它的灿烂的光芒无情地炙烤着人们的心灵，如果不善于保护自己，那么心灵之泉的干涸，就是走向崩溃和疯狂的第一步，最终的结局，自然是堂吉诃德的孪生兄弟。也许还有一条相对比较好的出路，那就是打上一把伞，把自己遮挡起来，做一个“无忧无虑、饱食终日、知足常乐的桑丘·潘沙”，借以保护自己的心灵之泉。面对城市的挑战，这不是一种外向昂扬的进攻方法，而是一种内向的、低调的、退守的途径，多少有些灰色，但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进一步讲，这也是现代人为了使自己不至于泯灭在城市的无声无息的焰火中，所作出的曲折的反抗。
作为一种情感模式，它主要见之于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前期出现的城市小说中，而且大多是知名的青年作家的翘楚之作。如王朔的《浮出海面》、《橡皮人》、《玩主》等，池莉的《烦恼人生》、《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等，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方方的《白雾》、《白驹》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其中就情感模式而言，王朔、池莉的小说则更为典型一些。王溯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游移于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年轻可爱不务正业，没有体面的工作，只有体面的穿着，幽默的谈吐和快乐的青春游戏。《浮出海面》里的石岜是个无业青年，《橡皮人》中的“我”是一名投机倒把的走私分子，《玩主》里的于观、杨重和马青干脆开了个令人捧腹的“三T”公司，调侃社会和人生。他们没有贫穷的煎熬，世俗的烦恼和精神的苦闷，有的是豁达的人生态度，乐观的生活情趣，他们没有更远的生活目标，现时的欢乐已足够他们享用，他们以智慧的幽默化解生活中的困窘、压力、难堪等，并使之成为自己生活的目的。比如《玩主》里于观在“三T”公司接待一个觉得“活着没劲”的汉子时，劝他想开些，因为“个人的幸福要依赖社会的进步”，要他“沉住气”，用空泛却实在的说辞来调侃现实生活的缺陷，即使没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不由得让人在精神上为之一爽。又如当刘美龄因受失恋打击而心情沉重难过时，于观劝她振作起来，“好好活着，气气他们”，把痛苦巧妙地转移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获得了桑丘·潘沙式的快乐。他们行走在城市社会的边缘，避免了现有的生存困难，所以他们活得无忧无虑，成了愉快的桑丘·潘沙。
池莉的小说人物与此不同，他们大都在城市的照拂下生活，由于缺乏冒险精神和超越现实的勇气，他们不像于观们那样踩着高跷行走在城市的真空地带，且富有行动感。他们是谨小慎微的小市民，是一群经不起折腾的人。《烦恼人生》里印象厚在生活工作的挤压下，慢慢褪去了坚强的棱角，不敢也不愿再与社会抗争，他不再对诗和文学感兴趣，还强迫自己忘记了昔日的恋情和爱人。他不想再增加自己的痛苦，他想和不懂爱情的头发像鸡窝一样的老婆、活泼的儿子过上幸福的知足常乐的生活。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年轻的大学生夫妇小林和小李在刚踏入城市社会时，也曾挑灯夜战过，可随着生活的深入，豪情渐失，选择了桑丘·潘沙式的人生，过起了和乐的小日子。可实际上，不论是于观、印家厚，还是小林夫妇等人，他们虽然过着“知足常乐”的生活，但也不时地想起自己并不是桑丘·潘沙，而认为这只是不得已为之的选择，心中一息尚存，还能苦苦地维护着自己的最后防线，常常在城市的淤泥中，“浮出海面”，保持着自我可怜的属性。但到了《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这点最后的挣扎也消除殆尽了，猫子、燕华们已经完全与桑丘·潘沙认同，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单面人”。他们会为了一支体温表的爆破激动不已，为远不可及的国际新闻议论纷纷。还有把谈论小吃作为一种人生享受的许师傅们，浑然不晓堂吉诃德的痛苦，生活在他们看来，无时无刻不充满了欢乐的内容，炒菜做饭，乘凉，逛街，聊天，无一不使人兴趣盎然。他们似乎比桑丘·潘沙还像桑丘·潘沙，城市社会对人的压迫，制作世界产生的恐惧，他们都充耳不闻，视若不见，桑丘·潘沙式的保护衣将他们安全地围裹起来。其实说得残酷一点，他们已与桑丘·潘沙合而为一了。麻木，是他们最好的写照，也许有时候抗争的方式没有必要过于激烈，但假使人人都以桑丘·潘沙为楷模，那倒还不如出现几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来。与城市抗争，不管是采取比较极端的方式，走出城市社会或反抗制作世界，还是化作桑丘·潘沙，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人作为人所拥有的因素在越来越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压力下不至于沦丧。城市依然在繁荣，在兴旺，而人们的情感也在不断地发展，相信以城市为题材的小说也会在将来出现更多的可能性。
收稿日期：2000-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