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的声音——对海外大陆女作家的文本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作家论文,文本论文,声音论文,海外论文,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一个空前喧闹纷繁的妇女写作新时代也接踵而来。女性文学专号、女作家文集、丛书、女作家个人作品研讨会，包括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诸如此类，一批又一批，宛如山花烂漫，只见“她”在丛中笑。在这听起来似乎是歌声嘹亮和谐动人的女声合唱中，我们确实看到进入9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坛妇女写作的新面貌。然而我们真正感兴趣的还在于这繁荣背后的客观存在。事实上，我们非常清醒地明白如此强调性别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妇女已经脱离男权文化而昂首独立，恰恰相反，在这或锐利或沉郁或忧伤或奇诡的女性表述中，我们看到妇女艰难生存痛苦挣扎的真实体验。如果说，这批女作家为我们提供了真正可供解读的女性文本，就在于她们更加坦率更加彻底地疏离了传统妇女叙事中的屈从和迎合，以更女性化的自觉和自恋，重新阅读和构造妇女的精神和血肉，妇女的情欲和心灵。同时也以妇女自身的敏感性和价值标准重写这个时代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一群来自大陆被称为文坛的“海外兵团”的年轻女作家的文本。这群青年妇女，既有别于来自台港、移居欧美、定居东南亚的华裔女作家，又不同于与她们联系密切、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陆本土写作姐妹们。经历和教育，造就了她们写作姿态的卓尔不群，因此作品中鲜明凸现出一种执著与超越的创作精神。这一切，是通过她们的图景拼贴和价值杂交的表述方式体现出来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甄别和评判的根据。
一、跨越边界经验
这批目前侨居欧美的来自大陆的女作家，是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出国热潮中，或留学、或嫁人，漂洋过海的。她们生在大陆、长在大陆，伴随着祖国坎坷的命运成长；她们或者经历上山下乡，或者赶上高考，或者作为文学青年进入作家班。离开祖国之前，她们已经作为一名写作者开始出没于当代文学期刊上，甚至产生一些影响，譬如刘索拉、刘西鸿。
时代文艺出版社在1995年乘着世妇会的强劲东风，推出“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即：（美）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法）刘西鸿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美）严歌苓的《海那边》、（英）虹影的《玉米的咒语》、（德）友友的《她看见两个月亮》。除此之外，刘索拉、闵安琪等人的中英文写作也在主题风格上汇入这个写作行列，共同构成“海外兵团”的话语奇观。
来自大陆的这群女作家，作为自觉的出走者、客旅者、写作者，身上的精神烙印显然不同于当年的於梨华、聂华苓、赵淑侠等，那种充满特殊历史背景的“无根”感，寂寞、迷惘、乡愁、幻灭在她们笔下是罕见的。带着第三世界的平民感情跨进第一、二世界的边界体验，面对全球空间大背景与最私人的经验碰撞的高度敏感，她们的写作往往推向一些险峻的区域，把女性的内心生活、生存状况与这个社会的各种假象、各种错位的情景拼贴起来，以充满矛盾和荒诞的言述，质疑与重写、甚至颠覆性地消解了原有的边界局限。拼弃煽情充满挑战，可以说是这群女作家鲜明的写作姿态。
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探讨这样的问题：生存环境移位之后的中国人，尤其是留学生、新移民试图在第一、二世界的“丰裕社会”中寻找第三世界处境所不能提供的一切的过程。这在这群女作家的写作中占了相当的篇幅。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中，那个平庸、温顺的美国青年捷夫是一个“优裕”的象征性人物，而叙事者“我”的背后却是故乡以及童年贫困的阴影。“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叙述的焦点是女主人公伍珍由一个曾经很“革命”的中国知识青年逐步“美国化”的过程，揭示的是一种物质性的生存本质。而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叙述了一个典型的争取绿卡的故事：为居留在富裕的异国而假结婚的奋斗历程；“栗色头发”则呈现留学生在沉浮流转中面临的屈辱经历与委曲求全的生存方式，同样是来自“贫困”的压抑和包裹其中的对西方世界的潜意识的臣服。但与那类以虚幻的浪漫主义来象征中国，同时用实用的商业主义的成功来抚慰自己的畅销书，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不同的是，查建英、严歌苓，包括虹影、刘索拉们的写作，是以一种拼图游戏式的交错叙事，呈现多元文化夹缝中生存焦虑的真实体验。个人的孤独与焦虑、社会景况的动荡变迁、现实与梦境的碰撞、被语言重新构造的本土、尤其是物化时代疲于奔命的女性形象，组成了一个万花筒式的文化杂交的生活和写作空间。因此在风格上显得支离破碎而甚少矫揉造作。青年批评家陈晓明曾一针见血地剖析了这种写作心态：“在内在心理与外在表述之间，在实际操作与想象性的叙事之间，在个人选择与集体文化认同之间，这种‘东方心态’深深地陷入了表里不一、名实不符的困境。这种状况几乎可以在当今中国大陆所有那些强调‘东方性’和‘民族性’的艺术作品和各种文化实践中看到。”〔1〕
时至今日，发达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已经强有力地制约着人们的潜意识。六、七十年代的海外女作家在怀旧的“无根”情绪中，展现的是那种离乡背井谋求生存的彷徨无所适从的人生状态，是抑郁与落寂，是传统中国人在他乡异土的心态外化。而在八、九十年代这一批来自大陆的年轻女作家（其实还包括男性作家），思乡之情、寂寞的感伤不过是转瞬即逝、甚至带有矫情的情绪。她们的笔下，是一种蛮横的潇洒，一种义无反顾的彻底性。本质上讲，在一种经济不平等的世界图景中，个体存在的意义，尤其是性别权力的角色规定，更可能受制于种族／物质权力的模式之中。查建英们的叙事，是处境的必然。时代生活作为历史的元叙事，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拼贴的文化奇观。实际上，她们的笔触，并不仅仅停留于女性自我的心理建构，而是跨越性别的边界、国别的边界、文化的边界，展现出一个流动的、多中心的当代世界景观，凸现的是生存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演绎了一种承认差异、寻找沟通、坦诚合作、文化平等的现代神话。查建英不得不在“丛林下的冰河”中无限感慨：“归根结底，文化是‘泡’出来的。在这个缓慢自然的过程中，你所有的毛孔却得浸到水里。文化不仅有奶血之分，而且许多东西根本学不来。”〔2〕
在性别、国别、文化的边界之间寻找涵容更多更深的经验感受的叙述领域，我以为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3〕是值得关注的一部。 在这部充满隐喻性、寓言化写作的小说中，来自神秘东方的妓女扶桑与白人男童克里斯的情爱关系，与同样来自愚昧落后的国土的黑帮人物大勇的阴差阳错的夫妻／情人／嫖卖的关系是小说主要的线索。而叙述者“我”作为“第五代”的中国移民者、外嫁者，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华裔娼妓扶桑共同构成被视为低劣人种中令白种男人迷恋的东方女性镜象，诉说着拖辫子的淘金男人与裹小脚的卖淫女人，以及“口头上嚷到这里来找自由、学问、财富，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想找什么”〔4〕的当代移民的传奇故事。扑朔迷离的情节，荒诞可疑的情境，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交叠，质询与戏仿，虚拟与考证，抒情与议论，揉合着意义的碎片，撕裂着战颤的血肉，展现的是面对西方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力量东方人的悲哀和羞辱。其书写方式与其说是追溯、记叙，不如说是一种试图在变形的记忆、流言、传说、历史的断篇残简甚至子虚乌有中缝合、连缀、演义、钩玄关于种族、血缘、性、爱、理想、责任等等的记忆与神话的绝望努力。从容的讲述与驳杂的拼图，凸现出对边界经验的极端敏感和叙事风格上的冷峻与冒险性。
作为一群自愿的出走者，她们由世界的边缘（第三世界）逃向“中心”（第一、二世界），企图进入。而困难恰恰在于她们虽然脱离了第三世界的处境，却并不能真正进入“中心”的文化处境中。她们徘徊于“中心”的边缘。因此作为客旅者和写作者，以及不得不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窘迫杂乱的欲望网络中不断编织新起点的女人，她们对伤害的敏感和语言、文化多元性的敏感，对全球公共大空间与个人生活内在化的敏感使她们的写作以一种崭新的面貌体现出独特的意义来。实质上，她们的身份，同样是作为少数族裔、作为来自东方的女性矛盾的、不可调和的双重身份的矛盾。这一点，足以使她们的书写，具备了有讽喻性的尴尬与挣扎的意义。
二、写作作为一种生存方式
语言的隔阂，文化的隔阂，在物质性的生存背后，更危险地威胁着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女性的精神世界。
写作有时候甚至是一种生存方式。
真实的情况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西方，无论如何总是客旅，总是必定悬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客居他乡的她们，一方面面临很强的现实压迫感，是生计、生存；另一方面无可逃避地感受着不可遏制的空虚、孤独的自由，是“失语症”般的惶惑与茫然。而怀念中的祖国，记忆里却总是脏、乱，是物的苦衷与困窘，是疲乏与无奈。因而，作为近几年的华人文学、留学生文学的一部分，她们的文本不可避免地突出了一种全球性的后现代处境，那就是西方霸权底下的双重姿态：贬抑或者顺从。她们也正是在这种后现代的生存境遇中，以写作作为心灵的栖宿地，母语写作暂时成为解脱和超越隔阂、孤独等困境的武器。友友在小说集《她看见两个月亮》的后记中说：“没有语言便无从打工，无工可打，感受又颇多，想找一个发泄的地方，又不能去杀人放火，写作便成了唯一打发时间的方式。……此刻，我坐在一个完全与中文无关的世界。窗外，人声如天书。我完全失控了，恍若悬挂空中。我把听到的都想象成中文，用这个我唯一熟知的语言拥抱自己。”
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她们回避现实、做白日梦的内心呓语。
在刘西鸿的集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我们看不到这位女作家当年在大陆时那种别出心裁的叙述话语，不少篇章是已经发表过的旧作，是依然“青春得满脸青春痘”的少男少女形象。除此之外，就是在西方吃中国菜，在老外家做客，域外街景杂记之类的散文。但正如她自己在“我为什么写作及其他”一文中所说：“写作是写作者的自我需要，……”如同伍尔芙笔下的欧洲十九世纪女性写作爱好者，写作的动机很大成份源于她们内心迫于絮絮叨叨诉说的欲求。
而在查建英和严歌苓的笔下，主人公大都“是一些‘穿行者’和‘游离者’，他们在双重世界中不停地滑动，悬浮于自身的民族和集体经验之外。”〔5〕但又局促于个人无法“进入”文化的困境之中。 这里没有旧梦，也没有理想。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中“我”的前情人D就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终结的象征性符号；严歌苓则在“女房东”、“浑雪”、“抢劫犯查理和我”等不同题材的短篇中殊途同归地为逝去的纯美？超脱？真爱？悲伤地抒情。她总是固执地描述着东西方的文化、习俗、心理、性爱、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冲突、不可调和、隔膜，然而又温情脉脉地展示着本来可以沟通却永远没有到来的真善美的本质特征。
虹影的短篇小说“岔路上消失的女人”同样诉说了一个西方人要求东方人“被看”，男性要求女性“被看”的冲突性故事。双重屈辱与被损伤的身心成为生存的切肤之痛。虹影在这里比刘西鸿目光犀利而深刻的正是她能够将双重霸权话语（西方的、父权制的）下的求生存者的真实遭遇通过小说虚构揭露出来。
事实上的生存状况，正如严歌苓在“失眠人的艳遇”中叙述的“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刚拿到艺术学位，这座五十层的公寓楼上没人认得我。一个占据最小一隅的，出出进进挂着谁也不惹的微笑的东方女人。我教一点书，时而到餐馆打打工，还在美术用品商店干半个售货员。我的收入五花八门，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钱。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劳与寂寞，亦或还有点独享的快乐。”作者塑造的是一个寻代另一份对称、相伴的孤独的“失眠者”“我”。充满着真实的荒诞，守望着内心最后一些指望。这种寻找和守望，就象作者的写作，是生活中一叶负载片刻的孤舟，成为绝望的努力。是写作者既想逃脱又万般无奈依托的宿命。她们用母语叙述人物、性、文化习俗、情感、商品、日常琐事，但最终一无所有。几番挣扎，几番回忆，然后时光在无声无息地流逝。也正是这种具有反讽意义的写作，使她们的声音充满不和谐而显得特别。
她们通过写作展示当下的生存并融入生存，体验与书写着躁动而孤寂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处境。隐藏其中的是面向生存环境移位之后，在文化与性别身份的焦虑中艰难求生的痛苦而真实的体验。写作在一种对现实既回避又照单全收的困境下，只有回到个人经验、个体存在，虚构或转述，使之成为主观的心影镜像，才可能具有在现实中突围和开拓的心灵力量。
三、玩世不恭与精神守望
如果说，解读文本的必经途径是对叙事方式的破译，那么，惯常的阅读经验在这群大陆女作家的作品中遭遇了挫折，正如她们的语言和心智也遭遇冲撞的场景。激情、梦想、期待与世界公民的身份，使她们比一般写作者经历更多更复杂也更难言的反差、混乱、动荡与游离。
本质上讲，文学存在的意义在于沟通，文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人与万物万灵、人与自我心魂如何沟通的问题。而国度，在人类所盼望的沟通中成为一个独特的障碍。这个障碍，是文学不愿意看到的，但它却是事实。
这群来自大陆的年轻的海外华文女作者，正处在这样的生活背景：“家就在你手上，它像两个提箱，五分钟收拾好后就可以上路了，你提着‘家’到处走。”〔6〕表面上是一种“世界公民”式的洒脱自在，实质上却是必须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语言与语言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复合空间里努力寻求生存，寻求呼吸的养分，是一种充满张力与能量的、不间断的突围。
刘索拉以她对语言的敏感和驾轻就熟的把握，对原有的关于自由、传统、语境等概念进行重新清理、省视。她的中篇小说“浑沌咖哩格楞”，短篇“伊甸园之梦”继承了她在国内写作时的叙事风格，在故意表面化的玩世不恭嬉笑怒骂的叙事中，对历史、现实、中西文化相斥相关的循环规则进行不留情面的调侃和冷眼透视。而友友则着意于一些戏剧性的细节，把在国家之外、母语之外的身体和心情不动声色地表达出来。譬如在“恍兮惚兮”中，女主人公看见一个本地姑娘身穿带“龙”字的T恤衫，便“鬼使神差地跟人走了三站地。”；看见中国餐馆的霓虹灯招牌便欣喜若狂。失语与处于异乡的内心紧张焦虑，正是这些貌似潇洒自由来往穿梭于不同文化区域的作者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阅读作为一种体验和理解的过程。我们在她们的文本中发现许多矛盾的叙述和模糊不清、难以捉摸的混乱图景。一方面是物质性时代及处境的包围，是世俗化的争取和捕获；一方面是采用一种“质疑策略”，对成长期所吸纳的理想主义、精神梦想等等进行形象地肢解和捣乱性地重构；或者干脆采用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的古旧题材作荒诞地组合。叙事技巧作为实现某些效果的手段，使故事从一个文化漫游到另一个文化，有意识地破坏了传统的叙述运动，构成了叙事上的大杂烩，同时将作者跨文化的时空经历与复杂心情充分表达出来。
查建英在着力刻划侨居美国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时，表现出她对处于边缘状态下的人们生存的敏感和热情。她将欲望、语言、经验、生存、身体、精神等等多重冲突与对峙通过戏剧化的滑稽的模仿以及王朔式的调侃凸现出来，最终向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新的文化表意，是既媚俗又超脱的价值观的矛盾体现。她的玩世不恭心怀投机聪慧狡黠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充当叙述人的“我”，穿行于新大陆的生活缝隙之间，满腔热情与斗志，希望找到在祖国匮乏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但最终向我们显示的是一切都无所归依无法确定，本来具有迫切意义的生存需求在第一世界的文化处境中显得格外荒诞可笑。通过消解式的言述，查建英的写作表现了文化震荡之后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内心强烈的虚无感，体现着物质性时代可贵的精神守望又暗喻着文化夹缝中的屈从、媚俗无可奈何。这一些，恰恰是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等畅销书中所看不到的。
与这些体验性写作所不同的，虹影采取一种冥想式的叙事策略，在伦敦她所居住的伦尼米德街131 号书房里虚构一个又一个遥远而古旧的故事，涂抹着象头发一样纷乱的意象，借此抵抗着那个“冷漠的国度”的孤独，象卖火柴的小女孩守住那一丁点的温暖。“近年余虹研究”、“玄桥之机”、“玉米的咒语”、“脏手指，瓶盖子”等等，以一种“巫女”般的叙述，把战争、记忆、传说等等个人化内在化，心绪因此飞翔于英伦岛国之外。全球空间与最私人的经验交织而成的修辞效果，在虹影的作品中有相当典型的位置，“一张世界地图铺在地板上。我站在上面，”〔7〕家园之外的家园书写，异域之中的东方冥思， 使虹影的叙述风格在大陆及海外的当代女性文本中显出具有个性特征的“疏离”感。她的敏锐而细腻的观察和记录世界的方式；通过极其复杂的内心折射，外化为结构多重而立体的叙事层，因而使文本获得涵容极广极深的精神性。
叙事方式作为一种艺术手段，表达的不仅仅是写作者的艺术追求。这种带有较强的实验性和流动性的语言策略，实质上也向阅读者显示着她们的言述背景和生活姿态。诗意的崩溃与诗意的构筑，皆表达着心灵里里外外的经历和立场。从而也显示着这群海外大陆女作家有别于大陆本土以及来自其他区域的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心理体验和写作姿态。
四、性爱／性别：个人经验的书写
近几年，尤其是1995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女性写作，从自觉的性别立场出发，利用贴骨贴肉的躯体感觉和私人经验，重新阐述女性的生命与生存，重建新的主体意识。在这里，性别是社会意义上的而非生理意义的。这样一种孤军作战式的女性抒写方式，通过性别矛盾中权与欲、压抑与反抗的叙事，通过带入隐私、身体、知识、想象与存在等方面的观念，通过无历史书写（空白之页）的临时语境，从女性之躯的灵肉中“逼”出的新的现代书写策略，在这群深受西方女性主义浸淫浪潮的海外大陆女作家的文本中，更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反叛性和独立性。
作为一群经过西化的第三世界知识妇女，她们的作品既不可能按照西方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的规范去解读，但又拥有对既定的一切进行质疑和解构的现代“女性意识。”
虹影曾经在大陆出版过一本诗集：《伦敦，危险的幽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收集了她移居英国伦敦后的诗作。诗作反复抒写的是在异国他乡的孤独中女性对爱情和死亡的深刻体验。在绝望中需要性，在性爱中追求恐惧。似乎每首诗背后都隐藏着一件令人悚然的事件，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因此在主题意义上具有扑朔迷离的不可捉摸性。而她的小说，譬如“康乃馨俱乐部”、“千年之末布拉格”、“来自古国的女人”系列中篇，在性、欲望的虚构中将性别战争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是毫不妥协的彻底的女性主义立场。女主人公的自我分裂，性爱中的反讽色彩，借助故事对男性中心社会建构的政治、历史、道德等方面的理念的颠覆，贯穿着作者艺术处理上充满神秘、期待、悬念、预感、紧张的效果，因而使这一系列作品曾经引起沸沸扬扬的争论，也无法逃避地成为目前大陆女性主义文学的典型文本之一。
虹影作为目前一位较为顽强的女性书写者，她的大量作品已被归入大陆女性主义文学的行列中。诡谲怪异的情节结构，“咒语”方式地与男权世界的相对峙，使她的作品风格抛掉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作品的伤感、幽怨和软弱。在“康乃馨俱乐部”中，她虚构了未来世界一个与男人为敌、由妇女组织起来向男人开战的复仇式的暴力集团“康乃馨俱乐部”，并借用人物“我”宣布“我们主张甘地式的不合作主义，费边式的渐进主义。我们要求女人们团结起来，拒绝男人的性霸权，挫折他们的性暴虐倾向，从而改造社会。我们不能偏离这既定的宗旨，也是我们运动的立足点。”〔8〕这种造反式的、颠覆式的女性文本， 在以往的女性写作中，几乎是不可见的。
青年评论家陈晓明在“女性白日梦与历史寓言——虹影的小说叙事”一文中将虹影的小说称之为“文化幻想小说”。〔9〕所谓文化， 即是一系列被故意漠视的文化问题，譬如性与欲、财与权、肤色与信仰。实质上也是我们所必须面临的现实处境，是终将上升到历史表皮的矛盾；所谓幻想，是故事放置于1999年，世界三个著名的城市：上海、纽约、布拉格。作者在《女子有行》一书的自序中专门为女主人公的名字“
”（Di Dong）作了诠释。这个典出《诗经·国风》“篇”的名字，从诗中得解，包含了这样复杂的意义：女人是水，水气升发得虹，女人成精；女人是祸，色彩艳丽更是祸。于是“不敢指”，可能有些人“莫敢视”也。作者在序中有意识地将书名与女主人公名字来一番引经据典，而书的内容的确是令一些人“莫敢视”的离经叛道。或许这正是虹影别有用心的叙事反讽。
社会已习惯了女性话语的温良恭谦让，习惯了对妇女被压迫、欺骗、遗弃历史的同情与怜悯，而男权作为既定的文化秩序，是不可能彻底否定的。但虹影却在这由系列中篇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中，以荒诞、放任、夸张的叙述，以解构东方神秘主义、中国儒道神圣结构的戏仿与寓言化笔触，将两性关系历史推向极端，并进行富有挑战性的追问和质疑。陈晓明对其作品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通观虹影的小说，你不得不惊异她把女性的内心经验，——更彻底地说——女性的白日梦，发挥到极端的境地。她的长篇小说《女子有行》则是女性白日梦的全景式的表达，毫无疑问也是汉语写作迄今为止最具叛逆性的一次女性写作。作为虹影写作的一次概括，它当然也是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一个奇观。”〔10〕
虹影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作家，而且善于讲女性隐秘的内心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她一路埋下地雷，设下陷阱，布下地网，等着阅读者自动自觉进入她预设的圈套。象“近年余虹研究”、“内画”、“红蜻蜒”、“脏手指，瓶盖子”、“玄桥之机”等等，尽是些诡秘的情节，同性恋、多角恋、女儿与母亲、父亲，怀孕、出走、身世之谜……触目惊心、剑拔驽张、玄机重重的叙述，不含任何感情上的夸张与矫作，反而令读者更容易感受到一种创痛与破碎的绝望感，一种宿命般的毁灭感，无论如何，虹影的写作体现出来的女性主义的彻底性是不折不扣的。她以对性别关系的清醒和不迂回的抒写，超越了性别写作的局限。
而通过作品中表达了认同西方方式的性爱观念，从而体现作者对“性”的开放的立场态度的，查建英几乎是目前唯一的一个。
“往事距此一箭之遥”正是以一种温婉的诗意、感伤的笔调，探讨“性”及其所具有的不同的文化含义。叙事者“我”归国途中，路经香港，遇到在中国上大学时的留学生同学希拉，于是展开一段关于“性”的启蒙与最初萌动的回忆。在希拉和她的文化中，“性”是具备可选择性并可能得到充分的实现，而在中国文化中，意味着压抑和禁止。作者以一分为二法，简单明了地划分了东西方性爱观念的差异与区别，也显示了她对西方观念的认同。在查建英的小说中，既不是在中国传统道德下的规范性的性爱话语，也不是压抑之中的激进与反叛，希望得到爱情和欲望的自由的奔涌。它完全变成一种美国式的即时性享受，一种自然而然、既无需掩饰又无需大肆张扬的“私生活”，一种完全不具有紧张和冲突性的日常生活的常态。
友友则偏执于女性化的角度，女性的身体符号，成了作者揭示心理冲突的叙述焦点。“从前有座山”就是一篇典型的心理小说。描述的是女主人公在爱情上的压抑和变态，在世界上的彷徨无羁。作者有意识地设置了民间故事“从前有座山”式的轮回，不断地重复、不断地轮回，爱情故事伴随着人类历史循环往复，没有终结，但也如“从前有座山”一样无聊。“婚戏”、“她看见了两个月亮”、“痴人说梦”等等，都是大胆深入女性生命的本体，书写她们的身体和欲望，展现知识女性的感觉、记忆、幻想的自我抚摸，是个人矛盾心理的精细梳理。尤其是在“小梦涅槃”，小梦作为一个理想化的挣脱枷锁的潇洒走天涯的开放女性，作者赋予她神出鬼没般的然而令人欢欣鼓舞的能耐。小梦宣扬女权思想，总是在“我”濒临崩溃的时刻从天而降，给“我”带来同性恋般的姐妹情。小梦实质上成为女性乐园的象征物，成为梦中的现代女性神话。作者以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将女性在天翻地覆中安“身”立命的疲惫挣扎且茫然不知所措的现实处境巧妙反衬出来。
事实上，她们在写作上组成一个有差异的统一体，在居住国以一种行走于边缘的母语，抒写作为少数族裔的女性处于双重边缘、双重身份的矛盾，冲突与内心的窒息。
写作或许只是无所归依的不安与困惑中暂时的栖居之所。虹影在一个短文中感慨：“海外作家除了需面临的这些存活问题，还得对异域文化采取毫不敌视的态度，这个人不仅站在边缘的边缘，而且还必须自我乐观。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这点，远离自己的文化，无论是自愿的或是被迫的，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带摧毁性的挫伤，甚至是致命的。”〔11〕
这群目前活跃着的来自大陆的海外华文女作家，由于她们的生活经历、文化教养以及交汇形成的心态，使她们的写作既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华文女作家，也不同于目前大陆的女性文学，更不同于西方的妇女写作。作为这个大移民和文化大杂交的时代产物，多重身份构成的多重视角，使她们的书写，无论如何，成为文学作品中一个特别的声音，令读者发问的声音。
注释：
〔1〕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序。海峡文艺出版社。
〔2〕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第4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
〔3〕严歌苓《扶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
〔4〕《扶桑》第3页。
〔5〕《丛林下的冰河》张颐武“代序：穿行于双重世界之间”。
〔6〕友友《她看见了两个月亮》“恍兮惚兮”，时代文艺出版社。
〔7〕虹影《你一直对温柔妥协》“脏手指，瓶盖子”， 新世界出版社1994年版。
〔8〕《花城》1994年第6期。
〔9〕虹影《女子有行》，台湾尔雅出版社1997年版。
〔10〕《女子有行》第354页。
〔11〕1996年11月致笔者信中附文：“谁能剥夺我的最后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