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八五论文,时期论文,我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五”（1991-1995年）已经结束，认真总结“八五”经济发展的经验，深刻认识“八五”经济发展的特点，对于我们实践“九五”发展计划并进入21世纪，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回顾“八五”，我国经济发展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
一、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创历史的通货膨胀并存
“八五”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显著的时期。从增长速度上看，GDP（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均增长速度达11.7%， 比“七五”时期高出近4个百分点，同时，各年度之间增长速度的波动不大， 没有出现增长速度上的大起大落，基本实现了平稳持续高速增长，各年份增长速度的相对落差由“七五”的94.9%缩小为48.7%。从国际比较上看，“八五”时期我国GDP增长速度居世界领先地位， 同期， 美国、 日本GDP年增长率仅分别为2.0%和1.7%， 即使是增长较快的韩国和新加坡也只分别为6.8%和7.9%。因此，通过“八五”，在经济总量上我们提前实现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并不是说高速增长与高通货膨胀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八五”期间我国存在高通货膨胀是一事实。“八五”前四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年均上涨10.8%，其中1994年高达21.7%；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年均上涨12.1%，其中1994年高达24.1%；1995年零售物价涨幅回落到15%左右。整个“八五”期间年均通货膨胀率超过11%已成定局，而这一涨幅是我国有史以来最高的。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至少与同期高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二、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扩张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相对下降并存
“八五”期间是我国GDP增长规模最大的历史时期， “八五”累计完成GDP近18万亿元，比“七五”时期增加10万亿元， 比“六五”时期增加14万亿元以上，从而使我国在经济总量上跃居世界前7位。
但同时，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却在下降。这种下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在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中，政府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八五”前四年政府收入合计1.6万亿元， 占GDP 比重12.8%，比“七五”时期下降4.1个百分点，1994年甚至只为11.8%； 而同期集体和个人收入比重持续上升，“八五”前四年集体、个人收入累计为11万亿元以上，占GDP87.2%，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无论怎样判断、评价这种分配格局的变动，由此而来的政府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次，在财政支出刚性增强的条件下，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使财政宏观调控陷入极度被动局面，“八五”时期累计实际财政赤字已达6348.6亿元，并且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不仅难以有效运用财政政策实现宏观调控，而且财政赤字本身就推动了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指标恶化。其三，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比重持续下降，财政调控能力减弱，势必形成宏观调控对货币政策的依赖度提高，集体、个人收入相当比例转化为银行存款，加强了货币政策对于宏观调控的作用。这就要求在金融体制上深化改革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八五”期间虽然金融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专业行自负盈亏的商业化机制远未形成，中央行独立性依然较弱；存贷款利率远未市场化，远低于物价涨幅，形成事实上的负利率；货币发行严重超出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八五”期间，货币净投放6144亿元，比“七五”增长2.7倍，年均增长29%，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年均增幅分别达到31.5%和32.5%，大大高于GDP现价增长速度。再加上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尚不能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等等，使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受到严重影响，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能力。
三、产业结构深刻变化与农业落后并存
“八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了工业化加速期产业结构高度演进的一般趋势，而且，总体上呈现出顺应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良性演进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结构变化显示出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急速提高。 从产值结构演变上看， 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一次产业由1991年的24.5%持续下降到1995年的18%， 而且同时农作物总产量在逐渐扩张，1995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超过9000亿斤，基本体现了经济发展中农业产值比重下降但绝对量增长的趋势；第二次产业比重持续高速上升，从“八五”期初的42.1%逐年上升到期末的49%，整个“八五”期间第二次产业增加值达8.5万亿左右， 占同期GDP的47%，比“七五”时期上升近4个百分点，体现了工业化加速时期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上主要依靠工业化进展的特征，而且，以第二次产业比重为标志，我国工业化进展到“八五”期末已超过世界中等偏下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0%）；第三次产业稳步增长，整个“八五”时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大都稳定在33%以上，比“七五”时期上升近3个百分点，“八五”时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已近6万亿元。上述结构演进比较典型地体现着工业化加速时期产业结构高度推进的一般规律，是“八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质态演进的重要特征。
但与这种质态演进相伴随的是农业基础薄弱，也就是说，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农业基础不够坚实，工业化迅速进展和农业落后的矛盾，在“八五”期间显得极为突出。这种矛盾并非体现在农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上（这一比重下降本身是发展的标志），而是体现在农业效率不高上。一方面是耕地减少和农业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另一方面是对农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再加上体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单产效率和规模经济改善等方面出现严重滞后；此外，农业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农民负担加重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农产品收购价偏低等等，又使农业成本上升，使农业的相对收益下降。农业的滞后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严重制约着结构高度推进的进程，而且成为宏观经济生产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仅就“八五”期间对农业的投入而言，尽管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增加农业投入，但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国有单位对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农业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仍大幅度下降，由1991年的2.6%左右下降到1995 年的1.9%左右；与此同时，集体和农户或者对于农业投入缺乏长远预期，或者能力有限，使得农业投入与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之间的不适应性日益严重。
四、工业迅速发展与工业企业效益降低并存
“八五”期间我国工业生产稳定高速增长，年平均工业总产值（不变价）递增近19.9%；工业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到1994年，我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已近3.4万亿元，比1990年增加近2万亿元，相当于“七五”时期固定资产增加额的2.5倍，“八五”期间平均每年递增近24%； 人均装备系数由1990年的近2万元/人提高到1994年的超过4万元/人，平均每年递增20.2%；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进入世界前列，如原煤、水泥、电视机、布的产量已占世界第一；钢、电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原油保持世界第五位水平。可以说，“八五”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工业经济拉动的。
然而，与之并存的却是工业企业效益的降低。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工业企业亏损逐年增加，亏损上升势头难以遏制。“八五”前四年，我国工业企业亏损额以每年14.2%的速度增加，四年累计亏损高达2356亿元，相当于“六五”和“七五”时期累计亏损额的2倍， 冲抵同一时期利润总额的47%，平均每年大约有500 多亿元的利润被亏损企业抵销。
第二，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一是产成品资金占用过大，1994年末产成品资金近4000亿元，比1990年增长1倍多，平均每年以30 %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工业生产平均19.9%的增长速度；二是流动资金周转速度降低，“八五”期间全国工业流动资金周转次数为1.7次， 比“七五”时期平均水平低0.14次；三是产品销售率降低，“八五”期间降低2.5个百分点；四是企业间相互拖欠严重，到1995年末，企业间三角债已近8000亿元，占企业流动资金26%左右。企业资金占用大，利用效率低，一方面造成企业资金上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又加剧对货币供给和信贷规模扩张的压力，从而为控制通货膨胀增加困难。
第三，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下降严重。一是国有企业亏损面逐年扩大，到1994年已达30.9%，分别比集体工业企业和其它类型工业企业高出14.3个和3.8个百分点。二是亏损额逐年增加，从1990年的不足350亿元逐年增加到1994年的482.6亿元，在工业企业全部亏损额中， 国有工业企业所占比重平均每年高达71%。三是国有工业整体效益低下，“八五”时期国有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七五”时期下降5.4 个百分点，国有工业资金利税率仅为10.1%，比集体工业和其它类型工业低0.7个和1.5个百分点，成本利润率仅为4%，比集体工业和其它类型工业低0.1个和4.1个百分点。四是国有工业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八五”期间，全部国有工业（乡及乡以上）生产平均增长速度仅为7.2%， 远远低于集体工业平均增长27.7%和其它类型工业平均增长69.8%的速度；在全部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由1990年的66.3%降至1994年的49.1%；在全国工业新增生产份额中，国有工业企业增加额所占比重下降更为显著，从1991年的53%下降至1994年的28%。这表明国有工业企业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八五”期间工业经济迅速增长，主要是依靠非国有经济增长来支持，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实现体制和增长模式转换的紧迫性。
五、基础产业投入增大与“瓶颈”加剧并存
“八五”期间国家在产业政策上始终把发展基础产业放在重点位置上，因而基础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等获得了显著进展。
首先，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交通运输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八五”期间是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自1991年至1994年，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幅达51.6%，比“七五”期间平均增幅提高18个百分点，所占比重也由“七五”期间的平均8.6 %上升为“八五”期间的13.1%，更是超出80年代末以前的平均7.8%的比重。 交通运输业投资大幅度增加，除国家在产业政策、财政、信贷、投资、价格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外，投资主体多元化是一重要因素。“八五”前四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额中，国家投入已由“七五”期间的72.8%降至56.7%，地方投资、集资、合资、利用外资等方式形成的投入比重大幅度上升，“八五”期间仅直接利用外资于交通运输基础建设就近百亿美元，比“七五”期间增加2倍。由于投入的大量增加， “八五”期间我国综合运力显著增长，铁路营业里程新增3000多公里，电气化铁路所占比重由期初的13%提高到期末的16.6%；公路里程新增10万多公里，比“七五”期间新增公路多35%左右；民用航空航线里程超过百万公里，1991-1994年间的增长量超过前40年的增长量，民用飞机增量达到“七五”期间新增数量的4.6倍。
其次，能源工业投入加大，产量稳定增长。“八五”期间国有单位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达8400亿元，占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3%左右。能源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其中，“八五”前四年基本建设新增原煤开采能力7142万吨；新增原油开采能力6086万吨；天然气开采新增能力44.26亿立方米；“八五”期间电力工业新增发电装机容量6782 万千瓦。能源产量稳步增长，其中，发电量增长最快，“八五”累计发电量为41893亿千瓦时，平均增长9.8%，比“七五”时期增加55.3%；原煤产量58.8亿吨，平均增长3.5%，比“七五”时期增长6.7%；天然气838亿立方米，比“七五”时期增长16%。
尽管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在“八五”期间获得了显著发展，但基础工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仍远未克服，某些方面还相对加剧。首先，虽然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投入力度加大，但作为社会先行资本投入产业，现有投入比重远不符合先行资本产业要求，通常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的投资比重在20-25%以上，我国目前尚远低于这一水平，有些方面甚至投入比重绝对下降，如“八五”期间能源工业投资比重比“七五”就有所下降，整个能源工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总额比重的14.3%，交通运输业投入增幅大，但占总投资比重还在15%以下，远未达到20%以上。因而，能源、交通等基础工业难以长期稳定支持高速经济增长。其次，供求矛盾仍然突出。在能源供应上，煤炭企业资金极为紧张，总体实现扭亏的困难很大；石油产量稳定的难度越来越大，进口原油已大于出口；电力生产增长仍未达到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程度。在交通运输上，40%的铁路区段达到超饱和状况，铁路货运车皮申请满足率仅为71.6%（1994年）；50%以上的公路交通量超过设计能力；港口压港压船现象经常发生，港口接卸和疏运能力不协调；民用机场少，全国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尚有一半多未通航，与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需要形成鲜明的差距。其三，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加工工业。从增长速度看，“八五”期间原材料、能源工业等基础产业与1990年相比，平均每年递增14%左右，但加工工业与1990年相比平均每年递增22%左右；工业结构进一步向加工工业倾斜，1991年至1994年，基础工业分别增长8.8%、15.1%、19.7%、11.9%，而同期加工工业则分别增加14.9%、24%、25.8%、23.1%，均高于基础工业；进入1994年以来，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回落中基础工业更快，回落7.8个百分点， 而同期加工工业仅回落2.7个百分点；由此进一步扩大了基础工业差距， 加剧其“瓶颈”程度。
六、经济全面发展与发展水平低下并存
经过“八五”时期的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落后的大国的特点更加显著。在已有基础上，“八五”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提高了整个综合国力。首先，GDP 总量已居世界第七位。按1987年美元计，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990年的2.3%上升至1994年的3.2%，我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8.5%上升至11.9%，相当于日本的比例从14.6%上升到20.9%。其次，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八五”期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9%， 居世界首位；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稳定上升，其中，城镇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年均增长8.4%左右，远高于“七五”时期3.7%的年均增长速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2%，也高于“七五”增长水平；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到1995年末达到3万亿元左右， 比“七五”末增加3倍多。其三，我国成为居世界第11位的贸易大国。1994年， 我国进出口总额达2367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2.59%，1991-1994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9.7%，远高于世界年均4.5%的速度， “八五”累计全国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比“七五”累计增长1倍多；国家外汇储备连年增加，1995年末上升到670亿美元左右， 比“七五”末增加5倍。其四，科学、教育、卫生事业达到世界中等偏上水平。 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为2658万人，居世界首位；成人识学率为73%，居世界中上水平；拥有医生总数为188.2万人，居世界首位； 平均预期寿命为69岁，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但我国现阶段所实现的还只是低水平上的发展。首先，人均指标水平低。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人均GDP在132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03位，不足500美元，属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490美元）。其次，产业结构质态落后。尤其是第三次产业落后，产值比重仅为33%，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4%），而且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5%）。第一次产业产值比重为18%，接近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7%），第二次产业产值比重为49%，高于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0%）。总的结构特征，尤其是再考虑到就业结构高度，我国在产业结构上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和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其三，居民消费水平处于世界中下等地位。在消费结构上，食品支出比例达到50%以上，而用于交通、卫生、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支出比例仅为15%，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尚处于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阶段。
*本文所引用的统计数据，除特别注明外， 均出自国家统计局《统计报告》（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