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言的修辞风尚及其美学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魏晋论文,美学论文,风尚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清言”是中国中古文化史上出现的一种独特的言语活动和现象，通常称为“魏晋清谈”。这里用“清言”，并非源于对新术语的嗜好，而是“清言”与“清谈”相比较，兼有名词和动词的双重属性，它兼有的名词属性使人们可以更多地关注清谈活动的语言特点。
清言，也并非新创，这一术语在魏晋时期使用得很广泛。“相见得清言，然后灼灼耳。”(《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辂别传》)；又如：“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五更。”(《世说新语·文学》二二)“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啖清言而已。”(《世说新语·简傲》三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好《易》《老》，善清言。”(《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阮修传》)“最有操行，能清言，文义可观。”(《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等等。在现代学界，也常用“清言”来指称魏晋时期这一学术思辨和公共言语交际活动。
关于“清言”(亦称“清谈”)的来龙去脉，钱穆先生在《魏晋清谈》一文中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诸贤，闻声继起。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沿袭，直至隋业一统，始见肃除。”①
相对于以往士文人的言谈，“清言”的内容不带有世俗性和功利性，主要是对宇宙人生等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在形式上，“清言”重视语言表达艺术，无论谈玄论文抑或品人，清谈者都十分注重言语修辞和风度举止，追求语言表达的机智和唯美，彰显了一种崇尚思辨、追求智慧、重视审美的时代新风尚。范子烨先生对这一言语风尚有生动的描述：“参加这样的辩论，不仅要理义深刻，而且要言辞雅致，否则就难以称雄致胜。出于清谈的实际需要，魏晋士人特别讲究辞喻，推重辩才。所以在当时无论是身居庙堂之高的君王，还是处于江湖之远的幽人，莫不修辞设喻，追求叙致精丽的表达情调，具体说来，那就是追求措辞的新奇和语汇的富赡”，“日月星辰，草木禽兽，都是平常的自然景物，而一经清谈家们道出，即异彩生辉。”②
从修辞学的角度而言，清言关注的重心有一个由“理”到“辞”的演变过程。
首开清言之风的是正始名士，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条认为：“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者也，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从正始开始，士文人清言以“理”的辨析为主，即所谓“名士相聚共谈析理”，所谈内容侧重于以“理胜”为目标。由于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正始竹林名士的影响很大，其所开创的清言之风从内容到形式对西晋社会都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因此西晋的清言基本秉承着正始的理路和风尚，但少了正始清言的激越和深刻。至西晋元康清谈中诞生的郭象哲学，以本末体用观念，将社会伦理道德解释为生命自然的外化，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命题，在玄理的探讨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正始至西晋清言的文化内质是道家文化，因此在风格上崇尚清简，加之当时推崇“得意忘言”的思维理路，因此这一时期清言在语言表达上往往追求“清辞简旨”、“言深旨远”的表达风格，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要能片言析理，追求语言高度简练而又隽永传神，通过有限的言象传递出无限的意蕴。这一语言理路，催生了一种清微简远的言说风格。清微简远，在语言上讲究的不是偶整、蘼丽、繁缛；而是洁净、洗练，含蓄中传达出悠远的意韵。
至东晋时期，东渡士文人在化解了亡国的伤痛后，又在江南的青山绿水中复兴了清言之风。但此时的清言不再单纯追求以“玄理”服人，关注的重心开始逐渐向审美的一面倾斜和转化。比如一场好的清谈，各方的形象风度、表达技巧和语言文采都很受重视，从《晋书》和《世说新语》所记载的清言条目看，东晋时期的清言，显然比此前的清言更多地涉及修辞问题。《晋书》卷四二《王浑传》附《王济传》载：“济善于清言，修饰辞令，讽议将顺，朝臣莫能尚焉，帝益亲贵之。”作为清言之渊薮之《世说新语》则提供了更多的佐证。“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世说新语·品藻》四八)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包括声调抑扬顿挫，和畅悦耳和词语准确犀利，是属于修辞部分，是“清谈”的形式；“往辄破的”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说的是清谈的内容。刘惔和王濛都是东晋清言名家，从王濛的评价中我们看出，此时“理”与“辞”是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的。再如“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才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世说新语·文学》二八)殷浩清言往往是“既有佳致，兼辞才丰蔚”，因此，欣赏者众多，名气很大，《世说新语》对其清言情况的记录也比较多。又《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凝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世说新语·文学》五五)此时，清言中的“叙致”、“才藻”、“意气”、“才峰”等等这些修辞要素在清谈过程中都变得非常重要，常常成为人们品鉴和欣赏的重点，如王羲之本来对支道林是很冷淡的，后来听到支道林讲论庄子的《逍遥游》，“才藻新奇，花映烂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文学》六三)。“辞与理竞，词胜而理伏”成为此时清谈的上佳境界，甚至有时这种公共言语交际活动甚至完全变成言辞的角逐，而成为一种公共审美活动。如“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部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四十)
在东晋时期，清言的音色、韵律、节奏、声气以及言者的风度等修辞因素都很受重视和推崇，听者往往全然陶醉于审美中，而忘却“辞中之理”。此时“辞”的因素往往超越于“理”之上，成为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审美对象。唐翼明先生在《魏晋清谈》中讲：清谈是有一套严密规矩的，言词非常之讲究，不是一般的聊天，是很精美的言词，讲究辞藻的美丽，还要讲究声调的美丽。而且人在清谈的时候还要讲究风度之美。③唐先生所言似乎更符合东晋清言的实际情况。就学界对东晋清言的普遍看法而言，东晋清言往往因为“为谈而谈”，而更多地承受着“清谈误国”的诟病，但从语言学、修辞学的角度而言，东晋清言倒是更值得关注和研究。
魏晋清言的修辞风尚，带动了整个社会对语言思辨能力以及言语修辞的重视。如果说清谈主要局限于贵族沙龙里的活动和王室组织的娱乐仪式，那么，清谈所带来的影响则走出了沙龙，渐渐渗透日常生活。魏晋时在宫廷问对、日常交际中都非常重视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语言能力在人的诸多能力中凸显出来，成为一个广受重视的社会问题。“言谈中不仅要求寓意深刻，见解精辟，而且要求言辞简洁得当，声调抑扬顿挫，举止挥洒自如。受此风影响，士大夫在待人接物中特别重视言辞风度的修养，悉心磨炼语言技巧，使自己具有高超的言谈本领以保持自己身分”④。整个社会也崇尚能言善辩，善于言谈应对之人，追求语言的机智和唯美。有些人往往因其机智的幽默，或富于文采的语言而在当时成名。
从口语交际的修辞传统而言，与古希腊时期一致，我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很重视言说论辩的艺术，先秦时期一些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时精心结撰的精彩辩说至今一直闪烁着光彩和魅力。但与古希腊重视朗诵、演讲中的语言修辞不同的是，先秦士人的精彩辩说更多注重的是政治策略，而不是言语修辞，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并不太关乎语言的政治修辞。此时，语言修辞尚未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到了汉代，在口语表达的修辞方面，并没有明显的进展。与儒术的兴起相伴生的经学章句学的考证使汉代仅有的修辞，基本都隐含在文学的或史学的叙事中。倒是到了汉末，清议和人物品评之风盛行。二者都属于社会性的口语交流活动，虽然文采依然不是表达的重心，但随着政治目标的减弱，“语言”的节奏和结构之美渐渐地有所呈现。但从修辞学的角度而言，尚未进入自觉的探索过程。
魏晋时期，清言的出现和流行，开启了自觉的言语修辞风尚，修辞的重心由先秦时期的重“策略”转向了重“言说”。首先在语音方面，言者要能“辩答清析，辞气俱爽”(《世说新语·文学》二九)，“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世说新语·文学》一九)。余嘉锡先生说：“晋、宋人清谈，不惟善言名理，其音响轻重疾徐，皆自有一种风韵。”⑤在此前的口语修辞传统中，这种富有自觉意识的语音修辞，未曾被言及。其次在词藻以及语言表达艺术方面，语词的平仄对仗、用词遣句，言语的品位格调以及言者的风度举止等等这些修辞问题都成为名士清言中关注和重视的问题。这些对六朝晚期出现的声律、用典、对偶与词采高度成熟、意境优美的五言诗与骈体文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促进汉语语言的成熟和雅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推动。罗渊在《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中曾指出：从前秦到汉代到魏晋，中国的修辞学经历了从“自然发生”到“自觉探索”的过程。⑥
但是很遗憾，中古“清言”中的修辞现象，在语言学和修辞学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中国修辞学没有形成西方修辞学研究中的演说和论辩传统，修辞研究主要以传统中国留下的大量诗词歌赋文章为基本原材料来构建汉语修辞学，因此我国的口语修辞传统尤其是魏晋清谈中的修辞现象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其实，口语交际和交流作为最重要、最直接也是使用最多的交流方式，是人类交流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更为切近，它在文化传播和沟通方面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大于书面语言。口语交流中“语言”的品位格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最直观地显现出一个社会的文化底蕴和文明程度。但一直以来，在我们的文化观念里，并不重视口语交流中“言语”的修辞问题。这可能与中国几千年来的语言观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是在道家的老子那里还是儒家的孔子那里，都不提倡对口语语言表达形式美的追求。
老庄对日常交流所使用的口语都持一种朴实的语言观，儒家的孔子和道家的老庄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一个人的语言和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语言不一定反映一个人真实的内心和实践能力。故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他很反感于夸夸其谈以及对语言的过度修饰。在老子和孔子看来，一个在日常生存中过度重视语言技巧的人不是那么可靠可信。孔子是更为矛盾的，他深深知道语言能力在生存中的重要性，因此在他的教育中有专门的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教育，教育弟子说话要讲究辞令，写文章讲究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但孔子也注意到了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语言过于辞令，太能说也不是好事，所以他讲“巧言令色鲜仁矣”。提倡“敏于行而讷于言”。在表达上主张“辞达而已”。整体而言，儒道两家对日常生存中语言的技巧和修辞基本都持否定的态度。这种语言观的影响颇为深远，
可以说在口语交流的原则上，我们几乎一直秉承着“辞达而已”的信条，口语中的修辞被当成辞令，“美言”被当成一种形式主义，始终处于被贬抑的状态。对口语交际的修辞传统缺少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在这层意义上，魏晋清言的美学价值应该得到重估。
①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1页。
②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③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④许绍早《世说新语译注》，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⑤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⑥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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