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想拒绝文化属性：一个文学的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属性论文,教训论文,新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514(2002)02-0059-06
文化的基本品质是它的社会（亦即地域）性和以往性。具备了如此属性的文化是一个非理性的概念，它常常与民族的自豪、国家的尊严纠缠在一起，往往被奉为准神圣。这样，几乎每一地域的人们都在赞美自己的文化，但很少有人愿意评论文化的“是非”，尤其不愿评论本地域文化的“是非”。
但文化并非，也不应该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它和“祖国”就不一样）。文化固然是民族凝聚力、地域稳固性的一种因素，但也有其固有的弊端。本文从文学的角度，首先讨论文化所构成的交流障碍，继而讨论它与新思想的复杂关系，以便得出必要的结论。
一、文化有碍交流：从可译性谈起
为了让有关文化的讨论具有相关性，我们往往须首先为文化选择一个定义。
许多年前，美国文化学者布卢门撒尔在比较几十种文化已有的定义后，最后认定“一股思想的洪流”(a flow of ideas)是“文化的最好定义”[1]。同样是人类文化学者的古迪纳夫作出过类似的定义：
……按照该定义，文化不是物质现象；它不体现在事物、人、行为，或情感中。相反，它是对这些东西的组织。人们头脑中有的只是这些东西的形式，即他们认识事物并借以将它们关联起来，对它们作出解释的模式[2]。
这样，我们永远只有两种研究对象：文化和物质。作为“物质”对应面的“文化”，其实质是思想，可简单概括为：文化即思想。但是，作为文化的思想，并非广义或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而是已经汇入“洪流”，亦即经过“沉积”的，“客观”、“已存”的以往年代或时代的思想，是被某一特定民族或社会（地域）接受为“形式”或“模式”的东西。从而，文化一般指“传统文化”，是一准自然现象。
同样，为了讨论思想的可交流性，我们需定出一个度量的标准。在这一方面，翻译学中的可译性特别适合于该目的。当前，可译性是从文化角度度量的。以下是一典型说法：
文本的可译性，依它植根于所属文化的深度而定，也依源语文本的文化背景与目的语的听众在时间与地理位置上的距离而定。即：文本的文化内涵愈深刻，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距愈大，愈不具备可译性[3]。
由于文本的实质是思想，也由于现代译学将翻译看成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从而上面阐述的文本的可译性也就成了思想可交流性的一种尺度。按照被如此关联起来的文化、思想、可译性，我们可有如下说法：
1.愈是古老或“传统”（即深深“植根于所属文化”）的文本，其体现的愈是“异”域（其他社会、民族）文化的文本（即“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距”极大），愈不具备可译性。
2.愈是民族性的东西，愈是传统、陈旧的思想，愈是地域性亦即狭隘的东西，一句话，愈是“深深植根于所属文化”的东西，愈不具备可交流性。或者说：文化是交流的大碍。
3.愈是新鲜的思想，愈是脱离了民族、社会、地域狭隘性的思想，亦即愈不具备民族、社会、地域性亦即文化属性的东西，愈具备可译性和可交流性。或曰：新思想极具交流性，体现新思想，亦即由新形式、新模式作为表达方式的文本愈具有可译性。
建议用图1表示上述关系。
图1 文化属性、可译（交流）性和新思想的关系
如图1所示，处于文化亦即历史最前面，尚未和旧思想合流的新思想，具有最大的可译性和可交流性，但文化属性为无。
为什么愈是“深深植根于所属文化”的文本愈不具备可译性，为什么文化是交流的障碍呢？原来，这样的文本和体现在其中的思想，是以“以往年代或时代的思想”为出发点或依据的文本和思想，由于它们仅仅是被某“一个”（并非多个或所有）民族或社会接受为“形式”或“模式”的东西，就势必难以为其他民族和社会所接受。我们在表达思想时，若是过分“基于”或“倚仗”了这些“以往年代或时代的思想”，就只能具有较小的可交流性。
二、体现新思想的新文学拒绝文化属性
不具备文化属性，从而具有极大可译性、可交流性的文本被称为“共同文本”。它们中，已获得广泛注意的是科技文献。
科技文献中科学思想极强的可译、可交流性不难理解：一切创新的科学思想都没有将“以往年代或时代的思想”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或根基；这样的思想可以不被某一民族或社会接受为“形式”或“模式”的表达方式（如受语法约束的语言形式）。
显然，科技文献的极大可译、可交流性来自它表达思想的方式：符号(code,sign)和近似符号的图象（形）。比如，主要由数字等符号和图形表达的数学绝对“可译”（如将阿拉伯数字转换为罗马数字或中文数字）；由符号表达的乐音绝对可“译”（如用钢琴演奏京剧里的曲子，或用二胡演奏西洋曲子）；至于图象，如人物肖像，或风景画卷，则足可以按“自动处置”(autonomous treatment)来实现“翻译”的目的（即源语文本自动转化为目的语文本），从而更是充分可译的“文本”。其中，愈是表达最新科学思想的文献（如表现人体基因组织的文献），愈是依赖了上述非文字的表达方式，可译、可交流性愈强。
科技文献的这种特性十分明显，不是本文关注的对象。本文讨论的是另一类文本：充分超越了社会和地域的狭隘，毫不具备文化属性，仅仅具备人类性，仅仅体现全新思想的文学。它是什么呢？
英国文艺理论家沃尔特·佩特(1839-1894)100多年前说过，“所有的艺术都企望达到音乐的境界(All art aspires to the condition of music.)”[4]。音乐是用符号表达的艺术。达到音乐理想境界的文学就是用类似符号的表达方式作为自己表达方式的优秀文学。佩特显然是在打着比方说话。按照他的精神，这一类的表达方式也应包括图象等。在上一世纪，以抗衡陈腐的浪漫主义、表达新思想为宗旨的现代主义文学，是摈弃民族、社会、地域的狭隘，拒绝文化属性，从而具备了充分可译、可交流性的典范。
这样的文学拒绝文化属性的一项简单但仍十分典型的努力是拒绝使用“文化语汇”，而代之以不具任何文化内涵的“共同”语汇。他们拒绝的理由，我们不难想象：“文化语汇”过分基于和倚仗了“以往年代或时代”的思想，从而严重损害他们努力要实现的新思想的交流和传播。
翻译理论中已有对文化语汇的分类：
1.姓氏和地名。如：张，中曾根，Smith,JeanPierre,Krupskaya；高碑店，Saint Ann,Loire，等等。
2.社会生态学方面的名称和概念。如：cowboy（牛崽），selva（热带雨林），黄土地，等等。
3.物质文化。如：rickey（一种美国酒饮料），中山服，龙袍，四合院，黄包车。
4.社会行为。如：rock and roll（摇滚舞曲），搓麻将（牌）。
5.社会习俗，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如：lobby（收买议员），（采用其喻意的）看门狗，一言堂，二百五，三好学生，四清运动。
6.手势，表情，癖好等。如：cock a snook（用拇指按着鼻尖，摇动其余四指表示轻蔑），shrug（耸肩表示无可奈何等），打呼噜。
下面，我们以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一个短篇小说毫不体现翻译痕迹的英译Hunger Artist（《饥饿艺术家》）为例，说明上述拒绝文化属性的顽强：该作品一律拒绝使用任何类似上述清单中的文化语汇，而执意使用了毫无文化内涵的共同语汇。
1.姓氏和地名——全文没有使用一个体现民族特性亦即文化属性的人名或地名。主人公除被给予标题中的那一名称外，其他场合一律被称为“他”。
2.社会生态学方面的名称和概念——全文只用了少数几个表示空间地理位置的词：笼子、马戏团、城里、世界，显然和“市井”之类的文化词语不一样，不具备任何文化属性。
3.物质文化——本文使用了：干草、时钟、火把、食物，等等，显然和Coca-Cola（可口可乐）之类的语汇不一样，不具备民族或地域气息。
4.社会行为——本文使用了：感兴趣、唱歌、蜂拥而入、手挽手、润润嘴唇、吮吸、生存、埋葬等，表达的仅仅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扭秧歌”之类的民族或地域行为。
5.社会习俗，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该项本来最复杂。如称呼，本文将人物一律称为：旁观者、群众、女士、屠夫、新手、迷失者、从业者；如社会现象，本文有：时尚、荣誉、行贿、烈士，等等，都是人类现象；本文在一般会用“宗教”语汇的场合，仅用“上天”(Heaven)这一“多民族”的共同概念。
6.手势，表情，癖好等——本文用的是“看一眼”、“指一指”之类对人类行为的普通描述，而不是“送秋波”之类的文化语汇。
文中，在拒绝使用文化语汇的同时，卡夫卡对在全人类畅通无阻的科技语汇毫不反感。比如，本文就毫不迟疑地使用了“手电筒”、“麦克风”等当时尚属于“新文明”的语汇。
拒绝文化属性的另一表现是对外来语汇的大度，如直接使用外来词。比如，在本文被多次使用的impresariro，本是意大利词，被卡夫卡用后，又被英译者原封不动移植进英文；将它译进汉语时，我们也只能象处理所有“共同”语汇那样，将它译为毫无文化内涵的“演出经办人”。
词语有着过多的文化属性。有鉴于此，一些极力要表达新思想的文学家竟生发了彻底“抛弃”文字的念头。比如，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年生，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就写过“没有台词”的剧本(Act Without Words I:A Mime for One Player)。剧中只有：沙漠、烈日、（沙漠中唯一）一棵树、（树上唯一）一片树叶、一只玻璃瓶及其中的水，以及一个人物。全部剧情就是该人物设法要将（舞台）上空那只水瓶拿到手，然而却屡试未果。直到最后，当水瓶就要到手时，汽笛声响起，水瓶升到了高空。幕布徐徐降下时，终究未能如愿的主人公一如既往坐回原处，面对空空如也的世界和自己空着的双手。该剧代表了整整一个文学品类（荒诞文学）的一贯主题：绝望中人们“绝望的勇气”[5]。
在中国，拒绝文化属性的企图同样也表现在鲁迅等人身上。比如，他的“阿Q”（就象这个“名字”一样），就是一个世界性而非地域性的人物；作为《狂人日记》作者的鲁迅，和卡夫卡有着非凡的共通；该作品的新思想，就很少体现文化属性，而只具备先进的人类性。
三、新思想的充分可译性
在20世纪，在“企望”让自己的艺术“达到音乐的境界”，从而有利于表达全新思想的文学家中，美国诗人卡明斯(E.E.Cummings,1894-1962)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从纵深拓宽了诗歌创作的题材；在技法上戏剧性地革新、增加了诗歌的表现手段。卡明斯认为，不应将诗歌称为诗歌(poem)，而应将它称为“事件”(fait)，而诗人，只不过是事件的记录者，并不负责阐释；现在，他写的还是昆虫、飞鸟、落叶，但它们仅仅是组织进了“事件”的对象，事件的“含义”则完全交给了观众（读者）。在技法方面，卡明斯践诺了让艺术“达到音乐的境界”的“企望”；事实上，他被评论家们认为创作出了“音乐相似物”(music parallels)的诗歌[6]。这一革新的要旨是：在文字的传统领域引进图象和声音的因素。试以它的一首诗歌为例：
本诗的主要手法是让grasshopper（蚱蜢）以四种拼写形式出现，三种属无序拼写。其含义是：
1.r-p-o-p-h-e-s-s-a-g-r：各字母用连字符隔开，给人以支离破碎感，表示有关知觉的初始状态：由于不经意或心不在焉，蚱蜢此时只是朦朦胧胧、影影绰绰，但人还是看了它一眼……
2.PPEGORHRASS：该词“形体”的这一改变表示，经粗略扫视后，有关的知觉改变了，但仍不清晰，所以仍是无序拼写。随后蚱蜢跳了起来……
3.gRrEaPsPhOs：现在，蚱蜢已跳进草丛，与草融为一体。
4.grasshopper：现为正常拼写，令人一眼看出该组字母的含义（蚱蜢）。原来，蚱蜢这突然的蹦跳，终于引起了心不在焉者的极大注意，确定无疑看清了这是一只蚱蜢。有关的知觉最终形成了。
认真辨认后，诗中的文字有Grasshopper/as we look up now/arriving grasshopper/who leaps/gathering into a grasshopper/to rearrangingly become the grasshopper，外加6.5对括号、一个连字符、一个分号、两个顿号、一个逗号、一个句号、一个感叹号。
本诗的意境其实很简单：一只蚱蜢，本不被注意，存在于朦胧中，但最终被辨认出来，表达的是有关蚱蜢这一“知觉”的形成——十足一个生命的事件！
和他的许多诗歌一样，本诗违背了文字的所有“规范”：拼写、句法、标点符号，等等。英语文字的“文化属性”，被毫不留情地踩到了脚下！这样的诗歌，几乎没有“可读性”可言。（这就难怪，1950年的一天，在自己的国家已经成名的卡明斯向一群诗歌爱好者高声朗诵自己的诗歌，但当他觉察出听众面面相觑、呆若木鸡的神情时，便愤怒离场了。走前，他高声怒斥：你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写诗去吧——它才是世上最重要的事情哪！)
卡明斯的诗是文学史上最奇特的一类。首先，我们需为它的“混乱”辩解。以本诗为例，由于“事件”持续时间极短（也许仅几秒钟），且表达的是几乎无以言说的本能（知觉的形成），本身就混乱不堪；诗的混沌，与这一实际吻合。所用非常手段，完全出发、服务于这一非常情势。如此表现的有关一只蚱蜢的知觉的形成，是一个被常人视为微不足道的事件，不会有人去认真体验，自然也没有文学家去表现它。
那么，我们的文学家每天都在干些什么？他们表现各种各样的事件：国家的分合和兴衰，战争的酝酿和深入，阴谋的编织和败露，以及男女的婚配离合，等等，等等。但没有人过问过我们知觉的形成这一十分重大的生命现象。结果是我们对它永恒的无知。本诗将这一事件解剖开来，以史无前例的生动和细微，令人信服地、视觉地、直观地将它呈现在读诗人的眼前，讴歌了一个人类特有的事件，充分表现了一个生命的体验。显然，这样的作品是对诗歌主题的开拓和挑战，由它体现的思想，是非凡的创新思想。
体现了如此新思想、新手法的文学，往往被人误解。其中一项误解与可译性有关。比如，上面这首诗，就普遍地被认为“不可译”。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第一次读它时，一方面认定gRrEaPsPhOs是我读过的最美丽的一行诗，但对它的翻译却花了近10年的时间。其间，诗行中美妙的意象多次在梦中闪现。1994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一次研讨会上，当我将它的“译文”拿出来向同行就教时，我的兴奋不亚于完成了一部诗集的翻译。因为，它令我对（不）可译性有了全新的认识。
原诗(gRrEaPsPhOs)中，复合词grasshopper的两个成分grass（草）和hopper（跳跃者）分别用小写和大写拼出，其中grass各字母虽被间隔，但顺序正常，而hopper的拼写无序。这样，“草丛中有一个蹦跳的小生物”的意象便十分清晰了。上面译文中，我对等地在“蚱蜢”二字上下功夫，将“蚱”的一半“乍”放倒，稍作夸张，描绘成一丛草，将“蜢”的一半“孟”作同样处置，使其形如一只伏卧草中的蚱蜢。全诗则可翻译如下：
我们能够从卡明斯身上获益的，不是具体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采用的手段，是“一次性”手段("once forms")，即只在一首诗中使用一次，是为特殊表达情势专门营造的非常手段，今生今世再不重复。能够向我们提供教益的，正是这一精神。
这样的诗歌及其译文，为（文学中的）新思想、可读性、可译性提供了说法。
首先，没有一种文化传统可以为这样的题材、思想及其表达提供依据，这是艺术家创新行为的最好理由。所以，与其说艺术家“拒绝”文化属性，不如说是文化不足以让有出息的艺术家表达新思想。
对以语言为表达手段的艺术家来说，文化的这一局限十分实在地体现在“语法”中。自19世纪末开始，雄心勃勃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们就表现出了对语法的不无道理的鄙视。比如，被现代主义者们广为引用的有尼采的这一名言：“语言的结构并不对应着世界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 does not correspond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7]。换言之，与“世界的结构”对应的，仅仅是人的思想结构。现有的语言并不足以表现这个世界。为满足这一表达的需要，人类只有诉诸“思想”——它的“结构”是：基于无穷无尽表达的需要，思想也“无限扩充”着。对于语言的这一不足，语言学家们并不隐瞒。比如，韩礼德就说过，“语言一直在为满足人的需要而演变；旨在满足这一需要的语言的构成方式是功能的而非随心所欲的。功能语法是一种‘自然’的语法[8]。”这就无异于说，为表达新思想而拒绝文化属性，是不断满足人类表达需要、顺应自然的可贵行为和勇气。
同样，译者也没有相应的文化传统作为依据。他必须象创新的诗人那样，拒绝相关的文化属性。
为什么体现新思想、极不具备可读性的文本具备了可译性呢？
文学中的新思想，象所有新思想一样，皆为少数人所策动，开始时不被多数人理解。由于可读性以“多数人”的理解为准绳，所以表达新思想的新文学往往被说成不具可读性。另一方面，由少数人作成的新思想永远能够被某少数人所理解，而译者，应是这“少数人”中一员。极不具备可读性的文本于是有了可译性。
志在表达、传译新思想的人们，在他们鄙视反映文化属性的现有语言结构时，永远能从韩礼德另一重要思想获得激励：语言无穷尽(A Language is inexhaustible.)[8]。即，作为表达手段，语言文字具有无穷无尽扩展的潜力。
从而，我们拒绝文化属性的努力也应是无穷无尽和大有希望的。
这一前景令我们就“不可译性”有了一种说法：语言本无穷尽，译者何虑技穷？
四、结论
体现新思想的新文学拒绝文化属性的顽强向我们提供了诸多教益。
1.一切新思想均不具备文化属性，而只具备“人类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共同文本”）。它们是中世纪由哥白尼等倡导的天体运行理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全人类解放的思想，等等。
2.作为文化的旧思想的不可译、不可交流性，是它的地域性亦即狭隘性的典型属性。正是依仗了它，人类绝大部分落后的思想和习俗才得以延续。比如，在某些人类集团中，直至今天，妇女只有在将自己严严实实包裹起来之后才能走进灿烂的阳光；有些惨无人道的残害妇女的恶习（如某些部族中割除处女阴蒂的做法），甚至政府也无能为力；等等，等等。所有这一类落后，只有在文化这面巨大的保护伞下才能苟延至今。在这些场合，文化发挥着“化腐朽为神奇”的有害功能。
3.文化因素是一约束力。让自己免除了这一约束的新思想，往往表现为毫无文化根基的“无”中生有的思想。这样的新思想永远具有可译、可交流性。原因之一是；译者和所有有志于传播新思想的人们，和原作者一样，有着拒绝文化属性、开发全新表现手段的便利和优势。
语法是“自然的”，文化也是一类“自然”现象。它是在某一特定地域形成的“思想的洪流”，其基本品质是过时、狭隘，和近乎自然的非理性。这样的文化，和一切自然现象一样，主要应是研究的对象。审察文化的概念和内涵，清醒地对待文化（如区别“先进”和“落后”的文化），而不是一味地热衷于文化，是文化论者真正的职守，也是一个崇尚进步和创新的社会的明智举措。
收稿日期：2002-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