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口论》与“批马运动”始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论文,始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他利用外出视察之机，详细地做了社会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认真研究，针对当时的人口现状，写下了重要的学术著作《新人口论》，提出要“控制人口”。然而遗憾的是，马寅初这一从中国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非但没有得到落实，反而却因此使他蒙受不白之冤，从而导致中国的人口膨胀，使国家背上了更为沉重的负担。
“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冲破经济，冲破一切。”
1954年，马寅初被选为浙江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年春，他去浙江等地视察，连续几天他跑了许多县、乡和村。他的家乡嵊县，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一派安定景象。但同时他也发现一个令人不安而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农村儿童特别多，尤其是在家乡，当看到他的侄儿大大小小共有九个孩子时，马寅初深感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在老家浦口镇的一次基层干部座谈会上，一开头他就自言自语地连说三个“不得了”。开始，在座的干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后来才弄清楚，原来马寅初发现农村孩子特别多，说明解放后人口增长过快，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他还多次向陪同他的浙江省有关领导说：“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冲破经济，冲破一切。”“中国人口多，土地少，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多少年以后，如果生产跟不上去，国家就很难富强。”解放后广大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这当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由于科学文化落后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儿孙满堂为一般人所向往，普遍希望儿女双全，甚至还要加上百分之五十的保险系数等等，这样人口很容易过快增长。对此，马寅初很是忧虑。
马寅初通过深入基层得到第一手资料，并掌握大量的数据，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国人口增长率实在太高了，每年要增长千分二十二以上，甚至可能达到千分之三十，每年净增人口达一千三百万之多，相当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一国的总和。他还对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作了具体分析，认为与实际有出入。他感慨地说：“每年增长千分之二十，如果是一个小国，绝对数还不算太大；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给它乘上的基数是六亿，其得数就大得惊人了。我国每年净增加的人口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的国家。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还只靠天吃饭。试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用怎样的速度来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才能跟上如此高速增长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呢！……
从浙江回京后，他对秘书讲，这次视察看到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令人欣慰；但是农村孩子太多，这又不能不使人担忧。因为我们是在国民党留下的那个烂摊子上建设，不可能一下子发展很快，如果人口不加以控制，将来国家负担会很重，势必影响工业化。从这时起，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就在酝酿形成之中。
经过充分准备，《新人口论》发表
1955年，马寅初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的调查材料，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为了慎重起见，他先将发言稿交浙江人大代表小组征求意见。但是，除少数人表示赞同外，多数人摇头或不置可否。一些人认为他的主张是马尔萨斯的一套，或者说尽管其看法与马尔萨斯有所不同，但思想体系恐怕还脱不开马的巢臼。马寅初从这些不同意见中，知道当时的气氛还不宜讨论这个问题，便主动把提交大会的发言稿撤了回来。但他并不因此而灰心。他继续调查研究，并找了老朋友竺可桢、柳亚子、马叙伦等人交谈，还亲自到浙江大学找人座谈，征询意见，为人口问题提案作进一步准备。
次年，马寅初又去上海、浙江等地视察。这次他改变了调查方式，采用一问一答的直接对话，用速记法录下。他共视察了十个县市，约2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渔业合作社，一再询问人口与生产的关系，提出生孩子多应该征税的主张。他认为，生两个孩子比较好，生三个孩子的就应征税，生四个孩子的就应征重税。马寅初把这次视察中所得的材料整理成“视察中的八个印象”的发言稿，于当年6月21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发言。
1956年中共中央制订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同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他看到党和国家开始重视人口问题，感到格外振奋，认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时机已到，并在同年3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就“人口控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
1957年3月31日，马寅初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着重谈了控制人口问题。他强调，今天我们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那么，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要比人口增长得快，方能达到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目的。又因为我们中国科学落后，因此，我们就要一面控制人口，一面发展科学。他最后说道：“在中国控制人口必须用政治力量才能达到。因为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生育也必须要有计划。生产和人口这两件事必须同时关注，否则就要给计划经济带来很多困难。”其后，他在接见《文汇报》记者时又说：“时间过去了两年，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他再次提出：“必须有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我们既然认识到教育是国家的事情，那么生育同样是国家的事情。”在谈话中，马寅初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认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是维护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而我们是为人民，为了自己的政府，是从爱人民的角度出发，是要我们的人民生活得幸福，让国家更繁荣。
同年4月，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公开发表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以大量具体的调查数据和生动有趣的比喻，阐述他在人口问题上的见解。6月，马寅初将这次报告稿子加工整理，先写成书面发言稿，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然后又在7月5日《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他在文中警告说：“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1958年2月，在召开的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他还就节制生育问题作了专题发言。
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的骨气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有人传出要批马寅初，报刊上有些文章也已不点名地对他进行批判，更有甚者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为此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总理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马寅初这才得以幸免。
1958年5月4日，是北大60周年校庆，全校喜气洋洋，作为校长，马寅初也不例外。可在庆祝会上，陈伯达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说什么“马老要作检讨”。7月1日，号称党内“理论权威”的康生到北大作报告，他阴阳怪气地对台下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此后，声势浩大的批判开始了。北大校刊和学报连续发表了18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与此同时，全国数十家报刊，也陆续刊登了近6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讨马”运动。面对“理论权威”的淫威，马寅初气愤地说，“有人称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是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上半年的批判虽然来势凶猛，但基本上还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马寅初一如既往，不气馁，也不轻易苟同，对那些批判文章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写的，只要有合理的部分，他都虚心接受。但同时，对于那些不符事实的攻击，他则毫不客气地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1958年至1959年，他连续在《北大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一方面应战，一方面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抱定信念，在人口问题上“决不后退半步。”
1959年12月，马寅初在给《新建设》撰文时说：“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评者们投降。”他又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在《新建设》1960年1月号刊出。可这篇文章还未发表，就传到康生手中。善于打棍子的康生，直接插手，亲自部署批马运动。他对北大当时的领导人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门上去。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在康生的煽动下，从1959年12月24日至1960年1月中旬，北京大学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的高潮。几千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北大校园，包括马寅初的住宅燕园63号也不例外。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召开了三次，还精心组织了一次二百多人参加的面对面的批判会。与此同时，校内外各种刊物上发表了83篇批判文章，硬说他的“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假学术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等等。甚至说马寅初“历史上几十年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顶顶大帽子，几百篇以势压人的无理文章一起向马寅初袭来。
面对气势汹汹的文字围攻和政治上的压力，马寅初襟怀坦荡，无所畏惧，据理力争。他坚定地说：“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据不在外国的书本上，乃在中国人民的心理上，广大群众对人口问题到底怎么想，是不是还要‘儿孙满堂，五世同昌’呢？是不是还在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呢？还是情愿少生几个来提高自己和子女的文化物质生活呢？我们要做一番调查、分析和研究工作，不能任凭感情来发表意见。”他还说：“人口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总感到在人口问题上政府负担太大，发展下去，将来会给政府带来更大困难，我研究人口问题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是为了自己，现在有人却说我是想出风头，其实风头我几十年前就出过了，这是生死斗争。有人说我是在用人口问题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几十年前救了我，使我多活了几十年，我怎么会反对共产党？！我是为党为国家着想。正因为相信党，拥护党，我才这样重视人口问题。”他自感并不孤立。《新人口论》发表不久，就接到来自全国的四十多封支持者的书信。1958年前后，报刊上仍有支持他的观点的文章发表。后来，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很多支持者不能公开发表文章，就只能以写信的方式给予支持和同情，有的甚至不敢署名。马寅初非常理解他们，他捧着一封封充满同情的来信，似乎感受到了每一位来信者滚烫的心。马寅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认定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深信真理在自己一边，他声明：“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写报告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还准备让浙江省撤销他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其后不久，马寅初的名字在学术论坛上消失了。但中国人口还在继续增长着，人口问题愈加严重。二十年过去了，历史终于恢复了马寅初本来的面目，他的《新人口论》的真理性终于得到了验证。1979年，马寅初得到了平反。1980年3月，他的《新人口论》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初印万册销售一空，后又不断续印。这是马寅初晚年的第一快慰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