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中的“常态”：概念、特征与思考_经济新常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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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5)03-0057-09

      新常态(New Normal)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埃利安(Mohamed El-Erian)于2009年创造出来的，用以描述危机后的欧美发达经济再也回不到之前的状态，其主要含义是：低增长、高失业将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1][2]“新常态”一词最初在中国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其在中国的流行，源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多次讲话中使用。目前，“新常态”一词不仅成为当下中国最热的经济学词汇，更是扩张到环境保护、反腐、法制、政治生态、人口等各个领域。[3][4]然而，何谓新常态？新常态与旧常态究竟有哪些不同？中国是否已进入新常态以及进入新常态的依据是什么？等等，这些基础性问题学界虽有涉及，但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本文是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试图回答与常态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常态：概念及其相关问题

      (一)概念界定

      所谓“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5]“常”者，长也；“态”者，形势局面也。经济局面涉及“长”字，就至少要五到十年，方可与“长”字相匹配。[6]而经济的“常态”应该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特定时期或阶段”内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稳定性状态”的简称。[3]翻开词典，常态有两层基本的含义：一是指固定的姿态(normality behavior)，二是指平常的、正常的状态(normal condition)。显然，本文所指称的是第二层含义。常态就是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状态。与“常态”对应的是“非常态”或者“变态”。常态是某一事物发展变化所处的相对稳定状态。世事万物，都可能出现常态。因此，常态不仅可以出现在经济领域，也可以出现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与人口等各个领域。

      “新”意味着不同于以往，由此可见，新常态就是不同于以往的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状态。与“新常态”相对应于的是“旧常态”。虽然常态是事物在某一时期内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但这绝不意味着一成不变，也不意味着不可以发生常态之间的转换，否则，也就没有新常态之说。而常态之间的转变过程或过渡时期，可以称之为转型，也可称之为转变或过渡。这一转变或过渡，对人口来讲，就是人口转变，对社会来讲，就是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

      (二)常态特征

      1.稳定性

      常态的本质特征就是“稳定”或“变动幅度很小”，而非常态的本质特征就是“不稳定”或“变动幅度较大”。由此可见，判断一个经济体或者社会是否进入常态，应选择那些反映事物变化的指标，如经济领域的GDP年增长率与人口领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当这些指标数值的绝对值很小，且能维系较长一段时间时，该经济体或社会可能就进入了常态状态。

      2.长期性

      “常态”，通俗地理解就是“长期的稳定的状态”。因此，常态应属于长时间跨度概念。目前理论界创造出的“新常态”概念实际上是缺少必要的理论依据的“随便一说”而已。以历史的视角审视，人类已经历一个常态——工业与科技革命前的农业社会，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旧常态”。是工业与科技革命打破了以往的平静，至此，人类迈入了一个至今仍未结束的转型时期。但笔者坚信，增长应是有极限的，人类社会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当增长终结之时，人类社会最终将进入一个与“旧常态”完全不同的“新常态”时期。由此可见，“常态”不是单一的，而可能出现多种类型。“旧常态”与“新常态”是常态的两种类型，表示出现时间上的先后顺序，通常情况下不带有价值判断的成分在内。

      3.整体性

      世事万物的发展多不是齐头并进与整齐划一的，而更多表现出非同步性。构成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多是如此，可能某些领域的发展要快一些，而另一些领域的发展则要相对慢一些。但尽管如此，一方面，由于各个领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彼此影响，因而社会的运行也就具备了某种整体的性质，单一领域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而单兵突进；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各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各国联系更为紧密，彼此之间会产生联动效应，因而作为整体的社会是否进入常态，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领域的状况来做出判断，而应以构成社会的各个领域所处的状况综合地做出判断，甚至某一国家是否进入常态，不能仅仅依据本国的情况作出判断，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的情况综合地做出判断。在人类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社会的某些领域具有了新常态的某些特征。例如，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出现了政治民主、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文化多元(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特征，但其总体上仍处在旧常态时期。

      

      图1 历史视角下的常态转换及其特征

      (三)常态判别

      人类正处在转型时期，其最大特点就是“变”。由于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我们无法对未来做出准确的判断。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以往学界对未来的预测差不多是对错各半。正因为如此，判断一个经济体或社会某一领域是否进入常态，我们只能回头望，而不能向前看。由此可见，常态更多应该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是对已经发生的历史变动状况的一种判断，而不应该是一个未来性概念，即对还没有发生的未来状况的判断。经济常态就是经济的零增长，而人口常态就是人口零增长，也即生育率围绕更替水平的窄幅波动。

      世事难料，这句话用在经济上最为恰当，因为未来经济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然而，正是因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某种不可捉摸性，更彰显了经济本身的魅力。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因而才有“中国奇迹”之说。①又如，2008年突然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也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同样，数十年来中国的人口发展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因而才出现了人口预测中的系统性偏差。[7]

      

      图2 经济增长的S型曲线

      二、经济常态、人口常态及其转型

      (一)经济常态及其转型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且发展十分缓慢，基本上处在停滞状况，具体表现为经济的零增长(GDP年增长率在正负2%之间)。由此可见，传统社会的经济处在一种常态状态，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称之为经济旧常态，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力低下，经济零增长。

      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打破了原有的经济零增长格局，生产力开始得到较快发展，经济增长开始加速，但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由于经济增长的基数提高，经济增长的拐点来临，经济增长又转而减速，并最终回落到零增长状态。这一非常态阶段就是经济转型时期。经济转型期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逐渐提高，经济增长经历由慢到快又由快到慢的发展过程。

      增长有极限。生产力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水平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当生产力发展到高水平后，经济就会出现停滞，并重新回到零增长状态。此时，经济就进入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常态，我们将此称之为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经济零增长。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呈现出S型曲线形态，即塔尔德(Gabriel Tarde)经济增长的S型曲线形态。人类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由生产力低下的经济零增长的“旧常态”经由转型时期的过渡，转变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零增长的“新常态”的过程。

      当然，经济增长的S型曲线形态仅仅是一种理想类型。实际上，在经济增长的任何阶段，经济增长都可能由于某些原因(经济危机、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经济结构调整失败等)而中断，否则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说了。

      (二)人口常态及其转变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口死亡率很高，必然要求人口出生率也很高，与高死亡率冲抵后，人口出现零增长(人口年增长率为正负2‰之内)，从而维持人类种群的延续。肇始于英国的工业与科技革命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力发展格局，人类也因此而进入人口转变阶段。近几十年来欧洲、东亚国家与地区人口转变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超出了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范围，并因此而发展出“第二次人口转变”或“后人口转变”理论。然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也不能回答人类社会在实现低生育水平后人类自身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因而亟须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和扩展。

      人口学常识告诉我们，持续低生育率必然导致人口数量的持续减少，人类自身也因此而走向消亡。显然，作为能动的人类不会走上这条道路。人口再生产由原始静止向现代静止转变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7]而在整个转变过程中，将经历三次人口转变阶段(见图3)。

      以往，人们习惯于用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这三个指标来描述人口转变过程。但因其指标本身所固有的缺陷，②用上述三指标来描述人口转变过程不够准确。这里改用净再生产率指标③来描述人口转变过程。在图3中，纵轴代表净再生产率，横轴代表时间，同时横轴与纵轴的交叉点代表更替生育水平(净再生产率为1)，并以更替生育水平对人口转变过程进行具体的阶段分割。

      

      图3 人口转变示意图

      从人口发展的历史与未来趋势看，原始相对静止就是一种常态，这里称之为人口旧常态。其主要标志是高死亡率与高出生率，净再生产率在更替水平附近，人口零增长。现代相对静止也是一种常态，这里称之为人口新常态，其主要标志是低死亡率与低出生率，净再生产率在更替水平附近，人口零增长。

      人口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转变过程就是人口转变。由此可见，人口转变是连接新旧常态的过渡期，也是一个非常态时期。目前人类正处在人口转变时期，“变”与“不稳定”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本质特征，具体表征为净再生产率不稳定，且明显偏离于更替水平。

      三、转型视域下当代世界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转变

      (一)经济

      图4是1962年-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情况。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两点：一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美国与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起伏波动很大，其中世界经济年增长率的波动幅度相对最小，而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的波动幅度相对最大；④二是绝大多数年份距离经济零增长较远。⑤由此可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与各国经济多处在急剧变动之中，并未进入常态状态。⑥

      

      图4 GDP年增长率(%)

      (二)人口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出先升而后降的态势，但距离人口自然零增长尚有不小的距离。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此期间的波动幅度较大，但总体上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态势，同样现在距离人口自然零增长尚有一定的距离。美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先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然后在1975年前后逐渐稳定在6‰左右的水平上。日本在此期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有所起伏，但自1975年前后开始便呈现出稳步下降的趋势，现已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无论是世界，还是其中的中国、美国与日本，其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是没有进入零增长时期，就是在进入零增长阶段而没有稳定下来，都还没有进入人口新常态阶段。

      

      图5 人口年自然增长率(%)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世界人口的净再生产率均高于1，且由上升转而下降，由此可见，世界人口仍处在第一次人口转变过程之中，距离新的常态人口状态较远。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随后进入到第二次人口转变阶段，进入21世纪后净再生产率出现轻微的回升，是否进入第三次人口转变阶段，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尚未进入常态人口状态。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前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在80年代左右完成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在进入本世纪前完成了第三次人口转变，进入21世纪后美国人口的净再生产率稳定在1附近，从数据及其变动趋势判断，美国人口似乎已经进入到新常态状态。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前就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随后进入到第二次人口转变时期，自2005年后净再生产率出现轻微的回升，是否进入到第三次人口转变阶段，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口尚未进入常态状态。

      

      图6 人口净再生产率(NRR)

      四、几点思考

      (一)新常态解读中的理想化倾向

      一个新的概念，无论是从境外引入，还是国人创造，一旦被中国政府正面使用，就会出现理想化解读，即总是把美好的愿望视作现实或即将能实现的未来。当习近平总书记用新常态来概括中国经济新形势后，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并概括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四大特征，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实质上就是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并有利于就业充分、收入均衡、社保完善、增长平稳、物价稳定、质量提升、出行便捷、安全保证、消费放心。[2][5]

      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后，经济增长的基数与环境与以往相比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不可能一直高速狂奔下去，经济增速必然会出现回落。实际上，经济增速的起伏波动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但这种起伏波动是否正常，更多要视波动幅度的大小而定。中国经济由2011年前的高速增长急剧回落，在短时间内经济失速如此之快表明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对中国经济急剧失速进行理性分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将之归结于所谓的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由2011年前的高速增长急剧回落，笔者据此怎么也推导不出中国经济就进入新常态，并因此而带来如此多的好处。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运行质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经济增速的快慢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优劣与经济效率的高低，而经济增速的回落更多表现为对充分就业、社保完善不利，等等。在经济增速下行时，出于增强民众信心与社会稳定的需要，更多对经济与社会作出乐观解读，这是政治需要，⑦成为彻底的乐观主义者就很危险。学者应该遵循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本着学者的良知去进行规范的研究。新常态与旧常态相对，表示一种有异于旧质的状态，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更多应该是一个中性词，而不应带有更多价值判断的成分在内。吴敬琏认为中国高增长、低效率、大投资的旧经济常态已经被打破，高效率支撑的中低速增长新经济常态还未建立[8]，这值得学界同仁仔细回味。

      (二)经济增速换挡与新常态

      换挡就是变速，属于“变态”的范畴。但国内学术界一方面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处在增速换挡期，同时又认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9]，并进入了新常态。显然，上述说法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实际上，换挡期与常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两者是不能同时出现的。

      理想的经济增长应是一个连续的逐渐的演变过程，而不应呈现出阶梯式变动特征。现实中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波动的，而且波幅常常还比较大，在人类进入转型时期以来经济平稳增长从未实现过，阶梯式经济增长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⑧如果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换挡期，即经济的突然加速或减速，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非连续性，现实世界中只有当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强刺激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⑨同时也更可能意味着经济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再者，经济增速处在换挡期，既可能是逐次换挡，更可能是跳跃式换挡，因此，即便认为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速换挡就一定是逐次进行的。

      (三)是经济新常态还是中等收入陷阱？

      巴西等国上世纪一度经济增长强劲，但后来经济增速从高位滑落，并出现长期的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波动幅度很大，从未稳定过，因而处在“非常态”而不是常态阶段。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不仅继续下行压力巨大，经济年增长率能否在7.5%左右止跌企稳尚不得而知，而且出现了贫富分化、腐败多发、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特征。以往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正在逐渐丧失，而新的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仍未出现。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还是很大的。中国经济究竟是进入了“新常态”，还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四)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究竟有多大？

      尽管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因素很多，但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主要取决于该经济体与世界上标杆性的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由于劳动生产率数据相对较难获得，因而在研究与分析中常以人均GDP或人均GNI代替。

      按照现价美元计算，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同期的12.83%，即便按购买力评价(PPP)衡量，2013年中国的人均GNI也仅相当于美国同期的22.05%。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0多年，当目前经济增长出现减速之时，中国的人均GDP也仅及美国的1/5左右。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达到类似发展水平之后仍维持了大约20年的高速增长，这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如果束缚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因素能得以消解，则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能发挥。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上世纪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经济在高速增长了30多年后也都出现减速。其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60%～90%，而中国经济增速急剧减缓是在人均GDP仅及美国1/5左右情况下发生的。同样曾经历了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增长出现减速时所达到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这究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进入了所谓的新常态，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面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极大风险？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五)走向新常态究竟是靠政府还是靠市场？

      经济增长是各国政府的普遍追求。只有当经济增长过快，并因此而带来较大负效应(如高通胀)时，政府才不得不对过热的经济降温，主动降低经济增速。因此，很少有国家主动限制经济增长，而更多时是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虽然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是必要的，但经济增长速度主要还是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设定。⑩至今中国政府仍习惯于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国人也习惯于接受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幽灵在中国政府与国人头脑中盘旋与挥之不去的结果。

      目前，政府与部分学者提出“精准刺激”，而“精准刺激”有赖于在信息“及时准确”把握基础之上对形势的“精准判断”、采取“精准措施”与措施的“精准实施”，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难以实现所谓的“精准刺激”。“精准刺激”仍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而计划经济在全球的破产早已证明，政府不可能对经济形势做出及时精准判断，更别谈及时采取精准措施。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不是说政府不必因势利导，调控经济，而是强调选择何种增长方式与何种增长速度，关键是由市场决定，而不决定于我们主观设定或期望的指标。[10]

      (六)是制度红利还是制度亏空？

      有越来越多的国人认为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制度红利。[11]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现行制度存在的究竟是红利还是亏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简要地回顾一下近代史。在民国时期及以前，中国实行的是私有制与市场经济，1840年鸦片战争失利后中国紧闭的国门被强行撬开，至此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中国就走上了一条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之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原先敞开的国门重新关上，与此同时，通过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市场经济被计划经济所完全取代，中国因此进入到一个政治性社会时代。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民生萧条。1978年重启改革开放之路。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发展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它把1949年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束缚住人们手脚的制度部分地抛弃掉，把中国原本就有的后被丢弃掉的市场经济、私有制与对外放开这些东西又重新捡回来，本质上是对1949年以前的制度的改造，也是对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的扬弃。改革开放是一个给市场、社会与个人逐渐松绑的过程，虽然是有限度的松绑，但市场、社会与个人的活力与潜能部分地被激活与释放出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准确地讲应该是重启改革开放，是对1949年以来制度亏空的消解。

      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任务还远未完成，制度松绑与政府简政放权仍有很大的空间。蔡昉研究发现，人口、户口等政策的改革有可能令未来GDP增长速度提升1—2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表明，倘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马上得到忠实地执行，短期内GDP增速可能下滑，但到2020年，增速可能上升2个百分点以上。通过改革，释放政策扭曲所导致的一系列的效率损失，把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从低成本优势转化为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完全有可能的。[12]

      (七)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

      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能有利于经济的长远与可持续发展，但对当下的经济增长更多带来的却是减速效应。经济增长快，因经济结构调整而损及的经济增长速度或减速效应能为社会所承受，因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与冲击相对也越小。相反，经济增长慢，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与冲击较大，可能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并危及社会的秩序。因此，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同时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现在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经济增长趋缓的特定条件下，正确处理结构调整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八)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人口学长期关注的问题。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为人类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生产力迅猛发展，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根本性改变，促使了死亡率下降，继而导致出生率下降，人类也因此进入人口转变时期。人口转变所导致的人口在数量、结构、素质与分布方面的变化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基础性影响，经济不得不去适应人口的变化，因为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已有人口基础之上的。而经济的这种变化反过来对人口发展又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在人口与经济两者之间是一个互构的过程。在考虑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不应该单方向地建构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人口变化的新常态是导致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人口的新常态将通过什么途径、在哪些方面会给新常态下的经济带来哪些影响？”[4](11)暂且不论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之说是否成立，我们需要研究的不应止步于此，还要考察“经济的变化对人口的影响”。

      ①奇迹是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的例外，奇迹与常态是不能同时并存的。

      ②受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影响较大。

      ③总和生育率受死亡率影响较大，这在死亡率较高时尤为明显，更替生育水平所对应的总和生育率并不稳定。因此，在人口转变的描述中也弃用总和生育率指标。

      ④1962年-2013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与经济年增长率的标准差为3.47%与1.68%，而中国分别为8.99%与5.24%，美国分别为3.14%与2.17%，日本分别为3.74%与3.88%。

      ⑤实际上，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社会旧常态的终结，至此，中国进入到转型时期，这一转型时期延续至今，并仍将延续较长时间。

      ⑥本文图6—图11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与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1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2 Revision,DVD Edition.

      ⑦回顾历史便知，即便未来前景黯淡，政府在世人面前也会装出乐观的样子。因此，政府天生是乐观主义者，至少给人永远乐观的印象。正因如此，学者要保持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必须与政府保持足够的距离。

      ⑧这就意味着在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新常态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人类幻想。

      ⑨最近的例子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后经济增长所表现出来的情形。

      ⑩在中国由于有国家统计局的帮助，中央制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任务多能按时或者提前完成。经过国家统计局的平滑处理，中国也能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11)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经济新常态实际上是经济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变动特征，而李建民所描述的人口新常态则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人口变动特点。也就是说，目前谈论的经济新常态与人口新常态是转型时期经济与人口变动所呈现出来的新的特点。见其《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一文，载《人口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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