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鸦片论文,茶叶论文,世纪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茶叶和鸦片贸易对19世纪的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怎样评价这种影响，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关注点也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学者关于鸦片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问题关注较多，关于茶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问题则关注较少。有学者认为，茶叶与鸦片贸易的扩展不仅打破了中国贸易的平衡，而且打破了中国经济的平衡，并进而打破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平衡。①此话可能只说对了一半，即鸦片贸易的确打破了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平衡；而茶叶贸易则不尽然，茶叶贸易尽管量值很高，促进了国内生产和商品结构的改善，但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影响比较有限。茶叶和鸦片共同的作用是促进了19世纪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过在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茶叶贸易是促进作用，鸦片贸易则是促退作用；两相比较，鸦片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本文在研究茶叶和鸦片对清代财政影响的基础上，进而分别探讨茶叶和鸦片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
一、茶叶和鸦片税收对清代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及其比较
1.茶叶税收对清代国家财政的重要性
茶叶税收在清代财政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可以从清代茶法的演变中体现出来。清朝茶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行茶马法，时间在清初至雍正年间，这是明朝茶法的延续。第二阶段即从雍正年间至咸丰年间行茶引法，政府开始重视茶税的征收，起初税率较低，后来逐渐提高。第三阶段从咸丰初年开始征收厘金及茶税，茶叶税负加重。在第一阶段，茶叶主要是作为一种战备物资，茶税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并不明显，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茶税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为政府所重视。
清代茶叶产量增加很快，对国家财政的贡献越来越大。到嘉庆年间(1796-1820)，全国共颁茶引40万道左右。其中浙江最多，共14万引；四川次之，13万余引；安徽再次之，8万余引(皆未计余引)。②按每引配茶114斤计(每引100斤，每千斤准带附茶140斤，即每引准带附茶14斤，以充途中消耗)，合4 560万斤。按每斤纳税1厘2毫5丝计，合57万两。③咸丰年间，因为战乱而使国家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征收茶厘对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困难起了很大作用。茶叶贸易繁荣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也起了重要作用。植茶业发展使地方茶叶贩运日益兴旺，地方政府税收随之增加。1864年，湖广总督官文认为，湖南与湖北两省将近70％的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于商业税收。④1885年前后，清政府在湖北崇阳、咸宁等县和蒲圻县的羊楼岗地方设立茶厘总局，每年收茶厘银达20余万两。⑤可见茶税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
茶叶关税收入对清政府的财政同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茶叶出口量激增，其关税收入对政府财政的贡献越来越大。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817-1833年广州口岸出口的茶叶占出口总货值的60％左右(见表1)。
此后直至鸦片战争前，广州茶叶出口平稳增长，年均达42.3万担，价值1 692万元，约占当时广州出口总值的63％，这还不包括从陆路运往俄罗斯的茶叶。⑥鸦片战争后，直至19世纪中后期，茶叶一直是中国占第一位的出口商品，其出口值在有些年份甚至占中国总出口值的80％以上。在各通商口岸，尤其“南方各省商务，茶为大宗，海上通商以后，每以华茶出口之多寡，定一年商务之盈亏”。⑦但由于其他产品(如丝和丝织品)出口量增加，后期则主要是由于印度和锡兰茶叶的竞争，中国茶叶出口值在全国出口总值中的比例逐渐降到40％-50％；到19世纪最后10年，已降至30％以下；至20世纪初，更降至10％以下(见表2)。
尽管中国茶叶在19世纪后期遭遇激烈竞争而引起出口量值的下降，但总的来看，茶叶在19世纪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全部出口商品所换得的外汇有52.7％得自茶叶，中国全部进口商品所需要的外汇有51％是靠茶叶去支付的。⑧即使英国在对华大量输入鸦片后，中国茶叶出口的优势仍可以使中国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基本能弥补因鸦片进口而造成的大量的白银外流。在1867-1894年，中国仅出口的茶叶价值即大致与进口的鸦片价值相当。1880-1891年，清政府茶叶关税收入总计5 338.9万两，年均449万两，相当于同期海关出口税收的55.4％左右。⑨可见，清政府从茶叶贸易中得到了巨大收益。
2.鸦片税收对清代国家财政的重要性
鸦片对中国经济的危害巨大，鸦片贸易使中国大量财富流失，使本来就已普遍贫困的中国人变得更加贫困，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计。可以这样说，英国人疯狂地向中国推销鸦片，而中国人痴迷于购买和食用鸦片，是19世纪中国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而因鸦片所耗费的财富以及不断的巨额战争赔款，则是清政府财政近乎崩溃的最主要的原因。由此不难理解，清朝的灭亡实乃势所必然。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禁政策，但实际结果却是越禁越多，进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成倍增长，1821-1827年年均9 708箱，1828-1835年年均18 712箱，1836-1839年年均35 445箱。⑩1840-1858年间，鸦片进口虽然并不合法，但《南京条约》中也没有规定鸦片为非法商品，清政府采取基本不干预的政策，结果导致鸦片走私更加猖獗，进口量比鸦片战争前大大增多，仅上海一口输入的鸦片就已接近鸦片战争前全国鸦片进口的总量。以1854-1855年度为例，上海进口货物总值为1 262万两，其中鸦片货值911万两，竟然占到总货值的72％！(11)也就是说，中国茶叶及丝绸等出口商品换得的外汇，一半以上用来购买鸦片，中国的财富就这样流失了。
鸦片关税和厘金收入是清政府财政收入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清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鸦片而亡，可晚期的清政府却又依赖于鸦片而苟延残喘，突出表现为鸦片税收在清政府财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海关税收中最主要的部分。这很有讽刺意味，却也恰恰体现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特征。
清政府鉴于无力阻止鸦片走私，而财政又入不敷出的情况，于1858年在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正式把鸦片作为商品征税，规定每百斤纳银30两，并美其名曰“洋药税”。很显然，清政府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税收。对此，有学者指出，1842年以来的鸦片贸易部分在条约口岸合法进行，部分在条约口岸近海的鸦片趸收点非法进行，清楚地说明此间的鸦片贸易“是无案可稽的走私者—绅士的协议”，“在北京未能以武力遏制外国人和中国人手中的鸦片贸易之后，中国当局别无他途，容忍鸦片贸易，并且从中取得好处”。(12)
从实际情况看，鸦片作为19世纪占中国进口值第一位的商品，鸦片贸易合法化前却在政府财政收入中付之阙如，对国家财政来说的确是巨大的损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支持清政府征收鸦片税，只是说既然清政府无力制止鸦片贸易，则不如堂而皇之征税。这是一个非常苦涩的结果，可除此之外，清政府又能做什么呢？当然，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后果是导致鸦片无限制地大量输入，鸦片税从此成为清朝海关一项最重要的税收。据各海关历年统计，1862年后鸦片关税税收一直维持在100万两以上，1874-1892年则维持在200万两以上，1888年最高达250多万两。(13)
根据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条，除在海关每百斤征收鸦片税30两外，华商运销内地时，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但英国人认为这样对鸦片的倾销非常不利，所以一直反对，尽管中英双方早在1876年就订立了《烟台条约》，但英方为拖延时间，久久不予批准。最后双方妥协，于1885年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制订了新的征收鸦片税厘的办法：鸦片输入中国口岸时，由海关封存，在按照每百斤向海关交纳进口税30两，并纳厘金80两后，就可以运销全国，不需要再交纳其他税厘了。(14)从1887年起，海关开始鸦片税厘并征，即每百斤共征收110两。原来厘金由地方征收，而今收归海关税务司，征收后的厘金归中央财政，这样便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直至清朝灭亡为止，鸦片厘金在清政府财政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每年都在300万两以上，1888年最高达656万多两。(15)
进口鸦片既然已在海关税务司交纳厘金，国产鸦片也仿照这一办法，自1887年起各地鸦片在运经各通商口岸时也实行鸦片税厘并征。从此，鸦片生产大省如四川、云南等地鸦片由各通商口岸运销全国，在重庆、宜昌、蒙自等内地主要海关，鸦片税厘成为其税收最主要的部分。以至于当时重庆海关税务司好博逊感叹说，鸦片税收“足以使本省向来所收一切捐税黯然无色”。(1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开展的许多自强项目或多或少与鸦片税厘有关，甚至就是靠鸦片税厘来建设的。如1877年两广总督报告说，广东机器局正在建造16艘炮舰，已花费的96 860两白银，加上每月支付的薪饷以及各种杂费4 148两，全部取自所收缴的鸦片厘金。这项建造炮舰的计划到1880年时仍在继续，每年要从鸦片厘金中抽取11万两(广东当时鸦片厘金总收入为23万两，其中12万两作为“供奉”上缴朝廷)。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得到批准以高雄和淡水两处鸦片厘金收入支付其海军和其他军事开支。同年，四川机器局从鸦片厘金中抽取67 771两银用于制造机器、步枪、子弹等。(17)可见，鸦片厘金收入已经成为清政府财政支柱。
鸦片在19世纪的中国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它既毒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危害国家利益，可最后它却又成为了清政府赖以生存的一种财富来源，可以说清政府深深地患了鸦片依赖症。这是鸦片流毒在19世纪后期愈演愈烈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清政府中的一些开明人士也曾力主禁烟，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道义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
3.茶叶和鸦片贸易对清代国家财政重要性的比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茶叶和鸦片对于清代国家的重要性，体现在税收的重要性方面。自古以来，中国历代政府财政支出多依赖于土地税，尤其是粮食税。在清代，虽然土地税平稳上升，但它在整个政府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却一直在下降：乾隆时期，土地税占总税收比例为73.5％，至清朝灭亡前夕，这个比例已经降到35.1％。清代增加的一些新税收，比如海关税和厘金，是土地税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18)从收入与支出的比例来看，到了19世纪，清政府的税收并没有显著上升，支出却大大增加了。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屡遭列强侵略，被迫支付越来越多的战争赔款；第二，有识之士力主发展近代工业和军事工业，以图自强，可这些都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无奈之下，清政府必须设法开辟财源，这导致一再加大对茶叶和鸦片海关税及厘金的征收，尤其是主要出口产品茶叶税厘的征收。
从保护民族产业的角度来说，政府应该征收较低的出口税，而征收较高的进口税，这是符合各国贸易惯例的。但在19世纪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出口税一直比进口税高，有的年份(如1872、1885年)居然高出一倍以上，表现出鲜明的半殖民地特征(见表3)。
在最主要的进出口商品即鸦片和茶叶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突出。如1867年，鸦片进口税为6.76％，茶叶出口税则分别为红茶11.40％、绿茶8.6％、砖茶7.35％；1885年，鸦片进口税为7.3％，茶叶出口税分别为红茶9.9％、绿茶11.55％、砖茶12.45％，茶末更高达27.1％至54.2％。(19)从趋势来看，税率都在提高，但茶叶出口税提高更多，而19世纪后期中国茶叶已经面临国际茶叶市场的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只能越来越弱，突出表现为茶叶出口值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例越来越少，下降速度很快：1867年59.67％，1873年50.68％，1883 年45.84％，1893年26.2％。(20)
很明显，对于茶叶这个中国最有希望的产业之一，政府本应大力支持，这样也可以寄望其将来对国家有更多的贡献，但清政府却没有这样的意识；对于鸦片这个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的商品，政府不但应该征收高额税收，更应该下决心禁止，但清政府却将之视为财源，其税率一直比出口茶叶税低。这样一种短视行为，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和长远的危害。
即便如此，列强仍指责中国政府征税太高，要求降低商品进口税。如1840年，英国政府抱怨说，“中国省际货物通过税的税率过分沉重，以致消费英国和其他国家进口货的，实际上就只限于沿海的人，而沿海人民却只是那个庞大帝国人口中的极小部分”。(21)巴麦尊在致全权代表懿律的训令中，指示要求中国取消这些税，至少应该降低。可见，英国对中国内地的广大市场的觊觎之心。清政府在列强的威逼利诱下，给予洋商诸多优惠，各种税率亦降至最低。内地厘卡亦是对洋商礼让三分，而对本国商人进行百般刁难，即所谓“若运货入内地，华商反不如洋商之便宜；因内地厘卡不若洋关之公道，一切商务任从厘卡之横行”。(22)到19世纪后期，洋商在内地远比华商经营便利，其获利亦比华商高。薛福成对此深有感触，他说：
创办厘捐之初，洋商之货亦在各子口抽课，均无异同。迨至咸丰八年十一年订立条约与各口通共章程，始议定洋货、土货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烦，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给予半税单，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其不领税单者，仍应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斯乃格外通融之法，体恤洋商，已无微不至。彼洋商运洋货，以子口半税抵内地厘捐，其获利过于华商远矣。然而商人无厌之求，靡所底止。往岁滇案未结，英国威使复徇奸商之请，藉端要挟，所欲甚奢，日久相持，使立《烟台条约》，定于租界不抽洋货厘金。又洋货运入内地，不分华商、洋商，均可请领半税单，是又格外通融之法，所以优待洋商，流通洋货，至矣尽矣，蔑以加矣。(23)
如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进口商品如煤油、火柴等，实行较低的税率尚情有可原，但如鸦片之类的奢侈消费品甚至是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进口商品，仍然实行极低的税率，则实为祸国殃民之举。更为荒唐的是，中国进口的烟、酒等奢侈消费品，竟然完全免税！对此，郑观应非常感慨，他对中外税制做了比较，批评政府的这种做法不公平：
历考泰西各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六十为率，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美国进口货税值四征三，商虽非之，然不能违抗。亦有不全征税者，盖于轻重之中各寓自便之计。如洋酒、烟卷等物，外洋征税极重，在国中列肆卖烟酒者，尚需纳规领牌。今中西和约，凡进口之吕宋烟、洋酒只充伙食，概不纳税。查中国通商章程第二款，凡有金银、外国等银钱、面、粟、米粉、砂谷、麦饼、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饯、外国衣服、金银首饰、搀银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国烛、烟丝、烟叶、酒、家用船用杂物、行李、纸张、笔、墨、毡毯、铁刀、外国自用药料、玻璃器皿，各物进口，皆准免税。查泰西俱无此例，尤属不公。(24)
清政府这种“抑内护外”的做法，从短期看影响了关税收入，从长远看则压制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茶叶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9世纪中国茶叶贸易获得大发展有多种非常直接的原因，一是欧美茶叶市场需求激增，在中国购买量巨大，中外茶叶商人展开竞争，促进了茶叶市场发展。二是打破了延续多年的广州制度后，通商口岸增多，中外贸易额增加很快，尤其是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所谓“合作”的外交政策，这带来了中西商业关系几十年的稳定。另外，太平天国起义被平定后，国内形势比较稳定，产茶区重新迎来中外茶商，为国内茶叶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条件。事实正是如此，19世纪中叶以后，大批中国茶商和西方茶商代理人从条约口岸到内地直接向农民和生产者收购茶叶，并形成内地收购制度。有学者对这一时期中国的商业化水平评价很高，称“农产品商品化，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内地丝茶收购是它再好不过的证明”。(25)
茶叶贸易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是较为显著的，突出表现在茶叶种植面积增加和茶叶从业人口数量众多等方面。茶叶出口贸易增长导致旧茶区扩大种植面积，新茶区不断被开辟出来，有的地方甚至拔除别的经济作物，改种茶叶。如福建武夷山在1850年代后茶树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在玉山及河口镇一带，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种着大量茶叶，以供外销。上万英亩的土地都种着茶树，而且大部分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开垦和栽种起来的”。(26)在江西，“茶叶昔无近有，皎源西山最盛”。(27)安徽的茶叶种植面积增加更是显著，比如在九江周围，“本埠周围产茶区的发展是很有意味的。距本埠87哩的建德县(Kien-Te，即今安徽秋浦县)，是1861年才开始种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卖价已高”；“五个新产区的茶已经进入了市场，此即距本埠280哩的吉安，距本埠287哩的建昌(Kien-Chong，即永修)，距本埠35哩的瑞昌(Soey Chong)，和九江附近包括庐山山脉的一些地方。福州附近的潭尾街地区(Too Moo Kwan)今年也出产了小种茶(Sou Chong)，供本市销售”。(28)享有盛名的安徽祁门红茶也是肇兴于咸丰年间，为具有传奇色彩的胡元龙所创：
安徽改制红茶，权舆于祁建，而祁建有红茶，实肇始于胡元龙。胡元龙为祁门南乡之贵溪人，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种茶。光绪元二年间，因绿茶销场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本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亲往各乡教导园户，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29)
湖北产茶区以羊楼峒最为知名，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红茶之方法”。不仅大规模种茶，而且茶叶市场兴隆，茶厂林立，光绪初年“红茶贸易极盛，经营茶庄者，年有七八十家，砖茶制造，亦于此时开始”。(30)
茶叶生产、贸易和茶叶制造业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扩大了就业。比如在羊楼峒，“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31)在福建北岭古田罗源等处，年产茶3万多担，“恃此营生者约有一万户之多”；(32)在台湾，同治年间，乌龙茶销路日广，“茶业大兴，岁可值银二百数十万元。厦、汕商人之来者，设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至冬返。贫家妇女拣茶为生，日得二三百钱。台北市况为之一振”。(33)据估计，鸦片战争前，中国植茶农户共有130.25万户，按每户平均5人计，茶农约350万人左右；到1894年，植茶农户增加到234.09万户，茶农650万人左右，半个世纪增加了近一倍。(34)如果再加上采茶季节工、制茶临时工、茶贩、茶号、茶栈职工等，数量应该更多。有学者估计，晚清时期直接投入茶出口产业的人力至少在1 359万以上，这还不包括材料生产、水运、金融等其他辅助部门的从业人员。(35)
以台湾为例，1860-1895年间，台湾的茶叶出口据全岛第一，茶叶从业人口达30多万人，是糖从业者的一倍，这还不包括无法统计的熏制茶叶所用花的种植者，以及将茶叶由产地运送至港口的挑夫、船夫或牛车夫及制船的人等，对解决台湾日益加重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起到了积极作用。(36)
太平天国战乱期间，江南及两湖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中俄恰克图陆路茶叶贸易的繁荣，对江南和两湖农业的恢复和种茶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农业出现了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倾向。尤其是汉口开辟为商埠后，湖南各地茶叶就可以由水路经洞庭湖入长江，然后会集汉口。在“红茶利兴”和方便交通的刺激下，平江县以前种植红薯的山谷间闲地，全部改为种茶；浏阳以前种麻的地方，也改为种茶。其他地方竞相效仿。这样，两湖地区茶叶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1871年，两湖地区茶叶种植面积比10年前增加了50％。(37)因为种茶有利可图，地方官也大力支持农民种茶，如湖北襄阳知县宗景藩编写了《种茶说十条》，广为散发，积极劝导农民种植茶树。种茶面积扩大，茶叶产量提高，茶庄林立，又带动了就业和制茶业的发展。如平江，拣茶者就有几万人；鄂南的崇阳、咸宁、羊楼岗一带也是著名茶区，这里的茶叶一部分由晋商收购并就地设厂加工。俄商则在汉口开办了几家大公司，专门制造砖茶和焙制上等茶，公司经常雇佣当地农民数百乃至上千人。这是中国近代社会中农业借助于商业金融获得发展的实例，是国外茶叶市场开辟带动了地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这种茶叶贸易的繁荣会使国内投资流向发生改变，落后的农业经济可以借此得到改造，并促使茶区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而引起劳动雇佣关系的变化。(38)但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这种市场推动农业发展的成效却并不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茶叶贸易的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国内经济结构。由于茶叶出口量增长迅速，市场需求增加，从而刺激了国内茶叶种植业的发展，茶叶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增加，品种增多。清初全国茶叶产量为235万担，光绪年间增至450万担，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用于出口。随着茶叶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农村中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劳动力比例有所提高，从而改善了生产部门中劳动力的分配，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市场繁荣。(39)
在促进茶商的近代转化方面，茶叶贸易的繁荣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经营茶叶出口贸易茶商的兴起。鸦片战争前，基本上是从事国内贸易的旧式商人。除在恰克图与俄国直接做生意的晋商外，其他经营出口茶的商人只是将茶叶卖给广州十三行，他们自己并不与外商打交道。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到上海，一些“多领洋人本钱”的新兴茶商，“挟重金”来到产茶区，代外国洋行购买茶叶。(40)继之有人开设专门与外商做交易的茶栈，以及加工精致茶的茶厂、茶号，至1870年代，上海已有茶栈几十家。在福州，经营出口业务的茶庄基本取代了原来的“西客”。汉口的情形与福州相似，原来经营输俄茶的“西客”均告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式茶商。九江、武宁、祁门等地也是如此。(41)在新的形势下，这些茶商学会了新的经营方式，取代了传统商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汉口在19世纪60年代成为一个主要的中英贸易口岸。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汉口在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正如罗威廉引用西方观察家们的话说：“如果不是茶叶贸易，实际上没有一个西方人会涉足这个城市。在西方人眼里，茶叶是汉口存在的惟一理由。”这种说法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可见茶叶贸易对于汉口的重要性，所以罗威廉又说：“正是由于茶叶贸易的巨大份额，才使得当地茶叶市场成为西方影响这座城市的主要渠道。因此，茶叶改变了汉口与其区域腹地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并改变了汉口社会精英的结构。”(42)上述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茶叶的确全面拉动了汉口经济增长。有学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茶叶对于汉口经济地位确立的重要性：茶叶催生了汉口的砖茶工业，使汉口成为中国近代砖茶工业的滥觞地；茶叶贸易是导致汉口近代海关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茶叶使汉口金融业发生了质的变化，直接促成了近代银行系统的产生；茶叶在使汉口成为国内乃至国际著名商埠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43)茶叶贸易对汉口经济发展的作用最为明显。至清末，茶叶已经成为汉口市场最大宗的商品，茶叶贸易额超过上海，占到全国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44)
福州的兴起具有传奇性，而且与茶叶贸易密不可分。在《南京条约》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中，福州发展最晚。福州的真正发展开始于1850年代，即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因为上海被小刀会占领，于是茶叶贸易中心迅速转移到福州。可以这样说，福州自从有了繁荣的茶叶贸易后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由于湖南省及中国其他各地的骚乱，茶叶运往广州和上海的内地运输常有中断，福州遂成为收购茶叶的主要商港之一”，福州“作为一个对外贸易地点，正在迅速日臻重要”。(45)当然，从贸易额上来说，有时鸦片要超过茶叶，但显然茶叶贸易对福州更为重要。红茶是福州最为重要的出口货物，1856年福州辟为茶叶外运的正规口岸，茶叶贸易发展更快，“此事为茶叶贸易开辟了一个新纪元”。(46)1856-1860年，福州的茶叶出口一般都占到了全国的40％以上；1859年超过上海出口量的8％，达到46万磅。(47)福州的茶叶出口对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茶叶产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由于茶叶这种商品的特性，茶叶贸易繁荣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茶叶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在整个19世纪，中国茶叶出口数量一直是上升的，但出口值却并未随出口数量的上升而增长。
三、鸦片贸易和生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因为种植罂粟比种植一般粮食作物的利润高3-5倍，市场又有极大需求，因此吸引了很多农民种植罂粟。对于穷苦农民来说，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客观情况也是，农民通过种植罂粟提高了家庭收入。尤其在穷乡僻壤和交通不便利的地区，种植罂粟的经济价值尤其明显。而鸦片贸易和流通，在某种程度上又活跃了市场和城乡经济交流。但是，相对于鸦片的危害来说，鸦片的这点所谓积极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1.鸦片贸易合法化前，鸦片进口逐年增加，不但侵犯中国主权，而且使清政府损失大量税收；鸦片贸易合法后，则导致鸦片进口和消费量激增，更导致了国内大规模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致使全国鸦片泛滥成灾。
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是要强迫中国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南京条约》虽然并未提及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但是事实上英国人争取到了这种权利。英国商人在武力保护下进行的或明或暗的鸦片走私，不仅逃脱了海关关税，而且贸易数量比战前增加很多。以1855-1859年为例，几年间走私进入中国的鸦片每年达61 827箱，(48)以每箱售价500元计，价值达3 091.35万元，即使按照5％的低关税，关税收入亦达154.6万元，可见中国海关税收损失之大。
由于太平天国起义遭受的巨大破坏以及历次列强入侵强加给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原因，清政府面临极度的财政危机；另外，清政府对英国鸦片贩子的走私活动既无力阻止，也不敢正面向英国提出外交交涉。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无奈地承认了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导致鸦片进口数量的急剧增加。1870年代，几乎每年都在6万担以上，1879年达83 051担，(49)直至1890年代，鸦片进口值始终占进口货值的第一位，某些年份甚至将近进口总货值的一半(见下页表4)。
鸦片进口导致的另一个更为恶劣的后果是国内罂粟种植的增多，并继而导致鸦片消费人群的增加。这一点宜另文论述，兹从略。
2.白银和黄金外流，搅乱了中国经济秩序，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直至19世纪初，中国都是一个大量吸收白银的国家。据学者研究，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全世界共生产了38 000吨白银(其中美洲生产30 000吨，日本生产8 000吨)，即使按照最低的估计，减去留在美洲以及在转运过程中流失的部分，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至少有7 000-10 000吨，即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1/4到1/3。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量，高于欧洲、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分别占有的份额。(50)造成贵金属单向流动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19世纪以前300年的中西贸易史上，西方急切地需求中国的商品，而中国却不需要西方的商品，西方商人只能用硬通货主要是白银来购买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贵重商品。因此，“早期中西方的贸易史，主要是一种单向贸易史”。(51)据统计，在18世纪最初60年里，英国输入中国的物品中只有10％是货物，其余都是金银货币，在1721-1740年间，输入中国的金银比例更高达94.9％，(52)货物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是英国人在介入鸦片贸易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中国由白银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的时间在19世纪20年代，众所周知的原因是鸦片走私输入的不断扩大，中国从长期的贸易出超变为入超，白银的流向也由长期流入变为流出。这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预示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总危机即将到来。
中国白银大量出口开始于19世纪初，1818年出口达6 088 679元(约合438余万两)，进口7 369 000元(约合530余万两)。此后几年出口有所减少，但自1825年起，白银出口剧增，而进口减少。1826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本年白银进口骤减至1 841 169元，而出口却增加至4 019 000元，此后逐年攀升，1833年达6 731 615(约合485万两)元。(53)至鸦片战争前夕，随着中国进口鸦片的增长，白银出口也随之上升，这引起了许多官员的警觉，于是有了许乃济著名的《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称“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54)1838年，黄爵滋的奏折更加令人心惊胆战：“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55)上述两折常为人引用，但据学者考证，所言白银外流数字不可信，高得离谱了。在1830年代，中国因支付贸易逆差(主要为购买鸦片)所流出的白银，平均每年在七八百万，合银五六百万两。(56)这个数字和吴承明的估计大体一致，他认为中国在1830-1834年间共流出白银2 383.6万两，19世纪前期(1833年前)共流出2 941.6万两。(57)但即使这样的数量，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已经显现出来。
因支付鸦片款而造成的白银外流，使中国境内流通货币缺乏，银价上涨，“以前收支平衡的局面已经完全倒过来了”。(58)银钱比价失调严重搅乱了国内经济秩序：“向来纹银每两易制钱千文上下，比岁每两易制钱至千三四百文，银价有增无减，非银有偷漏而何？鹾务易盐以钱，而交课以银，盐商赔累甚重，遂致各省盐务俱形疲敝。州县征收钱粮，其赔累亦复相同。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59)鸦片战争后，白银外流日益增多。其原因是，国内鸦片需求量增多，而鸦片交易不是一种合法交易，一般需要立即付清现款，白银是一种最为便利的交易方式，其次才是用茶和丝来交易。“鸦片主要是用现银即纹银支付的，但据报告，现银差不多全部流出了这个国家。”(60)从国外输入的白银越来越少，从中国输出的白银越来越多，输出的白银差不多全部用于购买鸦片。更为糟糕的情况是，向英国输入的茶叶无法增加很多，从而加剧了贸易逆差的扩大。在华经商的外国人担心：“中国人对于这种金银的不断外流，究竟能支持多久，是无法确定的。”(61)银荒也引起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的担忧，“银之漏卮，耗于鸦片……今日银荒，恐数十百年后，百货俱荒，悉入外洋垄断之薮，盖利之所在，不夺不餍”。(62)
在19世纪，不仅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黄金也是大量流出，而此点一般并不为学者关注。这是因为在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金本位制，对黄金的需求大大增加。欧洲对黄金需求量的增加，导致黄金价格上涨，波及中国市场，诱使许多中国人以黄金作为支付手段或将黄金卖出，当然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为了购买鸦片。一般情况是，全国各地的黄金集中到上海，然后“再转运到欧洲。这些地方输送全部所能得到的黄金，并且尽可能快地输送”。(63)
到19世纪末，因为欧洲金本位制建立导致黄金价格上涨，从而使中国黄金流出持续增长；中国则因为银价上涨，而反过来吸引世界各地的白银重新流回中国。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异的现象！ 1890-1894年的5年间，中国白银净输入3 415.9万海关两，约为4 000万盎司，而黄金净输出3 280.9万海关两，以汇率结算平均每年达132.3万镑。(64)
总的来说，黄金是年复一年地持续流出。
由白银和黄金的流动变化，可以完全看出在19世纪的全球化和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始终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在19世纪后期，白银之所以能输往东方，“并不是由于东方国家开扩了新的流通途径，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白银途径已为黄金所阻塞，以致白银泛滥，倾注于白银还可以自由流通之处，从而使这些地方的白银流通量大大超出平日”。(65)白银回流固然缓解了银荒，但其价值已经大打折扣，并造成了今后持久的金荒。当时已经有人看到这种不正常的金银流向对中国所造成的巨大危害：
自通商以来，彼专以金镑炫我，出其余货，易我黄金，致中国黄金贵至三倍。以银易钱，展转贩鬻，制钱日少，钱价日贵，而钱荒矣。金荒之弊国受之，钱荒之弊民受之。惟纹银较前稍多，然不铸银钱，行使不便，价值高下，成色参差，民受其愚，国承其弊，所最便者，蠡吏奸胥之侵渔盘剥耳。(66)
由输出白银到输出黄金，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中国的财富被无情地掠夺了，中国越来越边缘化了。
3.影响其他贸易的正常开展，并使经济状况恶化
在对外贸易方面，鸦片排挤了其他商品，成为进口商品中最主要的部分。1833年，广州一口共进口商品2 849.44万元，其中鸦片为1 374.89万元，占48％。(67)19世纪60-70年代，鸦片进口量值一般都在40％以上。(68)仅从进口商品量值看，清政府通过征收鸦片税厘而使财政收入表面上增加了，但客观上经济状况却大为恶化了，突出表现为随着鸦片进口量的增加，外贸赤字数额也逐年大幅增加。表5所显示的进出口趋势，即贸易逆差与鸦片税厘征收数量成正比，这并非一种巧合。也就是说，清政府鸦片税厘的增加不但没有改善清朝的经济形势，反而使之更加恶化。
鸦片商品量大幅增长同样极大地影响了国内贸易。在许多地方，尤其在通商口岸城市，由于走私鸦片对于现银的长期吸收，这些城市与内地的贸易额显著下降。1894年国产鸦片共值8 450万关两，进口鸦片共值3 429万关两，两项合计11 879万关两，竟等于茶叶、蚕茧和棉花三项商品值之和，成为粮食之外在国内市场上流通价值最大的“农产品”。(69)罂粟种植是一种破坏性的生产，鸦片贸易是一种破坏性的贸易。鸦片商品量的迅速增长，并不能说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从长远来看，这种增长反而是一种极大的破坏。
19世纪后期，随着鸦片产量逐年提高，各地方征收的鸦片税厘也越来越多，这使地方官员受到鼓舞并鼓励农民种植鸦片。鸦片税收的确暂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清政府面临的经济困境，但其危害却是深远的。鸦片进口税提高，迫使鸦片贩子增加进口量，以维持其足够的利润；内地海关税收的提高，则实际是变相鼓励地方政府扩大罂粟种植面积。因此，在鸦片贸易合法化及实行鸦片税厘并征后，鸦片进口的比重虽然逐步下降，1867年鸦片占全国进口总量的46.1％，1877年占41.3％，1887年占27.3％，1894年占20.6％，(70)但国产鸦片产量迅速提高，中国国内市场上的鸦片销量不降反长，吸食人群越来越广，危害越来越严重。
鸦片泛滥还造成了国内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并直接导致了人们购买能力的下降。这一时期中国人口也呈下降趋势，这其中有战乱和灾荒的因素，但鸦片危害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鸦片泛滥使中国国力衰退，人民精神萎靡，经济严重滞后，国际地位更无从谈起。
四、结语
19世纪中国的茶叶和鸦片贸易特别具有可比性，这是因为在本世纪不仅茶叶是中国出口量值最大的商品，鸦片是中国进口量值最大的商品，而且茶叶和鸦片也是中国与世界发生关联的最主要的商品，通过茶叶与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比较，既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程，同时可以充分印证中国近代社会所经历的种种痛苦与磨难。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茶叶贸易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因为从茶叶贸易的客观情形看，直到19世纪中后期以前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甚至是唯一的茶叶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恰恰正是在19世纪，世界茶叶消费迅猛增长，对中国的依赖度加大。然而，中国茶叶出口的迅速增长并未带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步伐，茶叶产量虽有增加，但产值并未相应增加，生产和加工技术也未有明显改进。清政府看重的仅仅是茶叶生产和贸易带来的税收，不仅没有具体措施激励茶叶生产和贸易，还设置种种关卡限制中国茶商的茶叶贸易。这直接导致中国茶叶生产和加工水平低、成本高、茶叶质量下降，促使英国在印度和锡兰等地开辟新茶园。到19世纪后期，国外大茶园迅速崛起，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遂逐步萎缩，中国茶叶贸易由盛转衰，随之而来的是贸易赤字增加，经济形势恶化，危机加剧。因此，茶叶贸易除了暂时给政府带来短期的税收效益以外，对中国经济的成长实在贡献太小。
鸦片见证了19世纪中国经历的苦难。原来作为毒品的鸦片，纯粹是一种舶来品，向中国推销鸦片是英国商人为了解决中英之间巨额贸易赤字而采取的手段。鸦片在19世纪初期即已成为港脚贸易的首位商品，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英国的主要工业品棉纺织品始终无法打进中国市场，这迫使英国商人只能通过三角贸易，即英国的棉纺织品卖到印度，印度的鸦片卖给中国，中国的茶叶出口到英国。正是通过这个完美的三角贸易，英国既卖出了自己的工业品，又得到了国内最急需的商品。第一次中英战争因鸦片问题而爆发，战争结局不仅没能阻止鸦片走私，反而使走私进一步扩大，并最终在第二次中英战争后迫使中国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至19世纪后期，鸦片流毒更加不可遏制，突出表现为吸食鸦片人口增多，罂粟种植遍布全中国，白银流失加剧。鸦片流毒之所以不可遏制，之所以在中国造成如此大的灾难，外在原因是英国把鸦片强加于中国人民，内在原因是鸦片税收比例逐渐增加，成为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到后来，中国政府不仅不能禁止鸦片，反而在客观上鼓励罂粟种植和鸦片加工，致使鸦片流毒在中国愈益深重。
在18和19世纪，成瘾性消费品在全球流行和蔓延，并极大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中与中国有关的两种成瘾性消费品是茶叶和鸦片，正是这两种主要商品使中国卷入了全球化大潮之中。然而，茶叶在西方的命运与鸦片在中国的命运截然不同。英国人通过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不仅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且成为控制东方贸易的主要手段之一；英国人饮茶风气的养成，不仅促进了英国的“勤勉革命”，而且使英国人形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英国工业革命与饮茶盛行的时间几乎重叠，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有学者指出，在以人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时代，茶叶的重要性“犹如非人力机械时代的蒸汽机”，“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茶叶常规供应，英国企业将会倒闭”。(71)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观点可能并不夸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痴迷于鸦片而不能自拔，有学者甚至将19世纪的中国称为“鸦片帝国”，认为鸦片对中国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鸦片在摧毁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彻底摧毁了中国政府。(72)这个说法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事实上正是如此，鸦片贸易不仅耗费了中国的大量财富，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中国人成了真正的“东亚病夫”，更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19世纪的全面危机。
注释：
①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②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92《杂赋·茶课》。
③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7页。
④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
⑤参见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
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91-192、233页。
⑦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务档案丛编》第1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31页。
⑧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78页。
⑨《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6页，转引自周军、赵德馨：《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⑩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39页附表。
(11)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8页。
(12)凯瑟琳·F·布鲁纳、约翰·费正清等编：《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陈绛译，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第8页。
(13)参见汤象龙编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3-116页。
(14)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五款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李圭《鸦片事略》卷下载(1881年)：“嗣覆经总理衙门与威妥玛商办洋药厘并征，在香港设局，每百斤先收正税三十两，带征内地厘金八十两。”(参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43、845页)关于征收鸦片厘金的问题，李鸿章在1874年《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中就已提出，1879年他又建议进口鸦片每百斤抽正税30两，外加征80两，共计110两，入内地不再征税，并建议国产鸦片每百斤征40两。其建议为清政府采纳。
(15)参见汤象龙编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第120页。
(16)好博逊：《重庆海关1891年调查报告》，李孝同译，转引自汤象龙编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第17页。
(17)参见史景迁：《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夏俊霞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第308页。
(18)参见史景迁：《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第225页。
(19)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798页。
(20)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060-1061页“出口商品分类表”。原表将砖茶列入“工业产品类”，本文统计时加入。
(21)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10页。
(22)布李难：《中国商埠情形记》，《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0下。
(23)薛福成：《筹洋刍议·利权二》，《自强学斋治平十议》。
(24)郑观应：《盛世危言·税则》，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4-545页。
(25)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陈潮、陈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4-155页。
(26)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73页。
(27)彭斗山等：同治十年《安义县志》卷1。
(28)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74-1475页。
(29)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页。
(30)戴啸洲：《湖北羊楼峒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5期，第185页，转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第101页。
(31)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中国茶叶研究社社员集体翻译，上海：开明书店，1949年，第165页。
(32)《闽海关税务司汉南申呈总税务司·附呈录查访种茶各节问答》，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访茶叶情形文件》，第88页。
(33)连横：《台湾通史》卷27《农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0页。
(34)有学者根据茶农户数，推算出茶农总人数分别为鸦片战争前651.25万人，1894年1 170.45万人。此种算法有误，因为一般家庭为5口之家，但劳动力一般只有2至3人(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56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9页)。本文取其户数，修正其茶农人数。
(35)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292页。
(36)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社会经济变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48-152页。
(37)参见陈钧：《十九世纪沙俄对两湖茶叶的掠夺》，《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
(38)参见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第161页；庄国土：《鸦片战争前福建外销茶叶生产和经营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9)参见周军、赵德馨：《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第247页。
(40)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83《复李香雪都传》。
(4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227-229页。
(42)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第152-153页。
(43)鲁西奇：《清代汉口茶叶市场研究》，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8页。
(44)参见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
(45)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612页。
(46)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611-612页。
(47)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第321页。
(4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626页。
(49)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59页。
(50)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10页。
(51)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52)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徐梅芬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页。
(53)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254-257页。
(54)许乃济：《许太常奏议》，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神州光国社，1954年，第471页。
(55)黄爵滋：《黄少司寇奏疏》卷5《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1册，第485页。
(56)李伯祥、蔡永贵、鲍正廷：《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1840年的《英国议会文件》也支持这一观点，该文件说：1829-1840年间，中国只进口了白银733万余元，进口的银元、纹银和黄金则高达5 600万元，年均400多万元，比上述估计稍低(参见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8-129页)。
(57)吴承明：《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1年，第286页。
(58)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29页。
(59)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346页。
(60)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519页。
(61)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521页。
(62)夏燮：《中西纪事》卷3《互市档案》。
(63)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066页。
(64)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070页。
(65)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531-532页。
(66)陈炽：《续富国策》卷2《开矿禁铜说》。
(6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68)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058-1059页。
(69)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旧民族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2、307页。
(7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35页。
(71)Alan Macfarlane and Iris Macfarlane,Green Tea:The Empire of Tea,Ebury Press London,2003,pp.179,189.
(72)参见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莎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坠落》，周辉荣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