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百年与政治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北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九八年，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简朴地庆祝了恢复建系十周年。十周年系庆在北大确实不值得肆意张扬，但追源溯始，政治学系已有九十六年历史，是北大“最老的一个新系”。回首百年风雨，该系萧超然教授等人编写了一本《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史（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可惜，《系史》没有公开印行。书中蕴含了一代代政治学者治学的艰辛，也跃动着当代学人真诚的反思。毕竟，北大是中国政治学的发源地，也是学者寄望发展的重镇；一叶知秋，“政治学与北大”可谓“政治学与现代中国”的缩影；政治学的兴衰浮沉，正是学术与政治互动的典型案例。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政治学发轫于西方：一八八○年十月，美国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一般被视为政治学学科独立的标志。政治学不久乃随西方文化东来。
但萌芽期的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大异其趣。京师大学堂于一八九八年随戊戌变法而创立，其仕学院就设有政治堂。大学堂设有七科三十五目，其中政治科下分政治学、法律学二门。到了一九○三年左右，政治门课程已粗具轮廊，主课有政治总义、大清会典要义、各国法制比较、各国理财史等。一九一○年三月，分科大学（即本科）开办，政治门首次招收本科生。——此实乃全国高校政治学科之滥觞。不过，仕学院之设，原是让举人、进士出身的京曹入院学习，政治学课程的设置极为简单保守，并非要赶时髦紧贴西潮，尽管教员不乏留学回国者以至日本教授。
京师大学堂于一九一二年五月改名为北京大学。一九一六年底，蔡元培先生出任校长，促进北大的革新，以“兼容并蓄”为办学方针，大力提倡学术研究，使刚刚易名并且定为本科四年的北大政治学系得到稳步发展。这期间，教授阵容鼎盛，有不少日后我国学术界或政界的知名人士，例如陶孟和（曾任中科院副院长）、王世杰（曾任台湾中研院院长）等。李大钊于一九二○年任政治学系教授，先后讲授过“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系内课程逐渐多元化，有“政治学”（英文选读，张祖训讲）、“新俄法制及政治”（陈启修讲）等。必修课中更有一项名为“演习”，又分研究及译书二种。前者由学生选择题目，请教员批示研究材料及方法后自行研究；后者由学生选择一种外国书，请教员批示翻译方法及参考材料后自行翻译；学生须轮流上堂作解说，再由教员及同学自由质问，据此评定分数。该系师生还积极组织学术团体，如由教员组成的政法学会和学生发起的北大政治研究会，说明他们均未因时局动荡而稍减研讨学术的热情。
蒋梦麟出任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改革，政治学系进一步发展壮大，课程洋洋大观，除专业课外，还包括钱穆的“中国通史”、陈同燮的“西洋近百年史”、许德珩的“社会学”、周作人的“经济思想史”等。各教授所布置的参考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包括英、德、法、日诸语种，不但反映教授本身的学养，也显示他们对本系学生的外语水平满怀信心（规定本科生要学习第二外语）。这些书目又兼顾各类观点的著作，既有马克思也有韦伯，充分体现北大的“兼容并包”。此外，北大教授既不喜欢照本宣科，亦不要求学生硬背死记，例如张忠绂教授为“行政学原理”试卷命题，题目有“关于本课程之参考书曾念过何种，能简略叙述其内容否？”，完全是敞开式（open—ended）试题， 任由学生自行发挥。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合组西南联大，导致当时国内实力最强的三个政治学系结合在一起，无论教授阵容、课程设置及教学水平，皆可谓空前绝后：教授多为海内外知名人士，如北大的钱端升、崔书琴，清华的张奚若、萧公权，南开的王戆愚、罗隆基等，堪称群星荟萃；毕业生的成就亦不容小觑，如邹谠（芝加哥大学教授）、陈体强（我国国际法专家）、赵宝煦（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等足资为证。当时有人戏称大学的政治系为“升官系”，但历届系主任都坚持以政治学系作名称，强调一个“学”字。张奚若对学生说：“毕业后希望你们能继续研究政治学。……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表明了该系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
一九四六——一九五一年是北大政治学系的新旧交替期。一九四六年十月，北大复校，胡适任校长，政治学系归属于法学院，教授阵容依然鼎盛，课程设置亦一以贯之。然而，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使北大以至全国的学术生态环境随之改观，政治学系也因应政治形势的突变而改革课程方案，突出表现在“一破一立”：以西方政治为导向之课程相继取消，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跃升为主导课程。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迅速取得了支配地位；从此，学术定于一尊，而政治学的内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更大的灾劫始于一九五二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于照搬苏联模式，认为政治学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各大学的政治学系一概撤消，师生纷纷被迫改行。可是，到了一九六○年，中苏分歧公开，为培养既懂马列主义、又擅长写作的“理论秀才”，北大奉命重建政治学系，但课程仅包括“形势与任务”、“汉语习作”、“俄语”等，政治实用主义主宰了一切，可谓徒有“政治学”之名，而政治学系在一九六三年被并入国际政治系后再度声沉影寂。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凡事皆讲求“突出政治”，但政治学却苦无立锥之地！
一九七九年“拨乱反正”，北大于一九八二年在全国率先设立政治学专业，一九八五年又获准设立首个政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一九八八年正式成立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至此，政治学完成了在北大的重建。
一个世纪以来，政治学在中国历尽艰难曲折才取得一些发展，难道是中国不需要政治学？政治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决策的过程；政治学要探讨社会公共权力的形成、分配和运用；社会公共权力的主要表现是国家，所以，国家政权的性质、形式、关系和活动以至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的聚焦点。本来，现代政治学传入中国，正好与中国摆脱封建皇朝的桎梏，谋求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庶几同步；而现代国家的建设，端赖政治理想的树立、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政治人才的培养；因此，志士仁人对政治学寄望甚殷。早在一九一六年，北大法政科教员组织政法学会时就指出：“居今日而欲救中国之危亡，非急造强有力之舆论以促进其政治不可；欲造强有力之舆论以促进其政治，非精研学理、取各种适于国情之真正学说而主张尤不可。”（《系史》）各人积极组织学社，刊行译著，其中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法意》、《社会通诠》等，均为掷地有声的西方政治学名著，影响至巨。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展开，政治学研究日趋昌盛：西方历代的名籍要典陆续翻译出版；我国学者也纷纷推出专著，如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李剑农的《政治学概论》等，对西方理论以至中国宪政均有所论述；陈之迈等人更锐意建立中国的政治学，尝谓“我们生在中国是应当研究中国的政治的，正如美人研究美国的政治一样”。至一九四九年，全国二百所高校中，约有四十所设有政治学系，蔚成风气。可以说，既有救亡与启蒙的笛声高奏，又有学术界的自主推动，使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曾呈现节节上升之势，涌现了一批知名学者和学术专著。
新中国成立之初，要创设一个和谐、稳定、高效能的政权体制，本应大力开展政治学研究；但恰于此时，政治学被取缔。国家机器挟其强制力当然无坚不摧、社会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陈哲夫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用政治空谈来代替认真的政治学研究，用主观随意性来代替对政治问题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是文革十年浩劫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政治学研究横遭腰斩，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三十年空白和遗憾。八十年代初，全国近一千所高校中，仅有三所复设政治学专业，与一九四九年相比是0.3%比20%！至为重要的是历经多次政治运动， 政治理论受到严重的扭曲与摧残；政治学研究的滞后甚至贻害于今，成为改革开放事业的绊脚石！建国已几十年，但社会对政治学研究的认同和支持依旧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摇摆不定：一九八九年底，刚上轨道的《国外政治学》和《政治学研究》相继被迫停刊，政治学者从此失去了发表学术论文的全国性专业刊物。此外，中国政治学会于一九八四年才加入国际政治学会，一九九一年就宣布退出，在对外学术交流上甘于闭关自守。
入门教材最能够立竿见影地反映某学科在一国的现有水平，因为必须有大量的精微研究作基础，才可能言之有物地导人入门。我国市场上不乏《政治学概论》之类教材，但十居其九，都是徒具政治学的术语和框架，实质则千人一面，换汤不换药！以此入手，初学者又怎能窥见现代政治学的堂奥？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是不难理解的；而且，只要不带偏见，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确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证诸西方学术史，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的大有人在，如英年早逝的普兰查斯（N.Poulantzas）以《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等著作而成为西方卓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是，在我们的不少教材中，马克思主义往往变成循环论证、同义反复的滥调陈腔，完全丧失经典作家那种智珠在握、大气磅礴的精神魅力和激进光芒。显然，问题不是政治学研究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而是要避免使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使之沦为窒碍学术发展的紧箍咒。“科学不能容忍用宗教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奠基者的著作。在对他们的著作进行研究的时候，应当分清，什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什么仍是一种假设，什么在过去的年代曾经被曲解和庸俗化，而什么至今仍然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力量。”这是前苏联学者痛定思痛所取得的认识。
但维持学术的相对独立，使其免受现实政治的不适当干预，不应该是一时一地的权宜措施，诚如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所言，“学术是今后树立国家正当性及制定正确政策的基础。建立学术独立的制度与风气是谈政治、讲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北京大学是首创学术独立的学府，政治学系则为学术独立于政治的试金石。”陈哲夫教授语重心长地劝勉师生：“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应该向马寅初校长学习，学习他坚持真理的精神。”诚然，学者应有献身学术的专业精神，但所谓“献身”，仅应限于要求学者为坚持创见和真理而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不是吁请他们哑忍默受任何不平等的政治待遇；否则，对学者本人既不公平，也反映出本国的学术环境仍未摆脱落后状态。国家理应贯彻落实宪法对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的保障，同时给予适当的经济扶持，使学者们能够无牵无挂地沉浸在无涯学海中。“社会不得（无论是否以国家的名义）告诉科学界应当采取何种假设或何种学说。但是，国家也有充分的权力以提供激励的方式表明，它期望在哪个领域或就哪种现象得到建设性讯息。科学界要做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把激励政策中包含的提示变作科研目标。”法国学者让—克劳德·巴塞隆发人深省地揭示了学术与政治互动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