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新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新视野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新世纪的开始，网络社会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提出的机遇与挑战，愈加明显与强烈，邓小平外交思想愈益显出它创造性和适应性的特征。这就要求研究者的视野与邓小平外交思想本身的契合，否则无法明晰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作出估价。在笔者看来，研究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必须把它放在20世纪世界历史整体运动中去考察，从时代、格局和主体三个层面去认识、分析，这样才能更全面理解邓小平外交思想。
（一）
时代即指较长时间内世界历史运动的总趋势和世界形势的总态势，它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些基本特征所规定。时代学说为列宁所创建，由于其特征所揭示的历史面貌较充分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的本质，故历来受到国际共运的重视，成为国家、民族、政党决策的背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邓小平洞察历史与未来，继承了对历史阶段认识与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列宁的时代学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历史的主题发生变化，战争与和平两种趋势发生明显位移。两次世界大战不但造成物质生活的巨大浩劫、人口资源的大量削减，而且也导致传统价值理念的倾塌。战争的后果使人类普遍突破民族的政治生活和精神家园，被裹挟进全球化的进程，国家、民族与个人的相互依赖性加强，民主化由国内体制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方向，沟通、协商、平等对话逐渐成为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准则。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进行争霸的大国与强权集团来说，世界大战的成本和毁灭性后果，使战争变得不再那么令人向往。从战后趋势看，战争作用、规模以及强度在减弱，尽管存在局部战争，但明显地不居主导地位。
相反，追求和平在战后成为主流，其主要表现在：首先，民族国家间学会了和平共处、平等协商，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宗旨与行动体现了人类在20世纪后半期对和平作出的种种努力。其次，从冷战时期两种制度间的尖锐对立到逐步的缓和，和平对双方都有益处，皆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对立与冲突中，和平也体现出它的工具性作用和意义。如对和平的呼吁与对危机突爆点处理的克制等等，使这一理念成为人类普遍价值理念的一部分。再次，和平运动在战后具有强大的舆论力量和广泛的群众性。战争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促使广大民众投身争取和平的运动。战后，和平运动的规模与境界都具有空前性和持久性。最后，绝大多数民族在战后获得独立并具民族国家地位，它们被卷入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求独立、求发展的愿望与行动构成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不结盟运动、反殖反霸斗争、争取国际新秩序等等，既成为和平运动的基本特征，又是和平运动的支柱与保证。在某种程度，和平目的与手段实现了契合，无论在意识还是在实践上，都成为时代的主流。
同时，以电子计算机、核能的利用和航空航天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20世纪后50年代的生产力所创造的财富超过此前人类历史的总和，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趋势强劲突出，特别是知识产业的崛起，使现代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持续数百年的工业经济逐渐被知识经济所替代。社会财富增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不再是投资规模与劳动力投入的多寡，而在于其中的科技含量。它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深刻地改变资本运行的样式和本质。各民族国家在这一挑战面前，无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国家的首要目标，政治、文化、军事都服务于这个目标。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同样如此。
面对时代主题的变化，邓小平超越传统的思维方式，他针对新时代的动力、过程、本质和特点，对所处时代特征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得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问题。这一创造性的理论认识反映了当代世界的实质，它一方面说明了世界历史一定阶段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它是符合世界人民和各国的共同利益，因而是全世界进步力量和人民群众乃至绝大多数国家为之奋斗和努力争取的目标。它所蕴涵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对帝国主义间的非战争妥协和对第三世界民族进程的认识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因此，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和平与发展既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又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时代的正确认识，邓小平确立了我国外交战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共同发展。这一外交思想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外交理论基础。
（二）
民族与国家不是抽象地生活在一个大的时代概念里，而是具体地生活在特定的世界格局和国际体制中。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的第二重视野应关注邓小平对国际时局的认识与把握上。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没有超越传统观念对国际时局的认识。伴随冷战爆发，世界两大军事集团的出现，两极国际体制被确立下来。苏美之争除国家利益之外又纠缠着意识形态的对抗，核武器、军备竞赛使人类生活在战争边缘的恐惧之中。在这种国际形势下，邓小平认为战争仍然不可避免。但由于国际和平的力量和中国外交的反霸优势，“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1]。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东西方改革浪潮使国际体制的一些参数发生变化，如结构调整，发展经济成为重大目标，裁减军备谈判等，促使邓小平纠正传统的看法，重新估计、评价、分析世界形势与环境对中国的影响，“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并进一步指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3]。这一科学的理性判断是基于对时局的正确认识。在邓小平看来，两个超级大国高水平的军备竞赛，使双方都难以为继，尽管两极体制没有改变，但世界已出现五大力量中心，特别是可能的核战争的可怕后果使双方谁也不敢首先动手。此外，第三世界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些和平力量的合力运动导致战争（世界大战）可以避免。[4]同时邓小平还敏锐地注意到经济作用在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提升也制约着战争的发生。因为经济全球化使民族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扩大和增加了各国间的共同点和共同利益，使协调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流，这势必会形成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种时局为中国提供了独立自主与和平对外政治的立足点。故此，邓小平提出不结盟、不称霸、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确立了不树敌、不搞中心的方针，在外交策略上不打牌、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从而确立了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与纲领。中国经历“六四风波”和国际上苏联解体对社会主义道路带来的消极影响，似乎一夜之间资本主义布满全球。邓小平及时审时度势，以无畏勇气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与策略，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基于此，中国没有迎合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当头的愿望。历史证明，中国外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卓有成效是与邓小平对时局的认识定位紧密相连的。尽管在西方曾有“中国威胁论”的喧嚣，但中国不搞意识形态的对抗，为第三世界讲公道话、办公道事为中国赢得较高的国际地位。邓小平外交思想中把时局与对外政策结合赋予中国传统的独立自主外交以新的意义。中国传统外交的理想主义被邓小平注入务实的外交策略既契合了时代、又适应了时局，这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较有特色的一部分，值得研究者更深入探讨。
邓小平注重现实的理性化外交思想并非只是被动地适应时局。研究者还要认识到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立足于整体世界历史的形势和中国外交战略选择的宏观视野，否则一定程度的教条化的话语阐释在所难免。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作用，确立中国外交的方针还应“要有所作为”，争取“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在这一理念下，中国在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决策上，都体现了这一思想，特别是在争取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种种努力充分体现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有为”的一面。通观邓小平外交思想，独立——适应原则构成其外交思想体系的内在本质，它所蕴涵的中国外交“有为”与“不为”正确应答了世界时局所呈现的问题以及中国对此所做的选择。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与发达国家的共处上，在联合国舞台，在经济全球化的参与上，中国外交的成功都赖于此的方法论意义，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者必须具有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的知识背景，否则将坠入形而下的语义阐释，误读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三）
要对邓小平外交思想有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必须深入研究邓小平在处理有关重大或决定性影响事件上的主观原则和决策方式。邓小平个人“举重若轻，绵里藏针”的处世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外交思想的形成。时代、格局具有的客观性只为某种路线、某种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现实选择的正确与否还在于人的主观判断。历史表明，在国际关系中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的领袖人物的战略决策往往影响甚至导致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并可能促成历史方向的改变。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冷战高潮重新泛起，两极体制下的美苏关系从缓和再次回到对抗路线。在西方对社会主义遏制的时局面前，开放还是维持带意识形态色彩的传统外交政策，在当时中国并非只有一种选择。开放国策的确立除历史趋势外，邓小平个人的作用显然不可替代。这种战略决策的作出，其动因源于邓小平对时局及其趋势的估计和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因此，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研究必须兼顾到其主观层面的直接与间接因果。
对邓小平外交决策的研究，是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具体化。制定外交政策、制定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外交决策上，在这里，个人的作用与主观因素就发生更大的作用。当然，影响和制定外交政策的潜在因素是多方面的。诸如制度优势、所处的国际环境、决策机制以及决策者个人的气质、性格、学识、能力、意志等等。同时，对外交政策制定者产生直接影响的还包括个人的政治阅历，他对它国意图、决心、实力和对世界时局的估计，以及他对实现自己意识的具体手段与策略。中国确立“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坚持与发展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就是邓小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实现本国意图的反映。另一方面，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手段与策略以及可能产生的效果在多大程度会得到对手或友好国家的回应与适应，往往也直接决定外交政策的延续与变异。在相当程度上邓小平对局势的准确判断使中国外交没有偏离正确行动的道路。邓小平两次当选美国《时代周刊》世界风云人物，既是他所代表的中国开放意识被全世界认同，也是邓小平个人气质与魅力被全世界承认，同时还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硕果的体现。
在处理国际问题、国家间关系上，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引导着中国外交的方向。在邓小平看来，对抗会失去朋友，结盟会失去独立性。因此，国家间关系应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曲折，以致于进入低谷，邓小平的不对抗、静观事态发展的理性思考再一次为中国外交指明方向。对危机的理性应变在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居于突出地位，在如此困境面前仍坚持既定方针的胆识与智慧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个人气质对国家前途的意义。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他立足于时代，审时度势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准确认识到世界历史的面貌，从而为中国适应这个世界给出方法与策略上的指导。我们必须以新的境界与视野、综合分析诸种因素与趋势的交互作用，才会充分理解邓小平外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