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京波[1]2000年在《我国当前农村市场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自1996年起，我国经济增长有较大幅度的回落，商品物价指数也是逐年下降， 1999年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为-3．O%，我国经济己基本上进入了通货紧缩状态。 要想改变当前国民经济运行的紧缩局面，主要途径有三：一是利用货币手段，提 高货币投放量：二是利用财政杠杆，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三是拉动消费需求。近几年 的统计资料显，我国的货币投放量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这表明货币投放量是足 够的，能够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政府投资的力度明显在加大，但由于投资重点在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效果的显现需要较长的周期，民间投资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短期内不可能有较大回升。在消费需求中，城镇居民的消费己经经历过几次升级换代， 由于受居民收入和其他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要想再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提升难度很 大，而作为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村居民的需求尚有较大潜力， 笔者认为，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就是启动农民消费需求，开拓农村 、市场，从而有效解决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紧缩局面。 本文的观点是：我国当前消费需求的原因是结构性的，而且问题不仅仅在于城镇， 更重要的在于农村，在于农村的消费问题。 本论文以农村市场、农民需求为认识和研究的对象，在占有了较多资料的基础上， 力图从我国农村市场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寻找到现实与历史间的自然联系；力图从农 村、农民、农村市场与我国城镇及工业化发展的对比中，寻找到结构间的联系，从而 在问题现象的具体中把握住我国农村市场中农民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地位， 确立农村市场、农民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需加以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的思想。 本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论述了农村市场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和开拓农村市场的意义： 第二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市场发展的历史，提出当前我国农村市场中 农民的消费特点： 第三章，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而对其存在问 题的根源进行剖析； 第四章，针对农村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农村产业结构、制度体系等多个层 面提出了推动农村市场发展、拉动农民需求的思考
王树伟[2]2014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法律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村文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当前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强农村法律文化建设对于提升农村法治环境、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纠正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四风”问题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了解我国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当前农村地区法律文化的现状与建设内容，弄清楚新农村建设、发展过程中法律文化建设层面所面临的问题，对于今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更好开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对法律文化及农村法律文化的概念界定入手，接着重点介绍了我国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历史特点与现状。论文中农村法律文化现状的调查部分以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以及泰安市东平县银山镇为具体调查区域，采用问卷实地调查的方式走进农民身边，详细了解当前农村法律文化的现状，进行具体分析，目的是分析问卷背后所反映出的与法律文化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论文的后续部分则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介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环境与背景以及相关理论知识，随即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主线，探讨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从当前农村法律文化的现状出发，提出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途径与措施。正文具体有以下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介绍我国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现状。本部分首先界定（归纳并介绍）法律文化与农村法律文化的概念与内涵，明确论文相关基本概念；其次，阐述我国古代传统农村法律文化的特点，展现我国农村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最后，以调查问卷的形式介绍我国当前农村法律文化现状，为后部分的论文写作提供现实依据与数据支撑。第二部分，论述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该部分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内容，首先介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与内涵；其次，论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以及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最后在明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农村法律文化建设两者关系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主线具体阐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第三部分，梳理和总结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本部分参考问卷调查部分所反映的我国农村法律文化现状的具体数据，并结合其它资料，在农村立法、农村行政执法、农村司法建设、农村普法教育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五个方面阐述我国当前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所存在的具体问题。第四部分，分析和概述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途径与措施。本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农村法律文化所存在的问题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为框架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途径与措施。
胡建华[3]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向洪玲[4]2006年在《企业拓展重庆农村市场的营销策略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结构变化显著，消费方式逐步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一直以来，消费需求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买方”市场特征越来越明显，消费需求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目前居民收入水平、消费升级现状、市场需求潜力以及国外消费发展规律等方面来看，我国已进入以消费需求为主推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而近年来，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贡献率持续下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差20多个百分点，原因之一是农村消费市场启动缓慢。我国是农业大国，有将近9亿人生活在农村，农村市场作为国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消费的增减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意义重大。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特别是十六大“全面小康”目标和五中全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任务的提出，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为工商企业拓展农村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农村分布广泛、农业人口众多是其典型的市情，但同时也表明重庆农村市场消费潜力巨大，前景广阔，蕴藏着无限商机。在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现阶段，中央和重庆地方各级政府在政策上对“三农”倾斜的历史时期，为工商企业拓展农村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长期以来，我国生产流通发展重城市轻农村，缺乏开发农村市场的有效营销战略经验，导致很多企业在拓展农村市场的过程中，不是铩羽而归就是不得其门而入，农村市场的营销成为摆在众多工商企业面前的新课题。 本论文作者在参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了重庆三大经济区部分乡镇农村市场的基础上，从拓展农村市场的必然性及意义入手，揭示了当前拓展农村市场势在必行。通过对重庆农村市场现状及企业营销状况的分析，归纳分析出重庆农村市场现阶段主要存在的问题：一是农村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落后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极不完善，农民消费有后顾之忧，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和消费环境欠佳等因素所致。二是农村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由于企业对农村缺乏调查研究，对农民消费需求、消费结构、消费特征不太了解，导致企业针对农村市场特点，开发、组织适合农民需要的产品不多、不全。三是农村市场中间渠道不畅。进而总结了我市农村市场现阶段的基本特征，如收入逐步提高，需求出现多层次；农民消费结构正在升级；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发生改变等。然后，从宏观经济发展、农村税费改革、农民劳动收入结构变化、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论证我市农村市场孕育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朱余斌[5]2017年在《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兴,天下兴。"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仍将有相当比重的人口居住、生活在乡村,乡村社会的繁荣稳定与否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乡村问题千头万绪,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应当是乡村治理体制问题。乡村治理体制,也称为乡村治理模式或乡村治理结构,一般是指乡村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乡村治理体制合理与否直接关乎乡村治理的成效,而乡村治理的效果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也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县政绅治"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乡村治理体制。建国以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与同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结构与特点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治理概念第一次正式载入党中央的文件中,标志着党对治国理政规律和趋势认识和把握上的进一步深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最新成果。治理理论的基本要义在于承认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强调多元治理主体通过互动、协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乡村治理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能力与乡村治理体制的安排密切相关,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对于实现乡村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现行的乡村治理体制本身还存在着党政不分、乡镇基层政权"悬浮化"和"谋利化"、村民自治组织过度行政化、"乡政"与"村治"之间的过度博弈和不协调、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与治理理念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变革的趋势和取向何在?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如何建构?这些时代主题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有效回应。我们既要充分汲取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营养,也要在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中寻找基因,以我国乡村治理中遇到的问题为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建构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突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就是"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兴起。这一理论范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以极强的影响力迅速羼入各学科并形成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分析和解释的理论工具,但从西方社会引入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范式是建立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以及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之上。因此,运用"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中国问题时,需要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实现"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的中国化。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化的"国家——社会"关系为研究范式,对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进行研究,试图找出内在的趋势与规律,并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提供建议。具体而言,不同于西方语境下将国家等同于政府,本文将国家分为党和政府两个层面予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它往往是顶层制度设计者和推动者,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乡村治理的成效和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市场作用的发挥密切相关,本文将市场的定位与作用这一变量纳入到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的研究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论文将西方语境下的"社会",细化、中国化为乡村正式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农民、乡村精英等社会主体要素分别予以详尽考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的数量将会逐渐减少。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有相当数量农民的存在。农民不仅仅是乡村治理的对象,作为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更应该成为乡村治理的有效主体。本文将农民这一乡村社会重要构成要素独列出来予以考察,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和能力,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成效乃至新时期乡村社会"善治"目标能否实现。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之道的经验借鉴以及在当代乡村治理中实际重要作用发挥方面的考量,在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研究中,本文还将乡村精英这一重要的乡村社会构成要素单列出来予以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论文通过探讨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乡村治理主体要素,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变迁中的定位、作用发挥和相互关系以及相应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完善提供借鉴。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主要是由相应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决定的,并受不同的时代特征、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主体的视域来看,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历史嬗变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党和国家的战略理念和制度设计、市场的地位和作用的场域、广大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识、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和作用空间。"莲发藕生,必定有根"。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设计"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图,而是在乡村社会既有格局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治理困境的深度反思和审视来寻找灵感和答案"。据此,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我们应在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基础上进行变革与创新,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引导、全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体制,保证政党、国家、市场、农民、社会组织等不同治理主体要素之间结构的合理化,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它们各自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之达至。
唐红涛[6]2009年在《中国城乡商品市场协调发展实证研究》文中提出目前,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已达到73.8%,远超过60%这一市场经济临界水平,这表明,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正不断成为促进分工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城乡商品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主要载体,其协调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城乡二元经济的重要因素,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试从城乡商品市场运行机理、贸易壁垒和协调发展程度来系统、全面地分析中国城乡商品市场。本文共分为八章：除了第一章导论和第八章结论与展望之外,其余各章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城乡商品市场协调发展问题。首先本文系统地梳理城乡经济相关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城乡理论、制度经济学城乡理论到空间经济学城乡理论,指出城乡经济研究经历了由一个定性到定量、由静态到动态、由时间分析到空间分析的发展过程。并且对国内外城乡商品市场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总结和简要述评。其次,本文深入分析了商品市场的运行机理。验证了马克思提出的“商业的独立发展与社会生产成反比例”与杨格提出的“分工决定市场,市场决定分工”的两个假说。指出商品市场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呈现出非线性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后期,商品市场对于区域经济的作用不明显,而在经济发展中期,商品市场的拉动效应最为明显。商品市场能够有效降低微观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商品市场交易效率与城市化长期呈现出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在短期则是商品市场交易效率显著影响城市化。第三,本文系统总结了中国城乡商品市场发展失衡的相关表现,指出城乡商品市场存在着很大的贸易壁垒,同时在商品市场总量、商品流通业态、商品市场基础设施、商品市场组织监管以及商品市场人才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最后以湖南省的实地调查证实了这些结论。第四,本文对于城乡商品市场的贸易壁垒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相对价格法计算了1985-2007年中国城乡商品市场贸易壁垒,并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城乡消费差异、交通设施、城乡收入、财政对流通事业的投入等因素对城乡商品市场分割程度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五,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运用SPSS15.0与Eviews5.0软件实证研究了城乡商品市场协调发展程度,并从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商品市场协调度受到除城乡贸易壁垒指标外其他所有指标的正向影响,城乡贸易壁垒则是负向影响。最后,通过缩小城乡商品市场发展基础差距、城乡要素市场协调发展、城乡商品市场协调发展三个层面系统提出了相关对策。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研究视角比较新颖。本文从城乡商品市场的角度分析城乡二元经济问题,为城乡经济研究提供了一条新颖的思路。现有文献对于城乡二元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二元金融市场、二元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方面,但很少有学者从商品市场角度分析探讨,事实上由于商品市场对于区域经济、交易成本和城市化都有很大影响,城乡商品市场不协调必然会导致城乡经济运行不顺畅,因此从商品市场着手分析城乡问题应该是可行的也是比较重要的。2、验证了商品市场运行的两个假说。在城乡商品市场发展机理分析中,通过对商品市场与区域经济的关联,以及城乡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和城市化率的协整分析验证了马克思提出的“商业的独立发展与社会生产发展成反比例”和杨格提出的“分工决定市场,市场决定分工”假说。3、深入分析了城乡商品市场贸易壁垒和协调度两个指标。通过相对价格法和因子分析法,分别计算出城乡商品市场的贸易壁垒以及城乡商品市场协调度指标。特别是在后者的计算中,构建了城乡商品市场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为进一步研究城乡商品市场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马珀[7]2015年在《潍坊市农村汽车市场发展的影响因素调查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对支农惠农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加强的直接影响。农村汽车消费市场悄然发生着变化,受农民的收入增加的影响,也使得更多的农民有能力买得起车、有条件用得起车。2014年9月国家统计局潍坊调查大队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潍坊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0060元,居全山东省第一位,绝对数比全国高4664元[1]。潍坊市城乡交通设施建设在山东省首屈一指,潍坊市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2995.3公里,9039个行政村全部实现通油路,行政村通油路率达到100%,位居山东省第一位[1];以及我市蓬勃发展的农用机械、新能源汽车制造业,潍坊市农村汽车市场的潜力也逐渐显现。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外出出行越来越多,货物流通量也越来越大,我市农村汽车市场的需求热度逐年上升。但是在农村汽车市场发展壮大的同时,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要对该市场呈现的问题和现象进行归纳研究,以便更好地解决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同时科学地对其指导,实现中国汽车市场这片“最后金矿”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是本论文所研究的目的。本论文通过分析当前国内外农村汽车市场的现状,归纳总结我国农村汽车市场需求特点;结合实地调研客观、全面呈现潍坊农村汽车市场领域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并提供有针对性的策略,以服务农民、服务于汽车企业,进而有效地保护繁荣和促进农村汽车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是本研究的主体目标。论文首先分析了现阶段中国农村汽车市场的发展特点,对农村汽车市场的现状、市场特点、需求情况、市场潜力及发展趋势等做了详细的分析。对适合农村汽车市场的车型进行了特征描述。本文注重潍坊地区农村汽车市场条件和消费环境,农村汽车市场销售、售后服务模式,更重要的是希望实现对潍坊地区乃至全国农村汽车市场营销发展、经营模式的客观呈现。科学的采用调查问卷对潍坊当地农村展开了实地调研工作。重点对潍坊市农村汽车市场的区域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对潍坊地区经济、交通、汽车消费现状进行了分析介绍。针对潍坊农村市场消费者需求现状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两种方法,并编制了影响潍坊农村汽车消费因素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从潍坊市2014年各县市区乡镇中随机选取了为调研对象,再从这些乡镇中随机抽取150位农村购车居民为研究对象。调查时间从2014年3月1日开始到2014年5月1日结束。本次调研活动问卷发放150份、问卷回收146份、有效问卷回收12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4%。分析了潍坊市农村汽车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基于调查结果,结合对相关政策法规、研究材料、文件资料和文献的分析研究,参考潍坊当地现状,对现阶段新政策形势下农村汽车市场的发展做了全面、直观、深入的分析。给出了今后应加大农用汽车购置补贴的政策扶持力度,改善销售模式,提高售后服务质量,制定更完善的保障制度,加强农村二手车市场及报废车的监督和管理,减轻农民朋友购车时的税费负担,简化购车手续,以切实保障农村汽车市场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等各项建议,并提出了农村汽车市场发展政策措施建议。
朱信凯[8]2003年在《中国农户消费函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村市场开拓问题成为政府及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为此，中央适时地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坚持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不断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农村消费需求，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取得了年均GDP增长7.6％的成绩。这种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增加赤字，由政府直接投资来创造需求的做法，对遏止投资需求下滑和实现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及其积累必然造成潜在的危险。因此，早日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淡出积极财政政策乃当务之急。林毅夫教授指出，过剩生产能力是一种“存量生产能力”，如果能够找出一个在量上和其相当，有支付能力、有需求愿望但未能得到满足的“存量需求”，并将其释放出来，就能够较快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数额较大的存量需求。如果能够有效地剔除结构性和政策性障碍因素，将那些存量需求诱发出来，就能够在较短时间里把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从而治理好通货紧缩的问题。为此，启动作为我国消费主体的2.4亿农户的消费需求，将是最重要的“一石数鸟”的政策选择之一。 分析农户消费变化，既要把握其结构特征，还必须弄清它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设定。目前，国内已有的一些研究将我国农户消费变化的统计学特征概括为：消费水平仍然较低，消费结构相对稳定，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另一些研究则利用截面资料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来分析和解释农户消费结构多样化的变化及其趋势。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对改革以来农户消费增长及其变化成因进行深入分析。虽然，臧旭恒对改革前后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指出新古典框架内的几种主要消费函数假定对改革以后中国的适应性逐渐增强。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较短，农户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完全形成一种与旧体制下不同的消费行为，并且其使用的统计资料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关于农户消费行为变化的假设有待利用新的资料进行进一步检验和分析。这就是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 论文共8章，27节。在导言部分，作者从国民经济中的农户消费及农户消费与农村市场需求等角度阐述了当前农村市场需求疲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揭示了开拓农村市场的重要意义，并由此指出消费函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更加深邃的研究视角。第二章是从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农户消费行为演变的历史轨迹与现实特征。在研究方法上使用了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等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诠释了农户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嬗变。在此基础上，为了克服当前从事消费函数研究往往忽视对消费者行为分析的缺陷，作者在第三章中专门对我国农户消费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为消费函数的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与理论根基。基于建立中国农户消费函数分析理论框架的考虑，作者在第四章中提出了“浴盆”曲线、农户位置消费行为及农户短视消费行为等三个消费函数分析的理论模型。在第五章将1954年以来的中国农户消费分成三个阶段，并推论出农户消费函数假定的基础上，第六章分别构建了传统体制及转轨经济体制下分地区、分时期的中国农户消费函数模型，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了所提出的消费者行为和消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文摘要费函数假说、模型及相关问题。与此同时，考虑到耐用消费品在农村市场启动中的重要意义，本论文第七章对此进行了专项研究。论文的第八章为结论部分，在对以上各章进行总结性述评的前提下，提出了政策性祸合的对策建议。 消费函数理论在我国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而将该理论系统地应用于我国农户消费行为的分析更是凤毛麟角。本文在对我国农户消费行为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分析农户消费行为的一般理论框架，构建函数并检验之，研究选题本身就是具有开拓与创新价值的。除此之外，本论文在内容体系及方法论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系统构建了中国农户消费函数理论发展的徽观羞础。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消费或储蓄动机，是随假定的经济制度与经济组织，随种族、教育、宗教及流行道德观念等因素所形成的习惯，随现在的希望与过去的经验，随目前财富分配的办法等大有不同。因此在利用深深植根于西方社会制度、经济组织等土壤之中的现代西方消费理论研究我国农户消费行为，构造其消费函数模型时，必须以对我国农户消费行为的理论分析为前提。本文运用了大量篇幅对此予以充分的论述，从而在我国消费函数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微观基础的分析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在提出并脸证“浴盆，曲线假说理论的墓础上，重构了中国农户消费函数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经济转轨时期，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也是新古典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首先研究了不确定性与农户消费的关系，并提出了“浴盆”曲线假说理论。在此基础上从“浴盆”曲线理论、位置消费理论及短视消费理论三个角度重构了中国农户消费函数分析的理论框架。继而，论文在深入研究?
韩正清[9]2006年在《农村经济增长中的农村金融资源供给及效应》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关于农村经济增长中的农村金融资源供给及效应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论文首先回顾了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和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然后在借鉴金融资源理论的基础上，界定了农村金融资源的概念内涵、分析了农村金融资源的特性，在理论上初步讨论了农村金融资源与农村经济增长相互作用关系；接着运用历史分析和计量方法，实证了农村经济增长中农村金融资源的供给状态及效应，剖析了农村金融资源制约效应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成因；进而从夯实农村经济基础，完善农村市场体制、合理开发农村金融资源和营造宏观制度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减缓农村金融资源制约效应的对策思路。 一、论文的基本结论 1、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低下，且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不协调 虽然农村经济货币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边的正向相关性，但农村正规金融贷款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边的负向相关性，二者之间相互制约作用，说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不协调。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从纵向来看，虽然伴随着农村经济增长有了较大发展，但是通过与整体金融、城市金融的横向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金融资产总量，还是经济货币化、金融化水平以及存贷款比率，农村与全国、农村与城市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差距，这说明中国金融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农村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脱节，说明农村投资的效率是不高的，隐含着农村投资存在无效投资、投资浪费、投资不足等深层次问题。 2、农村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对农村金融资源系统和农村经济系统产生了制约效应 从农村资源对农村金融系统的制约效应看，当前农村资金资源的量的供给状态和配置结构一方面制约了农村资金资源量的进一步累积，另一方面制约了农村金融工具资源的开发和创新，还强化了农村制度性金融资源现存框架，不利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从农村资金资源对农村经济系统的制约效应看，农村资金配置非农业化和非农村化一方面弱化了农业基础地位，不利于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另一方面阻滞了农村经济增长，同时也固化了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还拖累了农村居民增收。 3、农村金融制度资源对农村金融资源系统和农村经济系统产生了制约效应 农村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配置状态为农村资金资源流失提供了金融制度平台，制约了农村资金资源量的累积，降低了资金资源配置效率。农村现存金融制度资源不利于其自身的进一步开发和创新，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高成本。在目前农村金融制度框架下，中国农业银行创新农村金融商品的压力和动力不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缺乏创新农村金融商品的机制和动力源，而农村信用社实上已成为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垄断者，存在
许丹丹[10]2013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本质是两个经济区域内两种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把农村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作为向农村迁移先进生产力的基本手段，实现城市与农村两个区域内生产力水平的均衡发展，是保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外部动力。依托“生态文明”和“信息化”建设的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创新农村经营模式，建立以农业产业发展为主体，相关产业发展为支撑，立足农村的生产和需求，构建并开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机制体制，优化农村区域内市场资源配置，是保障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动力。农村金融内生于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条件是国家意志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本文不做深入研究，而基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包括农村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金融效率的可持续发展是本文的研究内容。受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性限制，所以金融业长期以来支持重心一直处在工业、商业等市场经济活跃领域，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远远优于农村。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不确定性、农产品市场的不开放性、农村公共资源配套的滞后性、农村人口的分散性，致使中国农村金融长期以来总体上一直处在政策性金融的发展阶段，缺乏可持续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构建，这些客观情况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国外在探索和实践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些经验直指农村金融体系建设问题，即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在一定的条件下直接主导了农村经济发展，使得原有单纯依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农村发展模式得以转变，进而形成了以农村金融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型改革之路。显然，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已经具备金融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要求，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为农村金融发展奠定了客观基础；涉农金融机构较多，其在农村网点覆盖面较大，为农村金融服务开展提供条件；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具备使用金融产品的条件；现代化农业和农村城镇化建设需要金融支持；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城市饱和压力的存在，客观要求金融业要开辟农村这个新市场。同时，基于现有条件实施农村金融化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已有针对中国农村市场的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对于转变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改善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村市场的资源配置，提高相关要素的生产率，缓解和转变农村居民的贫困程度，应对人口流动，都有积极的作用。当前中国针对农村所实施的各项政策以及涉农金融机构所开展的各项金融服务都反映了中国正逐步启动农村市场，依托金融支撑农村发展道路，转变和实现农村的增长。对此，不少学者也给出了较为客观的评判和经验总结：改革的方向正确，对于解决当前农村发展的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仅能够发挥短期效应，很多的政策和机构行为都只对短期的农村市场问题起作用而忽视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归结中国当前农村整体的发展现状就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和实现了农村的短期发展，但改革在整体上缺乏基于市场的构建，不具有可持续性，没有充分发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功能。基于对中国农村发展和对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现状的分析，结合学者们对中国近年来针对农村金融支撑农村发展结果和效率的总结，本文从可持续性的角度审视和考察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理论和实证对中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路径进行了有效地识别，以期能够为完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保障农村金融支撑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农业增长的可持续提供必要的证据和指导。在整合论文整体框架的过程中，本文注重将理论和实证有效地结合，一方面承袭前人的研究成果，应用全新和完整的数据就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真实效应进行了动态的测度和识别，更细致甄别了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客观的总结了中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需要应对的基本问题，包括农村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农村金融效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从实证角度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了识别。基于前面两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述，本文最终形成了针对中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建议框架，既包括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对农村金融不同层面体系的指导意见，又包括结合国情和发展现状对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为绪论部分，从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出发，在理顺目前针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的文献的基础上，引出了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总体概况了本文的研究框架。第2章是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在总结和整合前人针对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应用完整和全新的数据，运用状态空间模型从动态的视角审视和考察了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借助于状态空间在测度潜在因子的动态变化，本文能够识别和测度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不同阶段下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对整体宏观的农村经济增长到具体的农民收入增加，既对农村金融产生的实际经济效应进行了再次的验证，同时也考证了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趋势，有助于识别和诊断中国农村金融不同发展阶段的效率，并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和指导，为本文后续内容的展开奠定实证数据基础。第3章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问题，包括构建中国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研究、着重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控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风险、优化财政支持政策进行阐述，从一个宏观的层面对中国未来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框架进行了论证。第4章对中国农村金融效率可持续发展进行分析，分别就中国农村宏观与微观金融效率发展路径以及不同区域金融效率差异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维持农村金融效率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问题以及激励机制问题。第5章从微观层面细致甄别了制约中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除了使用DEMATEL因素分析法对中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外，本部分还以甘肃省为例考察了金融支农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针对制约因素的发展路径，即以金融服务创新带动中国农村整体效率的提升方案。第6章主要是针对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介绍，并从中寻找适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最后分别从“金融体系架构”和“金融创新与金融保障体制”两个方面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对中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有益的思路。第7章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问题，具体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以及金融服务三个层面总结和归纳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希望能以此完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和体制，充分发挥金融支农的重要作用，保证中国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由此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我国当前农村市场问题研究[D]. 姜京波. 天津财经学院. 2000
[2]. 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研究[D]. 王树伟. 齐鲁工业大学. 2014
[3].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4]. 企业拓展重庆农村市场的营销策略研究[D]. 向洪玲. 西南大学. 2006
[5]. 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D]. 朱余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6]. 中国城乡商品市场协调发展实证研究[D]. 唐红涛. 中南大学. 2009
[7]. 潍坊市农村汽车市场发展的影响因素调查研究[D]. 马珀. 山东农业大学. 2015
[8]. 中国农户消费函数研究[D]. 朱信凯. 华中农业大学. 2003
[9]. 农村经济增长中的农村金融资源供给及效应[D]. 韩正清. 西南大学. 2006
[10]. 中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D]. 许丹丹. 吉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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