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消费增长动力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进程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3)12－0054－08
一、引言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供给约束而是消费需求不足。2010年中国迎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推动力转变为以工业经济和城镇经济共同推动的发展方式(王国刚，2013)。如何在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达到长期扩大内需的目的，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成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
目前对中国城镇化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有两大类：一是通过对最终消费率与城镇人口比重代表的城镇化水平进行实证研究。该领域的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着城市化驱动消费机理的现实悖论，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消费率却逐渐下降，消费水平严重地滞后于城镇化水平。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元结构改革滞后制约着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李林杰等，2009；王翔，2010；朱喜群等，2013)。二是研究城镇化水平对消费需求支出的影响。李林杰等(2007)分析了国内消费需求与人口城市化的依存关系，提出人口城市化滞后是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需借助人口城市化促进国内消费需求。
以上研究均采用人口城镇化的指标讨论城镇化与消费总量、最终消费率之间的关系，但用城镇人口比重衡量城镇化是片面的，不能反映城镇化多元的、综合的真实情况以及其对经济发展、消费增长的影响。在已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拟利用信息熵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测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及其系统演变的特征，并从消费结构和消费总量两个角度探讨城镇化水平对消费增长的影响规律，从动力因子的视角深入分析城镇化进程中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健康发展城镇化、促进消费增长提供决策支持。
二、中国城镇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
(一)中国居民消费水平
一些学者将消费率降低归结为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但根据中国1978～2011年的居民恩格尔系数、总投资率与相应年份的最终消费率数据变动的规律易知，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和投资率的提高均会带来消费率的下降。因此，单一从消费率下降判断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上升至1981年的67.1％，并在随后的几年里维持在62％以上。同期，城镇家庭人均恩格尔系数平均为55％，食品支出在居民总支出中占一半的比重，表明当时尚处于经济物质文化仅能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阶段。伴随着物质资源的丰富，居民在食品上的消费额逐年提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使得消费率有较为平稳的小幅度上升。1993～1999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93年的50.3％和58.1％分别下降到1999年的42.1％和52.6％。食物在居民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小。而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上升，衣着等日用必需品的支出比重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上升后呈现出递减趋势。因此，中国消费率总体上呈现出小幅度下降的波动趋势，最低降至1999年的58.1％。从2000年起，中国恩格尔系数进一步大幅减小，全国绝大多数家庭已达到吃穿不愁的生活水平，生活必需品消费总额达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率变得相当困难，所以，消费率均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61.4％下降至2011年的49.1％，平均每年下降2.28％。
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通过投资工业来拉动经济增长。如图1所示，投资率即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在近30多年来一直是跌宕起伏，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从1978年38.2％提升至2011年的48.3％，提高了26.5％。投资的增加也会“挤出”居民的消费，即随着投资率的逐渐上升，消费率在下降。
图1 我国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变化趋势
但据此得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不能促进消费增长反而致使消费率下降的结论是较为片面的，在城镇化进程中还需讨论居民消费的总量和结构。由于消费支出总量的增加一部分来源于通货膨胀的价格上涨，因此应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其平减，以消除其中的价格因素。本文根据以1978年为基期的定基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城市以及农村居民消费者价格①，分别对总消费支出、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以及城乡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平减。
从消费总量上看(图2)，随着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居民消费总量呈快速上升的态势，从1978年的1759.1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29193.85亿元，共增长的16.6倍。而从消费结构上看，居民消费增长主要以城镇居民消费的快速上升为主，且与总的消费增长趋势一致，从1978年的666.7亿元攀升至2011年的21020.21亿元，快速增长了31.5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相对平缓，从1978年的1092.4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6838.07亿元，仅增长了6.3倍。导致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态势悬殊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第一，城镇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26.21％增长到2011年的51.27％，使得农业大国变成中高度城镇化的国家。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农村消费群体逐渐萎缩，城镇居民消费总量骤然上升。第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导致消费支出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见图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人口城镇化、消费习惯的差异、消费市场的差距等带来城乡消费结构的巨大转变(梁媛，余翊华，2013)。
图2 平减后的城乡居民消费总支出
图3 城镇、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二)中国城镇化水平测度
城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指第二、三次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使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学术界常采用城镇人口比重指标法测度城镇化水平，即该地区或国家的城镇人口数占其总人口数的比重，该方法简单易行，但只能测度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的情况，缺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的刻画，不能完整衡量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因此，需要从城镇化涉及的人口、经济、社会和土地四个方面来构建综合城镇化体系。本文借鉴陈明星等(2009)已有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成果设定四个子系统：一是人口城镇化类指标，主要反映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二是经济城镇化类指标，主要反映经济结构的非农化转变；三是土地城镇化类指标，主要反映地域景观的变化过程；四是社会城镇化类指标，主要反映生活方式的变化。
在综合指标体系的测度中，对指标进行赋权的方法有两大类：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为了避免主观性，同时消除极值对系统评价的影响，本文采用了进行标准化改进的熵值法对城镇化系统指标赋权并计算城镇化系统的综合得分。对1989～2011年18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的信息熵、冗余度和权重值见表1。
城镇化综合得分是将整个社会经济中人口、经济、社会和土地的城镇化进程考虑在内的衡量指标，其变化趋势受多种因素影响。利用标准化消除量纲的城镇综合得分与城镇人口比重指标相比较可发现：城镇化综合水平和人口城镇化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其发展进度和转折点却不相同(见图4)，所以使用城镇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刻画中国城镇化发展是不准确的。表2列示了综合城镇化水平得分以及对应年份的城镇人口比重。数据显示：(1)1996年是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一个转折点，可以将1989年以来的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变化进程划分为稳步发展时期(1989～1995年)和快速发展时期(1996～2011年)。前一阶段城镇人口比重从1989年的26.21％上升到1995年的29.04％，年均增长1.72个百分点。而后一个阶段，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城镇人口比重增长速度加快，人口城镇化比重从1996年的30.48％迅速增长到2011年的51.27％。年均增长3.62个百分点，是前一阶段的2.1倍。(2)综合城镇化发展以2000年为转折点。1989～2000年城镇综合水平稳步增加，从1989年的1.91到2000年的2.71，平均每年增长3.25个百分点。进入21世纪后，城镇化综合水平快速增长，从2001年的2.83增长至2011年的4.78，年均增长5.28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是前一阶段的1.62倍。
图4 标准化后的城镇化人口比重与综合城镇化得分比较
标准化后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和城镇人口比重分别在1990年、1998年和2007年相交。利用相交点可以将中国的城镇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0～1998年，综合得分的标准值大于人口比重的标准值，说明城镇化中人口转移因素并不十分明显，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城镇化的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起到很大促进的作用。第二阶段为1999～2007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型，城市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城镇人口大量扩张，人口城镇化进一步推动综合城镇化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社会却无法提供配套的生活保障，出现“民工荒”等人口城镇化滞后的现象。第三阶段为2008年至今，中国提出走健康的城镇化道路，着力于社会、经济和土地的城镇化，城镇化综合得分标准值高于人口比重标准值。
(三)中国消费水平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
中国消费水平与综合城镇化的实际水平有着复杂的关系。首先，中国最终消费率随着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发展而下降。由1989～2011年的中国城镇化综合得分与最终消费率数据的散点图可知二者之间不符合线性关系。通过多种曲线回归，比较其优劣，选择出最佳曲线函数——指数曲线关系：ROC＝
，线性化为lnROC＝α＋β*urban＋ε，其中ROC为最终消费率，urban为城镇化综合水平得分，α和β为待估参数，ε为误差项。回归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I：
调整
是0.878，表明最终消费率差异的87.8％可由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来解释。F值为159.78，P＝0.000＜0.01，说明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最终消费率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呈指数递减的关系，即城镇化综合得分每提高1分，最终消费率就降低0.106个百分点。
其次，中国居民整体消费总量随着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发展而提高。消费率下降并不代表消费需求的总量是下降的。中国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下降至2011年的49.1％，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居民消费总量却从1978年的1759.1亿元上升至2011年的164945.2亿元，增加了93.7倍，说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整体的消费率会由于新进城农民的消费收入比的降低而降低，但整体居民的消费总量是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快速提高的，即综合城镇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总量之间存在长期拉动的趋势。
通过1989～2011年的中国城镇化综合得分(urban)与居民消费总量(C)的数据的散点图与多种曲线回归的优劣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呈指数曲线关系：C＝，线性化为lnC＝α＋β*urban＋ε，其中C为居民消费总量，urban为城镇化综合水平得分，α和β为待估参数，ε为误差项。回归结果见表3的模型Ⅱ：
即城镇化综合得分每提高1分，居民消费总量上升0.949％。消费支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且在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的增加幅度更加明显。
三、城镇化进程中消费增长动力因子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增长与综合城镇化呈指数增长的趋势，而城镇化对消费的驱动因子是多元的，可以借鉴综合城镇化的子系统分类，将多元化促进消费的城镇化要素归为四种城镇化动力因子。其中，人口城镇化动力是指城镇人口结构、密度的变动不断拉动消费的上升；经济城镇化动力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快速增长、提供充分的供给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进而从产品供给和增加消费者可支配收入两方面推动消费增长；社会城镇化动力一方面通过改善生活条件和创造有利消费环境来促进消费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向居民提供充足完善的社会保障，去除消费者对未来生活的担忧，降低预防性储蓄，进而增加当期消费量；土地城镇化动力有利于提高城乡交通运输的便利性与改善消费环境以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表4为熵值法得到的四个城镇化子系统得分，分别衡量了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城镇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由于各种城镇化动力因子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无法直接对居民消费总量进行回归，本文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来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首先做因子分析，提取到主成分，然后计算因子得分(表5)，基于主成分因子对消费总量进行回归，最后根据因子表达式将回归方程换回原来的自变量形式，以分析各方面城镇化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结果见表6。
为了比较四个城镇化因素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相对大小，本文采用标准回归系数。根据因子得分与主成分因子的标准回归系数的乘积，最终建立的总阶段和阶段Ⅰ、Ⅱ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依次如下：
从1989～2011年总进程来分析，由方程(3)可知，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4个动力因子共同作用，推动中国居民消费不断提高。其中，土地城镇化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影响系数是0.2985；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影响系数是0.2867，表明了中国通过土地城镇化、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城镇化模式促进了居民消费；再次是社会城镇化，影响系数0.2759，也是加快居民消费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城镇化推动因子；经济城镇化因子的影响最弱，影响系数仅为0.1277。
从发展阶段来看，在阶段1(1989～1999年)即改革开放初中期，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力从强到弱依次是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见方程(4))。其中，人口城镇化影响系数为0.4025，说明人口快速城镇化是该时期消费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社会城镇化的影响系数最低，说明社会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影响力较弱，究其原因主要是该阶段的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萌芽状态，对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几乎不产生影响，对消费增长影响很小。在阶段Ⅱ(2000～2011年)即从改革开放中期以来，社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影响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见方程(5))，其影响因素分别是0.2990和0.2562，经济城镇化的影响系数为0.1987，较前一阶段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略微加强，而人口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出现弱化，影响系数从上一阶段的0.4025变为0.2308。
在1989～2011年间不同的阶段中，各种城镇化因子对居民消费的关系呈现不同的特点和变化。经济、社会和土地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不断增加，增长的幅度分别为0.020、0.787、0.085；而人口城镇化影响因素呈下降趋势，且降幅较大，达42.7％。其中，变化最为显著的是人口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影响力。人口城镇化从阶段1中最显著的影响因素0.4025降低为第二阶段的影响系数0.2308，但还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因为一方面城镇人口规模快速扩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高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同时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居民消费水平不低于前期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均使得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对消费增长的拉动有显著作用。但在第二个阶段人口城镇化影响系数的变小说明单一的改变城乡人口结构所能带来的消费增长在逐渐减退。同时，社会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快速上升，从阶段Ⅰ的0.1673到阶段Ⅱ的0.2990，这表明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逐渐壮大，单一的强调人口城镇化是无法快速推进居民消费增长的，而加强社会城镇化，强调健康的全面的城镇化，才能够真正地拉动内需，更加凸显对消费增长的促进性。土地城镇化在阶段Ⅰ、Ⅱ对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361和0.2562，表明土地城镇化对消费增长具有持续的增长趋势，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周边配套设施的建立极大地拉动了城乡消费。经济城镇化对消费的影响因素在Ⅰ、Ⅱ阶段分别为0.1948和0.1987，影响力系数持续增强，表明通过加大消费性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保持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缩小城乡、行业收入差距，是促进消费增长的重要保证。
四、结论及建议
城镇化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显著的长期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城镇化综合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呈指数增长的态势，而最终消费率呈指数递减的趋势。(2)四种城镇化因子均对居民消费支出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作用最强的是土地城镇化，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城镇化的作用上升最为显著，人口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则随着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0％而逐渐削弱，经济城镇化的促进作用稳定而持续。
为了扩大内需，中国城镇化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的比重，缩小城乡间、行业间收入水平的差距，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政府公共产品服务的供给。中国目前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比较薄弱，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相对不足，居民的失业、养老保障不足，用于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的负担较重，不仅挤占了用于其他消费项目的支出，而且由于教育和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居民不得不积累大量的预防性储蓄，减少即期消费。因此，增加公共教育经费和公共医疗卫生经费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用于发展性和保障性消费的支出负担，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增加消费能力。第三，扩大消费性投资，加大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城乡基础设施投资，加强城市与农村的道路建设，搞好新建成区和乡村的配套设施建设，如供电、供水、供气项目，大力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满足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强民生工程投资建设，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释放居民对交通、居住等的享受性消费能力。
收稿日期：2013－07－08
注释：
①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定基农村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基期定位1985年，因此本文采用1978～1985年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对其进行调整，得到以1978年为基期的定基农村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