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演变与政府职能机制的特征_竞技体育论文

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演进脉络及政府作用机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脉络论文,特征论文,机制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1909(2016)02-0108-09

       所谓政府作用机制，就是指政府系统内部包括中央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在内的政府各个要素或部分，对我国相关产业或行业领域所施加的不同作用力，以及这些作用力相互作用与传导的过程与规律。[1]在体育发展领域，一个高效的政府机制可以为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有利条件和强有力的保障，而一个低效率的政府机制则会阻碍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2]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是我国当前体育改革领域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作为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导力量，政府将在其中扮演着及其关键的角色，其中政府作用机制的深化问题将深刻影响着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质量与效益。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本质在于有效配置和重组优化政府、社会和市场三种力量在推动竞技体育发展中作用和地位。而英国作为一个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相对成熟的标杆国家，无疑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治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从1908年伦敦奥运会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英国竞技体育经历了百年沧桑实现二次崛起与世纪振兴；从1996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历史谷底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辉煌重铸，英国竞技体育实现了发展方式的世纪转型；从长期的社会自治发展到撒切尔时期市场力量的引入，再到布莱尔时期政府力量的介入，英国竞技体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历史面貌，逐渐实现了颠覆性蜕变，其中政府作用机制的高度深化成为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突破传统，实现时代转型的关键。故而，本文将以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历史演进脉络为基点，着重阐述新时期英国政府在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及特征，以期为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相关参考。

       1 不同历史阶段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演进脉络

       1.1 二战前的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1945年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英国体育处于社会自治为典型特征的自然发展状态，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更处于强盛期，当时的英国政府既没有设立专门的体育事务管理部门，也没有针对性的体育政策规划，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式完全依托于大众体育的开展。但是，虽然英国政府不直接介入竞技体育的管理与发展，但政府的体育态度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英国竞技体育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政府对英国公民的体育与娱乐活动持有了更为积极的支持态度。然而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早期的英国政府对英国传统体育是持管制与高压态度的，如1780至1840年实行的《禁止血腥运动法案》、《道路法案》等法律禁止工人进行斗鸡、斗牛的血腥竞技运动，对街头格斗和足球也进行了场地和规则限制，[3]但随着“理性消遣”运动的兴起，政府逐渐开始支持健康理性的运动形式。

       1840年以后，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工人收入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休闲时间日渐充裕，英国政府鼓励地方政府及社会组织大力修建体育设施和公园，允许公共基金用于体育活动，如截至1914年，英国面向社会开放的室外游泳池便达到了500多个，同时英国政府还鼓励社会体育组织成立与发展，如1863年英国足球协会成立，1871年英国橄榄球协会成立，1887年英国曲棍球协会成立，这些非营利性社会体育组织的广泛建立不仅为英国大众体育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也客观上为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组织支持。[4]1896、1900、1904年前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英国体育代表团分别获得了第5、第3、第6的成绩，1905年英国奥委会的成立为英国精英体育参与奥运会提供了针对性的组织与后勤支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1908年伦敦奥运会英国竞技体育的第一次强势崛起，1912年的奥运会英国也获得了世界第三的好成绩。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逐渐将英国拉入国力衰落的历史泥潭，加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英国的重创，英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体育的军事价值和社会塑造功能。尤其是为了应对国民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身体素质的需要和维护大国体育形象的尊严，1937年身为全国性最大的体育组织，英国身体娱乐中央委员会成立，其具有政府和体育专业机构的双重身份属性，为英国非盈利社会体育组织更广泛的生存与发展、体育政策的推进、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体育理论与技术的发展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因而即使英国已身处二战漩涡，但其大众体育在当时仍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体育不仅锻炼了英国军民强硬的身体素质，也提供了精神、心理和毅力的锤炼。然而此时，世界竞技体育的竞争已经更加崇尚政府投入、系统组织和科学备战，如纳粹德国制度化的竞技体育组织备战以及当时美国的科学化备战已经颇成气候，而由于英国保守性的恪守传统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其国际竞争力下降已属不争事实，二战前后英国奥运成绩均跌落于奖牌榜10名左右便是重要佐证。

       1.2 “福利国家”下的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1945年至1979年)

       摆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梦魇，英国亟待从二战的废墟中复苏，1945年工党领袖艾德礼取代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鉴于英国民众对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渴望，艾德礼以《贝弗里奇报告》为蓝图，在社会保障、卫生健康、教育、住房、个人社会服务等领域，通过多项措施构建“社会服务国家”，并于1947第一个宣布建立“福利国家”。[5]

       在高福利的社会体制下，民众对体育与娱乐休闲的社会需求更加旺盛，尽管在冷战背景下，竞技体育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间博弈与争斗的重要历史舞台，但英国政府及社会对竞技体育的政治追求逐渐淡化，社区体育成为国家体育发展战略的排头兵，而精英运动员的产生也更加依赖于社区体育的发展。1960年，沃夫登委员会发布了有关体育与社区的报告，建议将大众体育作为社会福利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应当给予支持和资助。[6]1965年英国政府设立了中央体育理事会咨询委员会，该机构开始代表政府逐渐行使体育行政职能，但主要的行政重点是为英国社会提供公共体育服务，而公共体育服务的重点仍然是大力兴建体育设施，竞技体育依然没有得到优先发展的机会。1972年中央体育理事会咨询委员会被改组，成立了不列颠体育理事会，该理事会以“提升竞技体育实力，发展休闲体育运动”为目标，并连同前后成立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区域体育理事会为肩负起了精英运动员的发现、输送、培养、服务、资助等工作，但这些工作仅仅是这些理事会的工作支点，该时期英国政府并没有出台明确的竞技体育扶持政策。20世纪70年代随着英国社会福利政策向弱势群体的转移，英国政府的体育政策也逐渐具有偏向特定人群的倾向，如1973年的政府文件《体育和休闲》、1975年的白皮书《体育与娱乐》、1977的政府文件《城市的政策》等文件都加大了对弱势群体和城市青少年群体的关照。[7]

       因此，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英国竞技体育仍然是“国家福利”制度下大众体育和社会体育发展的附属品，虽然成立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分管竞技体育的社会组织，但政府依然没有干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无论是投入、政策还是专门机构都未能向竞技体育发展倾斜，所产生的后果是英国竞技体育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依如从前。

       1.3 “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1979年至1996年)

       20世纪70年代末期，撒切尔夫人上台，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执政基础，对英国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化改革，一方面在大力推动国有垄断企业私有化和金融货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对“福利国家”下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各种免费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进行改革社会改革。撒切尔削减财政开支，强调个人责任与义务，如将市场竞争引入医疗服务，改革过去完全免费的医疗健康服务，让患者也承担一定比例的费用。同时让国家卫生部门从管理者改为医疗服务购买者，增强医疗机构自主权。住房方面实行公房私有化政策，大量出售政府公房，通过优惠条件鼓励私人购买住房。福利制度改革的总思路是将福利给予最需要的人群，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将政府的作用转变为有选择地提高优质服务。[8]

       在体育领域的改革，撒切尔政府的主要贡献在于1982年和1988年出台《未来10年的社区体育》、《90年代社区体育》文件，将13-24岁的青年和女性群体作为政策关注重点，着力提升大众体育的参与率，同时1988年将强制性竞标方式(CCT)被引入体育休闲服务中，将私人机构和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以及体育场馆的管理服务，虽然也带来了体育服务供给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弊端，但客观上也摆脱政府单一管理与供给的效率低下问题，并且在财政上为政府对大众体育的支持进行了松绑，从而为竞技体育的政府投入创造了空间，但撒切尔时期致命的执政缺陷则是对精英竞技体育的轻视与不屑，撒切尔夫人曾认为，“精英体育特别是足球更多的时候制造的是问题而不是荣誉”。[9]以贵族姿态对平民运动的鄙夷为撒切尔带来的是民意上的跌落，而事实也证明，撒切尔的执政并没有改变英国传统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政府对竞技体育的财政投入加大了。

       作为撒切尔的继任者，梅杰政府显然加大了对竞技体育改革的力度，1992年政府将体育部设置在国家遗产部下面，大大提升了体育事务在内阁事务中的地位，1994年英国开始发行体育彩票为体育事业积累了更多发展资金，1995年《体育：发展游戏》政策的颁布是英国政府对竞技体育发展态度的关键转变，该政策内容已经明显倾向于发展精英体育和在英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体育项目，大众参与的任务被转交给地方负责，地方政府主导大众体育的地位被进一步确立，而英国政府则将目标转向培养优秀运动员，投资建立英联邦体育研究院网络，改善教育系统在培养优秀运动员过程中的角色等领域，对竞技体育的介入态度已现端倪，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仅获得一枚金牌的惨败更加坚定了政府投入竞技体育的决心。总之，该时期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及政府职能已经开始发生初步转变。

       1.4 “第三条道路”下的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1996年至今)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家在权衡传统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各自不足的基础上所酝酿的一种汲取两者互补优势的政治理念。其主要思想内容为：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肯定自由市场的价值，强调解除管制、地方分权(非核心化)和低税赋等政策，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西班牙总理萨帕特罗等政治家都是第三条道路的提倡者。[10]

       英国政府进入布莱尔执政以后，对竞技体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96年具有政府职能属性的专业性竞技体育管理机构——英国体育理事会(又称英国体育局)成立，随后4个地区性的体育理事会以及49个地方体育合作组织相继成立，形成了政府宏观管理、社会主导、注重多方合作的体育管理模式，一举奠定了英国体育管理组织结构新体系(见图1)。[11]类似于我国国家体育总局性质的英国体育局代表政府履行制订英国的体育发展方针，负责举办重大体育赛事，代表英国在海外的体育利益，并致力于提高英国在国际体坛上的影响力，其直接目标则是促使英国在各项运动的世锦赛、奥运会、残奥会等竞技体育世界大赛中创造好成绩。然而与我国所不同的是英国体育局等政府代理机构并非政府身份而是非政府公共机构性质，其负责执行政府拟定和颁布的竞技体育政策，并具体向下组织落实竞技体育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而文化、传媒和体育部(DCMS)才是政府职能部门，在对政策执行机构进行合同管理的基础上，宏观调控、监督和决策竞技体育发展方向，做到了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不仅在竞技体育领域塑造了一个有限政府的责任角色，更是大大提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效率，完成了一个竞技体育管理有效政府的历史蜕变。

      

       图1 英国体育管理组织结构体系

       1997年英国政府针对性出台《奥运奖牌计划》、《奥运争光计划》等奥运战略计划，2000年则出台《大众体育的未来》、《体育战略实施小组报告》、《大众的体育未来：政府的体育计划》等重要文件，其通过卓有成效的机构改革和陆续而强有力的体育政策终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迎来了竞技体育实力的强势回归，一举获得了奖牌榜第四的百年佳绩。2005年英国政府倾力申办奥运会成功，进一步加速了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型，借助举办奥运会的历史契机和巨大的社会激励功能，东道主英国奥运代表团以29金、17银、19铜的百年最佳战绩强势挽回了老牌竞技体育强国的世纪尊严。新时期的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更加注重政府作用机制的力量，即主要包括强有力的竞技体育组织结构和连续性的竞技体育政策，也更加注重政府、市场、社会三重力量的配置，总之，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力领导和市场社会要素的高度融入形成了新时期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全新动力机制。

       2 新时期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政府作用机制及特征

       2.1 竞技体育政策形成机制及特征

       国家及地方竞技体育政策的完善性和有效性是反映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成熟程度及其特征的重要镜鉴，英国竞技体育政策从撒切尔时期的边缘化到梅杰时期的逐渐重视，再到布莱尔及以后的重点发展，逐渐形成了由学者、体育产业企业家、非政府组织、官员、议员等不同倡导联盟多方参与制定，根据历史文化传统、国家战略、专家学者的研究数据、公众的意愿与舆论变化等方面不断合理配置，并在最后通过民主的方式决策形成的一套完善的竞技体育政策形成机制(见图2)。[12]

      

       图2 英国竞技体育政策形成过程

       首先，英国竞技体育政策的制定从来不是剥离大众需求和民意而独立存在的，因而民主化和科学化是竞技体育政策形成机制的首要特征。英国体育政策的发展主要均衡官员、议员与体育半官方机构成员三方意见，官员的侧重一般是竞技体育、议员则关注居民实际利益，半官方机构成员主要是专家，更重视体育数据、调查资料等。1996年英国代表团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惨败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当时英国诸多项目的精英运动员生活状况极不理想甚至落魄，英国媒体披露部分运动员为了生存通过沿街售卖自己的奥运服饰来换取生活收入，媒体对事态的冷嘲热讽触痛了英国公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举国上下表现出了对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不满，英国政府在此背景下必须承担起振兴竞技体育的责任，从而重拾民心。因此，英国体育政策向竞技体育领域倾斜是民意的本质体现。

       其次，英国竞技体育政策形成机制具有延续性和实用性特征。尽管不同政党在其执政期内都会出台相应的体育政策以展示其执政理念和执政绩效，但1996年以后英国竞技体育政策保持着高度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前任政府的体育政策依然会在下一任政府得到贯彻与履行，并且新政府出台的竞技体育政策也是充分建立在评估前期政策执行效果基础之上，同时英国竞技体育政策决策与英国大众身体素质提高、经济建设、公共设施改善、贫民区改造等社会事业捆绑在一起，具有显著的实用色彩，英国主流报纸《泰晤士报》留言板上曾有一位来自布里斯托尔的市民写道：“真的是奇妙的，辉煌的，惊异的!因为奥运会我们的体育设施和公民身体素质将在未来7年内得到明显改善和提高。”[13]可见，英国竞技体育政策决策是充分兼顾“利国”和“利民”双重价值取向的。总之，英国政府对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型的首要作用机制是通过构建有效的竞技体育政策决策机制实现的，英国竞技体育政策决策机制是把握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向的重要导航。

       2.2 精英运动员培养机制及特征

       1996年以后，英国政府全面介入竞技体育发展各项工作，除了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外，夯实与构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础，完善英国精英运动员培养机制成为重要工作内容。在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下，英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系统打破了传统原始的旧金字塔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出了全新的以学校为基础、俱乐部为载体、区域单项体育协会为枢纽、英国体育学院为依托的精英运动员成长路径，加之体育参与、体育设施、运动员选材、教练员、资金投入、科研、国内外比赛以及运动员保障八大要素的共同支撑，英国精英运动员培养的新金字塔体系建成(见图3)，最终形成了高效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

      

       图3 英国新旧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金字塔模型对比

       英国精英运动员培养机制的首要特征是高度重视初级层面的学校体育和社区俱乐部的基础性作用。在学校层面，英国文化、媒介和体育部、教育部、英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英国体育理事会和英国青年体育基金会共同合作，颁布和实施了“学校体育比赛计划”，该“计划”将青少年赛事分为校级、校际、郡县、全国性四个层面。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彩票基金和政府资金投资，全国数百万的青少年获得了参与体育比赛的机会，有天赋的青年运动员则有机会代表学校参加国家级的全国综合体育比赛。在社区层面，英国文化、媒介和体育部以及英国教育和技能部于2002年推出了“学校体育—体育俱乐部链计划”将学校体育与英国强大的社区体育整合起来，英国体育理事会数据调查表明，2004-2005有22％的青少年至少参加一个社区体育俱乐部，200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27％。平均每所学校与社区体育俱乐部有个5体育合作项目，足球、英式橄榄球、板球、田径和舞蹈最为普及。[14]

       其次，英国精英运动员培养机制的另一重要特征是科学选材与科学训练备战。选材方面英国体育理事会和英国体育学院联合组建选拔工作队伍，英国体育人才选拔队伍的职责是为《世界级运动成绩计划》选拔有体育天赋的运动员。自2007年起，英国体育人才选拔队伍与20个奥运会、残奥会项目以及超过100名世界级的精英教练合作；运行7个国家运动员招募计划，对超过7000名天赋型运动员通过各种科学方法进行了评估和选拔，[15]如运用唾液筛查法分析运动员荷尔蒙帮助选材，基于最新科技成果用先进分析工具评估天赋运动员表现等。在训练备战方面，英国体育学院为个奥运会和残奥会项目提供科学训练和体育医学方面的服务，其中包括生理学、生物力学、心理学、医疗咨询、医务监督、营养咨询、运动成绩分析、力量和身体素质训练指导和运动康复等。[16]为鼓励科研创新，英国体育理事会科研团队出台了科研和创新计划，旨在将最先进的前沿科技转化到精英运动员的科学训练备战中，并通过各种奖励鼓励社会机构与群体作出科研贡献，该计划得到了国家体彩的1200万资金资助。

       再次，英国精英运动员培养机制的显著特征是运动员文化教育和再就业机制的完善。2004年英国文化、媒介和体育部颁布实施了《优秀运动员奖学金计划》，[17]最大限度地保证年龄在25岁以下的精英运动员能够专心进行训练与比赛，与此同时不耽误正常的学习生活，而英国精英运动员基本是高中以上学历，其中大多数能够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运动员退役转型再就业问题上，英国政府尤为重视，在求职技巧、顾问咨询、就业网路建设、就业资金投入、职业规划等方面给予运动员充分支持，并形成了较高的就业率。

       2.3 竞技体育服务供给机制及特征

       “福利国家”模式下英国率先建立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由于一味追求体育设施的建设而忽略大众的多样化体育需求，最终造成体育资源利用率不高，体育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撒切尔夫人、梅杰为首的保守党政府以自由主义和市场化为主题推进公共体育服务改革，率先引入了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模式为英国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机。然而，对竞技体育公共服务的真正重视始于布莱尔政府，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以后，英国政府开始加大对竞技体育事业的经费投入，每年大致从国库拨款5200万英镑，同时国家彩票基金对竞技体育的投入也逐渐增加，从1996年至2000年的5890万英镑增加到2008年至2012年的2.64亿英镑，[18]加之商业赞助和私人捐助，形成了英国政府多元化的竞技体育服务资金供给链。而英国政府新一轮的购买竞技体育服务改革是以绩效评估为导向，以国家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为准绳，以“政府、市场与社区、志愿组织等第三部门”广泛合作，多中心治理为基本格局的。竞技体育服务供给机制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是合同购买，绩效评估。英国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竞技体育服务的供给事务，而是通过签订服务合同委托英国体育局(UK Sport)履行任务，作为政府购买竞技体育服务的直接代理机构，英国体育局负责重大比赛公共体育服务和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资金的审核与发放工作，其具体服务职责包括发展竞技体育，分配政府和彩票资金，资助各单项国家理事机构和高水平运动员；通过成立体育学院等方式对运动员提供支持和服务，培养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国际体育的宣传和推广；申办和举办大型体育比赛；倡导体育道德和反兴奋剂等。而上述内容都是政府对其进行绩效评估的重要指标。[19]

       其二，英国对竞技体育服务的资金使用具有明确性和规范性。第一，彩票基金主要被用于推进世界级表现计划及世界级赛会计划。前者具体资助内容包括支持单项协会的运动表现计划、协助训练与比赛、发展运动科学与医学、推广教练培训计划以及补助运动员个人的运动员个人奖励金计划。后者主要用于支持单项运动协会争取及主办像奥运会、世界杯、欧洲杯等大型的赛会。第二，国库基金主要用于帮助各单项协会及相关的伙伴团体以提供选手必要的协助与服务，具体包括人员的配置与管理的架构、安全与伦理的标准、非彩票基金所补助的运动精英团队、教练的教育与发展、单项协会的现代化、补助英国运动教练协会、国家运动医学中心等与其合作的伙伴团体。[20]

       其三，以大赛为支点，追求竞技体育产生的综合服务效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逐渐成为世界竞技体育大赛承办的热门国家，欧洲杯、奥运会、世锦赛等大型赛事相继登陆英伦，黄金赛事计划也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旨在不断将重大赛事带回英国，其计划于2013-2019年期间举办70个大型体育赛事，吸引250万现场观众，发动和锻炼25000名官员和志愿者，2亿8700万英镑用于场馆和保障支持。[21]之所以如此热衷大赛举办，英国体育局的目标追求除了借东道主优势大力提升英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外，更是出于对经济带动、产业升级、旅游拉动、社会就业、场馆利用、国民激励、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即最大限度的追求竞技体育产生的综合社会服务效应。

       2.4 竞技体育资金分配机制及特征

       英国政府对推动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其对竞技体育大量的资金投入上。早期的英国政府对竞技体育不予拨款，从1972年以后政府逐渐对其投入了一定比例的经费，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政府拨款毕竟不是竞技体育发展的长久之计。因此随着1994年英国体育彩票的发行，竞技体育所获得的资金来源开始多元化，包括商业赞助和私人捐助在内的大量资金被分配到庞大的英国竞技体育系统内部，但这似乎并不符合英国公民传统的竞技体育自治发展观理念，因为政府的财政拨款是来自英国公民作为纳税人的口袋之中，所以必须要有一套具有说服力的竞技体育资金分配机制来消解社会质疑，让英国公民有理由相信竞技体育资金供给及其分配的合理性。英国竞技体育资金分配机制的特征如下。

       首先，奖惩性的资金分配制度特征。以不同项目协会运动员的竞技体育表现为绩效考核导向的资金资助办法被采用。英国的精英运动员培养世界级计划(从高到低分为顶峰、发展和天才识别三个层面)由全国项目协会输送运动员，同时也由其选择资助运动员，而这种资助的资金投入力度是与运动员的资助效益紧密相关的。英国体育局一方面要求全国项目协会承认奥运会和残奥会奖牌目标的卓越性，并由“会计官”对公共经费的使用负责，要求各项目协会有一个清晰的财政政策和员工责任机制，在每次全国项目协会委员会会议上要求慎重考虑自身的财务报告，并递交完整的竞技体育表现计划给英国体育局，并通过名为“任务2012”的监督体系，[22]责令项目协会仔细考核运动员的表现和发展，同时用与之相关的绩效评估系统评估项目协会及其领导层的表现，并要求对顶峰和发展层面的运动员给予个性化的表现跟踪计划方案，为他们建立了夺牌目标的通道，提供各种必要支持，如顶尖的教练员，最新的高科技投入和医学支持，暖气候训练、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安排表，以及体育科研支持，这些工作范畴内发生的经费都要求清楚地反映在财务报告中，这将成为资金资助办法的重要依据。一旦项目协会的工作没能通过考核指标则将受到资金方面削减，反之则增加资助力度，即后一次奥运会周期的资助金额增减幅度将以前一次奥运会周期的综合表现为重要依据，如英国田径队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获得了较大的突破，因此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周期中获得了更大资金资助力度，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并没有更大进展，因此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周期的资助则削减了，赛艇、游泳、自行车、帆船等项目则继续提升不同程度的资助力度(见表1)，下表是四届奥运会周期中不同竞技体育项目获得的资助金额变化情况，从资金资助的数量及其变化中可以管窥英国竞技体育项目生存现状及其地位。

      

       其次，英国竞技体育资金分配具有较为严格的财务审计监督特点。虽然在夏季奥运会获得成功具有至高无上的英国精神重拾价值以及重要的政治意义，但给予竞技体育如此巨大的资源，英国政治家们有职责以国会民主精神进行恰当水平的财务监督，事实上英国政府对竞技体育巨大的财务投入时常引来在野党派、国会内部以及其他政府职能机构的批判和质疑声音，即主要来自英国政治体系内部的不同意见，但客观上这为竞技体育财务监督提供了内部动力，例如，投入到竞技体育的大量彩票资金一般要被国家审计办公室、公共会计常务委员会等专业性财务机构调查，如在资助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人们发现当彩票资金越来越狭隘的分配到精英体育中时，其他体育政策目标如体育参与水平提升则在为其让步，而这直接导致相关利益群体的高度关注与质疑，因此推动了国家审计办公室、公共会计常务委员会等职能机构的介入调查的力度和深度，其中英国公共会计委员会主席当时就曾对英国体育局执行主任提出疑问，指出“除了声望以外，赢得金牌对大众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何不把这钱更多的投入到公共游泳池建设上来？”[23]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内部的部分高官对竞技体育的高投入并不支持，因此为维护相关群体利益以及充分履行自身的机构职能，英国当局必然通过专业性的财务审计手段对资金的分配使用进行财务监督，从而促使每一英镑的费用都有相对应的明确的使用去向，这从表1中的部分资金尾数上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体现。

       3 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型的若干启示

       3.1 顶层设计层面：构建民主、科学、连贯的竞技体育政策决策机制，强化竞技体育政策的绩效考核

       加强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顶层设计是引导竞技体育走出粗放型和赶超型发展模式，走向集约型和内生式发展道路的必然诉求。而加强顶层设计的关键在于形成有效性的竞技体育发展政策。判断竞技体育发展成败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奥运金牌数量以及各类赛事成绩的获得，更关键的是获得这些成绩的过程是否健康合理以及这些成绩“利民”性所在。因此，我国在竞技体育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广泛倾听来自不同社会利益群体间的声音，让政府组织代表、企业组织代表、非营利机构代表、弱势群体代表、体育专家代表等等都参与到竞技体育政策决策过程中来，从而提高竞技体育政策决策的民主性。另外，竞技体育政策必须与群众体育政策和学校体育政策紧密配合和衔接，逐渐引导广大社会力量参与到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中来，形成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的融合协调发展格局。此外，竞技体育政策的制定、修改与调整必须进行充分而细致的科学论证，以可靠翔实的科学数据和事实为重要依据，同时可适当延长政策的执行周期，并且注重前后出台政策间的连衔接性，切不可急功近利导致为了实现政策目标而采用非常规手段。最后，应加强竞技体育政策的绩效考核，尤其是要加强过程绩效考核机制以及监督和问责机制建设，步步为营，扎实推进政策细节的具体落实。

       3.2 人才培养层面：完善教体融合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国家彩票资金和政府拨款向社会基层竞技体育事业的倾斜，培育社会主体发展竞技体育的积极性

       政府全面“包办”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世界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潮流，但政府放任自流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也会出现失灵状态，造成混乱和方向缺失。因此，构建以学校为主体，社区为载体，政府引导和资助三位一体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方式是必由之路。首先，避免走文化教育和运动训练双轨制模式，坚决走教体融合之路。其中少年体育训练阶段必须以乐趣和身心健康为准绳，淡化对运动成绩的追求，施行无差别文化教育；青少年则应提高训练科学化水平，注重技术与心理素质双重训练，文化教育安排追求灵活性、有效性和针对性，并果断分流人才发展方向；精英阶段则应主要依托大学或职业俱乐部，并给予学术训练或职业训练，通过奖学金等激励措施保障竞技生涯发展及转换。其次，国家彩票资金和政府体育事业经费的拨款应向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资助倾斜，并为其系统设计竞赛体系，推动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竞赛规范化、常态化和制度化，广泛提高基层体育参与率与竞技水平，为精英竞技体育提供广泛选材空间和挖掘可观的天赋选手。英国体育局每年将体育事业经费拨款中的80％都分配给单项体育协会，社区俱乐部以及学校体育领域，20％则通过国家单项体育协会用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和精英运动员的培养。由此可见，在非盈利性质的基础体育领域，政府拨款是尤其必要的，而作为具有商业投资价值的竞技体育则不能一味依赖政府拨款，而应从体育产业发展中开拓更多融资渠道。再次，广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事业，实现竞技体育发展主体多元化。应通过体育产业引导资金扶持、税收减免与优惠、竞技体育发展贡献与成果奖励等不同方式引导社会资本、社会体育团体、体育培训机构、职业俱乐部、志愿者群体等队伍逐渐加入精英运动员培养主体的行列中来。

       3.3 公共服务层面：营造面向大众的竞技体育产品及服务供给机制，以高质量的精品系列体育赛事为平台，促使竞技体育发展成果惠及民生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指出，要推行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加快推进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将适合由体育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体育社会组织承担。同时要求丰富竞赛市场供给，打造一批有吸引力的国际性、区域性品牌赛事。引导支持体育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等专业机构的交流合作，积极引进国际精品赛事。[24]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竞赛服务供给持鼓励态度，而这为我国营造政府向社会购买大众性的竞技体育产品和服务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也为竞技体育的民生服务提供了指南。2025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目标要超过5万亿元，在这样的巨大市场前景与空间下，高质量的精品系列体育赛事将成为我国体育产业腾飞的重要推动力，但仅靠政府供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政府引导和购买的方式培养强大的社会供给力量，形成良性循环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其一，借助国家扶持三大球普及与发展的体育政策，优先加大球类赛事体系供给，尤其是校园足球精品赛事和社会足球精品赛事的打造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二，积极申办与运作足球世界杯、青年足球世界杯、篮球世界杯等具有广泛社会效应的顶级赛事，借此平台提升这些项目的社会推广和服务供给能力。其三，选择国内可观的消费项目，大力打造周期固定的精品职业巡回赛事体系。其四，借助冬奥会申办成功的契机，尽早培育发展冬季精品赛事，普及冬季群体赛事，加大冬季运动的推广力度和幅度，最终提高冬季运动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3.4 资金分配层面：提高竞技体育财政预算的科学性与激励性，加强竞技体育财政资金分配的监督审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无论是国家财政拨款还是国家彩票资金资助甚或市场化资金引入，竞技体育系统的资金投入与分配机制必须走透明化、科学化、理性化、奖惩分明化之路，这一方面有益于形成竞技体育系统内部良性竞争的发展态势，也有利于各项目协会充分发挥能动作用，提高自身的发展效益和质量；另一方面则有益于规范竞技体育资金的使用方式和办法，达到资金的最大利用率，避免国家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首先要建立科学严密的财政预案和预算机制，各项目预算应有详尽的财政计划书，将经费的使用紧密围绕运动员的高质量培养领域，严格控制经费使用的模糊边界。其次要建立集科学性和合理性于一体的奖惩性资金分配机制，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以奥运会金牌获得多寡为项目发展的唯一评价标尺，而应充分考虑项目所处的国际竞争环境，将项目的进步率和产出运动员的国际影响力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综合评估项目的国际发展潜力，从而针对性给予资金资助。再次，要建立严格的财务监督和审计制度，可通过审计局并联合聘用专业性的第三方会计审计机构来监督和审计各个项目协会的财务使用情况，如若出现违规操作资金使用的做法，坚决以相关财务法律为准绳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制裁。最后，为加强项目协会在竞技体育资金使用与申报预算方面的专业性，必须要强化项目协会员工的财务素质，同时强化项目协会专业财务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水平。

       收稿日期：201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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