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大业的若干哲学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业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现代化大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这项伟业已经取得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确证了它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同时，在国情如此独特而复杂、道路如此艰难而曲折的中国现代化实践中，人的实践本质、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能动作用和机制，世界的现实性和它的极端复杂性以及它作为客观现实对于人的实践的制约性和被人的实践所改造的受动性，人和世界、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及其展开过程都表现得极其丰富和生动，这在实际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在此，笔者将严格尊重社会实践的权威性，解读经过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文本及其结论，力求准确地评论当前哲学讨论中的各种意见及其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关系，努力寻找事关民族、国家、人民之大利大义的正确结论，并就教于我国哲学界的同仁。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成功，三者是紧密联系的。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规定性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讨论中，绝大多数哲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基本性质是肯定不疑的。学者们指出：马克思本人把他的哲学规定为“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它既不同于直观地了解事物、现实、感性的“从前的唯物主义”，又不同于抽象地了解人的能动性的唯心主义，而是超越了二者都不了解人的社会实践意义的共同局限性，达到了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新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4—57页。）。马克思又写道：他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7页。）显然， 历史唯物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基础的科学历史观。马克思还写道，他的新唯物主义是同辩证法结合的，“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578—579页。）可以说，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
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讨论中，也有这样一种意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唯物主义，而是人本主义。理由是：唯物主义就是寻求宇宙的物质本原的“主义”，就是物质本体主义，就是“物本主义”，就是见物不见人的“主义”。而马克思的哲学，按照恩格斯的概括，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它讲“人”，因而是绝对地排斥“唯物主义”的，它“不是唯物主义的新形态而是人本主义的新形态”（注：丛大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吗？》，《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论者把“唯物主义”哲学和“人”的哲学绝然对立起来，似乎凡“唯物主义”不论何种形式注定是排斥人的，凡人的哲学不论怎样研究注定是排斥唯物主义的，这样的对立论是不正确的。如果这种对立论是正确的，马克思为什么反复申明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唯物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古代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确曾经着力追寻世界的物质始元而没有注重人本身；近代的机械的唯物主义，也的确存在过排斥人的倾向，马克思批评过这种唯物主义是“敌视人”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4页。）；到达费尔巴哈，他以“人”为哲学的真正对象，同时认为人是从属于无始无终的自然界的，他是“人本学唯物主义”；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因素，并超越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理性、意志、爱”的历史唯心主义局限性，通过以生产劳动观为基础的实践观的确立，达到了对从事实际生活的现实的人及其本质的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确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是“人学”；但是，它是实践论的人学。而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确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揭示社会历史的“真实面目”，阐明人的观念的“实践基础”，同时，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和历史能动性，人通过实践改造世界，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过程中逐步实现自身的完全解放和达到真正自由的境界，因而是新唯物主义哲学。
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本主义”的学者还有一种观点，即“马克思扬弃了传统的宇宙本体论思维方式和思存（思维、存在）认识论思维方式，创立了实践活动论，由此终结了传统哲学。到马克思时代，哲学已从自然和历史这两个领域中被驱逐出去，到当代哲学进一步又从思维领域中被驱逐出去，如果说哲学还剩下什么的话，那就是价值观或伦理道德观领域。”（注：丛大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吗？》，《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同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价值论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论者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论或曰“实践活动论”。既然是实践论，就不能仅仅说它是价值论，因为，社会实践永恒地存在着两大因素：一是客体性因素。人们必须研究作为实践的既成条件和客观出发点的环境。为了实践的成功，人们必须面对自然界，研究自然规律，研究自然辩证法；也必须研究社会历史、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变迁，研究历史辩证法。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二是主体性因素。 人必须研究从事实践活动的人自身，研究人的价值。人的素质、人的能力，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在历史中奠定的；人的需要、人的价值观念同样取决于人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人具有创造历史的伟大能动性，同时这种能动性也是有历史限度的。在把握这两个因素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研究清楚实践中主客体相互作用及其展开过程。研究客体因素，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论，使我们的认识符合既成的事实；研究主体因素，我们必须把握价值论，使我们的实践具有正确的价值准则。真理论和价值论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渗透的。对于环境的真理性认识包含着价值评判。而对于人的价值的研究，也包括着真理论。从人类的价值理想说，马克思主义者怀着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和自由的崇高理想，但这种理想不是从人的抽象本质中引发出来的，而是建立在对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即是说，是从真理论中引出价值论的。从人类的现实的价值意愿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人只能从客观实际出发来确定实践活动的价值准则，通过实践的实际成就对普通人提供他们所真正需要的价值关怀。由此可见，说马克思哲学只是价值论，这是一个悖论。因为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一方面又排斥对实践的客体条件的真理性分析和对实践主体的价值分析的客观性要求，又去背离实践论，这是二律背反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新唯物主义”的讨论关系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新唯物主义而只是人本主义，只提供价值关怀而把历史观、自然观、认识论、思维方法等统统赶出哲学的观点，就会导出两个结论：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不是哲学问题，它不需要哲学基础，哲学也不需要关切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唯物主义无关，它不需要马克思的实践论的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依据。第二，价值观和对人的价值关怀，与历史观、自然观、认识论、思维方法无关。这又势必把价值理想和价值观念抽象化，用抽象的“自由”来代替具体的社会主义本质，使人们脱离中国正在展开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脱离依靠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快速、持续、健康地发展经济来满足中国人民现实的价值要求，奔向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理想的轨道。实际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身是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不需要用“求是创佳”来代替实事求是。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对于思想路线的论述，他的“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本质论”都是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
二、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单线”和“历史多线”问题
在1982年，当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时候，邓小平就作了定向性质的科学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哲学界出现了一种“历史单线”论。此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就是“经济决定论”，而“经济决定论在更准确的意义上，应该是生产方式决定论”，“生产方式是按照以自然经济为表现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商品经济为表现的工业生产方式和以产品经济为表现的后工业生产方式的线索依次递进的。”由此得出了“历史发展是单线的”结论。根据这种“历史单线”论，论者进一步指出：“在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在思想上建立个人本位价值观。这三项任务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主潮，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主潮。”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有没有自己的特点呢？论者的解答是：“当今的中国与西方虽然都处在编年史上的二十世纪，但却处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与西方的16、17、18世纪的文化形态处在相同的时代。”（注：顾乃忠：《历史决定论和中国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去重复自16、17、18世纪以来西方走过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
而笔者以为，人类历史在其共同性或者抽象性上，是有某种单线性的。这种单线性不能只用生产方式的决定意义来论证，而应当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来说明。因为不论何种生产方式，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劳动实践的方式。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无论哪一个民族，其历史都是人的实践史特别是人的生产劳动史，这可以说是单线的；人类生产劳动实践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其物质成果就是生产力，生产力总是由极端低下进展到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再进展到充分发展和极大发展，这也可以说是单线的；生产力在量上和质上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力极端低下时没有剥削的可能性，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这就产生了一部分人依靠占有生产资料而剥削广大劳动者的制度，生产力极大发展，产品极大丰富时，剥削制度失去根据而归于消亡，这也是人类历史的单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上述运动，反映到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上，就展开为三大阶段：人对人依赖的阶段；人对物依赖的条件下的独立的阶段，这是商品、市场经济的阶段；人的“自由个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既能自觉自由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能自觉自由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既作了自然的主人，又作了社会关系的主人。
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既会看到历史发展的单线性，也会看到历史发展还有多线性。因为实践的感性形态是具体实践，由具体实践之展开而构成实存的历史。这实存的历史具有多线性，原因在于：其一，实存的历史是社会形态的运动史。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而经济基础又是生产力、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经济关系（以生产资料占有制和劳动产品分配制为内容）的总和。因为同一种生产方式可以与不同的经济关系结合，历史就显出多线性。其二，在实存的历史中，又有两种生产方式和相应社会关系并存的社会。在出现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我们的世界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的世界，大量的国家仍处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资本主义以其固有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扩张性而进入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国家，从而把这些国家造就成为传统生产方式和近现代生产方式、封建主义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二元并存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轨迹，显然不同于西欧、北美从封建主义发展到一元性资本主义的国家的轨迹。在这里，历史又显现出多线性。其三，实存的历史又是有社会革命包含其内的历史。本世纪初期，由于发生了帝国主义战争，削弱了帝国主义阵线，又加重了它同各国无产阶级群众和劳动人民的矛盾，出现了工农群众夺取政权的机会。这时，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列宁解释它的合理性时说：“既然特殊形势使俄国卷入了西欧各个多少有些势力的国家也被卷入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纳入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按：此处指明工农革命有了成功的客观条件），“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690—691页。）此处指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各个具体国家实现时，其“发展”的“形式或顺序”是会不同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0—691页。）。现在， 不论人们如何评价俄国十月革命及其以后70年的发展，俄罗斯社会的发展之线从过去到今后都是有别于西欧、北美的，却是不争的事实。俄罗斯在1989年以后所作的通过“休克疗法”实现“西化”的选择已经失败，它必定会走上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一般社会实践和生产方式演变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发展具有“单线性”，而具体实践和实存社会形态演变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发展具有“多线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只强调“单线”而忽视“多线”，就会简化本来极其复杂和曲折的具体历史进程，抹煞各民族社会历史演变的独特性，客观上为发达国家把自己的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作了哲学论证；只强调“多线”而忽视“单线”，就会否定人类历史和文明进步的统一性，客观上为发展中国家试图超越生产现代化、社会化、商品化的必经阶段，作了哲学辩护。
中国自近代以来，走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它是世界历史既具单线性又具多线性的最生动有力的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持存性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东方扩张的情况下，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二元结构国家，因而发生了成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仍然具有二元结构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又由此而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便消解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在这样的演变过程中，终于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现代化道路。这证明，世界历史确有单线性。但我们又依据中国人民所作的正确历史选择和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而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逐渐消解历史造成的现实社会的二元性或中介性，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的复兴。这又证明，世界历史又有多线性。只有正确认识世界历史的“单线”和“多线”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更加自觉地并且满怀信心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践规律”和“主体选择”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我们之所以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不但因为它是科学的、惟一能够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问题的理论，而且因为我们前面的路还不平坦，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甚至出现大风大浪；我们之所以必须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同时，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创造性的理论。那种认为历史规律是在人的实践的“背后”起作用的规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带着不可言说的神秘性质。解答这个问题，只能是区分实践的绝对规律和相对规律。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生活的绝对客观必然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由生产劳动实践的这种绝对客观必然性引出人类实践的一系列绝对规律：生产劳动实践及其物质成果标志——生产力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人们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和发展要求的规律，等等。但是，实践的感性存在只能是具体实践，而具体实践又总是在以往实践造成的既成条件下展开的；从事实践的人必定要从这种客观实际出发，按照历史所形成的客观价值要求进行选择，建立实践观念，付诸实践活动，然后接受实践检验，在这样的选择、检验、再选择、再检验的过程中展开为具体规律，这样的规律就是具体实践的相对规律。
邓小平运用这样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观察和解决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理论。从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一切既成的理论、实践前提之中，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对客观实际的分析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和平和发展”的时代论；从社会进步尺度的具体把握中，形成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通过选择而实现创新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从实践的创造功能和检验功能的交替运用中，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并且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使制度、体制、理论、政策逐步定型。
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及其成功运用具有深刻的哲学启示。主要是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性质问题。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人的实践史，首先是人的生产劳动的实践史。诚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唯心主义者把“历史”看作是人的活动之外的某种独立人格时所说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肯定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史，就是肯定历史规律。
在“实践规律”的上述理论的背景之上，我们可以给多年来有争议的“主体选择”问题做一个准确的规定。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无疑存在着“主体选择”。邓小平在1979年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 页。）此后，我们先后选择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进行了反复试验、检验，最后定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问题在于：我们要对“主体选择”作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了解。第一，我们必须承认主体进行选择时的既成实践条件的客观性；第二，我们必须考察现实中所包含的可能性，从客观的可能性结构中选定有利的、同时又较高实现概率的可能性作为实践的根据；第三，我们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要求进行自省，认真考虑我们的价值要求实现的制约条件，从而确定可行的具体的价值准则；第四，我们的目的和手段都应当具有现实性，并且使目的和手段相互适应；第五，我们这样建立起来的实践观念是否正确和合理，要交付实践检验，依据检验结果进行调整，直到真正把握实践指导规律。
我们肩负着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历史重任。这就必须坚持邓小平的思维方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原理，在探索中，经过选择、检验、再选择、再检验，进一步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导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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