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的分析与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看,1999年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GDP增长率预计可达7.1%。尽管7.1%的增长速度并不低,但是从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连续7年下滑,从14%滑落到现在的7%多一点。同时,从1997年10月至1999年末,我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已是持续27个月下降,1999年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在-2.9%左右,而2000年的形势仍不容乐观。可以说,尽管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但通货紧缩的形势对经济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分析通货紧缩的状况,探索治理的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通货紧缩的成因
1.通货紧缩的全球背景
从90年代初期开始,伴随冷战结束,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和军费开支普遍削减,再加上技术发展使产量提高、成本降低等因素,全球经济已开始进入供给大于需求的境地。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世界在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又一次进入一个全球性的通货紧缩时期。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生产能力大量过剩,需求锐减,从而导致全球贸易增长率大幅下降,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下跌。表现在:一是原材料价格下降。反映原油、农产品、贵金属等17类主要商品价格变动的CRB期货指数,1999年2月底降至184.89点,是1975年7月以来的最低点;二是产成品价格下降。工业商品价格指数在过去两年中下降了30%;三是消费价格下降。据IMF估计,1998年发达国家的GDP平减指数上升1.6%,消费价格上升1.7%,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可以说,全球性的通货紧缩现象已经很明显。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增加,进出口贸易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占1/3左右,全球通货紧缩必然会影响到中国。
2.通货紧缩的国内原因
(1)生产能力相对过剩
前几年出现的经济过热、价格暴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现在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我国真实经济增长率已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趋势,1998年我国GDP增长7.8%,产出缺口约为1.7~3.1个百分点,约有1/5~1/3的社会生产能力闲置。而按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的计算,现在生产能力的闲置比例已达47%。据中国商业中心预测,1999年下半年605种商品中,供大于求的有484种,占80%,供求平衡的有121种,无供不应求的。生产能力的大量过剩,必然造成众多产品供大于求,引起价格下跌。
(2)居民的即期消费缩减
第一,居民预期收入减少,消费欲望减弱。由于企业经济效益不好和失业规模较大,致使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下降。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增幅比“八五”期间平均水平下降了4.4个百分点。相当一部分居民预期收入下降,使消费减少。第二,供求结构的失衡影响消费的有效增长。我国目前的市场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主要是供给结构未能适应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费群体的需要,比如相当多的企业将生产的着眼点定位于城市居民,而对拥有8亿多消费者的农村市场研究不够。第三,产品质量问题损伤了消费者的购物热情。有资料显示,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重点监控129类产品,近几年抽查的4411家企业的5233种产品,合格率均低于80%,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投诉案件不断上升。第四,体制改革使储蓄欲望增强。近年来我国加快了社会福利市场化改革步伐,许多原来由国家支付的福利项目取消,居民的支出预期增大。就业制度的改革使城镇待业人口和下岗职工增加,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使居民的预防动机增强。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也使人们为了将来子女上学而增加储蓄,住房分配制度、医疗保险体制的改革等等,都导致即期消费的减少,造成市场购买力疲软,物价水平持续下跌。
(3)投资需求不旺盛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正在逐步“硬化”,不计投资回报的虚假投资需求被有效抑制。金融企业的风险约束机制强化以后,银行“惜贷”、“慎贷”,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处境更加困难。投资需求减少,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导致通货紧缩的现象。
(4)货币供应量增幅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
总体上讲,物价指数与货币供应量之间是正相关的。尽管近几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一直在增加,但1994年以后,货币供应量增幅一直在下降。从1994到1998年,M[,2]的增长率由1994年的34.4%下降为1998年的15.3%,M[,1]的增长率由26.8%下降为11.9%,M[,0]由24.3%下降为10.1%。与此同时,货币的流通速度也是下降的,M[,2]的流通速度(GDP/M[,2])由1992年的1.049下降到1998年的0.761;M[,1]的流通速度(GDP/M[,1])由1995年的2.438下降到1998年的2.042;M[,0]的流通速度(GDP/M[,0])由1996年的7.712下降到1998年的7.100。到1999年末,M[,2]增幅为14.7%,仍处于下降之中;M[,0]增长20.1%,但主要是12月份比上年同期多投放440亿元,而且多投放的现金主要是居民对计算机2000年问题担心而增加了持有量,2000年元旦过后这部分现金已逐渐回到银行;M[,1]增长17.7%,比上年末提高5.9个百分点,但M[,1]增加时,物价水平并未提高,产量也增长不多,反映了货币流通速度以更快的速度在下降。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增幅的下降,必然加剧通货紧缩的状况。
二、通货紧缩的危害
通货紧缩下的物价下跌,不是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成本的降低,因此会使经营部门收入减少,引起从业人员货币收入减少;如果工资短期内相对稳定,经营部门只能缩小经营规模,导致就业减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失业的威胁,必然影响社会消费,导致消费需求不旺,而且持续的物价下跌会使消费者推迟购买,以待将来更低的价格出现,会进一步减少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物价的下跌意味着货币价值的上升和实际利率的提高,货币价值的上升使债务负担相对增加,导致企业的倒闭数量增加;实际利率的提高使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相对变低,投资需求减少。因此通货紧缩使人们不愿进行当前消费和投资,并出现失业率上升、收入减少、消费不旺、投资不振,从而使经济出现衰退或萧条。当然,通货紧缩只是导致经济衰退或萧条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唯一原因。
目前我国的通货紧缩对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已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一是投资虽然保持增长但增长率下降。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其中国有投资增长22%,1999年第一季度国有投资增长22.7%,其后逐月下降,4月18.1%,5月17.6%,6月9.5%。6月以后,虽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投资,但增幅仍低于期望的水平。二是市场需求增长乏力。1999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4%,二季度只增长5.5%,1~9月只增长6.3%,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失业人数激增。由于经济持续低迷,1999年就业形势是近年来最为严峻的一年。据有关资料,1999年需要就业和再就业的城镇劳动力总数为2374万人,绝对数比上年多出440万人,而按照7%的经济增长速度,城镇可提供567万个就业机会,将有1800万人不能就业。除去登记失业的650万人,以及新下岗职工不再就业的,机构改革后参加学习培训的,估计还有900万左右劳动力无法安排就业。四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999年,GDP增长率预计为7.1%,是从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低点。尽管这个数字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但发达国家经济基数大,年增长3~4%,其增长绝对量已相当可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水分较大,不仅无法承受经济负增长,即使年增长率低于7%,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也会变得非常突出,社会矛盾有可能激化。
三、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建议
借鉴国内外宏观政策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必须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收入政策进行治理。
1.财政政策
(1)增加政府支出
近20年来,我国财政收支规模的增长速度,除少数年份外,表现出慢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总体态势,其基本表现是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下降。在当前私人消费与投资不振的情况下,在我国基础设施落后的环境中,我们可以仿效美国30年代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政府的做法,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支出,增大公共项目、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增加政府支出的政策,效果明显、直接。而且,公共支出的增加具有“乘数效应”,政府支出的扩大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公共需求,而且还可以在动态上增加下一轮的收入,政府支出扩张的效应具有持续性和倍增性。另外,以增加政府支出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能有效地增强人们的信心,这在当前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政府增加支出的资金从何而来?增加税收是不可行的,增税是紧缩性政策手段。罗斯福新政抛弃了传统的平衡预算政策,首开和平时期赤字预算的先河,通过大量举债的方法实施各种公共工程和对落后地区进行开发,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同样值得我们借鉴。1998年,我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发行长期国债1000亿元,使当年财政赤字由400多亿上升为960亿元;1999年继续推出长期国债600亿元,使财政赤字由新中国成立以来创记录的1503亿元,大幅上升为1803亿元;2000年财政赤字将进一步增至2000亿元以上。这些数字看上去相当惊人,实际上,1999年中央财政赤字和累计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为1.7%(调整后约2%)和10%,远低于国际公认的3%和60%的警戒线水平。尽管近几年我国逐步扩大了公债发行的规模,但从我国公债占GDP的比重,从人民群众认购公债的热情,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状况,以及从政府进一步扩大公共支出的需要看,继续适度扩大公债规模是可行的。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两次增发国债,已带动1999年经济增长2.5个百分点,今年再发新债应力求“毕其功于一役”,有效地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考虑到“挤出效应”的存在,今后在发行政府公债时,应在结构上允许中央银行认购部分国债,以增加货币供应量,而且对于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中央财政也不必考虑归还本金,只需不断更新。另外,增发政府公债的同时,还可考虑适当允许一部分经济情况较好地区的地方政府发行特定项目的地方政府公债,为地方政府增加公共工程支出提供新的财力来源。
(2)推进税制改革
西方发达国家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频繁地使用减税政策。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税收政策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降低整体税率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个案减免既不利于税收的规范,也无法达到减轻整体税负的目的。但进一步加大税费改革的力度却是必要的。我国的宏观税收负担包括两部分:一是预算内的宏观税收负担即宏观正税;二是政府税外收费(还包括各种摊派、罚款等)。其中,宏观正税10多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但非税收入的增长速度及在GDP中的比重均大于宏观正税。因此税制的改革主要应强调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改革切实减轻企业和农民的非税负担,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为提高城乡市场主体的投资消费能力奠定基础;二是通过消费正税,大力整顿和完善政府的收入机制,认真解决多年来各种行政性收费和预算外资金恶性膨胀、大量蚕食和挤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积弊,为增强国家可支配财力,振兴国家财政,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财政政策的反通货紧缩力度提供必要条件。
另外,从具体的税种来说,税收政策对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也是大有所为的,如个人所得税运用得当可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如果把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就是用富人的钱救济穷人,如下岗职工、贫困地区的农民等,增加这部分人的消费,可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纳入中央财政。目前我国是归入地方税,而西方发达国家均将之纳入中央税收之中。
2.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要与财政政策有机、协调地配合。
(1)扩大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
有经济学家认为,在美国30年代银行业恐慌发生的初期,美联储尚未作为最后贷款人介入市场,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为大萧条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如果美联储不仅是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2月和1931年9月至1932年1月这两个时期,而是能够更早一些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扩张货币供应,就可以成功地避免银行业恐慌和经济衰退。而美国经济从大萧条的复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30年代中后期大量黄金从欧洲流向美国,而美联储没有采取冲销政策,使货币供应量得以快速增长。这些经验教训对我们调整货币政策应有所启迪。
尽管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并不低,但1994年以后增长幅度一直在下降。特别是在较长时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之后,银根紧缩成为经济低迷的因素之一,更应注重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虽然1999年M[,0]、M[,1]有了较大增幅,但前几年银根抽紧的余威犹在。如果没有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的货币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很可能因“挤出效应”而大打折扣,扩大政府支出所多占用的社会储蓄资源,需要扩大货币供应量才不至于影响民间企业增加投资及居民增加消费的资金需求。当然,经济形势好转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还是要以币值稳定为主要目标。
目前我国社会存款主要集中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四大银行又不愿意把国债卖给中央银行,1999年前7个月反而归还中央银行贷款320亿元,而中小金融机构拥有的资金相对于贷款需求却显不足,四大银行成了通货紧缩的主渠道。据人行公布的数据,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增幅比上年的15.5%又降低了3个百分点。因此必须开辟新的方式投放基础货币:一是财政部发行长期国债,要求商业银行购入后转卖给中央银行;二是增加对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的再贷款;三是根据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实际需要,适当增加中央银行贷款,或购入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财政担保债券。
四大国有银行要改进信贷管理办法,对那些产品有市场、生产有效益的企业,银行要积极予以资金支持,对于日趋活跃的中小企业,如果有市场、效益好,即使存在一些风险,也应给予信贷支持。针对目前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银行要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增加对住房、教育和大件商品的贷款。
(2)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
为治理通货紧缩,下调利率是必要的,1998年以来已经四次降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理论上讲,降息一方面能刺激投资需求,另一方面能刺激消费需求,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这并非是由于陷入“流动性陷阱”,而是由于在我国利率形成的非市场化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中介传导机制失灵。现实中,名义利率虽一降再降,但真实利率居高不下,与真实利率脱钩的名义利率下调,不会使微观经济主体调整和修正其经济行为,反映出来就是大众对利率下调反映不灵敏。目前商品的价格约束普遍不存在了,但资金的价格始终没有放开。今后应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放松利率管制,改革中央银行直接调整利率的做法,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情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确定贷款利率。这将有助于风险不同、成长性不同的各类企业,能够按照不同的成本要求满足各自的融通资金需要,解决目前商业银行由于“慎贷”、“惜贷”导致的贷款减少、信贷规模萎缩的情况,同时有利于名义利率与真实利率挂钩,完善货币政策的市场传导机制。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作用,要逐步由直接调控过渡到间接调控,通过贴现窗口和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及公开市场操作来发挥。
3.收入政策
近几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在55%左右,而国外发达国家则在80%以上,我国近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的,但要使经济增长持续下去,消费才是决定性的因素。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如果消费需求增长乏力,那么投资效益就难以保证,最终投资增长也将受到限制。在我国目前市场长期萧条、商品相对过剩的特殊时期,扩大消费需求对于治理通货紧缩的意义不言自明。而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现阶段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要实行积极的收入政策。积极的收入政策就是在未来几年内使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让居民有增加即期消费的实力或基础。
(1)增加居民收入
“九五”以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导致消费不足、市场疲软的一个原因。从人均GDP看,美国为3万美元,我国仅七八百美元;1998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为5425元,农村为2160元,分别只比上年增长5.8%和4.3%(现金收入仅增长1.2%),且增速呈下降趋势。根据研究,城镇居民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城市消费品零售大体增长1.05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品零售大体增长1.8个百分点。增加居民收入是启动消费、治理通货紧缩的当务之急。1999年政府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1999年财政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要继续执行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并加大该政策的落实力度。
增加居民收入的钱从哪来?可通过调整财政预算,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由中央银行发行专项建设性国债来筹集建设性预算资金,这样可以腾出一部分财政支出用于增加收入。现在提高居民收入,是对以往采取的高积累高投资方针的补偿,具有物质基础,只要运转得当,这部分钱是可以解决的。另外,政府应通过对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保护性价格收购、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等手段,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其消费需求。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在居民的未来预期收入下降的同时,医疗、养老、住房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多头并进,使居民对未来的预算支出上升,如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收入的增加也难以使消费需求得以增加,只会使储蓄增加。无疑,建立社会保证基金、住房基金对于稳定经济运行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类基金带有强制储蓄的色彩,缩减了居民即期可支配收入,不利于消费的增长。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考虑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主要增加对失业人员等需救济居民的支出,另外可通过减持国有股股权、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发行长期国债的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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